對於自由的評價，幾個世紀以來，甚至幾千年以來一直是爭議不斷，既有支持者和追捧者，也有批評者和貶低者。然而這種分歧並非像有人提出的那樣，主要是地理意義上的。並不是說「亞洲價值觀」——一個當前討論中常用的術語——是專制性的，因此對自由的重要性存疑，而傳統的「歐洲價值觀」都是崇尚自由反對專制的。的確，當代許多「分類主義者」（categorizer）將對於個人自由的信仰視作區分「西方」和「東方」的標準。事實上，這種分類的做法既來自對於「西方文化」獨特性的守護者，也來自「亞洲價值觀」的捍衛者，據稱後者認為紀律高於自由。然而，以這種方式來劃分思想史是缺乏經驗依據的。[1]
在經典的西方著作中，既有自由的支持者也有貶低者（例如亞里士多德和奧古斯丁），在非西方的著作中也是如此（如在第3章中所討論的阿育王與考提利亞）。當然，我們可以去統計不同歷史時期和世界不同地區對於自由思想的論述，並對其頻率加以比較，那樣也許真的會有一些有趣的發現，但是想通過地理上的東西方劃分來看出其在意識形態上對自由支持與否將是不大可能的。
[1] 我在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The Argumentative Indian（London and Delhi：Penguin，and New York：FSG，2005）以及Identity and Violence：The Illusion of Destiny（New York：W.W.Norton&Co.，and London and Delhi：Allen Lane，2006）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考察。也見我的論文「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New Republic，14and2.1July，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