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
2500年前，當年輕的釋迦牟尼——後來被稱作「佛祖」的人——離開他位於喜馬拉雅山麓的王室之家去尋找大徹大悟的時候，他被身邊所發生的死亡、疾病和殘障景象深深震撼，並為此而感到不安。他也為自己所遭遇的無知感到苦惱。儘管他之後對宇宙終極本質的闡釋需要我們更深的思考，但是不難理解其痛苦的原因，特別是人類生活所面臨的剝奪和不安。我們不難看到，對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的理性評價一直圍繞著人類生活而展開。正如在引言和後面所討論的，那正是正理觀視角的核心特徵。這與以規則為核心的正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儘管正理並不是指出人類生活與評價社會如何運行相關的唯一概念。
的確，人類生活的本質多年來一直是社會學者關注的對象。即使一直以來那些經常通過現成的統計數據來反映和評價先進程度的經濟指標，也都是以便於計算的無生命的客體為對象的。例如，國民生產總值（GNP）和國內生產總值（GDP），一直是衡量人類進步的關鍵指標，也是眾多經濟研究關注的焦點。這種視角最終還是只能通過研究這些客體直接或間接地對人類生活產生的影響才能站得住腳，而且是在能夠採用這種方法的範圍之內。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使用直接指標來衡量生活質量，以及人類生活所具有的福利狀況和自由的重要性。[1]
儘管定量測算國民收入方法的開創者的確曾經說明其終極目的在於人類生活的富足，但是受到廣泛關注的卻是其技術方法，而非其終極目標。例如威廉·配第，17世紀國民收入預測的先驅者（他提出了計算國民收入的方法和工具，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收入法」和「支出法」），曾談到他的興趣在於研究「國王的臣民」是否處於「如此糟糕的狀況中，以至於人們不滿」。他繼續對影響人們狀況的各種因素進行了說明，包括「共同安全」（Common Safety）和「每個人的具體幸福」（each Mans particular Happiness）。[2]這種動機卻經常被一些以生活手段為終極研究對象的經濟分析所忽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混淆手段與目的，不去認為收入和富裕具有內生的重要性，而是將其價值定位於它們幫助人們實現了包括良好和有價值的生活在內的某個目標。[5]
儘管經濟富裕與實質自由之間並非沒有聯繫，但是有必要注意到兩者之間經常出現的不一致。在一些非常富裕的國家中，即使那些社會弱勢人群能夠活得足夠長（沒有可預防的疾病以及其他導致過早死亡的原因），他們受到的剝奪程度也與發展中國家相應的人群相差無幾。例如，生活在美國中心城區的非裔美國人，總體上說其長壽的幾率並不比一些貧窮地區——如哥斯達黎加、牙買加、斯里蘭卡或中國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區——的人要高。事實上，往往還會低許多。[3]當然，免於過早死亡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收入的提高（這一點毋庸置疑），但也取決於許多其他因素，尤其是關於社會組織的因素，包括公共衛生、醫療保障、學校教育、社會凝聚力與和諧程度等。[6]（我們是只看生活的手段，還是看人們實際享有的生活本身，這兩者之間有著很大的差別。[4]
在評價自己的生活時，我們不僅有理由對能過上什麼樣的生活發生興趣，而且更有理由關注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間選擇的自由。事實上，作為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有理由珍視決定生活道路的自由。認識到這種自由的重要性，將拓寬我們關注和義務的範圍。我們可以通過這種自由來提高許多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並非是我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的目標（例如，保護瀕臨滅絕的動物物種）的意義。對於環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等訴求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將在對評價人類生活的自由視角進行一般性的考察之後，再回到這一重要問題。
[1] 我最早是在1979年的Tanner Lecture中開始對基於可行能力的方法進行研宄的。這些研究發表於「Equality of What？」in S.McMurrin，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vol.Ⅰ（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and Salt Lake City，UT：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80）。在此後出版的一系列論著中，我都對這種直接的方法進行了探索。見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Amsterdam：North-Holland，1985，and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The Standard of Living，edited by G.Hawthor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f，1999）。也見我與瑪莎？努斯鮑姆共同編撰的文集The Quality of Lif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2] 見威廉·配第的《政治算術》（Political Arithmetick），該書寫於1676年，但出版於1691年，見C.H.Hull（ed.），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9），vol.Ⅰ，p.312。我在1985年的Tanner Lectures中，討論了關於這些早期的國民收入與生活標準的辯論的性質。這與伯納德·威廉斯、約翰·米爾鮑爾（JohnMuellbauer）、拉維·坎波爾（RaviKanbur）和基恩·哈特（Keith Hart）等其他人的評論一起見於The Standard of Living，edited by Geoffrey Hawthor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3] 我在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f，1999）的第1章和第4章，討論了這些和其他與此相關的比較。See also my『The Economics of：Life and Death』，Scientific American，266（1993）；『Demography and Welfare Economics』，Empirica，22（1995）；and『Mortality as an Indicator of Economic Success and Failure』，Economic Journal，108（1998）.
[4] 蘇底爾·阿南德（Sudhir Anand）和馬丁·拉瓦萊昂（Martin Ravallion）對這種區別的政策意義進行了開創性的統計分析，見「HumanDevelopment in Poor Countries：On the Role of Private Incomes and Public Servic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7（1993）。
[5]\"人類發展方法」（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是由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巴基斯坦經濟學家馬赫布卜·烏爾·哈克（Mahbub ul Haq）創立的，他於1998年去世（我從學生時代起就有幸與他成為親密的朋友）。其背後的動機是在現有國際數據所能允許的程度上，從國民生活總值這一基於手段的視角，轉向關注人類生活的某些方面。聯合國從1990年開始定期發佈《人類發展報告》。
[6]除了經常討論到的可行能力方法的應用之外，基於可行能力的推理也可以用於一些較少被涉及的領域，例如，在城市設計和建築學中，關注與實現功能的可行能力相聯繫的自由。羅米·科斯拉（Romi Khosla）與其同事所從事的重要的開創性工作對此予以了闡明，見Romi Khosla and Jane Samuels，Removing Unfreedoms：Citizens as Agents of Change in Urban Development（London：ITDG Publishing，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