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基於後果的觀點總是被看作關注結果（在某些情況下被詮釋為僅僅只關注結果），所以我們在認識阿朱那觀點的同時，比通常更加細緻和批判地考察「結果」這一概念也許是有用的。結果是事務的一種狀態，這種狀態來自我們關注的所有影響決策的因素，例如行為、規則或傾向。儘管不可能對所有的事務狀態都進行「徹底的」描述（如果有必要，我們總是可以透過一個對著事件和行為的放大鏡看到更多的細節），但對於事務狀態的基本認識卻可以包含豐富的信息，並注意到我們認為重要的所有特徵。
沒有特別的理由可以讓我們始終以一種貧乏的語言對事務狀態進行評價。具體地說，事務的狀態，或者在有待考量的選擇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結果，可以包含選擇的過程，而不只是狹隘定義的終極結果。也可以將結果的內容視為包括了所有相關的主體性信息，以及對於眼前的決策問題而言所有重要的個人與非個人關係。
我曾在之前的一本關於決策論與理性選擇的書中提出，「全面結果」（comprehensive outcome）應引起我們特別的重視。這種結果包括了所採取的行為、相關的主體性、所經歷的過程等，以及被視為與過程、主體性和諸多關係無關的簡單結果，我稱之為「終極結果」（culmination outcome）。[1]這種區分對於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理性決策理論和博弈論中的某些問題，都是十分關鍵的。[2]正如已經看到的那樣，在對基於後果的推理進行評價時，這種區分也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後果不僅僅只是一個結局。對全面後果的評價可以是對事務狀態評價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後果評價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
這種區分又如何有助於我們理解阿朱那的推理呢？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在就《梵歌》的內容進行的哲學討論中，通常都將克利須那看作典型的道義論者，即冷酷地專注於義務，而將阿朱那看作典型的後果論者，即將對於行為的評價完全基於行為所導致的後果的好壞。實際上，這兩種看法都是有誤導性的。即使道義論的方法是從義務本身的重要性入手，但它也還是在很大程度上注意到了後果問題。因此，將克利須那淡薄的道德觀念看成是道義論的原型是錯誤的。例如，我們不能通過克利須那這種極端形式的道義論，去理解伊曼努爾·康德的道義論。[3]，很難不將這些觀點看作他整體道德立場的一部分。）克利須那的道義論具有某種純粹的形式，它不僅看到了基於責任的推理的重要性，更在決定是否應採取某種行為時，否定了所有關注，尤其是對於後果的關注。
類似地，阿朱那也不是一個典型的後果論者，即按照對於後果論的狹義理解，只堅持終極結果而忽視其他。相反，阿朱那的道德與政治推理對於全面形式的後果有著深切的關注。正如前面所說，社會現實的概念要求以更廣的角度來看待結果，注意行為、關係與主體性。我們已經討論過，阿朱那對於義務的理解的確包含很豐富的內容，他考慮到他對於自身主體性的責任，也認識到他與這場戰爭的眾多潛在受害者之間的關係（除了他對大規模死亡和屠戮場面的悲痛之外）。這當然要比基於終極結果的後果主義要廣泛。
對於事務狀態的全面認識可以與對社會現實的整體評價結合起來，這是本書所提出的方法的一部分。儘管後果，甚至是終極結果，和其他的關注一樣受到了重視，但這裡並不是要對標準版本的後果主義，即近兩個世紀以來在功利主義學派引領的研究中所出現的範式進行辯護。我們要問的是，如果有的話，那麼從何種意義上說，阿朱那是站在後果主義的立場上，即使那不是原型的後果主義。
[1]引言中討論了終極結果和全面結果之間的區別，這對於本書所採用的研究正義問題的方法相當重要。終極結果不具有全面結果所具有的作用。的確，所謂的實踐理性的後果主義理論的部分問題就在於其傾向於只關注最終結果。關於這個區別的廣泛意義，可見我的論文「Maximization and the Act of Choice」，Econometrica，65（1997）；「Consequential Evaluation and Practical Reason」，Journal of Philosophy，97（2000）；以及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我們用一個關於過程和主體性在評價事務狀態中的作用的簡單例子，來說明決策背景下其中的一個問題。某人可能希望在一個很長的宴會上被分到一個非常舒服的椅子，但並不想在其他人面前跑到椅子跟前。當基於過程的考慮被納入許多決策和博弈時，其結構就會發生改變。
[3]實際上，康德在闡述其基本的道義論立場時，對於後果異乎尋常地關注，可見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1788；translated by L.W.Beck（New York：BobbsMerrill，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