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辯論的進行，阿朱那和克利須那都提出了各自的理由。這可以看作一方持有與後果無關的道義論，和另一方關注後果的評價方式之間的經典對決。阿朱那最終作出了讓步，但這是在克利須那展示其超自然的神性，用以支持自己的言論之後。
但阿朱那真的錯了嗎？我們為什麼只想「向前行進」而不想「永別」呢？為正義的原因而不計後果的信念，就可以凌駕於不想去殺人，包括去殺那些自己懷有感情的人的想法之上嗎？這並不是說阿朱那拒絕戰鬥就一定是對的（除了克利須那關注的理由之外，還有許多理由可以反對阿朱那在戰鬥面前退縮），而是說有許多東西需要權衡，不能僅僅因為不計後果去戰鬥的義務就摒棄阿朱那基於生命的考量。
的確，這是兩種重要立場之間的對立，對每一方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辯護。正如我們在史詩中看到的，拘羅屍陀羅戰役將改變人們的生活。因此關於應該做什麼的決策必須有一個全面和批判性的評估，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答案。將除阿朱那的戰鬥義務之外所有的關注都予以摒棄，而無論發生什麼，這是不計後果的舉措。儘管作為一個宗教文獻，《梵歌》被視為堅定地站在克利須那這邊，但這場對話只是一個宏大故事中的片段，史詩《梵歌》給了雙方很大的空間去進行他們各自的說理。的確，史詩《梵歌》很大程度上是以悲劇告終的，留下了對於死亡和屠戮的悲歎，而且伴隨著正義緣由勝利的是悲痛和哀傷。在這裡不難看到阿朱那深刻懷疑的道理所在。
當奧本海默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美國研究團隊開發出原子彈的科學家，於1945年7月16日目睹了人類設計的第一次核爆炸的驚人威力後，頗有感觸地引用了《梵歌》中克利須那的話（「我變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1]就像克利須那告誡勇士阿朱那，後者肩負為正義而戰鬥的義務一樣，奧本海默這位物理學家，當時也找到了他為正義的一方竭盡所能開發核武器的理由。後來，奧本海默對於他為原子彈研發所作的貢獻產生了質疑，並以過來人的眼光對當年的情況進行了重新的思考：「當你看到某些東西在技術上有甜頭時，會毫不猶豫地去做，而只有在取得了技術上的成功後，你才會為你所做的進行辯護。」[2]儘管存在這種「向前行進」的慾望，但對於奧本海默而言，也有充分的理由去對阿朱那的關注加以思考（而不是只為克利須那的話感到振奮）：善怎麼會源於如此這般的殺戮？為什麼我應該僅僅完成物理學家的義務，而忽視所有其他的後果，包括我自己的行為可能會帶來的痛苦與死亡？[3]
當我們從這裡出發去認識正義的要求時，有必要對阿朱那的推理中三種迥然不同卻又相互聯繫的元素加以區分。在由《梵歌》引發的大量著述中，這三種元素經常被混在一起，但又互不相同，而每一種都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阿朱那推理的核心是，他信奉世界上發生的事件在我們的道德與政治思考中佔有重要和顯著的位置。一個人不能對實際發生的事情熟視無睹，堅持自己不計後果的正義，而完全忽視會出現的情況。阿朱那主張的這一部分，可稱為「現實世界的相關性」，得到了他所注意到的現實世界一個具體部分的印證：人的生命與死亡。無論我們的注意力如何受到其他觀點和說辭的影響，如出於正確行為的嚴格約束，或者為了維護某個王朝或者王國的榮譽（或者如在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所發生的那樣，為了「國家」的勝利），這裡存在一個一般意義上對於生命重要性的關懷。
就引言部分所討論的正義與正理而言，阿朱那的理由肯定偏向正理一邊，而不是自己作為軍事領袖，將進行正義戰鬥的義務置於優先地位的這種正義。這種理由對於我們所說的「社會現實」是極為重要的。[4]在這個框架中，在阿朱那的推理中隨處可見的一個具體理由是，在這種道德與政治評價中，我們不能忽視與具體人類生命相關的事情。阿朱那認識的這一部分，我稱之為「人類生命的意義」。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個人責任。阿朱那認為，如果一個人的決定產生了嚴重後果，那麼這個人必須為他自己的選擇所產生的結果承擔個人責任。責任的問題是阿朱那與克利須那辯論的核心，儘管兩人對於如何看待阿朱那所說的責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阿朱那認為，在決定一個人應該做什麼時，需要考慮其選擇與行為的後果。克利須那則堅持，一個人必須完成自己的義務而無論發生什麼，對義務的規定無須考察其行為的後果。
在政治與道德哲學中，有大量的研究是關於後果評價和基於義務的推理的。這當然也是克利須那極端形式的道義論與阿朱那對於後果的謹慎考量之間的區別之一。這裡需要注意的一點，也是經常被漏掉的一點是，阿朱那並不是否認個人責任重要。他不僅關注好的結果，而且也關注誰去做什麼，具體而言也就是他自己要做什麼，在這裡即指殺戮。因此在阿朱那的推理中，除了對人的生命的關注外，他自己的主體性與對後果的責任也都很重要。需要注意的是，阿朱那並不是一味地關注後果，而不考慮主體的責任。
第三，阿朱那也注意到屠殺的對象，尤其對要屠殺那些他懷有感情的人們，包括他的親人而感到不安。儘管殺戮的本身，尤其是鑒於戰爭的規模，已使他心懷忐忑，但是對自己將要屠殺那些對他尤其重要的人，他的感受還是不一樣的。在這種心情背後，是阿朱那注意到自己與他人在某個具體行為中的關係。這顯然是一種基於位置的關注，可以使人認識到對於他人，如自己的孩子，或自己養大的孩子的特殊責任（第7章「位置、相關性和幻象」對此已有討論）。然而在某些道德背景下，我們可以正確地將與家庭關係和個人感情相聯繫的關係型義務，以及與主體性相關的關注予以排除，例如在官員制定社會政策時。但是我們需要在更廣泛的道德與政治哲學（包括正義理論）中，在對個人責任及其重要性進行思考時，考慮到這些因素。
史詩當然沒有將阿朱那描繪成一個哲學家，而從他在《梵歌》中的表述中也看不到他對自己所關注的事物進行任何精心的辯護。然而令人感到驚奇的是，這些不同的關注都在阿朱那對於結論的闡述中得到了清楚的體現，從而對他的觀點，即自己從戰鬥中退出也許是正確的，構成了支持。在追求正理這一意義上的正義內容時，除了阿朱那基本的人道主義同情外，所有上述的三個方面顯然都具有關聯性。
[1] See Len Giovannitti and Fred Freed，The Decision to Drop the Bomb（London：Methuen，1957）.
[2]See In the Matter of J.Robert Oppenheimer：USAEC Transcript of the Hearing before Personnel Security Board（Washington，DC：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1954）也見海納·基普哈特（Heinar Kipphardt）根據這些素材所寫的劇本In the Matter of J.Robert Oppenheimer，translated by Ruth Speirs（London：Methuen，1967）。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儘管奧本海默引用了克利須那的話，而且他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正義性的信念與克利須那對於阿朱那使命的觀點十分近似，但是克利須那與奧本海默採取的立場不盡相同。克利須那喚起阿朱那作為勇士有去為正義的事業而戰鬥的義務，奧本海默則用更含糊的理由來做一些「技術上有甜頭」的事情。技術上的甜頭是可能與成功地完成科學家的義務相聯繫的，但是與克利須那對阿朱那更直接的告誡相比，這裡的表述含混不清。感謝埃裡克·凱利（Eric Kelly）對這一問題具有啟發性的探討。
[3]正如我在之前的一本書《慣於爭鳴的印度人》（2005）中提到的，當我還是一名高中生時，曾經問自己的梵文老師，是否可以說神聖的克利須那僥倖採用了一種不完整和不令人信服的說辭來告誡阿朱那。老師回答道：「或許你可以這麼說，但是你必須以充分的尊重來這麼說。」許多年以後，我選擇為阿朱那的立場進行辯護，提出——希望帶著充分的尊重——為什麼克利須那所信奉的不計後果的道義論真的相當不令人信服，見「Consequential Evaluation and Practical Reason」，Journal of Philosophy，97（September2000）。
[4]在《梵歌》裡的辯論中，克利須那主要關注的是完成某人義務的基本正義，而阿朱那不僅質疑正義（為什麼我應該殺這麼多人，即使這似乎是我的義務？），也問到戰爭會導致的社會正理（通過濫殺能夠建立一個公正的世界嗎？）。我在這裡想強調的是，雖然在閱讀《梵歌》裡的辯論時，絕大部分的注意力被吸引到關於義務與後果的討論上，但除此之外（以及與此相關的道義論與後果主義的對立），還有其他重要的問題也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出現在這場辯論中，而這些不能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