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部分曾討論過古梵文史詩《摩訶婆羅多》中一段有趣的對話。這段對話發生在拘羅屍陀羅戰役前夕的阿朱那和克利須那之間。阿朱那是史詩中的戰鬥英雄，克利須那是他的朋友和軍師，而拘羅屍陀羅是一個距德裡不遠的地方。這個對話大體上是關於人類的義務，具體而言是阿朱那的義務。在對話中，阿朱那和克利須那的觀點大相逕庭。本章就從研究他們對話所涉及的問題開始。
拘羅屍陀羅戰役是在般度族和俱盧族之間進行的。般度族是正宗的王族，由堅戰王（即阿朱那的大哥和王位的合法繼承人）所領導，俱盧族則是他們的親族，篡奪了王位。在這場史詩般的戰役中，印度北方、西方和東方各個王國的絕大部分王室家族都加入了其中的一方，雙方的作戰軍隊也大都由體格健壯的戰士所組成。阿朱那是般度族人，即正義一方偉大且不可戰勝的勇士。克利須那是阿朱那的御夫，也是神的化身。
阿朱那與克利須那之間的辯論，豐富了史詩的傳說色彩，而且千百年來催生了許多對道德與政治的思考。史詩中對話所在的部分稱為「薄伽梵歌」，或簡稱為「梵歌」。它不僅以辯辭本身的力量打動了許多普通讀者，還吸引了許多宗教界和哲學界人士的關注。
阿朱那與克利須那看到了雙方的軍隊，並思考即將開始的大規模戰鬥。對於是否應該參加戰鬥，阿朱那表示了深深的懷疑。他深信他們是代表正義的一方，這是正義的戰爭，以般度族的實力（也包括阿朱那自身的戰鬥技能與智慧才幹），他們最終必定會贏得這場戰鬥。但阿朱那看到，戰鬥會帶來大量的傷亡。他自己將親手殺死許多人，而且絕大多數參加戰鬥並可能犧牲的人除了同意（通常是由於親戚或其他關係）支持某一方外，並沒有做任何其他應受譴責的事情，阿朱那對此深感不安。如果不考慮他自己在這場即將到來的血腥屠殺中所要扮演的角色，阿朱那的不安一部分源於這片土地上即將發生的悲劇，或者可以稱之為災難，另一部分則來自他對於自己將要殺戮那些與自己有親密關係、自己也懷有感情的人的責任。因此在阿朱那對於自己不想戰鬥的辯解中，既有其所處位置的因素，也有超越這種位置的因素。
阿朱那告訴克利須那他真的不應該去戰鬥和殺戮，也許他們應該讓非正義的俱盧族去統治他們所篡奪的王國，因為這可能是兩種罪惡中比較輕的那一種。克利須那對此表示反對，他的理由主要是，應將完成自己的責任置於優先位置，而無論其後果如何。這在印度宗教和哲學中被不斷地予以討論。的確，隨著克利須那逐漸從一個高貴的般度族擁護者轉變為神的化身，《梵歌》也成為一部具有神學意義的重要文獻。
克利須那認為，無論發生什麼，阿朱那都必須完成他的義務，在這裡他有戰鬥的義務，而無論其結果如何。這是一個正當的理由。作為一名戰士和軍隊所需要的一位將軍，他不能逃避自己的義務。克利須那高調的道義論，包括他圍繞義務和認為與後果無關的推理，對其後千年以來的道德辯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認為，這是向純理性力量的致禮。即使是非暴力運動的倡導者莫罕達斯·甘地，也感到被克利須那關於完成自己的義務而不惜計較後果的言辭所打動（他經常從《梵歌》中引用克利須那所說的話），儘管阿朱那在這裡的義務是去參加武裝戰爭而不是去避免殺死他人，當然這個理由一般是不會打動甘地的。
克利須那的道德立場得到世界上許多哲學與文學評論家的高度讚賞；對於《梵歌》（具體而言，對於克利須那的仰慕）已成為部分歐洲思想文化中一個不斷出現的現象。[3]克裡斯托弗·艾捨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將《梵歌》譯成了英文。[1]艾略特詮釋了克利須那的推理，並將其主要的意思以警句的形式濃縮在詩句中：「不必考慮行動的後果。向前行進吧。不是永別，而是揚帆前行，航海的旅人們。」[2]
[1] In collaboration with Swami Prabhavananda（Madras：Sri Ramakrishna Math，1989）.
[2] T.S.Eliot，『The Dry Salvages』，in Four Quartets（London：Faber&Faber，1944），PP.29-31.
[3]19世紀早期，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將《梵歌》高度讚譽為「在所有現存語言中最美麗，也可能是唯一真正的哲學頌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引用洪堡的話，並指出「每個思想和哲學的流派……都用自己的方式來詮釋（梵歌）」（The Discovery of India（Calcutta：The Signet Press，1946；republished，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1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