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轉向另一個問題。斯坎倫認定合理原則的方法並不需要產生一套唯一的原則，認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許多不同的原則都可以被認為是不可拒絕的，斯坎倫對此並未作出很多解釋。如果他那麼做了，那麼他所稱的「契約論」方法與真正的「契約論」方法之間的對比就會更加明顯。契約論方法，無論是霍布斯的、盧梭的，還是羅爾斯的，都必須引出一個具體的契約。在羅爾斯那裡，他是在「作為公平的正義」下，指定了一套唯一的「公正原則」。的確，其原則的唯一性對於羅爾斯思想的制度基礎十分關鍵，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正如羅爾斯所講述的那樣，這套唯一的要求決定了社會的基本制度結構。制度就建立在對這唯一的一套原則所達成一致的基礎之上，而羅爾斯對於公正社會的描述也正是從這種制度出發，然後再涉及其他特徵的（例如「立法階段」的運作）。如果存在其他不同的原則，從初始狀態中衍生出不同的制度要求，羅爾斯就不能以現在認識到的方式來講述他的故事了。
我在前面的第2章（「羅爾斯及其超越」）中討論過這一問題，當時的注意力放在一個與此相關但是不同的主題上，即假設在羅爾斯的初始狀態中，人們會一致選擇唯一的某套原則，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如果在這種對於公平的分析方法的結尾，還有許多可供選擇的原則，就不會產生羅爾斯用作制度基礎的唯一的社會契約了。
認識到反思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許多有力且正當的理由相當重要。正如前面（引言部分）討論過的，我們有各種不同類型的關於正義的緣由，不可能拒絕所有的緣由，而只留下一套相互之間銜接得天衣無縫的原則。即使一個人有著明確的偏好，這種偏好也會因人而異，因此對於受到其他人重視而且合理的理由，一個人很難完全拒絕。
例如，在引言中討論的三個孩子圍繞長笛進行的爭辯這一問題中，可以說所有三個行為過程都有其合理性，因此即使對其進行仔細的分辨，也難以合理地拒絕其中任何一個。這三個孩子各自合理的緣由都具備「中立」的形式，儘管其側重的理由有所不同。其中一個是基於現實與幸福的重要性，另一個是基於經濟平等的意義，第三個認為有權享用自己的勞動產品。當然，我們最後可以按照其中的某一個來作處理，但是很難說除了這個理由之外其他理由都是「非中立」的，因此必須拒絕。的確，即使是完全公正的法官，不受任何既得利益或個人喜好的左右，也很難在像這裡的幾個不同的理由之間作出判斷。不同的法官最後可能會作出不同的決定，因為這些說法都有中立性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