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否總是——甚至只是——受到理智而不是激情或衝動的引導？如果人們的實際行為並不是按照理性行為的規範進行的，那麼我們怎麼能夠對下面這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作出相同的回答呢？對人們來說怎麼做是理性的？人們實際上會怎麼做？一般而言，我們怎麼能夠希望用同一個答案來回答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呢？難道我們不應該請那些對最大化進行雙重使用的經濟學家——無論通過直接的推理還是通過暗含的假設——對這個問題予以回答嗎？
許多經濟學家的確注意到人們在實際選擇中對於理性的系統性偏離。對此，赫伯特·西蒙率先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解釋。[1]他認為，人們可能無法在所有情況下作出完全理性的選擇，乃是由於人們在尋找和使用完全理性所需要的信息的過程中，不能保持始終的集中、充分的堅定和足夠的警醒。許多經驗研究都表明，人的實際行為可能與其對目標的最大化並不完全一致。例如，卡尼曼（Kahneman）、斯洛維克（Slovik）和特韋爾斯基（Tversky）都提出了有力的證據，表明人們可能沒有充分認識不確定性的本質，而這種不確定性是在根據現有的信息判斷某種情況下的預期結果時可能產生的。[2]
也有可能會出現一種有時被稱為「意志薄弱」（weakness of will）的情況，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引起了很多哲學家的關注，古希臘人稱之為akrasia。某人可能十分清楚應該理性地去做些什麼，卻沒有這麼去做。人們可能暴飲暴食，而他們自己也會認為這是愚蠢的或不理性的，然而他們依然沒能抵制住誘惑。這在經濟學著述中有時被稱為「有限的意志力」（bounded willpower）或「不充分的自製」（insufficient selfcommand）。許多經濟學家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從18世紀的亞當·斯密到當代的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3]這個問題關注的是人們不能按照完全理性的方式行為，注意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但是實際行為的偏離並不意味著我們需要對理性的概念或其要求進行修正。[4]
理性選擇和實際行為之間的關係實際上與經濟學領域中一種長期存在的割裂相關。有些學者認為，人們的實際行為應該服從理性的引導。這一假設總的來講是正確的，其他學者則對這個假設表示高度懷疑。然而對於人類行為基本假設的不同，尤其是對將實際行為看作完全理性的懷疑，並沒有阻止現代經濟學廣泛地使用理性選擇來作為預測方法。這種假設經常在沒有任何說明的情況下被直接採用，而在對其合理性進行某種辯護時，則要麼認為它作為一種總體原則已足夠接近事實（除了一些眾所周知的分歧外），要麼聲稱這種假設對於問題的研究已經足夠，但這些都不是最為真實的描述。
米爾頓·弗裡德曼以極大的熱情提出過這樣一種觀點，即允許除了精確性之外的原因而產生的相對於真實描述的偏離，比如說，只要能用簡單的模型和充分的數據來進行預測就可以接受。[5]弗裡德曼認為，即使是我們所認為的「現實」描述也不應以描述的真實性作為基礎，而應「通過觀察理論是否可行，即是否產生了足夠精確的預測」來判斷。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特別的關於描述現實主義的觀點，已經受到強烈批判，尤其是保羅·薩繆爾森稱之為「F扭曲」（Ftwist）。我不會介入這個爭論或討論其背後的問題，因為這與本書的主題相去甚遠，但我曾在其他地方對這一爭論（及其背後的方法論問題）進行過評價。[6]
在審思實際行為的理性時，也存在一些重要的認識上的問題，這有時使得我們對非理性行為過快地作出判斷。[7]例如，對其他人來說是極其不理性甚至是完全愚蠢的行為，實際上也許並非那麼瘋狂。針對不明智行為作出的判斷有時可能是因為沒有看到某種選擇背後的深層原因，即使這些原因存在並且充分。
承認非理性行為的存在的確十分重要，但是對於非理性的判斷也許比看上去要複雜得多。[8]對於本書而言，重要的並不是「人們總是以理性的方式行事」這一假設，而是認識到人們並非完全不服從理性的要求（即使他們不時地做錯事，或者在每件事上都沒有按照理性的方式行事）。與人們在每個場合都毫無例外地按照理智的要求來行事的能力相比，人們能對其進行回應的理智的思考，其本質對於本書而言更為重要。人們不僅可以在日常的行為中，而且可以在思考更大的問題（如正義的本質和一個可接受的社會特徵）時，進行理智的思考。本書會不斷涉及人們對各種理智思考進行考量和作出反應的能力（其中一些是眾所周知的，另一些則未必）。這些內容不會僅僅因為人們的實際行為與理性選擇並不總是一致而與本書無關。對於本書的研究而言，重要的是這一事實，即人們總體而言是能夠對他們自己與他人的決定進行理智的思考和審思的，這裡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
[1] 赫伯特·西蒙在「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69（1955）和Models of Though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中，詳細研究了有限理性。
[2] See Daniel Kahneman，P.Slovik，and A.Tversky，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See also B.P.Stigum and F.Wenstop（eds），Foundations of Utility and Risk Theory with Applications（Dordrecht：Reidel，1983）；Isaac Levi，Hard Choi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L.Daboni，A.Montesano and M.Lines，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Foundations of Utility and Risk Theory（Dordrecht：Reidel，1986）；Richard Thaler，Quasi-Rational Economic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1）；Daniel McFadden，『Rationality for Economists』，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19（1999）.
[3] See 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1790）；republished and edited by D.D.Raphael and A.L.Macfie（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Thomas Schelling，Choice and Consequen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Chapters3（『The Intimate Contest of Self-Command』）and4（『Ethics，Law and the Exercise of Self-Command』）.
[4] 很多這種偏離都可以歸結為一種理查德？塞勒稱之為「准理性」（quasi-rational）的一般行為模式，見他的Quasi-Rational Economic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1）.
[5] See Milton Friedman，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6] Amartya Sen，『The Discipline of Economics』，Economica，75（November2008）.
[7] On this and related issues，see Donald Davidson，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nd edn，2001）.
[8] 理性的要求和對理性的偏離可能有很多形式。我在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中有多篇文章對此有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