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有趣的案例是男性和女性在患病率與所觀察到的死亡率上的不一致。總體上講，印度女性相對於男性來說在生存上處於劣勢（與亞洲和北非的許多國家一樣，如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和埃及）。在35歲之前的各個年齡段（從出生僅幾個月算起），女性的死亡率都要高於男性。這與從生物學的預期，即在同樣的醫療條件下，女性在同一年齡段的死亡率低於男性恰恰相反。[1]
儘管印度女性有著更高的死亡率，但是她們自我感知的患病率卻往往並不高於男性，有時甚至要低許多。這似乎與女性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以及社會將性別不平等視為「正常」有關。[2]令人高興（我這裡所使用的這個表達，與功利主義者賦予該詞的含義並不相同）的是，婦女對其健康狀況的不滿已經在整個國家層面上普遍上升，這表明從固有位置上對健康狀況好與不好的感知正在消退。我們可以發現，隨著女性受剝奪的問題變得政治化（包括由婦女組織所推動的），在這一問題上的偏見也變得較少了。更好地認識有關婦女健康的問題及其錯誤觀念，極大地減少了（並且在印度的很多地區消除了）死亡的性別差異。[3]
位置客觀性的概念對於理解性別不平等尤為關鍵。家庭往往會在利益與事務的分工上產生衝突或達成一致（集體關係的一個特徵，即「合作衝突」），但和諧的家庭生活要求以默契，而不是直接的談判方式來解決這些衝突。糾纏於這些衝突會被視為反常，因此慣常的行為方式會被看作合法的，甚至合理的。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都存在這樣一種趨勢，即忽視婦女在各個領域所遭受的相對於男性的剝奪。
[1]印度女性的平均壽命最近超過了男性，但是印度長壽女性與男性的比率仍然明顯低於在同等醫療狀況下預期的水平。喀拉拉邦在這個方面也是例外，其女性的平均壽命明顯比男性長（該比值接近歐美地區）。
[2]早先我已討論了以下事實，即在一項對1944年饑荒後的孟加拉的研究中，寡婦幾乎不報告她們「較差的健康」問題，鰥夫則對此有大量的抱怨（見我的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Amsterdam：NorthHolland，1985），Appendix B）。相關問題見我的Resources，Values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以及我與喬斯林·金奇（Jocelyn Kynch）合寫的「Indian Women：Wellbeing and Survival」，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7（1983）。
[3]在印度、中國和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存在「消失的女性」（missing women）這一現象，反映的是與不存在任何性別偏見的情況下應該會有的數量相比，目前「不在那裡」（not there）的婦女數量。由於全世界範圍內在減少死亡的性別偏見這一問題上已經取得了普遍的進步，這種現象應該已經急劇減少了。遺憾的是，出生上的性別偏見（通過對女性胎兒進行基於性別的選擇性流產）這一相對較新的現象已經以另一種面貌出現。這種情況變化在我下面的兩篇文章中有過討論：「Missing Women」，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304（March1992）和「Missing Women Revisited」，British Medical Journal，327（December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