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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位置與契約論的局限

即使羅爾斯的「無知之幕」可以有效地消除焦點人群中不同個人的既得利益與喜好傾向的影響,它依舊未能動用「其他人的眼睛」(the eyes of the rest of mankind)來審視(用斯密的話來說)。要解決這個問題,所需要的就不僅僅是在地方的焦點群體中的「身份罩幕」(identity blackout)。在這一點上,「作為公平的正義」中封閉的中立性的程序設置可以被看作「褊狹的」。

為了避免誤解,我首先要說明一下,這裡所指的是羅爾斯為推出「公正原則」(以及通過該原則得出的「公正制度」)而採用的方法的局限性,我並非指責羅爾斯具有「地域狹隘性」(那當然是荒謬的)。這一質疑只涉及羅爾斯從初始狀態達到「作為公平的正義」所使用的具體策略,而這只是他在政治哲學領域眾多論著的一部分。例如,羅爾斯在對我們的個人偏好、優先排序與正義感進行論述時,對「反思的均衡」必要性的分析就沒有這一局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羅爾斯對亞當·斯密的這一觀點,即對「其他人的眼睛」所看到的事物保持開放的態度,會持贊同而不是拒絕的態度。作為一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對來自不同地方的觀點的興趣是毋庸置疑的。[6]羅爾斯關於「公共思想框架」的重要性,以及需要「客觀地看待我們的社會與我們在其中的位置」的分析[1],事實上都與斯密式的推理非常相似。[4]

但是人為地將其與外界隔離開來的「初始狀態」這個步驟,無助於保證對社會習俗和地方觀念進行充分客觀的審思,這可能會對在初始狀態下選擇哪些規則造成影響。「我們的道德原則與信念在某種程度上是客觀的,因為它們是通過假定(一個)一般性的立場而得出並受到檢驗的。」當羅爾斯說這話的時候,他是在嘗試為進行開放的審思打開一扇門。然而後來,在同一句話中,他又通過要求遵循隔離出來的初始狀態這樣一種程序性的形式,「以及通過評價初始狀態產生的限制對這些原則與信念所構成的支持」[2],而將這扇門關上了。

正是這種「作為公平的正義」的契約論框架,使羅爾斯將初始位置中的思辨限定在一個政治上封閉的,其成員「出生在這個社會裡並在其中生活」的群體中。[5](這裡不僅沒有程序性的障礙來防止地域偏見的影響,也沒有系統性的方式使初始狀態下的反思向全人類開放。這裡的問題是,缺乏某種程序來認真地研究,哪些地方價值觀一旦經過進一步審思,就有可能會是焦點群體中的人們所普遍具有的偏見和成見。

事實上,羅爾斯也注意到了他這種具有地域限制的公正觀的局限性,因為這種公正是某一特定國家或政體的人們所打造的:「在某個時候,一種關於公正的政治構想必須解決民族之間的公正關係,即我所說的萬民法。」羅爾斯後來的著作《萬民法》(1999)確實回答了這個問題。但是「民族之間的公正關係」與需要通過一個中立的程序來開放地審思任何特定的社會或政體的價值觀及實踐,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在缺乏任何程序來保證地方價值觀受到開放審思的情況下,羅爾斯「初始狀態」的封閉性將代價不菲。

羅爾斯「初始狀態」中的「無知之幕」是一個使人們超越其個人既得利益與目標來看待問題的非常有效的辦法,但它對於確保開放地審思地域性的,可能是褊狹的價值觀來說,卻沒有多少作用。從斯密對於超越地域偏見,甚至那些不易覺察的偏執的可能性懷疑中,即「如果我們不離開自己的位置,並以一定的距離來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動機」,我們可以學到一些東西。因此在斯密的程序中,包括了堅持中立性必須是開放的(而不能封閉在地域內)等內容,因為「我們只有通過努力以他人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動機,或以他人可能持有的看法來看待它們,才能做到這一點」[3]。

[1] A Theory of Justice(1971),pp.516-17.

[2] Ibid.,p.517.

[3]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III,1,2,p.110.

[4]正如後面將要談到的,托馬斯·斯坎倫的「契約論」方法,與斯密關於公共理性的結構更相似。斯坎倫的契約論方法與羅爾斯的不同,但保留了斯坎倫所認為的「一種可以追溯到盧梭的社會契約傳統中的核心元素」,即「為了找到一個其他人也可以接受的理由,而彼此均願意調整自己的私人要求」(Scanlon,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1998,p.5)。這裡對於契約推理的討論是基於羅爾斯的理論,並不包括斯坎倫的「契約論」方法,但我在第8章「理性與他人」和第9章「中立緣由的多元性」中將回到這一點。

[5]更加完整的表述是「『作為公平的正義』重塑了社會契約的信條……社會合作的公平條件被認為是參與其中的人所一致同意的,這些人是那些自由且平等的,出生在這個社會裡並在其中生活的公民」(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第23頁)。

[6]1991年,我首次閱讀了羅爾斯《萬民法》一文的初稿,並提出了一些看法。該文後來擴展為專著。作為回應,我於當年4月16日收到了羅爾斯友善和肯定的書面答覆,他在信中寫道:「我對世界社會,或者其可能性,抱有一種開放性的觀念,當然這有多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