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第一個主題——交流與人際理解開始，這也是公共理性的核心問題。我們的語言反映了不同的關注點，而我們的道德評價便是以這些關注點為依據的。儘管這裡存在大量的事實與價值之間的牽連，但維維安·沃爾什（Vivian Walsh）卻敏銳地觀察到，「雖然『事實與價值之間的牽連』是一種凝練的表達，但我們通常要面對的卻是（正如希拉裡·帕特南所清晰闡釋的）三重牽連：事實、習俗與價值」[1]。對習俗的理解影響了我們對社會和道德問題的認識，這一點尤其值得強調。
事實上，正如大約80年前安東尼奧·葛蘭西這位或許是20世紀最具有革新精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被監禁在都靈的法西斯監獄中時，在其著作《獄中來信》（Letters from Prison）中所寫的：「某人在獲得他對世界的理解時，他總是屬於某個特定群體，而這個群體由具有同樣的思考和行動模式的社會元素所構成。我們全都是某種成規的遵循者，總是大眾中的人或集體中的人。」[2]
葛蘭西對牽連和語言規則使用的關注看起來似乎有點離題，但這對當代哲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我曾經在其他地方[3]提到過，葛蘭西思考的方向對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思想的重大轉變起到了間接但又重要的作用。後者由於明顯受到皮耶羅·斯拉法的影響，放棄了要去尋找一種對「圖論意義」（picture theory of meaning）的完整描述，這充分反映在他的《邏輯哲學論》（1921）裡。那種理論認為句子是作為事物狀態的一種圖畫來表現後者的，因此一個論述與其所描述的對象在某種程度上必然具有同樣的邏輯形式。
維特根斯坦1929年1月回到劍橋後（他早先是那裡的學生，與伯特蘭·羅素一起共事），對這種方法合理性的懷疑加深並逐漸成形。在這個轉變中，劍橋經濟學家皮耶羅·斯拉法（與維特根斯坦一樣，他也在三一學院）起了主要作用。斯拉法受安東尼奧·葛蘭西影響很深，並與之緊密合作（他們在葛蘭西創辦的《新秩序》（L』Ordine Nuovo）日報合作過，這是一個思想活躍的刊物，但後來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禁了）。維特根斯坦後來將他的想法向芬蘭傑出的哲學家亨利克·馮·賴特（Henrik von Wright）描述過，說這些對話使他覺得「像一棵被砍斷了所有枝杈的樹」。維特根斯坦的研究通常被分為「早期的維特根斯坦」和「後期的維特根斯坦」，而1929年顯然是這兩個時期的分界線。在他的重要著作《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的前言中，維特根斯坦表達了他對「這所大學的一位教師，斯拉法先生，許多年來一直對我的思想不斷批評」的感謝，並感謝他「對於本書最重要思想的啟發」[4]。
維特根斯坦還告訴他的朋友拉什·裡斯（Rush Rhees，另一位劍橋哲學家），斯拉法教給他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以「人類學方法」來看待哲學問題。[5]《邏輯哲學論》試圖將社會環境中所使用的語言和社會環境分開來看待，而《哲學研究》則強調那些賦予話語特殊意義的習俗和規則。這當然就是維維安·沃爾什所說的「三重牽連」，曾引起葛蘭西和斯拉法的極大興趣。很容易看出，這種視角與後來被稱為「日常語言哲學」（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英美哲學的一個很大領域——之間的關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後期的維特根斯坦」的影響。[6]
葛蘭西強調要使哲學中日常語言的作用顯現出來，並且將這種認識論問題的重要性與他對社會及政治的思考聯繫起來。在關於「哲學研究」的一篇文章中，葛蘭西論述了「一些初步的參照點」（some preliminary points of reference），並大膽地提出「完全有必要打消這樣一種普遍存在的偏見，即認為哲學很奇特也很難，這正是因為它是由某一類專家或專業人士所專門從事的思想活動」。與此相反，葛蘭西認為，「首先必須通過定義可用於所有人的『自發哲學』（spontaneous philosophy）的界限與特點，來指出所有人都是『哲學家』。」那「自發哲學」又包括什麼呢？葛蘭西列舉的第一項內容就是「語言本身，它是那些堅定的觀念和概念，而不僅僅是在語法上毫無內容的詞句的總和」。這與用「人類學方法」（即斯拉法所捍衛的，並傳授給維特根斯坦的東西）看待語言和交流這一觀點的關聯顯而易見，並且它確實是葛蘭西在《獄中來信》裡所要表達的一個重要內容。
[1] Vivian Walsh，『Sen after Putnam』，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15（2003），p.331.
[2] Antonio Gramsci，Letters from Prison，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ynne Lawner（London：Jonathan Cape，1975），p.324.See also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eds），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
[3] Amartya Sen，『Sraffa，Wittgenstein，and Gramsci』，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41（2003）.
[4] 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Oxford：Blackwell，1953，2nd edn，1958）.
[5] 在分析斯拉法和弗洛伊德對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影響的同時，布賴恩？麥吉尼斯（Brian McGuinness）指出了「經濟學家斯拉法的從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觀察事物的方法」對維特根斯坦的影響。See Brian McGuinness（ed.），Wittgenstein and His Times（Oxford：Blackwell，1982），PP.36—9.
[6]也許我在這裡應該作一個簡短的說明，是關於促使維特根斯坦從《邏輯哲學論》的領域轉向《哲學研究》的一個關鍵時刻，這是一則時常為人所傳說的佚事。據說，當維特根斯坦告訴斯拉法，瞭解一項陳述之意義的方法就是看它的邏輯形式，斯拉法用手摸了一下下巴，這明顯是一個表示懷疑的那不勒斯手勢，並問他：「這個邏輯形式是什麼呢？」斯拉法（後來，我有幸先作為學生，後作為同事與同在劍橋三一學院的他熟識）堅持認為，這一傳言即使不完全是虛構的（「我不記得有這樣的事」），也只是個傳聞，而不是真實發生的事（「我經常和維特根斯坦討論，我不需要用手來表達我的意思」）。但這個故事確實非常形象地說明了，在那不勒斯人的世界中，可以通過——並且只能通過——已有的規則和習俗（葛蘭西的圈子曾經稱之為「生命之流」）來解釋用手撫摸下巴這個那不勒斯手勢所傳達出的懷疑（哪怕做出這個手勢的是一個來自比薩，出生於都靈的托斯卡納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