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理智的思考都是黑暗世界中希望與信心的強大源泉。其原因不難理解。即便發現某事令人不快，我們依舊需要審思自身的這種反應，並自問是否應有這種反應，是否應被其左右。理智的思考所關注的是看待和對待他人、其他文化及其他觀點的正確方式，並審思不同的道理，以尋求尊重與包容。我們也應理智思考自身的失誤並避免重蹈覆轍，正如日本優秀作家大江健三郎那樣，他希望日本能在認識自身的領土侵略歷史的基礎上，保持「民主理念，並堅持永不訴諸侵略的信念」。[2]
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通過思考來辨別那些本無傷害他人之意，實際上卻造成了這種後果的行為。例如，如果錯誤地認為不增加糧食供給饑荒就無可避免，那麼由於增加糧食供給難以迅速實現，災禍就有可能不斷上演。上百萬人可能會由於不理智的宿命思想和故作鎮定地假裝尊重現實與常識而不採取行動，甚至死於非命。[3]其實，饑荒是容易控制的，部分原因在於饑荒一般只波及一小部分人（很少超過5％，幾乎不會超過10％），並且可以採取一些臨時性措施，比如創造緊急就業機會，以使災民獲得臨時的收入去購買食物，來重新分配現有的糧食儲備。誠然，食物越多事情就越好辦（有助於食物的公共分配，而且市場上食物充足也能保證價格穩定），但這並不是一項救助饑荒的絕對必需的措施（常被視為理所當然以及在需要緊急救援時不作為的理由）。由於在災難中失去所有收入是人們餓死的主要原因，因此可以通過提高這些人群的購買力，對食品供給採取較小規模的再分配，以避免有人餓死。[4]
再來看另一個終於開始得到應有重視的例子，那就是對自然環境的忽視與破壞。日漸明朗的是，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也是一個與人類行為的負面效果緊密相連的問題，但該問題並非源自當代人對後代人的傷害之意，或對後代人利益的刻意漠視。由於缺乏理智的思考與行動，我們目前仍未對環境採取足夠的保護措施，對保障優質生活持續性的要求也缺乏足夠的重視。為了防止人的無知或漠視而導致的災禍，我們需要批判性的審思，而非僅僅對他人心存善意。[1].針對這一主題，目前已有大量著述，以及一些辯論。很早就有一些研究關注人類對於環境惡化所應負的責任。馬克？薩戈夫（Mark Sagoff）的著作The Economy of the Earth Philosophy，Law and the Environ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對這方面的早期著述作了深刻評述。）
由此看來，理智的思考對我們是有益的，而不是一種威脅。但那些認為「依賴理智是有問題的」的人為何會持相反的觀點呢？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對依賴理智持批評態度的人有可能是因為考慮到了如下的情況，即有些人會過分信賴自己的理智，而忽略了與之相左的觀點以及可能導致不同結論的論據。這也許就是格洛弗所真正擔心的。事實上，有這種擔心也是很正常的。但問題的根源顯然是草率且失當的自信，而並不是理智思考本身。針對不當理智的改進方法在於更好的理智。實際上，這一轉變的過程也是理智審思的任務。此外，在某些啟蒙思想家的觀點中，對需要審慎斟酌這一點可能也未給予足夠的強調，但我們實在很難因此將一切責難都歸咎於啟蒙思想，或者質疑理智在公正行為或合理的社會政策中所起的作用。
[1] See particularly Nicholas Stern，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The Stern Revie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2]（Kenzaburo Oe，Japan，the Ambiguous，and Myself（Tykyo and New York：Kodansha International，1995），pp.118-119See also Onuma Yasuaki，『Japanese War Guilt and Postwar Responsibilities of Japan』，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2002）類似地，在戰後的德國，從過往的錯誤，尤其是納粹時期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已成為當代德國首先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3]我在Pov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和在與讓·德雷茲（Jean Dreze）合著的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中探討過饑荒的原因以及預防饑荒的必要政策。這說明的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即錯誤的理論會導致致命的後果。關於這一點，見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f and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9）and Sabina Alkire，「Development：A.Misconceived Theory Can Kill」，in Christopher W.Morris（ed），Amartya S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See also Cormac Grada，Famine：A Short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4]進一步而言，既然絕大多數饑荒受難者經常罹患或死於常規疾病（由於饑荒蔓延導致虛弱無力與疾病傳播），那麼衛生保健和醫療設施應大有用武之地。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中超過五分之四的死亡人數直接與該地區的常見疾病有關，而單純餓死的人數不到總數的五分之一（見本人的Poverty and Famin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中的附錄D）。在其他饑荒中也能看到類似現象。尤其請見Alex de Waal，Famine that Kills：Darfur，Sudan，1984.1985（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也見其Famine Crimes：Politics and the Disaster Relief Industry in Africa（London：African R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1997）。我在The Oxford Textbook of Medici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的「人類災難」（Human Disasters）這一條目中，對這一問題已有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