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那些傾向於將公正視為正義而非正理的人怎麼來描述這種區別，他們都會有某種憂慮，即專注於社會現實是否會容易忽略包括個體義務與責任在內的社會過程。我們可能做了正確的事，但並不一定能成功。或者說，出現一種好的結果可能不一定是因為我們的努力，而是出於其他一些原因，甚至是偶然性，而我們卻誤以為正義得到了彰顯。僅僅關注現實而完全忽略過程、付出及行為顯然是不夠的。強調義務和道義論所關注的其他要素的哲學家尤其可能會認為，制度與現實之間的區別跟以前的道義論與後果論之間的區別十分相似。
這種擔憂並非沒有道理，但我認為是沒有必要的。對現實的全面界定本就應該包括導致最終狀態的完整過程。十多年前，我發表在《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上的一篇文章，將之稱為包含相關過程的「全面結果」（comprehensive outcome），需要將它與「終極結果」（culmination outcome）區分開來。[1]舉例而言，武斷地拘捕某人並非只是簡單地捕獲與拘留該人，它就是字面上所說的，武斷地拘捕了人。與此相類似的是，我們不能因為完全著眼於後果，而忽略人的能動作用。例如，人們因為不可控的情況而餓死和由於有人蓄意而為導致的餓死是有根本區別的（儘管兩者都是悲劇性的，但它們和正義的關聯不一樣）。或者舉另一個例子來說，如果某位總統候選人準備在競選中表示，重要的不是贏得這場選舉，而是公平地贏得這場選舉，那麼其所追求的結果其實就是全面的結果。
再來看一個不同類型的例子。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中的「薄伽梵歌」（Bhagavadgita，或簡稱「梵歌」（Gita）），講述了在某次重要戰役的前夜，而該決戰是《摩訶婆羅多》的重頭戲，萬夫莫敵的勇士阿朱那對領導這次勢必會導致無數殺戮的戰役表達了深深的懷疑。他的軍師克利須那告訴他，他必須忠於職責，也就是不顧一切地去戰鬥。這場著名的辯論常常被解讀為道義論與後果論之爭。道義論者克利須那勸誡阿朱那要履行自己的職責，堅定的後果論者阿朱那則為戰爭可怕的後果而感到憂慮。
至少從宗教的角度上看，克利須那對於職責要求的尊崇理應使他贏得這場辯論。事實上，《梵歌》已成為印度哲學中一部極具宗教價值的論著，它關注的是「打消」阿朱那的困惑。克利須那的道德立場也得到了世界各地許多哲學和文學評論者的支持。T.S.艾略特在《四季》（Four Quartets）中就曾以格言的形式總結了克利須那的觀點：「不必考慮行動的後果，向前行進吧。」為了使我們不至於錯解其意思，艾略特闡釋道：「不是永別，而是揚帆前行，航海的旅人們。」[2]我在其他地方（《慣於爭鳴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n））曾談到，如果我們跳出《梵歌》末尾部分辯論的局限，來看該書前面部分中阿朱那的言論，或者從整體上來把握《梵歌》，則克利須那視角的局限性十分明顯。[3]事實上，在《梵歌》的結尾處，當「正義戰爭」獲得勝利後，滿目瘡痍，到處可見焚燒屍體的火焰，女人們在為至親的離世而哭泣。看到這裡，恐怕很難再認為阿朱那更為全面的觀點必然會輸給克利須那了，可能也會有「永別」，而不只是「前行」的感覺。
儘管從廣義上看，上述對比可被視為一種後果論與道義論之間的區別，但這裡重要的是必須超越這一簡單的對比，去進一步考察為什麼阿朱那要努力避免永別的情景。阿朱那所關注的並不僅僅在於，如果他帶領手下為正義而戰，將會產生很多殺戮。當然那也是他關注的一部分內容，但在《梵歌》前面的部分，阿朱那還表達了這樣的憂慮，即在這樣一場家族兩派之間的戰鬥中，他本人也將殺人無數，而被殺的人中很多都會是他的親友，同時還會有許多雙方都熟識的其他人。事實上，阿朱那真正擔憂的遠遠不僅是似乎與過程無關的戰爭結果。要恰當理解社會結果，即正理正義觀的核心，也必須將過程納入全面的考慮範圍。[4]我們不能認為社會現實視角是一種狹隘後果論，忽略了道義所關注的問題，而對其不予考慮。
[1] Amartya Sen，『Maximization and the Act of Choice』，Econometrica，65（1997）
[2] T.S.Eliot，『The Dry Salvages』in Four Quartets（London：Faber and Faber，1944），pp.29-31
[3] Amartya Sen，The Argumentative Indian（London and Delhi：Penguin，2005）.
[4] 我將在第10章「現實、後果與主體性」中重新談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