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絕對公正社會中的中立制度設計的唯一性，其根本問題在於，多種各不相同但都具有中立性的正義理由均可能站得住腳。下面舉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在這個例子中，讀者可以思考一下，究竟哪個小孩——安妮、鮑勃還是卡拉——應該得到那支被他們爭來搶去的長笛。安妮說，她應該得到長笛，因為三個人中只有她會吹奏（其他人對此並未否認），而唯一會吹奏的人卻得不到長笛是非常不公正的。如果只聽到這裡，那麼將長笛給安妮無疑具有十分充足的理由。
設想另一個場景，此時由鮑勃發言。鮑勃認為，他是三個人中最貧窮的，沒有自己的玩具，而長笛恰能成為他玩的東西（其他兩位承認自己更富裕且有很多好玩的東西）。如果你只聽到鮑勃的這番話，那麼將長笛給鮑勃的理由也是很充分的。
在第三個場景中，卡拉開口了。她爭辯說，自己一個人辛苦了好幾個月才製作了這支長笛（其他兩人承認這一點），但她剛剛製作完就抱怨道：「就在那時，這些掠奪者要從我手裡搶走它。」如果只聽到卡拉的這番話，你極有可能認為，長笛這件由她自己製作的物件，給她才是合情合理的。
聽完上述三個人各不相同的理由，要作出決定真是一件難事。不同學派的理論家，如功利主義者、經濟平等主義者，以及務實的自由主義者，可能都會認為公正的解決方案一目瞭然，但是他們各自認為正確的方案幾乎肯定是各不相同的。
致力於縮小經濟收入差距的經濟平等主義者往往會選擇支持最窮的鮑勃，而長笛的製造者卡拉會得到自由主義者的同情。享樂主義功利論者可能會面臨最難的抉擇，但他會比自由主義者和經濟平等主義者更看重安妮的愉悅，因為安妮是唯一會吹奏長笛的人（有一個成語叫「儉以防匱」）。然而功利主義者也可能會看到，鮑勃相對貧窮的狀況會使他從得到長笛中獲得更大的喜悅。卡拉獲得自己製作的物品的「權利」也許不會得到效用論者的立即支持，但是沿著這一思路進一步反思我們也許會發現，工作激勵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需要通過讓人們擁有自己獨立創造的東西，來建設一個可以不斷維持和鼓勵效用產生的社會。[2]
自由主義者支持卡拉的理由與上述功利主義者所依據的工作激勵效應不大一樣，他們認為人們有權擁有自己製造出來的東西。在勞動成果擁有權這一點上，右翼自由主義者和左翼馬克思主義者（無論他們是多麼格格不入）的觀點是一致的。[3]
這個例子說明的是，對於基於追求自我實現、消除貧困，或享受自己勞動成果的訴求，我們不能輕易地認為其中哪一種是沒有根據的，每種觀點都有嚴肅的支持理由。如果對其認真考量，我們的確很難確定應採用哪種觀點。[4]
我還想提醒讀者注意的是，很明顯，三個小孩的不同理由並不代表他們在對於何為個人利益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對這三人而言，得到長笛都會使自己獲得利益，他們各自的陳述也都表明了這一點），而只是在關於資源分配的原則上存在分歧。他們的不同理由也涉及應該如何進行社會安排，應該選擇哪些社會制度，以及通過這些將會得到什麼樣的社會結果等問題。總之，這並不僅僅只是三人既得利益的差異（當然，這差異的確存在），而是這三種觀點各自都指向一種不同的中立與合理的緣由。
以上討論不僅適用於羅爾斯主義「初始狀態」中的公平問題，也適用於其他中立性的要求，比如托馬斯·斯坎倫（Thomas Scanlon）所提出的，即我們的原則應滿足「他人無法合理地拒絕」這一要求。[1]正如之前提到過的，不同學派的理論家，如實用主義者、經濟平等主義者、勞動成果權理論者和務實的自由主義者，各自都可能認為存在一種顯而易見的、直截了當的公正解決方案，但他們會為彼此不同的解決方案而爭執不下。事實上，也許並不存在能使所有人都認為中立且表示贊同的絕對公正的社會安排。
[1] See Thomas Scanlon,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當然，在這個簡單的例子中，誰生產什麼一目瞭然。這是因為這支長笛只是由卡拉一個人製作的。當牽涉到多種生產要素（包括非勞動力資源）時，這種分析就會有問題。
[3]巧的是，卡爾·馬克思本人後來對「勞動支配權」相當懷疑。他認為這是一種「資產階級權利」，最終應被「按需分配」所取代。他在其最後的力作《哥達綱領批判》（1875）中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有力的闡釋。我在On Economic Inequa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73，Chapter4）中對這兩者之間區別的重要性進行了討論。See also G.A.Cohen，History，Labour and Freedom：Themes from Marx（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
[4]正如伯納德·威廉斯所言：「未必一定要去消除分歧。」事實上，分歧「可以是我們與他人之間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構成特點，根據對於『分歧是如何產生的』的最佳解釋，這也可看作一種必然」（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London：Fontana，1985），p.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