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德—阿得裡安·愛爾維修生於1715年，祖上是德意志人，家族原姓Schweitzer，愛爾維修（Helvetius）是它的拉丁文拼寫形式。他的父親是法國王后的御醫，他本人是一位富有的和有天分的青年，通過他父親以及其他關係，他得到當時一些最有才智和最有情趣的人物，如伏爾泰、孟德斯鳩和豐特奈爾的資助，並與他們結下了友情。在職業上，他當過總包稅人；這就是說，他在法國的財政管理中發揮過非常突出的作用，他在這個位子上撈取了豐厚的利益。他性情和藹可親，有許多忠心的朋友。在他那個時代，他成為後來所說的啟蒙運動的一位思想領袖。他的主要著作是《論精神》（De l』esprit）。這部著作於1758年出版，結果人們發現，它的無神論思想竟然如此嚴重，這本書如此異端，遭到了教會和國家兩方面的譴責，被劊子手當眾焚燬。他只好將它收回，而且不少於三次。雖說他屈從了當局，答應了他妻子和岳母的祈求——她們對發生的這一切深感不安，不過，他顯然不肯改變他的觀點。當他的第二本著作《論人》（De l』homme）在他死後於1777年出版之時，人們發現，這本書裡包含了完全相同或者說幾乎完全相同的褻瀆宗教的學說。
愛爾維修在當時是聞名遐邇的人物。他曾到國外旅行；英王喬治二世和德意志的腓特烈大帝都曾盛情接待，他被視為當時這場新的啟蒙運動的一位偉大領導人而備受崇敬。他畢生追求的目標是：尋找一種原則，用它規定道德的基礎，真正來回答如何建立社會、人如何生活以及人應當何去何從等問題，它應當具有牛頓在物理學領域所享有的同樣的權威性。愛爾維修還認為，他已經發現了這條原則，因而自認為是一門偉大新科學的創立者，借助於這門科學，他最終平息了這場道德和政治大混亂。簡言之，他自認為是政治學領域的牛頓。
以這種方式提出問題實屬天經地義。讓我從孔多塞的著作中引用幾段文字，此人是持有左翼觀點的一位激進的百科全書派，他出生比愛爾維修略晚，他在法國大革命的最後一年死在巴黎羅伯斯庇爾的監獄中。
當一個人在思考道德科學性質的時候[當然他也用道德科學表示政治學]，實在無法迴避這一結論，即，由於同自然科學一樣，它們依賴觀察事實，它們應當遵循同樣的方法，具有一套同樣準確和精密的語言，從而達到同樣程度的確定性。假如有一個與我們人類迥異的物種，他著手研究我們，他就會發現，這兩項研究沒有區別，他考察人類社會就像我們考察蜜蜂的社會和海狸的社會一樣。
他還說：
正像數學和物理學完善了滿足我們簡單需要的技巧一樣，道德科學和政治科學的進步應當對支配我們的行動和情感的動機產生同樣的影響，難道這不是同一自然秩序的組成部分嗎？
如何才能做得到呢？霍爾巴赫，知識大百科全書的另一位作者，是這樣說的：「道德是研究人的精神、意志和行為之間關係的科學，就好像幾何學是研究天體之間關係的科學一樣。」什麼是倫理學的幾何學？什麼是政治學的幾何學？我們怎樣才能從這些科學當中歸納出與物理學和幾何學程度相同的確定性和明晰性？愛爾維修自以為發現了答案。允許我引述他說的一段話。在上帝與人對話的過程中（因為愛爾維修不信上帝是出了名的，這只是一個寓言），他讓上帝對人類說：
我賦予你們感受力。單憑借這一點，你們這些盲從於我的意志的工具，是無法摸透我的目的的，你們一定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履行我的目的的。我讓你們痛苦，讓你們快樂；痛苦和快樂將守衛你們的思想和行動，激發你們的惡感、友情、傷感、快樂，燃起你們的慾望、恐懼、希望之火，向你們顯示真理，讓你們犯錯誤，使你們產生形形色色的荒唐的道德和司法制度之後，將來有一天再向你們揭露一些簡單的原則，道德世界的秩序和幸福取決於這些簡單原則的發展。
難道這不是對功利主義原則最早的清晰闡述嗎？
根據這一原則，人類唯一想得到的就是快樂，人類唯一想避免的便是痛苦。追求快樂和避免痛苦，事實上，是影響人類的唯一動機，就像人們所說的重力作用和其他物理學原理對無生命物體的作用一樣。最終我們發現了這條核心原理。如果你想知道究竟是什麼東西使人類成為現在這個樣子，使他們呈現出這樣的特徵，使他們如此行事，使他們產生愛和恨、激情和思想、希望和恐懼，它便是這種有意或無意對快樂的追求，對痛苦的迴避。
這個發現著實令愛爾維修興奮不已，因為他認為它確實為他提供了生活的全部答案。它不僅向他解答了人類行為的原因，而且似乎向他提供了以下問題的答案：「人的正確目標是什麼？」因為，假如人類只渴望快樂和避免幸福，那麼，建議他們渴望他們無法渴望的東西，豈不是荒唐之舉。如果說讓樹變成桌子或讓石頭變成河流是很可笑的一件事，那麼，請人類去追求他們在心理上不能去追求的東西，不也同樣可笑嗎？他們受到兩股力量的限制——喜歡快樂和憎恨痛苦，假如這是事實的話，那麼，假如他們順利地、有效地和永不停息地繼續追求快樂的話，他們豈不是很幸福。
於是出現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人類不幸福？為什麼世上會有這麼多苦難、不公、無能、無效、殘酷、專制？」答案是，因為人們還不知道如何獲得快樂，如何避免痛苦。他們對此茫然無知，因為他們一直很愚昧，還有，他們一直飽受恐懼。他們一直昏聵愚昧和飽受恐懼，不是因為他們天生即非善類和明智之輩，而是因為，統治者過去一直不讓他們治下的大多數人知道如何正確發揮天性的功能。這是統治者有意施展的伎倆，是國王、軍人和教士，還有18世紀受到啟蒙的人們所強烈譴責的其他權威人物所玩弄的伎倆，統治者念念不忘讓臣民蒙昧無知，這是因為，如果不如此行事，他們的統治所造成的不公正、專斷、道德敗壞、無理性就很容易大白於天下。所以說，自從人類出現以來，少數人用以對付多數人的一個陰謀早就被策劃出來，而且延續不斷。因為，不這麼辦，極少數人就無法讓大多數人臣服。
人天生就有追求幸福、美德、真理的權利。這三種事物是並行不悖的，阻礙人們追求這三件事物的是：其他人的鬼蜮伎倆，他們自己的軟弱天性、他們的蒙昧無知，還有這種可治療的思想疾病。因此，哲學家的首要義務便是，利用一種社會衛生學去治療這些很容易治好的疾病。
倫理學是一門技術，因為所有的結果都已經給出。要是你發出疑問：「我們為何應當如此行事？」答案是：「天性使然，我們捨此別無他途。」假如結果已經給出，就無需深入探究了。專家或哲學家唯一的任務便是創造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人們以最小的痛苦，最有效、最省時、最便捷的方式去獲取他們只能去追求的結果。愛爾維修所說的相當於這些。他說，哲學家實際上是大廈的建築師（他指的是建造者）。計劃已經擺在那裡，因為它可見於人的天性之中；這項計劃的內容就是追求快樂和避免痛苦。
「重農學派」哲學家，是18世紀主要經濟學家，他們說過類似的話：立法（legislation）不是制定法律[制定法律最好被稱為「legisfaction」（意為「制定法律」）]，立法就是把我們能夠在天性中發現的某些東西：目標和目的，轉換成司法術語。人的真正目標已經給出：它們是可以被發現的，就好像發現物理學定律似的；我為什麼應當服從某位國王、某個政府，對這個問題，簡直就像對物理學定律那樣，是可以證明的。如果這種或那種行動的原因導致更大的幸福——也就是說，如果它符合自然為我們確立的目標——那它就是好的，如果說它減少幸福或以某種方式阻礙幸福，那麼它就是壞的。這是真理的簡單規則，它應當適用於各個領域。
與18世紀其他一些思想家不同，愛爾維修對於人性並沒有太高的評價，即認為人性本善。他認為人非善亦非惡，人具有無限的靈活性和適應力；人是由自然和環境，主要是由教育隨心所欲加以塑造的一種自然事物。因此，他認為，只通過論辯來改進人類是無用之舉。改良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制度，以此最大程度地爭取快樂和避免痛苦——盡可能讓人們幸福，盡可能消除一切苦難的根源，例如，無知或不公正。但是，通過戒律做不到這一點。即使樹立榜樣也做不到。單憑布道也不會有太大的收穫，因為人太無知、太盲目；他們盲從於自身的激情，他們盲從於自身的習慣，他們盲從於毫無意義和毫無合理性的忠誠。過去基督教牧師的布道，幾乎沒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因為人就是人，因為他們所受到的有害教育，他們所處的悲哀環境，他們的貧困、軟弱、無知、恐懼——所有這些因素使他們偏離了他們的真正目的，使他們天生就有缺陷。
如何根治？只有借助於人為的操縱。愛爾維修不相信進步會自動發生。18世紀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卻對此深信不移。那位了不起的財政大臣杜爾哥和他的朋友孔多塞當然相信永恆的進步，愛爾維修則不然。他揣測道，假如有足夠數量經過思想啟蒙的人，帶著改進人類的堅決意志和無功利的激情，著手去促進人類的進步，尤其是轉變統治者——國王和大臣們——的思想，教他們治國之術——因為管理國家當然是一門藝術——那麼，人類就會有進步。它是一門追求幸福的藝術。同其他藝術一樣，它需要知識。正像打算建橋的人需要懂得大量數學、機械、物理學的知識一樣，一個人要想統治國家，就必須瞭解許多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道德方面的知識。只有當他發現人實際上是怎樣發揮作用的，制約行為的規律是什麼，他才能產生他想產生的東西。做不到這一點，他就會犯下許多可怕的大錯，使人類落入比以前更糟糕的悲慘境地。18世紀末出現了一種合情合理的希望，希望當時的一些統治者聽從這種哲學忠告的觀點，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或許包括俄國的葉卡捷琳娜大帝，當然還有奧地利的約瑟夫二世，顯然都受到了這種啟蒙教誨的影響。
這如何做得到？哲學家們該做什麼？他如何去改變世界？這不能靠傳道，因為人們不願意去聽。他必須採取更為激烈的手段才能達到目的。他必須通過立法和為人類這頭強驢發明一套大棒和胡蘿蔔的制度才能做到。哲學家掌權的時候，必須創立一種人為的獎懲制度，只要他們的所作所為有利於獲得更大的幸福，就要給予獎勵，當他們的實際行為不利於獲得更大的幸福，就要給予懲罰。人類的動機是什麼，完全不重要。人們是否有助於幸福，這一點也不重要，無論因為他們是善良的而且贊成幸福的，還是因為他們從某種利己主義的、低劣的、卑鄙的動機出發。人們是否妨礙人類的幸福並不重要，因為他們心懷惡意或道德敗壞，或因為他們是蒙昧無知的蠢材或理想主義的傻瓜——無論是哪種情況，他們造成的破壞都是一樣的，他們所帶來的好處也是一樣的。因此，我們必須放棄所有對動機的討論，這種討論是無關緊要的。試圖採取行動反對人類的偏見，反對人類的迷信，是徒勞無益的，因為這些偏見只有在很長時間之內才能根除。在短期之內，這些東西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正如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在20世紀用憤世嫉俗的口氣建議的那樣，「不要反對偏見，要利用它」。
這正是愛爾維修的意思。我們這些經過啟蒙的改革者，千萬不要通過推理來轉變人們的思想信仰，因為，在現今條件下，由於過去對國家治理極為不當，他們的理性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理解我們告訴他們的究竟為何物。正如愛爾維修所說，我們必須使用「利益的語言」去取代「傷害的語調」。不要去抱怨，應當訴諸利益。
愛爾維修說，「只要人們頭腦明智，我不在乎他們是否邪惡……法律會解決一切問題。」那就是對他們本身利益的明智判斷。人類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幸福、迴避痛苦，政府主要或唯一的目的是使人們幸福——無論真假、對錯，這都是遠古以來人類就持有的信條，18世紀對此幾乎沒有提出獨創的見解。相對而言比較有創見的地方是，18世紀的人把這一點與利用人的自然習性而無需顧及這些習性或動機的性質這一觀念結合起來。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它像柏拉圖、暗殺十字軍的穆斯林秘密團體成員或馬基雅維裡一樣年代久遠，或者說，像許多宗教教派和社團的習俗一樣古老；不過把它與理性主義、唯物主義、享樂主義、科學信仰、理性和一種特殊的個人主義觀點聯繫在一起，卻是新見。正是這一點構成了現代功利主義的核心。
立法者必須利用人性的邪惡和各種弱點，利用人們的虛榮心理以及比較高尚的情感和比較可貴的品質。為了取得有效行動，他必須酬謝那些做了他讓他們去做的事情的人，不要解釋為什麼讓他們去做；無論他們願意與否，都要讓他們去做；這樣一來，由於思想啟蒙的哲學家制定的法律產生的社會限制因素，很多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做有助於幸福的事情，這樣一來，他們實際上就會不知不覺地養成新的和有益的習慣。導致苦難的正是他們當前的壞習慣，使他們幸福的正是他們良好的新習慣。他們不知道如何讓自己幸福；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他們可能無法理解自己新的生活方式的活動；但事實上，他們將會養成自動產生幸福的習慣。幸福通過社會規訓自動產生，從事社會規訓的人已經掌握了建立人類正當政府所需要的少數、必要的規則，這些規則的獲得，只能借助於科學觀察、科學實驗以及將理性應用於自然——這是教育人類的方式。適當的強制性立法形成之後，就該輪到教育者發揮作用了。現在，他不再懼怕那些愚昧無知和怒氣衝天的學生們朝他扔石頭了。一旦法律向他提供保護，他就可以安安全全地教他們什麼是美德、知識和幸福了。他就能夠教他們如何去生活。例如，他就能夠向他們解釋，為什麼他們追尋快樂和避免痛苦是合理的。他可能向他們解釋，為什麼禁慾主義者和僧侶是錯誤的，為什麼試圖克制肉慾、憂鬱不快或多愁善感是非理性的，是對人性誤解的結果。這樣一來，憂鬱和多愁善感就會從世上一掃而光：每一個人都會快樂、和睦和幸福。
愛爾維修向未來的教育者發出了明確指示。千萬不要在歷史上浪費時間，因為歷史所講的只不過是人類的種種罪行和蠢行。它可能向我們提供一些教訓——假如只是為了證明：由於受到惡棍的統治，由於以前受統治者愚弄太深，人類所做的不如他應做到的那麼好，固然可以去教歷史。不過，如果僅僅為了學歷史和教歷史而去學歷史和教歷史，這肯定是很荒唐的。事實上，為了事物自身而去教或做，都是荒唐的。因為行為的唯一目的是讓人們幸福——簡言之，這就是功利主義的信條。
同樣，古典語言的教學必須取消，因為那都是死的語言，無法引起我們今天的實用興趣。所有的興趣都是實用的興趣。因此，必須向人們傳授各門科學和藝術，在各門藝術當中，必須傳授的是作為一名公民的藝術。「純粹的」學術是不存在的；因為沒有實際應用價值的東西都是不可取的。「純粹的」學術只是一種古老的、中世紀的遺存物，在那個時代，一些蒙昧無知的人教導另外一些蒙昧無知的人說，有些事物值得做是因為它們自身的緣故，他們拿不出實用的理由。當今時代，拿不出理由的事情可以不做，無論做什麼事情，總要有一個理由。這個理由便是追求幸福。
這種學說產生的一個直接後果便是有關人權的一個奇特的必然結果。人類世世代代鼓吹每個人都有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人具有永生的靈魂，這正是基督教傳統的一條基本信仰，正因為他具有永生的靈魂，才不容他人侵犯。人的靈魂——他們的理性——是一種神聖存在的火花，因為這一點，他們具有某些「與生俱來的」權利。他們有權運用他們的理性，有權去欣賞某些事物，而且他們有權被賦予某些事物，由於他們感覺敏銳，具有理性，上帝或上天就把這些權利灌輸給他們。18世紀的哲學家也大談權利，而且，他們實際上篤信權利，不過，這肯定與真正徹底的功利主義並不一致。擁有沒有人能夠左右的權利，擁有沒有人能侵犯的權利，擁有一種無論別人喜歡與否都可以任意行使的權利，這對於沿著絕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之方向來改造社會，是一種障礙。例如，如果我們擁有了過去所謂一種不容侵犯的、財產的權利，甚至生命本身的權利以及一定程度自由權利，通常認為，一定程度的自由權利對於個體而言是很必要的——如果我擁有了這類權利，那麼，立法者在試圖規劃世界的過程中，就會發現自己遇到這樣一個兩難：他不可以從我這裡拿走某些東西；而為了建立一個平靜、和諧以及毫無矛盾的社會，他又需要拿走這些東西。但是，在一位功利主義者看來，這顯然是荒謬的。如果說行為的唯一標準是幸福或不幸福，這些頑固突出、立法者可能無法取消的奇特權利就必須剷除。因而，儘管愛爾維修堅持認為，一個仁慈的國家將會提供人類天生需要的一切東西，在這樣的國家，立法者是主要的動力，然而，在他看來，那些絕對的、無法制服的權利的持續存在——無論別人喜歡與否，無論給別人帶來幸福與否，反正它們一直存在——只是許許多多荒謬的遺存物。
這恰恰是邊沁最後所說的。邊沁是徹頭徹尾的愛爾維修門徒，雖說「功利主義」這個詞通常與他聯繫在一起，邊沁的思想中極少有不是直接源於愛爾維修的——至少他的基本思想是這樣，這麼說我認為是公平的。邊沁非常坦然和大度地承認自己的思想受惠於他人，他說自己從愛爾維修那裡學到了許多東西。在我看來，即使這樣說，也是輕描淡寫。
應該怎樣組織美好的新社會？當然它不能是一個民主社會，因為人們通常很愚蠢而且經常很邪惡，而且，我們都知道，要是我們被公共輿論所左右的話，我們很少能做成什麼事，因為人們在黑暗中住得太久了，一旦突然出現在陽光下，就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人類是被解放的奴隸，在相當長的時期之內，他們必須得到受啟蒙的領導人，受啟蒙的人類社會的管理者的引導。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盧梭之前的18世紀自由主義者的觀點。伏爾泰說，「如果大眾開始推理了，我們可就遇到麻煩了」；他還說，「人民就是老牛，他們需要的是一副牛軛，一根趕牛棒和飼料。」在《大百科全書》中，也就是狄德羅和達朗貝爾編輯的偉大的自由主義百科全書裡——當時最進步的文獻，巴黎教會的審查給編者造成了極大的麻煩——在「民眾」這個條目之下，有這樣一段話：「在思想問題上，[大眾]的意見裡充滿了惡意、愚蠢、野蠻、任性、偏見……它無知又愚蠢……在道德問題上要對它多加小心：它做不出高尚或堅強之舉……在它眼裡，英雄主義就是瘋狂。」對於一些憑空想像、沒經過準確核實的東西，例如中國的政治制度，百科全書派卻大加讚揚：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下，官員本身就很明智，他們不聽從群眾的意見，而是通過制定法律逐漸把他們引向一種更幸福、更自由和更文明的存在狀態，這些法律是群眾理解不了的，但是這些法律引導他們不知不覺地沿著良好的方向前進，也就是走向他們自身的幸福。
愛爾維修固守的一條原則是，教育和法律是萬能的。在18世紀，人們大量探討的，是什麼因素最為有效地制約了人類。幾乎所有的啟蒙哲學家都把人看做自然界中的物體。他們往往認為，靈魂不滅的觀念（靈魂與物質大不相同）是科學尚未佔據主導地位之前的時代遺留下來的蒙昧主義殘跡，當時人們憑空臆造了一些事物，來解釋尚未發現真正原因的現象。靈魂便是其中的一員，它並沒有告訴我們塑造人類的真正因素是什麼。有人說環境是最重要的因素；有人則認為人類身體的化學組成是最重要因素。有些人像孟德斯鳩那樣，認為氣候是首要因素，或認為土壤的種類，或認為社會制度使然；還有些人像愛爾維修那樣，宣佈這些因素的作用被過分誇大，幾乎可以任意改造每一個人的是教育。這成為啟蒙哲學家的一個重要學說，根據這種學說，人具有無限可塑性、無限靈活性。他是制陶工人手裡的一塊黏土，陶工可以隨心所欲去鑄型；這就是為什麼，讓人自行發展，讓無知之徒和邪惡之輩誘騙他忠順服從，是可恥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事實上，這麼做無法保證實現他真正的目的。
在愛爾維修看來，唯一支配人類的是「利益」；利益是相對的，因為統治者的利益不同於被統治者的利益，寒帶居民的利益也不同於溫帶居民的利益。不過，作為主要制約力量的總是利益。他用了一個引人發笑的寓言闡明了這一點。他讓我們去想像，高草叢中的小蚊蟲和蒼蠅對闖入他們世界中的其他動物的感受。他們看到了一隻巨獸，在我看來，那是一隻在草地上平心靜氣吃草的綿羊，可他們說：
我們從這頭貪婪和殘忍的動物身邊逃走吧，這個魔鬼會用他貪吃的大嘴把我們連同我們的城市全部吞掉。它的舉動為什麼不能像獅子和老虎那樣呢？那些仁慈和藹的動物不會毀壞我們的家園；他們可不是靠我們的血養肥的。他們出於公正來報復罪行，他們懲罰綿羊，因為綿羊對待我們殘暴不仁。
這就是草叢裡蒼蠅眼中的世界。毫無疑問，略加改動，這就是世界上其他動物根據自己的視角所看到的世界的面貌。立法者的任務是改造人類，讓他們不再受無知的折磨，讓他們的利益真正與他們所認為的那種利益相一致，他們的利益——追求快樂和避免痛苦——應當向他們呈現出本來面目，簡言之，他不應將實際上沒有用的東西看做對他們有用之物。實際上，他們不應臆斷綿羊殘酷嗜血，而老虎尊貴善良。他們應當看到真正的實質。只有當他們像科學家那樣，瞭解世界的構成，它是怎樣管理的，它在往何處走，這時才能看到事情的真正實質。
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在愛爾維修所描述的世界裡，沒有或幾乎沒有個體自由的空間。在他的世界裡，人們可能變得幸福，但自由觀念最終消失了。之所以說它消失了，乃是因為，作惡的自由消失了，因為現在每個人只能做善事。我們已經像動物那樣，被訓練得只能尋求對我們有用的事物。在這種情況下，自由，如果它包括可以隨心所欲地行事，什麼都可以做的自由，甚至能夠選擇毀壞我們自身的自由，假如我們願意的話——那種自由逐漸被成功的教育剷除。
且允許我略微強調一下對這種制度——這個美好的新世界（因為那正是它要實現的）的預設。首先，所有的價值問題都是確鑿有據的，答案都可以通過觀察和推理來發現。倫理學和政治學屬於自然科學。有些人比別人更善於發現它們的規律。道德和政治方面特定的知識和技巧是存在的，是專家們必須掌握的。這些專家應當被賦予至高無上的權力。其次，所有的終極目標彼此相通。它們不能相互衝突。這個命題經常被人類的經驗所否定。例如，自由是某些人的終極目的，它時常與平等格格不入，而平等是另外一些人的終極目的，很難理解，為什麼榮譽總是而且自動地與愛國主義息息相通。（古希臘戲劇家以及晚近時期戲劇家創作的）偉大悲劇，主要講的是各種無法調和的價值觀之間的重大衝突。而這正是18世紀所反對的，因為那個時代傳播最廣泛的信條認為自然是和諧的，說自然處於一種和諧狀態就是在說，自然之中正確的和有價值的東西不可能與其他正確的或有價值的東西發生衝突。實際上，這個信條依據的是邏輯和幾何學的一個虛假類比。正如在邏輯學和幾何學中那樣，某一真實的命題不可能與其他真實命題格格不入，同樣，在道德世界裡，沒有哪一種價值與其他價值相衝突，如果說道德世界是一種和諧狀態，關於這種和諧狀態存在一門科學的話，孔多塞能夠非常明確地說，「自然用一條無法掙斷的鎖鏈，將真理、幸福和美德綁在了一起」。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無論是誰，只要他徹底瞭解真理，他也就有了美德和幸福。科學家認識真理，因此，科學家具有美德，因而，既然科學家能夠讓我們幸福，我們就讓科學家掌管一切。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由科學家管理的世界，因為，成為一個好人，成為一名智者，成為一名科學家，成為一名有德性的人，最終是一回事兒。歐洲有一個偉大的傳統支持這種觀點，根據這種觀點，科學的政府被認為是最好的政府，改良者總是像H.G.威爾斯那樣怒氣沖沖地發問，為什麼不讓由科學家組成的精英階層來統治我們。這種態度可追溯到18世紀，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真理、幸福和美德不可能相互衝突，因為，在自然的和諧狀態下，各種價值不可能發生衝突，因此，所有的悲劇一定都是過失所造成的。世界上沒有與生俱來就帶有悲劇性的東西；所有的悲劇和衝突都是可以根治和調解的。
還有一種預設，那就是，人與自然（正在繼續）合為一體，因而有可能存在諸如人的科學這樣的事物；人，就像自然界中的萬物，適應性強，有可塑性，可以改變。這種預設也會受到質疑，不過，啟蒙哲學家卻理所當然地居之不疑。霍爾巴赫男爵告訴我們，「教育就是培育心智」：統治人就像飼養動物。所以，既然目標已經給出，而且人是可塑造的，這個問題就成為一個純技術性的問題：如何去協調人類的關係，讓他們過上和平、富足和和諧的生活。當然，人的利益並不是自動保持一致的。必須調整他們的利益，這項調整任務便是立法者的職責。正如愛爾維修所說，一個人的幸福不一定與他人的幸福相關。社會壓力，還有哲學家——啟蒙的哲學家——將把它們聯繫在一起。這就需要科學家精英集團的專制主義。
「那為什麼不呢？」有人可能要這麼問。偉大的重農主義者裡維埃爾就是像這樣推斷的：「歐幾里德名副其實是一個霸道的人，他遺留給我們的幾何公理的確是十分霸道的法則。這些法則的專制精神與立法者個人的專製作風是一回事兒。它們的力量顯然是不可抗拒的。」如果說幾何學家可能霸氣十足，為什麼哲學家不會是霸氣十足？如果我們不想迴避幾何學的公理，那麼我們為什麼要迴避哲學家的真理呢？自然本身就教導哲學家，人的真正目的是什麼。當然，自然總是以各種各樣的聲音來說話的。她對斯賓諾莎說，她是一個邏輯系統；可她卻對萊布尼茨說，她自己是靈魂的堆積。她對狄德羅說，世界是一台帶有繩鎖、滑輪和彈簧的機器；而她對赫爾德說，世界是一個有機的生命整體。對孟德斯鳩，她大談多樣性的無限價值；對愛爾維修，她侈論不容變更的一致性。對盧梭，她宣佈，她一直被文明、科學和藝術扭曲；而對達朗貝爾，她則許諾揭示它們的秘密。孔多塞和潘恩認識到，她賦予了人類不可侵犯的權利；對邊沁，她說，這只是「紙面上的大喊大叫」——「胡言囈語」。在貝克萊面前，她顯現為上帝向世人述說的語言。對霍爾巴赫，她說，上帝不存在，教會即是陰謀。蒲柏、夏夫茨伯裡、盧梭認為自然是一種奇妙的和諧。黑格爾認為她是幾支大軍夜間交鋒的光榮戰場。邁斯特認為她是由血淚、恐懼和自我犧牲造成的一種痛苦。
什麼是自然？「自然的」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問得好。萊斯利·斯蒂芬告訴我們，18世紀一位在法國旅行的英國人曾評論道，除了炮兵或皇家禁衛騎兵隊之外，軍人穿藍色服裝是不正常的（unnatural）。顯然，自然在以多種不同的聲音說話，如果我們正在接受自然的教導，我們就會收到太多的、相互矛盾的教誨，得不到最終解決辦法，也從來沒有預示最終解決辦法的先兆。愛爾維修心裡很清楚自然教給了他什麼。他知道，自然告訴他，人們能夠做到而且應該做的事情僅僅就是追求快樂和迴避痛苦，以此為基礎，他建立了一套功利主義思想體系，這套思想體繫在世界上最佳意志的武裝之下，在最純粹的動機的啟發下，反對不公正，反對蒙昧無知，反對專斷的統治，反對18世紀社會裡依然充斥的所有恐怖，直接導致了技術官僚暴政的最終出現。它利用另一種暴政，一種技術暴政、一種理性暴政，取代了無知、恐懼、迷信的教士、專斷的國王的暴政以及18世紀啟蒙運動所反對的一切妖魔鬼怪的暴政，技術暴政同樣敵視自由，同樣敵視如下觀念，即人類生活中最珍貴的是為了選擇而選擇，不僅是選擇善的東西，而且是選擇本身。它的這種敵視態度和方式一直受到利用，為法西斯主義張目，為幾乎所有企圖妨礙人類自由和把人類社會當做一個連續的、和諧的整體進行活體解剖的行為辯護，這個整體，不允許人們具有絲毫個人首創精神。它是一套非常嚴密而牢固的系統；要想闖進去，沒門。也許它能夠產生幸福；但是，這種幸福是否就是人類追求的唯一價值，尚不清楚——甚至在18世紀也沒有弄清楚，當然後來也就不可能弄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