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新實在論
美國產生了一種對於唯心主義的實在論反抗，它視科學為最確定的知識體，並把哲學與科學的分離看作哲學的災難。與它所信任的科學方法的精神相符，這一學派拒絕唯心主義的認為關係是有機的和內在的那種認識論，因此認為它們不會對事物的本性或相關條件產生影響，也就是說，認為關係是外在的。無論是作為圓的半徑、方形的邊或是三角形的高，直線都是同樣的直線。因此，這一學派強調分析—正是黑格爾及其追隨者，還有實用主義者和直覺主義者曾經拒斥的那種不充分的真理的工具—並發現自己被迫走向多元論而不是一元論。
美國新實在論學派起始於1910年發表於《哲學期刊》之上的《六個新實在論者的綱領和首次宣言》一文，還有此六位作者—霍爾特（E.B.Holt）、馬爾文（W.T.Marvin）、蒙塔古（W.P.Montague）、佩利（R.B.Perry）、皮特金（W.B.Pitkin）和斯鮑爾丁（E.G.Spaulding）合著的《新實在論》一書。在其消極方面，新實在論沿著摩爾批評唯心主義的路線攻擊貝克萊式的論證。蒙塔古以三段論的形式來表述貝克萊式的主要論證：「觀念不能脫離心靈而存在。物理客體，就其被知覺到或被認知而言，當然是『觀念』。因此，所有的物理客體都無法脫離心靈而存在。」所以，貝克萊式的謬誤就被診斷為對「觀念」一詞的含混使用，「在大前提中，它被用來指稱知覺的過程或行為，但在小前提中，它被用來指稱行為的對象，也就是被知覺到的事物或內容」。[1]蒙塔古把類似的謬誤也推諉到布拉德雷的絕對唯心主義之上，認為他含糊地使用了經驗一詞。「經驗一詞始終被用來指代進行經驗的經驗和被經驗到的經驗，」蒙塔古說，「這就在唯心主義者的心靈中造成了一種奇怪的幻象……即我們經驗到的客體只能夠在它們被經驗到的時刻存在。」[2]
新實在論的認識論在其建設性方面提供了與摩爾的新實在論極為類似的對於知識情景的分析。新實在論者根據獨立性理論提出了他們的主要實在論理論，這一理論由佩利在他的一篇題為《關於獨立性的實在論理論》文章中加以界定，規定為對於特定關係沒有依賴性或缺少依賴性。當獨立性概念被應用到知識關係中的時候，佩利發現至少有一些物理事物、邏輯或數學實體，還有其他人的心靈是獨立於認知意識的，並且可能在不犧牲其獨立性的條件下成為意識的對象。蒙田說。「實在論認為被認知的事物可以在它們不被認知的情況下繼續完好地存在，或者說，對於一事物的經驗不依賴也無關於下述事實：有人經驗到它、知覺到它、想像到它或是以任何方式察覺到它。」[3]
新實在論者的另一獨特論點是認識論的一元論—認為知識是表象性的、知識的對象是直接呈現給意識的學說。這裡的問題存在於認識論的一元論和認識論的二元論之間—直接呈現論和表象主義之間。知識論的二元論是這樣一種學說，即認為知識的「客體」只有通過「觀念」或知識「內容」的中介調停，才能夠被認知；知識的客體和內容是知識情景中的兩個在數值上迥異的元素。或許，歷史上最典型的二元實在論的鼓吹者是洛克；在洛克看來，觀念的世界包含有心靈之外的真實世界的影像、副本或者表象。新實在論在其一元論方面是對洛克的認識論的反抗。
佩利說，認識論的一元論意味著，當事物被認知的時候，它們與認知狀態的觀念或內容有著元素對應元素式的同一性……通常被稱為知識之「客體」的事物，按照這種觀點，就與觀念融合在一起，或者它是事物的總體，而這個觀念是其組成部分。因此，當我們知覺到鬱金香的時候，鬱金香的觀念和真實的鬱金香就重合在一起，元素對應元素；它們在顏色、形狀、大小、遠近等方面是同一的。[4]
錯誤、錯覺和幻覺是一元論的實在論的關鍵現象：如果所有的知識都是當下和表象的，就很難在知識的真實形式和不真實形式之間進行區分，而這樣的區分又是不可避免的。新實在論者並沒有試圖迴避由虛幻知識這一事實所導致的認識論的困難。E.B.霍爾特在收入《新實在論》的「實在論世界中的虛幻經驗的地位」一文中，以及在《意識的觀念》（1914年）一書中論述「錯誤」的一章內，緊緊地把握住了這一問題。我們在此並不考慮霍爾特和其他的一元論的實在論者將虛幻認知吸納到他們的知識理論中的巧妙手法；我們所關注的只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擁有賦予虛幻和虛妄的客體以實在性的那種勇氣和一貫性。
第二節 批判實在論
表象知覺理論在認識論上是二元論，因為它堅持真實的外部客體和直接呈現給心靈的感覺材料在數值上的二重性。這一理論源起於現代早期階段中笛卡爾和洛克關於知覺的因果理論。通過笛卡爾和洛克，關於表象觀念和外部客體的認識論的二元論，就與關於心理和物理秩序的形而上學二元論結合起來，並被這種二元論採納；但這種結合併沒有邏輯上的必然性，所以，在當前的一節中，我們將忽略心理–物理的二元論，而單獨關注認識論的二元論。認識論的二元論在美國有一幫批判實在論者支持，他們的成員有G.桑塔亞納、斯特朗（C.A.Strong）、羅傑斯（A.K.Rogers）、拉夫齊（A.O.Lovejoy）、塞拉斯（R.W.Sellars）、普拉特（J.B.Pratt）和德拉科（Durant Drake）。這些思想家在一般的哲學取向和形而上學信仰方面有著很大的差異，但他們在其合著的《批判實在論文集》（1920年）中抨擊了新實在論者的一元論信條，並在二元論的認識論的關鍵點上達成了一致，可以概括如下：（1）心靈與感覺材料直接遭遇，感覺材料構成了知識的載體和內容；（2）物理客體獨立於心靈而存在，並通過感覺材料的中介調停而被認知；（3）物理客體與通過物理客體而得來的材料在數值上是迥異的。
與新實在論者的情形一樣，這幾個批判實在論者也沒有能夠繼續他們共同的認識論探索，而是很快在不同的方向上發展出了各自的理論。A.O.拉夫齊（1873年~1962年）的《反抗二元論》（1930年）和G.桑塔亞納（1863年~1952年）的《懷疑主義和動物信仰》（1923年）代表了這樣兩例批判實在論的認識論的分道發展。拉夫齊的作品主要是批判的：書中的早期論文中有對於「客觀相對主義」的詳盡闡述和批判，尤其是對於懷特海和羅素；只是在最後的兩篇講稿中，他才用明確的術語闡明了自己的認識論。拉夫齊的二元論的實在論的典型原則有：（1）心靈直接察覺「觀念」。拉夫齊以觀念一詞指「被經驗到的非物理的具體事物」；他基本上在笛卡爾和洛克的意義上使用「觀念」一詞；（2）觀念提供了推理出「存在或事件的次序」的證據，這一「存在或事件的次序在不被人知覺到時依然存在」「同我們的感覺材料有著因果關係」。外部對像「不能與我們的感覺材料等同」。[5]「我們所擁有的關於真實客體的任何知識都是間接的或表象的；你藉以認知任何此類客體的材料都不能等同於被認知的客體。」[6]（3）記憶和預料也是—甚至比知覺更為明顯—間接或表象性的理解模式：「在記憶和其他的反省中，存在著一個有意識的和內在的推論，指向給定內容之外的一種實在……」[7]「反省是……被認知的事物和材料的二元性當下顯現的情形……」「關於其他形式的跨時間性認知，實際的或是設想的—也就是，預見或期盼—二元論的含義，如果可能，甚至更為明顯……」[8]「未來的時間不僅僅是現在沒有被經驗到，它們至今還沒有作為事件進入存在；對於它們來說，沒有任何一個神志正常的人會認為他的認知把握是直接的和確定的。」
桑塔亞納在《懷疑主義和動物信仰》中所闡述的認識論立場與拉夫齊的思想幾乎毫無共同之處，除了都提倡表象實在論之外。（1）拉夫齊把知識的直接材料描述成存在的，而桑塔亞納反對一切存在性的材料。「……材料存在的觀念，」桑塔亞納說，「是沒有意義的，如果堅持的話，就是錯誤的。」[9]在桑塔亞納看來，知識的當下的和不可還原的材料是本質，這種本質「雖然具有柏拉圖式的『觀念』所擁有的結構和本體論地位……但在數量上是無限的，在價值上是中性的」。[10]（2）本質在桑塔亞納的認識論中起到知識載體的功能；他說，「本質在對於事實狀態的知覺中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並且使得傳遞知識成為可能」。[11]桑塔亞納同拉夫齊一樣激烈反對任何形式的直接呈現型實在論；他談到了「希望獲得關於事物的直覺的荒誕性……」[12]他的實在論是表象型的，但同樣很自信；「知識就是知識，因為它具有先行存在的強制性的對象。」對象並不是從材料中推理出來的—任何從本質到事物的因果推理都是不可能的；物理客體的存在是在動物信仰的基礎上被接受和信奉的。「因此知識就是信仰：對於事件之世界的信仰……這一信仰對於動物來說是天生的，並且存在於將直覺作為關於事物的描述或符號之前……」[13]（3）同拉夫齊一樣，桑塔亞納認為記憶提供了表象知識的一個重要例證；在檢查「記憶的認知內容」的時候，他堅持認為「記憶自身必須匯報自然世界中的事實或事件，如果它要成為知識並且配得上記憶這一名稱的話」。[14]
新實在論的著作有：E.B.Holt和其他人的《新實在論》，1912年；E.B.Holt的《關於意識的概念》，1914年；R.B.Perry的《當代哲學潮流》，1912年；E.G.Spaulding的《新理性主義》，1918年；W.P.Montague的《認知的途徑》，1925年。
批判實在論的著作有：D.Drake和其他人的《批判實在論文集》，1925年；G.Santayana的《懷疑主義和動物信仰》，1923年；A.O.Lovejoy的《反對二元論》，1930年。
[1] 《新實在論》，第258頁。
[2] 同上，第260頁。
[3] 同上，第476頁。
[4] 《當代哲學潮流》，第126頁。
[5] 《反抗二元論》，第298頁。
[6] 同上，第303頁。
[7] 同上，第305頁。
[8] 同上，第308頁。
[9] 《懷疑主義和動物信仰》，第45頁。
[10] 同上，第45頁。
[11] 同上，第80頁。
[12] 同上，第88頁。
[13] 同上，第179頁。
[14] 以上對於新實在論和批判實在論的論述援用了題為《當代認識論學派》一文中的部分內容，此文是Ledger Wood為Vergilius Ferm主編的《哲學體系史》所撰寫的文章。在此使用文章中的內容得到了「哲學叢書」主編，D. D. Runes博士的善意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