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說明
「電視的問題只有靠控制與自我控制來解決。」在我讀完教皇的《電子保姆》（Electronic Nurses）演說的摘要之後，跟波普爾聊起，說他們兩人的看法頗有神似之處，卡爾·波普爾是這麼回答我的：「可能是真的。你知道我對電視的看法。電視已經變成了一個無可遏制的力量，就連從政治的觀點來看也是如此。這跟民主體系中『所有權力都該有所節制』的原則，背道而馳。但是，我們知道最好的控制形式就是自制，電視製作人員與觀眾都應該自我節制。當然啦，在民主社會中，這也是國會是否有特權進行干預的問題。」
這位91歲高齡的哲學家，結束德國的旅行之後，星期六返回宅邸。德國正在進行「波普爾式」（Popperian）思維，通過國會的政治力量，節制與規範電視節目，保護孩子，不讓他們受到不良暴力影響的侵害。但是，波普爾對動用政治力量干預電視製作，卻多所保留。「在德國的發展很有意思，但我還是懷疑，一般人難道會坐視電視釋放出來的『反文明』（anti-civilizing）信息而無動於衷嗎？」波普爾對電視的看法漸漸獲得了大家的重視。在教皇沃伊蒂瓦（Wojtyla）[1]的演講經由通訊社報道之後，昨天早晨，態度客氣但是意志堅定的梅太太（Mrs. Melitta Mew），不知道拒絕了多少報紙跟電視台的記者。「我無意贊同或是反駁教皇的說法，」波普爾對我解釋說，「在我讀過教皇演說全文前，我不應該發表任何看法。」
我最後一次造訪波普爾在肯利的家，是在1992年8月底。他是這麼開頭的：「有兩件事我一直掛在心上：一是波斯尼亞，這種危險的國際關係很可能會把世界帶到核戰的全面毀滅中；另外一個就是電視和它帶來的惡果，加速了人類道德的沒落。」他花了一個小時談第一點，一個小時談第二點。訪談記錄在《聯合》上只發表了第一部分。我一直保留第二部分，也就是下面的這段訪談，想等到有相關事件發生後，再趁勢推出。昨天約翰·保羅二世（John Paul Ⅱ）的演說發表後，我認為是時候了。教皇的演說，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強烈的迴響：訪談的第一部分，交由我在《聯合》發表，瑪爾希利爾出版社（Marsilio Publishing House）出版，日前也譯成法文印行。幾個星期前，波普爾在德國電視台，與前德國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討論過電視的影響。但是，促使我們發表波普爾質疑電視功能的訪談記錄，最主要是因為他是這場世紀末論戰的主角之一，有必要讓他回應挑戰者對他的批評，讓這場論戰繼續下去。
我在訪談波普爾的時候，他曾經拿出一本筆記本，念著上面的注記：「提醒你的讀者，我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40頁的說法：理性取向就是隨時準備承認我可能是錯的，你可能是對的；憑借這種共同努力的態度，讓我們更接近真理。」
賈恩卡洛·博塞蒂
博塞蒂：你說「道德墮落」的時候，心裡在想什麼？
波普爾：很簡單，很直接，我在想犯罪率的增長，在想大家都覺得這個世界越來越混亂的那種感受。
就在不久之前，犯罪都還是我們歐洲很轟動的大新聞呢。
博塞蒂：你會不會把過去神話化（mythologize）了？
波普爾：我接受，有可能。
這個秩序的世界，其實也很小、很污穢；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很「布爾喬亞」（Bourgeois）。但是，在這樣的世界裡，你至少可以保證——舉個例子來說，我就敢向你保證——你面前的那個人口袋裡沒有槍。
這樣的世界已經消逝了。
博塞蒂：但是，波普爾教授，你一直是個樂觀的哲學家。你讓我們覺得，套用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說法，在所有可能性中，我們現在的這個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你現在不這樣想了？
波普爾：我是很樂觀，沒錯。但是，不是你想的那種樂觀。
我從來沒說過，在所有可能性中，我們現在這個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我的說法是：儘管經過幾次大戰，我們現在的這個世界，還算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世界。當然，大家都知道戰爭造成的暴力經驗，有非常嚴重的後遺症影響。
在我們這個時代中，西方世界對於提高生活福祉有許多成就，也有很大的貢獻。但很明顯，我們這個世界在墮落；有識之士都知道，這是經常出現在我們眼前和心中的暴力所導致的結果。
博塞蒂：實在很難相信這樣大規模的墮落，起因竟是電視。你的說法是不是有點兒誇張？
波普爾：事實是：你找不到別的理由。
戰爭把暴力引進社會，但上次大戰已經是50年以前的事情了。
博塞蒂：讓我告訴你，你上篇在《聯合》的訪談，已經招來相當多的批評與質疑。
波普爾：首先，讓我對你說一件往事。1920年，那時我負責一個托兒所，發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據說（我不確定，只是聽說）廚子的先生在戰爭中身受重傷，腦子裡有顆子彈，因此有暴力傾向。我到那兒之後，真的發生了一件很恐怖的意外。有一天，他很生氣地去找他太太，拿了把刀，挾持她好長一段時間。我那時膽子很大，衝了進去，想要救我們的廚子。
博塞蒂：你？
波普爾：是啊！你不用太驚訝。
我那時很年輕，而且是在現場唯一有處置能力的人。我抓住那個人，把他轟了出去。當時，除了我之外，也沒有大人可以照顧圍觀的孩子。事情一結束，我趕緊把他們帶離現場。但是，他們已經看到一個人被另外一個人持刀威脅。
博塞蒂：你為什麼要對我提這件往事？
波普爾：因為對這些孩子來說，這起意外是他們生命中「非常特別」的經歷。從他們的童年一直到青少年時期，這起意外說不定是他們碰到過的最壞的事情。你看嘛！這事很現實，不是什麼理論上的大問題。這個人的暴力傾向極可能是源於兩年前的那場大戰。
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年之後，孩子們還是被殺害、屠戮、侵犯。
博塞蒂：那麼，我要對你說一下第一種反對意見。他們說，人類的包容力很強，可以適應嶄新或變動的環境。事實上，你自己也常常暗示說，生物對環境的挑戰有回應的能力。
波普爾：是的，如果要孩子們在艱困的環境中生存，他們也能適應；但是，他們真的適應暴力的話，我們可就要擔心了。適應的結果，就是他們一有機會，就會買把槍。第二個要考慮的是：面對暴力誰會挺身而出？父母？多少父母有這種義舉？老師？老師根本競爭不過電視。電視有趣、刺激、有吸引力得多，純潔的小朋友更容易身陷其中；電視更容易切入他們的心理，凸顯生活好玩的部分。
電視有一條經得起考驗的鐵律：「動作，更多的動作。」——這就是電視製作人的哲學。老師是講道理的，哪裡會是對手？電視發展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到10年或15年前，它的衝擊才完全顯現，像大雪崩一樣驟然而至。
老師根本沒有還手的能力。
博塞蒂：也有人質疑說，電視是無法遏制的。你的說法太荒謬，這世界能沒有電、沒有電話嗎？
波普爾：電、電話、汽車……這些反對的意見是什麼意思呢？這些東西不都是有節制的嗎？交通規則不是規定得一清二楚嗎？如果沒有交通規則，汽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會有多危險啊！這種反對意見未免完美得不切實際了吧！
請代我向大家解釋，我認為的節制與自我節制就像是道路上的交通規則。開車要駕照，對吧？如果你危險駕駛，駕照會被吊銷，對吧？我們要用相同的方法節制電視。
博塞蒂：還有一種自由觀點的反對意見。你是「開放社會」理論家，支持市場經濟。但是一講到電視，你又贊同鐵腕的干預手段。
波普爾：這種批評又是什麼意思呢？市場就不需要規則嗎？如果意大利的出版商要出版我的作品，他們不用付稿費給我嗎？這違反「開放社會」的原則嗎？如果意大利沒有規範的話，每種行業都會很混亂的，什麼事都行不通了。
如果要運作正常，市場不只需要規範，還需要信任、自我約束與通力合作。
我要回到我先前的論點，電視對人心有極大的影響，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力量。如果我們不能約束它的影響力，它會帶我們衝下文明的斜坡，讓老師無能為力，坐視悲劇發生。
我在四五年前聽過這種警訊，但是沒有人理會。
我知道沒有人敢阻止這股惡性的力量。
博塞蒂：也許情況不是如此，卡爾爵士。
但是，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問道：也許波普爾是對的呢？
1994年1月25日刊載於《聯合》
[1] 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本名卡羅爾·沃伊蒂瓦。——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