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中
訪談說明
「波斯尼亞（Bosnia）的悲劇證明了我們西方的失敗、膽怯與盲目，顯示我們沒有學到20世紀給我們的教訓：如何避免戰爭。」在倫敦南部濕冷的小丘中，卡爾·波普爾在他肯利（Kenley）的家中，語重心長地提出了這個質疑：源自於巴爾幹的核戰危機。這位出生於奧地利、91歲高齡的哲學家，努力維持身體健康與工作的能力。兩年前我訪問他的時候，他正鑽研古巴導彈危機與赫魯曉夫、薩哈羅夫回憶錄。他認為薩哈羅夫犯下了「滔天大罪」，必須為核彈擴散負責，這個觀點至今沒有改變。儘管薩哈羅夫後來的成就，為他贏得了一座諾貝爾和平獎，但波普爾始終認為，要不是薩哈羅夫，今日的世界要安全得多。
一個舉止優雅溫和、聲音顫顫巍巍的老先生（他的身材好像在縮水，看起來十分無助），卻有如此尖銳強烈的批判，對比異常鮮明。他睿智的表情，可以讓人感受到：他一生所碰到的否定，恐怕比贊同要多得多吧！他似乎已經習慣面對他人的質疑。對一個堅持知識是在錯誤與嘗試中進步，堅持各種論述被推翻前都應該被視為真理的人來說，這也是恰如其分的態度吧。
這一次，他的眼光放在1970年以後。從當今波斯尼亞的處境，一直談到每隔20年發生一次的大戰、丘吉爾的作品和康德在《永久和平論》（Perpetual Peace）中的原則。[1]幾個月前，他在《聯合》（L\'Unita）發表過一篇短文，把他的看法解釋得很清楚，呼籲停止在南斯拉夫的殺戮。歐洲、美國、聯合國不只是應該施予人道援助，還應該武力介入。「袖手旁觀是不人道的，而且在道德上也不對。」今日的情況更加嚴重：大家還是坐視波斯尼亞的悲劇發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克林頓的「搖擺不定」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所有的人都是從犯，放任破壞社會秩序的事情，在這個星球上滋長。
波普爾完全同意他那個有錢學生的看法：匈牙利裔美國人索羅斯（George Soros）1992年8月在《時代》（The Times）週刊發表過一篇文章，他說，如果種族認同（ethnic identity）成為一個國家的原則或是檢驗公民的標準，將會觸犯人權，威脅我們文明的基礎。但是，這個理由曾經被敵對的團體用作相互毀滅的借口。一連串的連鎖反應，終將散佈，吞噬地球。
賈恩卡洛·博塞蒂
博塞蒂：4月時，我們刊載了有關你介入波斯尼亞衝突的文章，現在你的觀點有改變嗎？
波普爾：我呼籲各方介入波斯尼亞戰事，絕非偶然。問題還是一樣：我們必須以戰止戰。
在康德《永久和平論》的文章中，我們也可以找到「以戰止戰」的看法。
也許我們已經忘記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切身感受，那種不計一切避免戰爭的迫切性，也忘記最近的衝突只是人命毫無意義的犧牲，努力調停的成就幾乎等於零。
在這段激戰的歲月裡，「以戰止戰」的思維已經冒出頭來了。當然，這種思維剛出現的時候，有很多矛盾，運用得也不盡得當，但畢竟是一個很嚴肅的想法。
博塞蒂：「以戰止戰」的原則究竟應該如何運用？
波普爾：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開打，其實就已經很清楚地傳達出一個概念：以戰止戰。
我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歷史演進也看得很明白：和平與否，端看各國政府要肩負起怎樣的責任。
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2]主要的工作就是安撫納粹德國，他認為應該在和平的名義下，姑息德國的所作所為。他真的從這種角度看待他的責任，所以，相當於暗助了希特勒很長一段時間，讓納粹得以鞏固它的統治。
博塞蒂：你是說完全冀求免戰，是很危險的事？
波普爾：我是說在這20年中，戰爭在歐洲或是美國政府的公開言論中，都是被禁止的事情。
不管發生什麼事，反正不能打仗就對了；這就是1939年國際間大致的態度。國際聯盟是一個很嚴肅的組織，在許多領域都有偉大的成就。比如說，它發給無國籍人士護照或證明文件這就是很重要的協助。我的意思是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掀起了一股堅持人道主義關懷的強烈風潮，許多政策的出發點也是尊重人類的價值。雖然這不能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主流思潮，但終究是大戰帶來的結果。這股風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持續發酵，散佈到世界絕大部分的區域，成為普遍接受的原則。這也就是丘吉爾在戰後倡導成立聯合國的緣起。
博塞蒂：你從這段歷史中歸納出怎樣的結論？
波普爾：在今日的世界中，已經沒有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那般成熟、自省的政治家了。
這是時代演進的不幸：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但從1945年到波斯尼亞戰爭之間的間隔可就久了。
博塞蒂：接近50年。
波普爾：對人類來說，這段時間實在太長，感覺起來就像是好久以前的歷史。
以我的經驗來說，就好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跟我提拿破侖戰爭一樣。
都是古代歷史了……
博塞蒂：很明顯，從上次大戰爆發到現在，我們沒有丘吉爾，也沒有其他深思熟慮的政治家。你為什麼會在現在提到「丘吉爾的聯合國」？為什麼會在今天想到丘吉爾？
波普爾：丘吉爾的想法是：為了避免再次發生戰爭，必須有一個像是國際聯盟或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出面制止戰爭。但是，由於蘇聯暗中掣肘，使得丘吉爾的原則打了很大的折扣。聯合國認為只有在蘇聯與西方攜手合作的前提下，才會有著力點，於是它背離了丘吉爾的想法。丘吉爾後來也承認，他的政治設計沒有實現。
博塞蒂：但是，如今蘇聯與冷戰都結束了，但聯合國還巍然獨存。
波普爾：1989年後，我非常清楚我們面對的危險；但是，在我心裡卻比所有人都知道這世界的契機何在。
我要堅決抗議薩哈羅夫炸彈。
我要批評蘇聯核子物理學家，就是他們執意要試爆「大」氫彈。
我的看法已經請你在意大利發表了，我把危險點得很清楚，就是薩哈羅夫氫彈持續在世界擴散。
但是，我也看到了一條出路。
博塞蒂：出路在哪裡？
波普爾：我想在1989年後，我們西方應該對蘇聯說：「喂，西方想要和平，我們不用恐嚇工具，也用不著在鐵幕裡的各種體系，照樣能維持和平。來吧，加入我們，共同維護和平。」
歐洲的和平情勢極為穩定，我想大概沒有人覺得恐怖政權會借屍還魂。
同樣的道理，在大西洋的彼岸，北美洲、日本，也還說得通。
在非洲有些戰火，但是，世界絕大部分尚稱和平。
博塞蒂：很明顯，這種樂觀的預期正在褪色當中。
波普爾：首先，前一陣子，伊拉克的情況就相當危險，已經到了動用核武器的邊緣。那時情勢真的不容輕忽。但是，現在局勢已經是另外一番面貌了。
歐洲在舊政權組織的壓力下，朝統合的方向前進，可能會有一些不安。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受挫之後，恐怖主義也在蔓延中。
博塞蒂：這是怎麼一回事？
波普爾：共產主義被荒謬的民族主義取代。
我說荒謬，是因為現在相互衝突的幾個種族，其實都是斯拉夫人（Slav）。塞爾維亞人（Serb）是斯拉夫人，克羅地亞人（Croat）是斯拉夫人，波斯尼亞人也是斯拉夫人，只是後來改信伊斯蘭教。
可怕的是，我們西方人把頭埋在洞裡，坐視大屠殺、謀殺以及各種邪惡的行徑在這兩年發生。
我們放棄了西方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放棄了我們的原則，無法堅守通往和平的原點。
我們不該這麼做，我們不該投降。
這會是一個讓我們暴露在高度危險的錯誤，因為武器和毀滅的手段已經大幅精進，也因為薩哈羅夫氫彈（記得嗎？它的威力大約是廣島原子彈的3000倍！）已經流散到世界各地。想到這樣的危險，我們（包括統治國家的各團體、各國政府與反對黨）怎麼敢滿足於現狀？！
博塞蒂：你覺得投降的心態是從哪裡來的？
波普爾：我唯一能找到的解釋是：我們沉迷在電視這個媒介裡，不敢親眼正視這個世界，以為一切都不存在。
這些年來，我們看不到大屠殺，就以為這種事沒有發生。同樣的道理，我們也沒見到核彈爆炸，但是，我們真的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博塞蒂：就在最近幾天，波斯尼亞協議已經接近了達成邊緣。
波普爾：經歷這麼多的衝突，不管是什麼協議，都無法維護真正的和平。徹頭徹尾的不可能。
我們無法解除他們的武裝。
核戰威脅將從巴爾幹半島散佈開來。
博塞蒂：我們該做些什麼呢？
波普爾：我們的運氣不壞，由於擁有飛機這種武器，讓我們能處在有利的位置，把傷亡減至最低。西方國家在空中極具優勢，所以我建議撤回地面部隊。在異國的艱困地形中奮戰，絕對是錯誤（請看美國在越南得到的教訓）。或許在沙漠中可以速戰速決，但是在巴爾幹絕對辦不到。不過，相關的援助、藥物——如果真有必要的話，醫生也行——都可以空投。人員可以用直升機運載。在空中還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說從空中攻擊裝甲車輛與重武器。目前已經有許多徵兆（這些徵兆還會持續出現）委婉建議各國撤出地面部隊，改由空中支援。
但是，如果我們袖手旁觀的話，雙方的大屠殺還是會持續進行。除非我們採取強硬手段，否則他們不會罷手。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立場並不夠堅定。
博塞蒂：你認為軍事介入是必要的，但波斯尼亞的政治疆界，又該如何才能達成協議呢？
波普爾：「和平，和平。」他們總是說。但是，我們已經學到教訓，知道在地球上維護和平（至少掌握這千載難逢的良機）必須用武器做靠山；同樣的道理、同樣的手段，也出現在警察身上，他們要配置武器，才能維持國家治安。你總不能跟罪犯達成協議，得到和平吧。
博塞蒂：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好像跟你的年紀差不多……
波普爾：比我大兩歲。
博塞蒂：他有一次在接受《聯合》訪談的時候，曾經提到索馬裡（Somalia）。他說，聯合國不應該動用重武器干預，最好局限在政策運作上。
波普爾：接受他的看法，就永遠無法得到和平。
在一個原子彈遍佈的世界裡，勸他人放下武器，根本是一種虛無主義（nihilism）。道理很簡單：除了武力之外，沒有其他獲得和平的方法。伽達默爾可能忘記了康德的原則——也許是有原因的：康德跟我和伽達默爾有個不一樣的地方，他沒活過80歲。
我還要再強調一次，在這個議題上，哲學家並沒有任何專業權威。
關於這件事情，我也不能以專家的身份發表意見，當然也不能以哲學家的身份發言。我只是說，面對20世紀，我們應該用開放的胸懷看待。
[1] 原著請見I. Kant,「Perpetual Peace:A Philosophical Sketch」,in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2] 張伯倫時任英國首相。——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