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正直的人處於最大的不幸中——倘若他無視責任，其實本可以避免——他難道不是通過以下意識才活下去的嗎？即在他眼中他沒有理由為自己感到羞愧，或擔心自我審查的內在凝視。這裡安慰人心的並不是幸福，幸福甚至都算不上其中最小的部分，因為沒有人會希望自己遭遇此種處境，甚至欲求一個陷入此種處境的人生。但是他活著，他不能忍受過一種自己眼裡無價值的生活。這是敬重某種遠離生活之物的效果，與這種東西相比，生活的全部快樂都顯得沒有價值。
——伊曼努爾·康德，《實踐理性批判》
如果在道德與生活之間存在競爭的話，生活會勝利。生活自身會勝利，所以，讓生活值得過的東西也會。雖然並非每次都是如此，但生活最終會勝利。有時人會為了事業而獻身，為了責任而放棄那些對她而言最珍貴的東西。但多數時候，活下去、供養家庭、追求美麗、為自己而工作、自發地行動、沒有任何目的地行動，或者做很多不同於幫助別人的事，這樣的慾望強烈到難以抑制。
生活是否會受到道德的威脅取決於你認為生活是什麼。在最古老的傳統中，好的生活是道德的生活（雖然多數傳統也在日常的道德生活與聖人的道德生活之間做出區分）。生活受到了太多道德威脅是一種較新的、浪漫主義的概念——與理性相比會更看重情感的價值，與有意的行為相比更看重自發的行為，追尋原初的、本真的自我而不是小心翼翼地塑造一個道德自我。對一個浪漫主義者來說，慾望更少受到限制，而行善者則會限制它。「那些抑制慾望的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的慾望太弱了，可以被抑制住，」最早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威廉·布萊克輕蔑地寫道，「被抑制，逐漸馴服，直到它變成慾望的影子。」對某種浪漫主義而言，行善者的自我糾結可能看上去誤入了自戕的歧途。
布萊克在這裡反對的是詩歌《失樂園》，在這部作品裡，彌爾頓描述了撒旦對上帝權威的反叛。撒旦想要權力與自由，但天使亞必迭對他說，即使他現在逃離天堂，他也依然是不自由的：他被一個新的主人所奴役——他自己。這是關於慾望的古老觀點，即內部的奴隸主；但是布萊克和追隨他的浪漫主義者們拒絕接受這個觀點。
撒旦反叛的善是天使之善，其中包含著對上帝的服從。但行善者的善並不總是服從，相反，它常常是對他成長過程中遵循的規則與習俗的反叛。行善者看起來如此奇怪的部分原因是他們憑自己的意志行動。他們服從的是自己制定的規則，驅動他們的是他們從還不知道責任是什麼的時候就感覺到的一種責任感，而非其他人對責任的看法。他們來自的人群會認為他們古怪而極端。他們不是來自那樣的共同體，即在其中他們的犧牲是正常的，是事物秩序的一部分。
在有些環境中，行善者看起來並沒有那麼奇怪。對行善者而言，他們總是處於戰爭時期；在戰爭時期，行善者看起來沒有那麼熱心，他們的承諾也沒有那麼莊重。但戰爭自身也已經改變了，這可能是行善者現在看起來比過去更古怪的一個原因。戰爭不再要求人人都做出犧牲。對某些富裕國家而言，戰爭往往是發生在其他人身上或其他地方的事。對大部分人類歷史來說，為了某種更大的東西犧牲自我、孩子或工作是正常的，因為徵兵制度很平常。但很多國家在幾十年前就已擺脫了這一處境，在這些國家，不久之前還可以理所當然地要求為了國家而冒險，犧牲自己及家庭成員的性命。也許，沒有了這種更古老的責任形式，對家庭的責任感就會擴展並取而代之，以至於現在看起來為了事業而犧牲家庭變得不自然並且極端了。
在一九六年，哲學家威廉·詹姆斯做了一個題為「戰爭的道德等價物」的演講。詹姆斯說他漸漸意識到，像他這樣的和平主義分子過去沉湎於對戰爭造成的流血、暴力與浪費的譴責之中，卻沒有看到這些論證根本沒有觸及對手的論點。「軍事政黨既不否認獸行、恐懼，也不否認花費，」他說，「它只是說戰爭自有價值，將人類本性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的話，戰爭是懦弱的自我的最好保護。」和平主義者們不能理解的是，促使國家進行戰爭的並不僅是卑鄙的征服與掠奪欲。生活在危急狀態中的士兵是一個努力、奮發、勇敢的生命，隨時準備著犧牲一切。對這樣一個人而言，和平時期看起來可能是懶惰、軟弱而墮落的存在，沒有高於追求享樂的目標，在那樣的時期，對人的要求就只剩下不要侵擾自己的鄰居。「銳利和險峻哪裡去了？對生活的蔑視哪裡去了，不管是你自己的還是別人的？」詹姆斯想像著這個士兵這樣問：「野蠻的『是』與『否』、無條件的責任哪裡去了？」
詹姆斯覺得，在這一軍事化的蔑視中有某種深刻而正確的東西。如果戰爭永遠地結束了，必定會有其他同樣可敬而困難的東西取而代之。這樣的東西是不可想像的：為什麼只有在戰爭期間人們才會為了某種更大的東西而甘冒生命危險呢？詹姆斯建議在和平時期徵用苦工——「去挖煤礦與鐵礦，開貨運車，隨十二月的漁船隊出海，洗碗，洗衣服，擦窗戶，修路，修隧道，去鑄造廠，當司爐工人」——這樣既綁住了這個國家的年輕人，也以某種方式對不平等（有人過著舒適的生活，有人深受貧窮的困擾）進行了糾正。既然人們會因祖國面臨被征服的威脅而奮起抗爭，那為什麼不能被國家的不公正刺激從而奮起行動呢？他很納悶。為什麼戰爭年代的奉獻精神、友誼和迫切不能嫁接在日常生活的道德上呢？
聽說我在寫作有關行善者的內容，有人對我說，難道他們不是精神上有病嗎？過度的責任感在很多人看來似乎是一種疾病——一種自我懲罰的自虐需要，也或許是一種令人感到快樂毫無價值的抑鬱。當然，那些遭受這類疾病的人必定過著陰暗、狹隘的生活，被責任所籠罩著，強迫自己總是想到他人的不幸並忍受自己的不幸。當然，他們必定終生都蜷縮在某個陰濕的辦公室，在奔向下一個緊急任務之前吞嚥一碗重新加熱的麵條。
事實上，有些行善者是快樂的，有些則不是。快樂的行善者之所以是快樂的，其原因與其他人沒什麼兩樣——愛、工作、目的。不同的是行善者的不快樂——不僅是由於愛或者其他日常東西的匱乏與羞恥感，還是由於知道了世界是充滿不幸的，而多數人並沒有真的注意到或關心，以及不管怎麼努力他們都不能對以上兩種情況做些什麼。行善者缺少的不是幸福而是無辜。他們缺少那種對幸福的盲目，而這可以讓多數人在多數時間對不可忍受之事關閉心扉。行善者迫使自己知道，並一直讓自己知道，他們做的每件事都影響了他人，以及有時（雖然不總是）他們的快樂是通過別人的快樂得來的。記住了這一點，他們就將自己奉獻給了一種無限的責任感了。
當然，任何活著或到三十歲還持有不可救藥偏見的行善者，為了活下去都已學著習得一定程度的盲目。亞倫·皮特金在販賣機旁邊不再看挨餓的孩子，蘇與赫克托·巴多決定不再收養第二十三個孩子，不管他有多絕望。行善者學會將他們的恐懼編纂成例行公事與他們能據此生活的一套習慣。他們知道為了保持頭腦清醒，必須這樣做。但這局部的盲目是有選擇的、被迫的且相當沒有說服力。行善者需要很強的承受力來看待這個世界上的不幸，他們感到對此有種做些什麼的責任感，然後對自己說，我做的已經夠了，現在我要閉上眼睛和耳朵，轉過身去了。持久的行善者有很強的承受力。
這本書裡提到的行善者都很持久。對很多人（和雞）來說，很多事情因此得到了改善。所有這些行善者都在冒險靠近自毀的邊緣，但他們在抵達之前又退了回來。他們要麼發現了自己的限制並接受了它，要麼就是幸運的。多蘿西·格拉納達並沒有絕食而死或被敵軍射殺，亞倫·皮特金並沒有依舊無家可歸或獨自生活，茱莉亞·懷斯並沒有堅持不孕，巴巴·阿美特並沒有感染麻風病，他的孩子們也沒有被豹子吃掉，普拉卡什·阿美特並沒有被迫將自己的孩子切成片來救妻子，也沒有被他養的動物咬死，金伯利·布朗-威爾的兒子沒有在莫桑比剋死於心臟病，她的女兒也沒有被綁架，根本一徹沒有過勞死，蘇和赫克托·巴多保全了他們的家庭。但這些故事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有不同的結局。再往前多邁出一步，他們的奉獻看起來就可能是瘋狂或者殘忍的。
行善者之所以不同於一般人，是因為他們願意將自己的生活以及他們的家人同陌生人的需要進行權衡。他們願意為了另一個而讓其中一個冒風險。他們就像其他人一樣，相信他們對家人負有責任，但他們並不畫線來區分家人和陌生人。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將陌生人看得更重，而是他們記得陌生人也有生命和家人。當這些意願只是導致有計劃的犧牲時，那是一回事；當它導致破壞時，又是另一回事。事情最終會如何發展，部分取決於行善者的選擇，但也依靠運氣。道德判斷似乎不應該依靠運氣——你當然不應該因為某些無法控制的事受到責備，但事實上，運氣一直都影響著道德判斷。一個試圖謀殺但未遂的人受到的判決與殺人成功者是不一樣的。過行善者生活的某個人試著在不破壞自己身邊人生活的前提下減輕陌生人的痛苦，也會因為成功與否而得到不同的評價。
要是人人都像行善者那樣想問題，世界會是什麼樣？要是那快樂有用的盲目消失，突然人人都從理智上和實際上意識到這世上的全部苦難，世界會是什麼樣？要是人人都覺得有義務將自己的工作放在一邊，對這世界上的苦難做些什麼呢？要是人人都認為，比起減輕他人的痛苦，自主、自我表達、某種美或某種自由都不那麼重要或急迫呢？要是人人都不再相信盡可能地保護家人、讓家人過得舒適是他的責任，開始覺得他的家庭並不比別人的家庭更重要或更有價值呢？
如果人人都像行善者那樣思考，這個世界就不再是我們的世界，取而代之的新世界將是完全不同的，幾乎無法想像。人們談論著要改變世界，但那通常並不是他們的本意。他們想要說的是，提供足夠多的幫助，就可以少一些可避免的痛苦，人們也能夠以一種體面的方式繼續生活；他們並不是說要創造一個新世界，其中唯一的生活方式就是幫助別人。
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行善者的話，世界將和我們現在的世界相似，但會更糟。沒有他們展示一個人如果下定決心，能夠為陌生人做些什麼，嘗試的人就會更少。不是每個人都應該成為行善者，的確是這樣。但正是這些古怪的、懷有希望的、強硬的、理想主義的、苛求的、讓生命受到威脅的、無情的人有些過度的榜樣讓那些維護生命的品質得以更好地留存，這也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