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行義過分，也不要過於自逞智慧，何必自取敗亡呢？不要行惡過分，也不要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這個為美，那個也不要鬆手。
——《傳道書》7：16-18
滿三十歲後不久，斯蒂芬妮·維克斯特拉決定不再信仰無條件的利他主義。這是她十年之內所經歷的第三次重大轉變，最終她感覺自己疏離而孤獨。她懷著一種徹底的道德明晰感長大，明白什麼是自己的責任，但這已經逐漸萎縮與朽壞，直到最終像一層老掉的皮膚一樣從她身上掉下來。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她開啟了一系列探尋，尋找一種不同的明晰性，有兩次她認為已經找到了，但是都搞錯了。在最後一次探尋失敗以後，她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她可能再也不會像童年時那樣堅定地相信道德的確定性了。
她在密歇根州的荷蘭鎮長大，那是一個靠近大峽谷的美國西部小鎮，是非常荷蘭化的地方。那裡每年都會舉辦鬱金香節，有很多高大的藍眼睛的人和新教教堂。她媽媽在一個基督教學院教書，爸爸在一所要求教授在基督教信仰誓約上簽字的大學裡教授哲學。雖然她爸爸是一個哲學家，但他和她媽媽展現給她的基督教並非一系列神學信念或一種道德生活的方式，而是一種與耶穌的情感聯繫。斯蒂芬妮虔誠而盲目，她愛上帝。
在上十一年級時，因為要去東海岸休假，她的父母把她送到了馬薩諸塞州的一所寄宿制學校裡。家庭作業比過去要難，一開始她非常努力，以至於都開始掉頭髮了。她還發現她在學校的很多朋友都不是新教徒，於是她盡自己所能去說服他們相信上帝。她隨身攜帶著《聖經》，這樣就可以隨時翻開它和其他人分享，比如和朋友們一起出去的時候，或在半夜的宿舍裡。她不是一個說好話的新教徒，她對自己的使命非常認真。有一次在餐廳吃飯時，她攪進了一場可怕的爭論，當時她說，上帝創造某種人不會只為了將他送入地獄，所以同性戀必定是一個選擇。
她愛上了一個不信神的男孩，這個男孩也愛她，並開始在晚上給她打電話。有天夜裡，他問她，如果有一天早上她醒來後完全確信上帝並不存在，她會做什麼？她回答，她會不想再活下去，那將毫無意義。談話不久就結束了，和談話一起結束的還有他們的友誼。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說了什麼，只是對他來說這太瘋狂了。她還有另外一個猶太朋友，他是個不可知論者，當他們一起出去繞著校園散步時，她試著說服他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她不知道任何正規的論證，於是她對他說，唱聖歌的時候她感受到了聖靈的存在。有天晚上，她的朋友說，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為什麼要允許我的親人們死於大屠殺呢？這給了她很大的打擊。她感到暈眩，頭腦一片混亂，不知道該說什麼。這不是她第一次遭遇惡的問題，但這是第一次有人讓她以如此直接與私人的方式來面對這個問題。
在她試著讓人們改變信仰的時候，她自己卻動搖了。她以前從沒有和新教徒之外的人一起生活過，她發現這既奇怪又令人激動。她開始罵人，吸大麻。這些東西並沒有讓她有很強烈的罪惡感，那種感覺為性保留著。在一場基督教搖滾音樂會上，她簽署了一份婚前無性行為的誓言，但是她十四五歲時的一次經歷一直保留在她記憶深處。她在紐約時，有一次坐在她祖母公寓附近的街角咖啡店裡，看見一本女性雜誌放在桌上，就隨手拿來翻了翻。她在裡面發現了一位有基督教背景的女性的文章。那個女人直接對讀者說：如果你在婚前有過性行為的話，你並不會化為一股煙。你不會死亡或者消失，生活會繼續，你將好好的。我是這樣做的，所以我知道。在那時，這對斯蒂芬妮來說就像是一個啟示。在她可能犯的所有罪中，她知道婚前性行為是最壞的，然而這裡卻有一位女性基督徒這麼做了並倖存了下來。她好多年來都想著這篇文章。
在她上大學前的那個夏天，她在網上用筆名發了一個有髒字的帖子。她爸爸在搜索電腦的歷史記錄時猜到了她的筆名，與她對質。他對她說，她需要更努力地祈禱，不再犯罪。她哭了，跑到後院裡，躺在蹦床上，看著夜空；就在那時候她看到了一顆流星。她感到這是上帝在對她說話，讓她回家。他已經發現了她，擁抱她並重新接納了她。這是一種歡喜的感覺，一種被接納、重新變好的感覺——即使這意味著要放棄過去兩年她生活中出現的令人激動的新事物。
當她去上大學的時候，她立即開始強化她復甦的承諾。她睡覺前每晚都讀《聖經》，還寫了一張紙條給上帝，保證決不看色情文學，並把它裝在錢包裡。她加入了一個基督教的小禮拜堂唱詩班，每週六早上聚在一起讀《聖經》並談論神學問題。她想知道為什麼上帝要聆聽祈禱。難道對他而言更有意義的不是把事情都安排到最好狀態，什麼都考慮周到嗎？一個人因為碰巧祈禱了什麼或沒有祈禱什麼而有不同的命運，這難道不奇怪嗎？
她在讀研究生時學了哲學，並遇見了一個叫傑夫的哲學系學生。有一次，她向他解釋關於萊布尼茨的某一觀點，他們相愛了。他們能夠連著八個或十個小時談論哲學或宗教——他們散步時走很長的路，整夜整夜地不睡覺。
傑夫來自賓夕法尼亞州。他還在讀高中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活躍的創業者了。十六歲的時候，他募集了大約九萬美元創建了一個公司——但他並不是為了追求金錢本身。他想要對世界有所影響，並想著，不論他要怎麼做到這一點，很多的錢總會是有用的。他本科在沃頓商學院念商科，但隨後決定轉而學習哲學。讀到康德的時候，他開始發展自己的道德體系。他也開始發展自己的心理學理論，他相信人類的大腦遠遠未被完全開發，在少量心理學伎倆的幫助下，與目前所開發的量相比，它能夠得到指數級的增長。他經常引用的例子是記憶宮殿，比起其他方法，這種方法能使人記住的東西要多很多。
當斯蒂芬妮和傑夫在一起時，她是幸福的。但她再一次糾結於自己的信仰，她不能將自己與一個判處人類下地獄的上帝聯繫在一起。她心想，我不想崇拜那樣的上帝。她從沒有跟她父親提到過這些懷疑，但他卻覺察到了。有一天，他在電話裡與她對質：你依然相信耶穌是為你的罪而死的嗎？她最終尖叫著結束了對話，並且好幾個月都沒有再跟他說話。那真是一段艱難的時期。她意識到，如果要放棄基督教的話，就不得不預備著永遠不能親近她的父母。但是她感到必須要保護父親，因為她知道她的拋棄對他是毀滅性的。有天夜裡她夢到他遊走在沙漠裡，她知道他將死去，她本來可以救他，但是她沒有。
在進研究生院後不久，她開始對形而上學不再抱有幻想。哲學家似乎是想通過運用他們對事物本性的直覺來得到真正的知識——但為什麼應該是這樣呢？尤其是研究已經顯示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們對同一問題擁有完全不同的直覺。當處於相同文化甚至相同流派的哲學家們擁有衝突的直覺時，該如何在二者之間進行裁決？她轉向了知識論——研究我們怎樣為自己的信念辯護——但很快她就開始懷疑很多討論是毫無意義的。
這段時間，在一趟有傑夫加入的意大利家庭之旅中，她媽媽發現斯蒂芬妮在吃避孕藥。她媽媽很吃驚，想方設法阻止這一可怕的罪過。她為傑夫禱告，向他伸出手，想帶他走向上帝，她讓他們發誓在意大利不要有性行為。最終，她和斯蒂芬妮大吵了一架，因為她媽媽整天追著他們，不讓他們溜出她的視線——斯蒂芬妮憤怒而困惑地想，好像她覺得他們會在大街上亂搞似的。之後，當她發現斯蒂芬妮已經和傑夫睡過之後，便對她說她已經背叛了上帝，她不會原諒她。
之後的幾個月，她和父母在電話裡就自己與上帝的關係展開爭論。她父母感到她的信仰已死，他們為她的靈魂而戰，但最終還是失去了她。她不再相信了，她這樣告訴他們。接下來的夏天，她和傑夫去密歇根州參加一個婚禮，趁著父母不在住進了他們的房子。她到了那裡後發現，以前屋裡到處都放著她的照片，而現在全都不見了，她所有的痕跡都被移除了。她媽媽留了一張字條解釋怎樣可以找到雜貨鋪，就好像她是一個陌生人，從沒有在那所房子裡生活過，沒有每週都去那個雜貨鋪。那張字條也告訴她，她的東西都被打包放在了地下室，她走的時候應該帶走。
斯蒂芬妮和傑夫結了婚。她父母來參加了婚禮，但她知道他們並不對此感到高興，她沒有讓父親帶她走進禮堂。在接待處，她看見一個表親拿出了一些她小時候的照片，其中有一張是她大約十二歲時，正在試穿她媽媽的婚紗。這些照片似乎呈現了從那個孩子到現在的她之間的連續性，她退卻了。她想，那之間沒有連續性。她已經選擇了和童年斷裂，這選擇是艱難而痛苦的。她收集了所有的照片，把它們藏了起來。
婚禮後不久，她的生活似乎終於安定了下來。她和傑夫都在馬薩諸塞州郊外的一所小學院找到了工作，並搬到了附近的一所房子裡居住。但她並不滿足，她感到應該做些什麼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在她還是研究生時，她曾在珀斯安波易的一所看護中心裡做一個十三歲女孩的看護人。她們一起去博物館，一起看電影，一起做飯，她變得有些依戀那個女孩。她開始研究看護中心，發現很大比例的孩子在長大離開看護中心之後會成為無家可歸的人。有一年夏天，她在幾個為收養孩子服務的機構實習，試著幫助這些孩子順利進入成年階段，她注意到，儘管這些機構抱有良好的意願，但他們很少關注項目的進展情況。那裡並沒有真正的研究，沒有數據，沒有證據。她意識到這是她喜歡做的事——對善良意願的效果進行研究。
在這一領域進行探訪的時候，她發現了「善予」，一個致力於這類研究、追求用最少的錢改善更多人生活的組織。這家組織在幾年前由兩三個年輕人籌建，他們當時在一家對沖基金工作，苦於在非營利組織的世界裡找不到評估投資所需要的數據。很多慈善家談到用很少量的金錢救人，因為這有益於募集資金，但事實上「被拯救的生命」這一概念並沒有多大的意義。要將一個生命算作是「被拯救的」，那個人必須要多活多久呢？如果一個人在接下來的一周死於小兒麻痺症，那麼治療他的瘧疾就不會有太大用處。要是你這周讓他免於因瘧疾而死，下周又免於因小兒麻痺而死，那這是算救了兩個人還是一個人呢？
「善予」喜歡用於測量的工具是DALY 12，其字面意思是調整殘疾人生活年限。這個量表不僅考慮到一個人是否得到了挽救，還考慮到他又活了多久，以及生活在什麼樣的狀態下。比如，健康狀態下的一年會比盲人或截肢的一年比重更大。在選擇要關注哪種疾病與問題時，這是有用的。斯蒂芬妮一開始在「善予」做志願者，後來，她把父母都研究哲學而絕不會尊重這樣一份工作的擔心放在一邊——她辭掉了學院裡的工作，在那裡全職工作。
同時，傑夫也在改變。他也辭掉了教職，創建了一個叫「槓桿研究」的組織，企圖以此改變世界。他與托比·奧德在牛津創建的有效利他主義運動聯合起來，後者已經在美國的大學裡通過像茱莉亞·懷斯與傑夫·考夫曼這樣的人建立了先遣隊。傑夫與斯蒂芬妮搬到了紐約，並和其他幾個已經與「槓桿」簽約的人合租了一個院落，此後組織和傑夫的野心就一直伴隨著他們。
為了改變世界，傑夫相信，他必須改變自己。他變得越來越關心效率，每夜只睡三個小時，白天平均午休三十分鐘。斯蒂芬妮看見他在電腦前打盹，擔心他這樣下去會生大病。他的野心是無邊際的。他在「槓桿」的簡介中寫道：「傑夫出於第一原則思考與行動。他得出並頒布了一系列為所有人創造一個繁榮世界的行動指令。」這意味著，他不認為可以在別人關於某一議題已有的成果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研究。他將提出一個原創的道德理論以及一個原創的人類心智理論，他將一切從頭做起。
他的終極計劃是創造一個理想世界，斯蒂芬妮與他爭辯過這點。她會說，你可能會達成你計劃的一部分——你可能從事疾病、戰爭、饑荒或人際關係方面的工作——但你不能做所有的事情，即使你非常聰明也不行，因為世界是複雜的。但傑夫好辯，他會逐個擊破她的觀點，即使他從未說服過她，但她也同樣不能說服他。她會將很多辯論的環節詳細記錄下來，而他會寫下類似這樣的回復：「我不同意你論證中的前提四，請弄清楚你是如何使用『困難』一詞的，這裡有五種可能的定義，你用的是哪一種？」她感到無助和挫敗，隨著時間流逝，她開始迴避這些論證。他感覺到她的疏遠，並產生了背叛感。當然，如果你愛一個人的話，你要不就支持他的目標，要不就艱難地勸阻他——不會僅僅扭過頭去。她同意這點，並感到內疚。一部分的她希望他的野心會就此打消，然後他們會重新幸福地在一起，而她也不再掙扎——但這不會發生。
斯蒂芬妮熱愛她在「善予」的工作，但在心底總被傑夫激起的念頭——這是不夠的——攪得不得安寧。她應該做些更大的事，但她不知道什麼是更大的事。像奧布裡·德格雷一樣，致力於戰勝死亡嗎？像機器智能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一樣，防止計算機被惡意侵入嗎？這當然比她現在做的事情要多。傑夫覺得「善予」的工作太短程，太有限了。他總結道，它扮演了一個有用的角色，但它對修復這個世界幾乎沒有什麼作用——並沒有真的改變什麼。他對她說，如果她工作得更努力些且不再介意採取非常規的觀點，她就可以做到不辜負自己的潛能。
但這一想法讓她感到悲傷。如果她真的投身於拯救這個世界的行動中去，就像她「應該」做的那樣，她就再也不會有樂趣了——她不能去旅行了，也絕不會去漂亮的地方。她將必須像傑夫一樣專注地投入。她得一直工作，將自己的生活與自己所愛的東西切斷聯繫，一樣一樣地，直到一個也不剩。如果她真的要讓自己去承擔義務，就必然要孤注一擲。但承擔這種量級的責任還是讓她害怕，當她不得不這樣做時，她成天都在擔心。她總是感到內疚；然而同時，有效利他主義的一些事情也開始讓她感到困擾。她討厭那種感覺，即她有義務只關注做善事的可能的、最有成效的方式——更個人化但不是很有效的方式，比如去收養中心做一個小女孩的看護人，沒有好好利用時間。
在斯蒂芬妮與傑夫分開幾個月後，兩人開始了夫妻心理治療。她告訴父母時很擔心，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們並沒有生氣。她開始更頻繁地跟他們打電話。那些對話並不容易——她依然感到疏離——但她覺得和他們又慢慢地靠攏了，他們在暗中摸索，試著靠近彼此。她媽媽說，我們每天都在想你。斯蒂芬妮知道她在說什麼，她很小心地沒有說出來，她知道媽媽想說的是：我們每天都為你祈禱，希望你找到重返上帝之路。
雖然斯蒂芬妮確定分手是正確的，但她很痛苦，她感到自己開始分崩離析。有天晚上，她約了媽媽在祖母的公寓一起吃飯，但她暈頭轉向搭錯了地鐵，最終到了城市的另一邊。她哭著打電話給媽媽，說她不能過來吃晚飯了，她無法面對她的評判。她媽媽說，來吧。斯蒂芬妮去了，整個晚上她都躺在床上哭泣，她媽媽坐在旁邊輕撫著她的頭髮，斯蒂芬妮感到她不再掩飾自己的某些部分，而她媽媽卻依然愛她。
就在這段時間，夫妻治療師推薦了一本叫《徹底接受》的書給斯蒂芬妮，這本書改變了她的生活。這是一本佛教書籍，她對佛教並不特別感興趣，但它的基本觀點是這樣的：你是一個還不錯的人，就像你現在這樣。你可以改變，但並不是必須。當她剛開始讀的時候，這一觀點荒唐得讓她吃驚。但隨後她想，如果你看見了一棵樹，你不會想，這棵樹不如另一棵樹那樣花枝招展，這是不夠的。如果你看見一隻小狗，你不會想，你應該長得更大點呀，你怎麼回事？也許人也是一樣的——他們就是那樣子，這就挺好的。
她曾經相信，在她這一生中，總歸有些在根本上不好的東西，但現在她認為或許她錯了。這本書裡講到很多人在一種「無價值的恍惚狀態」中度過了人生。這讓她回想起很久前讀到過的一句話，講的是上帝怎樣用他的斗篷蓋在你身上，掩藏了你的罪。這讓她吃驚，也讓她覺得可怕，即上帝是如此討厭人，以至於他寧願遮住人而不願直視人。這是讓她感到自己開始遠離教堂的那些時刻之一。
隨著她開始接受自己，她也開始拒絕自從拋棄基督教後構成她道德生活基礎的東西：功利主義。她拒絕彼得·辛格關於我們要承擔多少義務的池塘論證，她已經意識到，接受了這個論證就意味著要放棄自己。她並沒有一個哲學的反對論證，但她不再相信她非得有一個不可。她花了很長時間才認識到這一點——經歷了很多年的內疚與自我撕裂——但最終她不再相信她有責任將每一個醒著的時刻都用來拯救世界，或必須從睡眠時間中爭取更多醒著的時間。
她依然希望成為與她分享共同價值觀的團體的一部分，但她能找到一個她會一直認可的團體嗎？她讀過一本社會學的書，講的是人類群體是如何產生將他們凝聚在一起的半正式的宗教儀式與信念的。或許在努力為自己的信念辯護的過程中，她誤解了他們的目的，以及人類社會是如何運作的。或許你僅僅是被認為應該接受這些東西，或至少對此不太質疑。她想要屬於某個地方，相信某些東西。她不希望她的整個人生都由拒絕的鏈條、一個又一個永無止境的離開所組成。
她拒絕了基督教，拒絕了哲學，拒絕了無條件的利他主義。現在她什麼都沒有了——只有她自己。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讓她覺得幸福，但這也令人恐懼。她沒有過去那麼內疚，但卻更加焦慮。她花了一輩子的時間為沒有過上實現這套或那套既定規則的生活來苛責自己，現在她必須要靠自己來解決一切。這種思維方式對她而言並不容易，但她承認這種令人目眩的不確定性正是自由的代價。
「有價值的東西就是我所認為有價值的東西，這樣合法嗎？」她懷疑，「這樣對嗎？」對她來說，這聽起來太主觀了——如此淺薄，如此沒有根基。這樣想讓人非常不安。她花了一生去尋找一個基礎，當她不再信任一個神聖計劃時，她曾去尋找一個客觀的道德真理，但她沒有找到，而現在她懷疑是否存在那樣的東西。但是還剩下些什麼呢？你能將人生建立在你發明的觀念上嗎？沒有比那更大、更多的東西？她已經拒絕了建立在數個世紀的思考與信仰之上、被百萬人所遵守的道德體系，而現在她的基礎將是她自己？這聽起來太荒謬了。但這就是她所擁有的一切。「這樣說對嗎——這世界上有我看重的東西，而這就是我在生活中所要追求的東西？」她很懷疑。或者，她不再知道什麼是對的，或許永遠也不會知道了，就這樣根本沒有任何基礎地活著，可能嗎？她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