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愛得越多，就越感到自己有能力去愛。她感到被她所愛的人圍繞，就像她為他們分擔重負一樣，他們也會分擔她的，並在她跌落的時候抓住她。
在塞內加爾待了可怕的幾個月以後，金伯利·布朗-惠爾被主教派到馬里蘭州埃塞克斯的一所教堂裡做牧師。埃塞克斯是從巴爾的摩東面起跨過巴克河的一片並不美麗的隨意伸展開去的土地。主幹道東大街上的很多店面都被柵欄圍了起來，沒有被圍起來的有酒吧、證券機構、當鋪和二手車鋪。教堂是一棟大型白色隔板建築，已經有上百年歷史了，這一漫長的歷史——加上教區將自己看作是受尊重的勞動人民聚居的郊區，而非任由無家可歸者在商廈後面凍死的地方——變成了一個問題。
集會是分開進行的。週日早上先是傳統的聯合衛理公會儀式，有唱詩班和管風琴伴奏；隨後是現代儀式，播放錄製的流行音樂、DVD和幻燈片。這個分割並非沒有包含敵意。較年長的成員不喜歡現代儀式，他們覺得這並不是真正的教堂儀式，但也警覺地看到他們的成員在一年年減少，而現代儀式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
金伯利精力充沛，很難安靜地坐下來。她說話像連珠炮似的，很愛笑，常常發自肺腑地笑得很大聲。在教堂她總是撫摸和擁抱信眾，當音樂響起時則充滿活力地拍手或搖擺起來。
她是教會裡第一位女牧師，有人對此並不樂意。有些下流的紙條被放到奉獻盤裡或講道壇上，也有些送來的郵件。有人當面告訴她，他們不希望她在那裡，他們會讓主教將她調走。但是，在她工作過的每個教堂裡，她都是第一個女牧師，所以她已經習慣了。她想：我能夠愛他們到給我一個機會的程度嗎？因為她是個女人，有的人離開了；而其他人則惱怒於那些人的離開，並因此責備她。但她對此並不覺得太糟——她不能改變她的性別，她說，她並沒有要求到這個教堂來工作，是主教調她來的。另外，衝突也並不總是一件壞事。教堂不是社交俱樂部，它有為基督贏得信眾的使命，而她的工作就是推進這一使命。做這項工作通常都是不舒服的，如果她只是迎合大家，她就做不了工作。
她熱愛工作。她喜歡主持婚禮，甚至葬禮，雖然葬禮要更難一些，因為她要在講道壇上站更久，久到讓她開始為死者感到悲傷。她覺得，在如此意義深遠而親密的時刻被一個家庭視為它的一部分是一種特權。甚至在平常的日子裡，每次她走進教堂都感覺得到了昇華。
她總是會發一些小紙條或生日卡，或者給人們打電話；如果她最近沒有見過某人，她會聯繫他，弄清楚他是不是還好；如果有人問她一個問題，她會反問他這個問題。偶爾她會發現自己剛好在別人最需要的時候打了電話給他，或者向婚姻正面臨崩潰的某人問好，又或是送了一張生日卡片給沒人會注意到他生日的人。她的教會裡有很多孤獨的人，他們或許認識一些上班的同事，但並沒有家庭或任何親密的人。在那些幸運的時刻，她感到慶幸，並相信上帝在那些日子裡啟發了她，所以她才會知道該做什麼和什麼時候去做。當然她並不總是能解決他人的問題，但是她會告訴他們，我是你教會裡的姐妹，你無須獨自承受這一重負。
多年來她已經學會了仔細聆聽，因為通常其他人問她的問題都不是真正的問題。他可能在談論失業或者婚姻中的困難，然而真正的問題卻是酗酒或毒品。有一次，一個年輕的家庭帶著絕望來找她，他們剛剛買了一套房子，接連生了三個小孩，由於金錢問題而苦苦掙扎。她和其他一些教會成員籌備了一個基金，在沒有告知對方的情況下幫這對夫婦付了抵押貸款。但事情的真相卻是丈夫沉迷於色情電話熱線，這一點，而非房子或三個年幼的孩子，才是他們沒錢的原因。
她的一些同事覺得她感情過剩，太有同情心，而這對一個女牧師而言不是什麼好事，它會干擾判斷，或者令人心灰意冷。但她不同意這種觀點。事實上，她根本忍不住：超然不是她的本性。如果有人告訴她一個關於自己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很糟糕，把她弄哭了，她並不認為這是個問題，這只是向他表明她能夠對他的遭遇感同身受。當某個她認識的人遭遇背叛時——背叛信仰尤其令她恐懼，她完全不能理解，她曾見過這種背叛是如何毀掉一個人的——她也會感到受傷和生氣。她逐漸開始愛很多教區居民，她對他們說，我愛你。她教堂裡的一個成員是牧師的孩子，他告訴她，以前從沒有聽牧師這樣說過。她愛得越多，就越感到自己有能力去愛。她感到被她所愛的人圍繞，就像她為他們分擔重負一樣，他們也會分擔她的，並在她跌落的時候抓住她。
她提供的不僅是舒適。孤獨與不幸是不好的，但是還有更糟的事情。罪惡更糟，過一種好的生活不僅僅是感到快樂。所以，當她和教區居民說話時，她鼓勵他們堅持以最好的自己作為行為標準。這比僅是聆聽做起來更不舒服，但她相信，如果有人能夠感到她這樣說是出於愛，不管他做了什麼她都會一樣愛他，他就會聽得進去。如果有人對自己的配偶不忠或飲酒太多，她覺得幫助他停下來就是她的工作。有時會有人告訴她，這不關她的事，而且她提出的要求會讓她更討人厭。這讓她難過，因為她希望自己被喜歡，但她知道自己必須去做，也知道事情並不總會好起來。她知道有的牧師需要被每個人愛，那些牧師僅僅是地圖上的標記——如果你那樣感受，你就不能完成任何事情。
從精神上講，她並不認為做牧師就意味著在某種意義上處於更高層面。她和其他人一樣是個罪人，也非常需要一個拯救者。但對她而言，有些不一樣。如果她沒有正確地行動，人們就會想：好吧，如果她都沒有做，我當然也不需要擔心任何自己家庭之外的事情；或者，如果連牧師都並不比我做得好，那成為一個基督徒有什麼好的？或許她的確有理由發脾氣，又或許她確實有某種理由才做了一場無聊的布道，但是沒有人會體諒——他們只會看到她為上帝做的工作一塌糊塗，並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
有一次，她教會裡的一個女孩才上高中就懷了孕，並決定把孩子生下來。女孩的媽媽將她趕出了家門，直到孩子父親那邊的家人介入此事。這期間金伯利告訴那個女孩會沒事的，並給了她需要的各種幫助，讓她走出困境。女孩的媽媽對此並不感激，她覺得金伯利是在干涉，而那個媽媽最終加入了別的教會，這反過來在那些喜歡媽媽一方並感到金伯利不應該冒犯媽媽的教會成員中引起了怨恨情緒。
金伯利發現整件事都很令人困惑。父母怎麼能夠這樣對待孩子，把她像垃圾一樣扔掉，尤其是在她那樣年輕、那樣需要幫助的時候？那是你不應做的事。她並非因此就不喜歡那位媽媽——她從沒有不喜歡誰——她努力去理解。她知道那位媽媽是一個單身母親，或許她的憤怒和失望要更多一些，因為她知道女兒的生活將會變得多麼艱難，但那並不能為她把自己女兒趕出家門做辯護。金伯利判斷，在那種情形下必定有她還沒意識到的東西，某些能夠解釋一個母親為何能以那種方式拒絕自己女兒的關鍵信息。一段時間以後，這一情形再次上演，這次是另一個媽媽和另一個同樣年輕且懷了孕的女兒，都是常來做禮拜的人，而金伯利又一次困惑了。女兒悲傷而迷茫，打電話給金伯利問是不是可以過來，因為她很孤獨，需要和媽媽說話，任何一個媽媽都可以。金伯利對自己說，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根本無法理解。
她想要做大事。上帝很偉大並做著偉大的事。她不僅是在侍奉教會或者教會中的人，也是在侍奉上帝，而那意味著她必須盡力鞭策自己，雖然那時她還不能對責任的體量與重量想得太多，因為那可能會令她失去勇氣。怎麼能要求她做的任何事都對上帝足夠好呢？她知道需要克制自己，不要太嚴格或太積極，以免讓會眾筋疲力盡。如果有人傳話說她會把人搾乾，因為她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把自己最好的東西獻給上帝，那麼就沒人願意和她一起工作，她也就什麼都幹不了了。
除了侍奉上帝，教堂裡還有很多事情在進行。晚上有成人課堂，《聖經》學習或者讀書小組——他們會讀當代作者寫的宗教類書籍或能被提取出宗教主題的大眾讀物。有時還有一些更實用的課程——關於個人理財、家庭教育。教堂裡還會舉行聚會：有匿名戒酒者協會、男童子軍和女童子軍，後者對參加聚會的成年人都要進行背景調查與指紋採集。那裡白天有護理中心，晚上有駕校，同時也是男人和女人討論家庭與工作問題的地方。
這些事情都很好，但它們只是幫助了特定人群，還有其他更需要幫助的人沒有被幫助到。所以金伯利啟動了一個食物儲備中心計劃，勸各種機構捐給她食物以儲備起來，很快她每月就能收集到四千到七千公斤的食物，她對其進行分類整理、保管，再分為適宜一個個家庭的份額。她將廁所用品派發出去，將二手的外套、毯子、帳篷和油布捐給睡在外面的無家可歸的人。每個月她都問自己是否有錢保證食物儲備中心繼續運作，如果經濟不景氣或人們很焦慮的話，他們會不會繼續捐錢？
在教堂旁邊有塊荒地，堆滿了又老又舊的運動設備。她將垃圾清走，開闢苗床，種了蔬菜和果樹，有梨樹、桃樹和蘋果樹。這讓她感到幸福，用自己的雙手在土地上種植東西讓她感覺良好。她認為，對於食物儲備中心而言，擁有新鮮的自家種植的蔬菜和水果是多麼棒的事情啊！但後來果樹上的果實被偷走了。這先是令她很受傷——她幾乎對這些果樹有了類似母愛的感覺，但隨後她想偷這些果實的人或許比她更需要它們吧。
她創建了一個熱食部門——她覺得「流動廚房」聽起來有點壓抑——每週三中午開放，他認為可以用作聚會場所，大家在生理需要得到滿足的同時，社交需要也得到了滿足。因為教堂對此沒有預算，她就盡力募集資金，並用自己的錢支付了剩餘的部分。她得瞭解每週在這個時間會出現的是哪些流浪漢。他們的生活很複雜，她試著幫助他們。他們中的多數都有精神上或身體上的殘疾，這意味著他們總是有處方藥需要吃卻沒有錢買。他們需要巴士費回到他們睡覺的地方。在知道他們中的一些是癮君子以後，她試著不給他們那麼多錢以避免使他們陷入麻煩，但她並不對此進行檢查，當他們聲稱自己需要某種東西時，她就相信他們的話。她知道自己有時候會被欺騙，而那總是讓她有種做出妥協的感覺。
當她瞭解了附近的流浪漢後，她意識到他們無處可去。鎮上有個為女人和孩子服務的庇護所，但沒有為他們服務的，所以每年冬天他們中都會有人被凍死。在最冷的月份中，她似乎每一兩周就會聽到有人死了，有些是她認識的，有些還吃過她做的飯。她忍受不了，尤其是因為教堂裡非常暖和，有廚房和衛生間，而且在夜裡也沒有人使用。她決定在天氣寒冷時將樓上變成庇護所，但很多人對這個想法持反對意見。這涉及教堂建築的翻修，意味著流浪漢將整夜留在教堂。人們並不喜歡改變，他們希望教堂是他們兒時的樣子。人們懷疑她會親吻從巴爾的摩來的流浪漢，儘管她告訴大家在埃塞克斯就有許多流浪漢。
人們總是為各種事情操心。要是那些流浪漢一把火把教堂給燒了呢？要是其中一個受傷並被起訴了呢？要是某個流浪漢攻擊別人，或是騷擾女童子軍或男童子軍呢？事情變得很尷尬。那些不想建庇護所的人開始了一個以擺脫她為目的的運動。她對她的會眾說，這是你的教堂，你終生都擁有這個教堂，你在這裡養育了自己的孩子和孫子。如果有人必須要走，那走的應該是我。
最終她建議，不把教堂當作庇護所，而是把她的家即牧師公館給那些人用——她和她的家人搬到另外的地方住。人們同樣不喜歡這個想法，他們希望牧師就住在牧師公館裡，而不是一大群流浪漢住在那裡，但這聽起來比讓他們住在教堂裡要好點，最終會眾投票同意了。很多人都威脅著要離開，但最終沒有人這麼做。
金伯利和她的丈夫理查德搬了出去，第二天流浪漢就搬了進來。搬出去是容易的，因為他們幾乎沒有什麼東西。每次他們去國外傳教就要拋棄所有東西，等再回來時，他們就借東西來用，或者人們會將自己不想要的老物件捐給他們。通常在他們的結婚紀念日，金伯利會對理查德說，他們已經結婚十年了、二十年了或二十五年了，但還從沒有擁有過一個沙發。某天她對他說，我們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沙發，但這也就是說說而已。如果到現在上帝都沒有為他們安排一個屬於自己的沙發，那麼這就是一個明確的信號，即他們並不真的需要沙發。
在金伯利成長的過程中，倒是有沙發而沒上帝。她父母告訴她，他們是在教堂茶話會上認識的，但那其實是個酒吧。她爸爸來自俄克拉荷馬，在戰時服完了兵役，來芝加哥繼續大學學業，完成工程學方向的畢業作品。她媽媽是一個捷克移民家庭中最小的孩子，當時在酒吧上班。他們結婚以後生了五個小孩，金伯利是其中最小的，出生於一九五五年。
金伯利的父親成了一名航空工程師，選擇這份職業部分是出於專業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出於熱愛。他們在全國不斷搬家，一年一次、兩次、三次，以便他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他總是在看其他州的不動產廣告——密歇根州、阿肯色州、伊利諾伊州、加利福尼亞州——考慮下次搬家會去哪裡。在那些日子裡，他是個醉鬼。他喝酒最厲害的時候金伯利還很小，她說她不記得了，但在她長大一些後，有很多次他從車上摔下來後會消失數日，等他再回來的時候，家裡總是會發生爭吵。
她父親最終停止了酗酒，開始去匿名戒酒者協會，不過到那個時候金伯利的兩個最大的哥哥卻開始酗酒了。那時她正在上高中，她最大的哥哥戴維是個癮君子，總是被逮捕，在監獄裡進進出出。在死寂的黑夜裡，總有警察重重地敲響她家的大門。他將一些令人害怕的朋友帶回家，那些朋友勒索、偷竊，戴維也跟著勒索、偷竊。她父母為這些事情而爭吵，但也無濟於事。等金伯利上大學的時候，有一次戴維差點被人打死，不久之後他就自殺了。他非常討厭，完全不顧及他人，也從不為任何人做任何事。他的生活是如此混亂，一件壞事接著一件壞事，他的死訊似乎只是其中一件壞事而已。多年以來金伯利目睹了這一切，對戴維而言，事情到最後也沒有一個善終。
她愛她二哥蒂姆。他也是個酒鬼，但對他的小妹妹很好。他是個嬉皮士，總愛到處轉悠，遇到人就帶他們回家吃飯或待著。後來，他變得無家可歸。他告訴金伯利他想要成立一個襪子會：人們總是給那些流浪漢捐大衣，但從來沒有人想到要給他們捐襪子，而他們很需要襪子。他最後生活在拉斯維加斯，那裡有免費的醫療保健與大量酗酒者。最終，他結了婚並設法重新開始工作，但那個時候酒精已經毀了他的腎臟、肝臟和心臟，最後他去世了。
儘管或者也許正是由於她哥哥們身上發生了那些事情，金伯利發展出了一種被她父親稱為盲目樂觀的人格特徵。她總是認為人們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善的，事情總會有好結果。她父親告訴她，她並不理解這個世界，她長大一些後明白了他的意思，但也並不想改變什麼。在她去國外傳教之前，她擔心見到太多的貧困與絕望會令她心腸堅硬——她不得不避開那些來尋求幫助的人，因為那樣的人實在是太多了，但事實上並沒有。
她是個幸福的孩子，但也注意到了痛苦。她總是將迷路的動物帶回家，這讓喜歡保持房子清潔的媽媽感到很厭煩；她看到傑裡·劉易斯為肌肉萎縮症拍的電視節目時哭得一塌糊塗；為了步行募捐，她會走好幾公里；她將自己兼職當保姆掙來的錢捐給大街上看到的人。她父母認為這很怪異，她對他們說，她喜歡捐東西。但是她從未將任何事與上帝聯繫到一起，直到她十三歲。那時她住在阿肯色州，她的一個朋友帶她去了鎮上的南方浸禮會教堂。在那之前，她連進教堂都有點害怕，但那一次她進去後卻感到自己像是回到了家。她想，我要找到一種能留在這裡的辦法。
這不是那種由幾個家族控制的、女孩獨自前來都會引人注目的小教堂。這是一間大教堂，組織良好，有青年唱詩班、青年團契和很多小孩子的項目，很快她就一天去兩次了。她父母都不信教，他們擔心她會變成一個怪人，擔心這間教堂宣揚某種狂熱崇拜。她媽媽問她，是否認為自己正變得狂熱。金伯利回答，她覺得這正是上帝想要她做的。她從沒有試著讓家裡人和她一起去教堂，也沒有人這樣做。在大學裡，她主修社會學和宗教研究，並在附近的幾所教堂裡參與幾個兒童項目。有一天，一個教堂的牧師問她，是否考慮過成為一名被任命的牧師。她吃了一驚，她以前並不知道女人也可以成為牧師。但當這個念頭呈現在她面前的瞬間，她意識到這正是她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一種在教堂裡度過餘生的辦法。
在神學院的最後一年，她遇見了理查德。理查德和金伯利來自同樣困難的家庭，只不過造成困難的原因不同。他在巴爾的摩西南部長大，那是相當艱苦的地區。他父親在米德堡的部隊工作，在一所老學校做紀律督查。他期望別人對他絕對順從，如果不是這樣，他會很生氣。當他下班回來時，家裡的晚餐必須已經準備好了。等他吃完飯，他會起身去看電視直至上床睡覺。孩子們在飯桌上不許說話，在他離開餐桌後不能再吃東西。理查德還小的時候，他們在聖誕節和復活節去過幾次教堂，但有一年復活節前夜有人偷走了他們家汽車的電池，理查德的父親將這件事看作一個徵兆，再也不去教堂了。理查德關於父親最好的記憶是他們兩人在一九七二年艾格尼斯颶風來臨期間衝進雨中，在山底下救助被洪水淹沒的家庭，但是也就僅此而已。
理查德認為他的父母對孩子沒什麼感情。上了大學之後，他搬到了離校園只有八公里的地方居住，對他母親而言，他就此離開了，她從沒聯繫過他。後來，等他學會思考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判定母親缺少人類的同理心。或許是由於他父母與他相處的方式，或許是他比自己認為的還要像他父母，理查德很冷淡，幾乎總是沉默不語。他看起來似乎很嚴厲，對人愛理不理，遲鈍到了粗魯的程度。他看待一切事情都是非對即錯，沒有任何中間的灰色地帶。金伯利的媽媽很不喜歡他，在他們初次見面時，她就拒絕參加他們的婚禮。為了幫理查德獲得足以應對牧師職責的社交能力，金伯利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們的孩子以不同的方式來到他們的生活中。他們從馬裡蘭的寄養所領養了最大的孩子，一個名叫薩拉的混血女孩，那時她才六個月大。領養了薩拉之後，他們有了自己的孩子彼得。不久以後，當他們被分派到格林納達做傳教士時，他們又收養了凱西，當時她無家可歸。凱西最後到了看護中心。她還是個嬰兒的時候，她叔叔朝她頭部摔了一個酒瓶，損害了她的大腦。她在醫院裡住了幾個月，最終留下了殘疾。
金伯利並沒有事先仔細考慮過這些事情，她沒有計劃要收養小孩，事情就那樣發生了。很多人認為他們收養一個混血小孩是錯的，而收養一個外國黑人小孩並將她帶離自己的出生地更是錯上加錯，不過這一切對金伯利來說都算不上什麼。她並不在乎孩子是什麼膚色，只要他們需要一個家。在她和理查德去國外傳教的過程中，很多人看見他們已經收養了一個黑人小孩，也請求他們收養自己的孩子，給孩子更好的生活，但金伯利拒絕了，她並不想讓孩子離開他們的父母。另外，她感到三個孩子已經足夠了。他們不是孤兒院，而是一個家庭。
早先，他們結婚前不久，金伯利和理查德申請了一個傳教任務並被分派到了安圭拉島9。這次派遣和他們想像中的不一樣。他們原本期待看見上帝的教會的另一個部分，看見更大的世界，然而安圭拉島長二十六公里，寬五公里， ；共有六千名居民，他們的世界非但沒有擴大反而顯著地縮小了。但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們喜歡上了那裡的地域親切感：他們瞭解每個人，每個人也瞭解他們，要走出去或者談生意沒有長期的交際是不可能的。週日他們會開著車在島上轉悠，在幾個不同的教堂裡布道。這裡和美國非常不同，在美國教堂是很邊緣的，而在安圭拉島，教堂是一切的中心。那個地方是那樣小，她發現自己無須任何努力就已經融入了每個人的生活。
他們和兩個還在學步的孩子搬到了島上，而困難也開始呈現出來。彼得總是生病，不生病的時候又總是受傷，這使生活在一個沒什麼醫療救助的地方變得很艱難。彼得一開始就發育不良，他不會吃東西，必須被強行餵養；他在嬰兒期得過敗血症，隨後到他們上任的時候，他又被葡萄球菌感染並迅速發展為全身病變。金伯利把水燒開了再用，把他的尿布放水裡煮，用含氯的消毒液浸泡綠葉菜，但他還是會生病。離開安圭拉島之後，他們被分派到了另外一個島，格林納達。在那裡彼得掉進了一個排水溝，一根污水管刺穿了他的腹部。他還被蜜蜂叮咬，有過一次過敏性休克。後來理查德也生了病——他中風了，還得了登革熱。不過他們都挺過來了。
去了格林納達後，他們回到了美國，這樣理查德才能拿到自己的博士學位，有了這個學位他才有在海外神學院任教的資格。他們本來要去津巴布韋，但政府與教會的關係惡化，他們沒有拿到簽證；後來他們突然接到通知說要改派他們到莫桑比克。因為派遣是最後一刻下達的，他們連一個葡萄牙語單詞都不會說就上了飛機。
那是一九九三年，十五年內戰剛剛結束，這個國家處境困難。搞清楚如何捐獻是很難的，捐助需求極大。如果金伯利設法給某個小孩食物或一瓶水，一大群人就會以驚人的速度跟上來。理查德在城外的一所泛基督教神學院教禮拜儀式，她則為農村教會編神學讀本，去婦女中心工作，開辦研讀《聖經》的課程，並教當地人英語。
戰爭期間，傳教士曾被撤離或驅逐，因為那些地方在打仗之前是不能逗留的。金伯利不知道當她到達那裡時會被如何接待：人們會覺得教會曾經拋棄了他們嗎？但她發現在很多地方，人們一直在等待，就好像知道總有一天教會會回來似的。從傳教士的角度看，莫桑比克是令人愉快的。成百上千的人湧入教堂，年輕人、老人，每個人。金伯利感受到了她在美國從沒有感受過的——你能提供上帝的話語，而人們總是覺得不夠。首府的人到教堂裡去，鄉村的人則聚在樹底下舉行儀式。好像在幾十年的不幸與壓抑之後，某種宗教情感一湧而出，他們來尋找上帝。她想：我可能再也不會看到這樣的景象了。
並不是所有成為基督徒的人都會放棄傳統的信念，但理查德和金伯利與那個時代的很多傳教士一樣，開始感到過去的傳教士對此太嚴厲了。比起只接受那些準備拒絕他們所知的一切的皈依者，歡迎人們進入教會並採用一套混合的信念要更好些。有很多方式可以讓這些信念彼此接納，比如說，先祖看護著你的信念和聖人的信念就很契合。當然，有些習慣會引起很多問題，比如一夫多妻制就很棘手。但如果這種婚姻已經是既成事實，你又能做什麼呢？你只能接受，並抱有樂觀的希望。
儘管金伯利對教會投入了全部的熱情，人們還是不理解她在那裡做的事情。他們想知道她真正的動機是什麼。她想從他們那裡得到什麼？她會從他們那裡拿走什麼嗎？如果真是這樣又會怎樣呢？他們看到薩拉和凱西都不是她自己親生的，於是他們假定她一定會讓她們當僕人。當她解釋說她們並不是僕人而是她家庭的一分子時，他們感到很困惑。
有一天，理查德在大街上被襲擊了，大家以為他已經死了。襲擊者偷了他的錢和衣服，並掐住了他的喉嚨直到他倒下去。襲擊發生在大白天繁忙的大街上，但沒有人上來幫忙。正是這一點讓理查德感到憤怒——對他而言，沒有人來幫忙比受到襲擊還要糟糕。
另有一天，他們全家駕駛著卡車從北面駛離馬普托。金伯利曾將一些神學材料編在一起，他們打算去農村地區會見幾個非官方的牧師，把文獻交給他們，並組織專業的培訓。他們的第一站是一家衛理公會醫院，他們將卡車留在鎖起來的醫院院子裡，和當地的一個傳教士去吃飯，等他們再回來時，卡車車門已經被撬開，裡面的東西被洗劫一空——不只是他們的衣服，還包括金伯利準備的宗教文獻。警察對他們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去鄰鎮的超市，因為他們的東西很可能在那裡被出售，他們能夠用不太多的錢把這些東西買回來。他們開車到鎮裡，理查德走進了超市，但他們的到來引起了注意——這是個小鎮子，他們引人注目。許多人很快就圍著卡車聚集起來，大家看見凱西以後（當時她大約四歲，坐在卡車後面）指著她大聲叫嚷起來。金伯利花了些時間才弄明白他們在叫嚷什麼，在這段時間裡人越聚越多，威脅也越來越大——一共聚集了幾百個人。
他們叫嚷說，金伯利是中國人，綁架了莫桑比克的孩子凱西，為了她的器官要把她賣掉。他們叫嚷著要把孩子要回來。人們開始使勁擊打卡車，撕扯著車廂上輕薄的鋁合金車皮，三個孩子縮成一團，薩拉和彼得用他們的身體護著凱西。在之前的搶劫中車皮已經被撕開了，口子越扯越大。等理查德回來的時候，他對人群揮舞著凱西的護照以證明她是美國籍，不過人們仍然大喊著護照是假的，並不斷撞擊卡車，試圖將凱西搶過來。最後，警察到了，朝天空開槍，他們才得以將車開走。
大約在同一時期，他們發現彼得的心理有些反常，需要治療，所以教會准許金伯利休病假，帶彼得和凱西回家並評估這一損害。金伯利的父母請求她不要再回莫桑比克，甚至教會中也有人希望他們留在家裡，但他們最後還是決定回去。他們不想放棄已經開始的工作，不想被說成是傳教士在莫桑比克遭到攻擊，不得不撤出來，那會讓接替工作變得非常困難，尤其是當教會正處於令人激動的擴張中，急需幫助之時。
金伯利說：生活是有風險的。你在家也可能受到攻擊，也可能生病。她覺得他們做出了一個承諾，她想遵守它。她覺得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是好事，她想完成它。人們對她說，他們絕對做不出她所做的事，去到類似莫桑比克的危險之地當一名傳教士。但她想這種說法沒有什麼意義——她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她對他們說，為什麼做不了？收拾你的行囊，出去走走，看看我如何幫助別人。我們能做的比我們所認為的要多。去試試吧！
二六年，金伯利和理查德被派到塞內加爾。這次真的是一次傳教之旅。這國家的人口幾乎百分之百都是穆斯林，不存在衛理公會的教會；這裡的據點只是象牙海岸衛理公會大會的一個微不足道的附屬物。但是首都達喀爾是移民聚居之地，那裡有很多人想到歐洲去，其中有一部分是需要牧師的衛理公會教徒，於是金伯利和理查德去那裡為他們建立教會。教會建了一些衛生所，他們為幼兒分發營養劑，為人們做糖尿病檢查，還提供小額貸款。教會在改變人們的宗教信仰這件事上並沒有取得多大的成功，但即使它成功了，情況也會很複雜。如果一個塞內加爾人變成了基督徒，他會被逐出原本的生活環境。穆斯林通常會拒絕與叛教者做生意，所以叛教者，乃至他的整個家庭，都很可能會活不下去。為了幫助剛剛改變宗教信仰的人擺脫困境，避免這一類的災難，過去的教會會僱用他們為教會工作。金伯利明白這個原因，但同時這也讓她不舒服——這就像是在為改變宗教信仰買單，這種感覺令人苦惱。
教會讓他們住在海邊一個村莊的房子裡。食物是個問題。麵包由政府補助，所以他們總能買到，但要弄到其他食物就困難了。有個男人帶著六個土豆經過，她想買下它們，但又擔心如果她把這些土豆全買了下來，下一個人就要挨餓了，於是她只買了兩三個。
他們生活的地方對待女性很保守，金伯利並沒有多少能做的事。理查德可以到處去布道和施洗禮，但沒有人會接受一個女牧師。對凱西而言甚至更難。薩拉和彼得現在已經長大了，可以靠自己生活，但凱西和父母去了塞內加爾，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女孩和年輕女人總是待在屋子裡。由於凱西是個年輕的美國女人，也由於她智力上的缺陷，她外出的時候總有很多人圍上來盯著她看。沒過多久，她就不再出門了。她從沒有和父母之外的人說過話。金伯利覺得，讓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一直待在屋裡是一件可怕的、有違天性的事，但讓她出去卻更糟。
凱西試著在網上完成自己高中最後一年的學業。她本來是一個陽光愛笑的孩子，但幾個月之後，她變得抑鬱起來。金伯利很不願意看見凱西如此痛苦，但中斷教會的委任對她來說似乎也不可接受，她希望他們能夠應付過去。事情總會有所好轉的，她想，以前也總是這樣。但是事情並沒有好轉，金伯利越來越擔心和困惑，不知道該怎麼辦。她開始害怕這段經歷會摧毀凱西的生活。她感到她對教會的奉獻是絕對的，就像她對凱西的奉獻一樣絕對，但教會可以讓很多人來塞內加爾傳教，而凱西卻只有一個媽媽。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她打電話給主教，詢問她是否可以回家。這時，不可思議的好運到來了——「那些屬神的事之一」，金伯利想，就像她經常想的那樣——就在她決定不能再讓凱西留在塞內加爾之前不久，埃塞克斯教會的牧師突然去世，主教把這個職位給了她。這之後不久，同一區域的另一個適合理查德的職位也空了出來。這一切來得太容易了，以至於她覺得這是命中注定的。她知道在塞內加爾的艱難歲月自有其原因，她相信這一艱難歲月的結束也自有其原因，至於那些原因是什麼她就不得而知了。
你絕不會知道上帝行事的原因，你絕不會知道孩子們會長成什麼樣或者你對他們說過的話是否會起作用。凱西在埃塞克斯街邊的一所小學找到了一份午餐服務的工作，隨後她在網上遇到了一個男人。他是個白人，比她年紀要大，住在聖路易斯東部，但和她一樣有後天的殘疾——他還是小孩時遭遇了一次腦損傷，從很高的樓梯上被推下來——她覺得她發現了一個同類的靈魂。在通信一段時間後，她決定去會會他。金伯利很不願意讓她去，擔心那個男人不懷好意，會占凱西便宜，她不認識一個能夠在聖路易斯看著凱西的人，但她知道不能限制凱西的自由，讓她變成一名囚犯，不管她有多麼脆弱。
凱西最終搬去和這個男人住在一起。他住在很窮的街區，在那裡白人和黑人住在一起是不正常的，會遭到抵制。他有殘疾，他的整個家庭都要依靠政府的各種救濟維持生活，但凱西出去為自己找到了一份有福利的全職工作，在一個超市的烘焙部門。他們沒有結婚，這讓金伯利有些傷心，但總的說來情況比她害怕的要好很多，她覺得應該感到慶幸。
彼得在莫桑比克時就開始騎馬，長大以後，他成了一名國家級障礙賽選手。他個子太高了，做不了平地賽馬師，於是就成了障礙賽騎手，有一陣子在一個獵狐家族的畜棚幹活。最後，他在巴爾的摩東南面的月桂苑賽馬場做練習騎手和馴馬師。他不騎馬的時候，總是在騎他的輕型摩托車。金伯利擔心他對腎上腺素上癮，所有這些他正在做的非常危險的事情都會導致災難。確實，他出過幾次很嚴重的事故，但骨頭一痊癒他就會立刻回到自己的軌道上。他從不去教堂，那讓他感到痛苦，但他總是願意到食物儲藏室來幫忙。在醉酒、嗑藥、賭博和腐敗這些道路中間，他保持著乾淨和體面，即使他不去教堂，她還是覺得教理已經感染了他，讓他成了一個好人。
薩拉從大學畢業後在「世界麵包」找了一份工作，那是一個關注飢餓問題的基督教遊說組織，她在那裡謀劃籌款項目。對金伯利而言，募集資金來籌備一頓盛大的宴會以減輕飢餓似乎有些怪異，但薩拉說這就是事情運作的方式，她接受這個。後來，薩拉去了烹飪學校，並和一名律師結了婚。他們定居在丹佛，薩拉成了一名項目規劃師。他們搬進了城裡的高層建築，有代客泊車和門衛服務。她和她丈夫都是美食家，他們花了很多錢去飯店吃飯。對金伯利來說，所有這一切都非常陌生。她無法想像花十五或二十美元以上去吃一頓飯，那最多只是一頓飯，四五個小時以後你就需要吃另外一頓。但薩拉和她的獨生子依然按時來教堂，她對此心存感激。
在回到埃塞克斯教會一兩年後的某天，金伯利看見一則新聞報道，說當地某個年輕女人需要腎臟移植。她先前所在教會的助手做過腎移植，所以她知道腎病有多可怕以及一次成功的腎移植是多麼幸運。看到這個報道時她想，願上帝保佑她吧，她還年輕，移植對她意義太大了。那上面留了電話號碼，打那個號碼就可以安排測試，看看自己是不是匹配者，她想，為什麼不呢？於是她直接撥了那個電話。
結果她和這個女人不匹配，但護士問她是否願意把自己的腎捐給別的什麼人。因為她並不認識那個女人，就想，為什麼不能把它捐給另一個陌生人呢？所以她回答說同意。他們詢問她是否需要知道接受者是誰，她回答不用。她覺得見見那個人是挺好的，但只有當對方也願意時才行。隨後她想到了自己的孩子，由於三個小孩中有兩個是收養的，她並不比其他人有更大的概率與他們配型成功。她對丈夫說，如果其中一個孩子需要腎的話，那就只有指望他了。她想：只有兩三天的不適而已，為什麼不做呢？我是說，如果你空有一顆好腎不用，為什麼不把它讓給別人？
捐腎對她的吸引力一部分來自它的具象性：她知道她在幫助某個人，也知道究竟是怎樣幫助的。她自認為自己的事業是幫助別人，但是她整天做的只是不停地說——她在禮拜天布道，在葬禮上布道，在婚禮上布道，去醫院探望教區居民時布道——她常常懷疑她做的事情是否真的有意義。等她到家時，總有很多人坐在門前的台階上，討要食物或車旅費或一間過夜的屋子。她喜歡人們想著到教會去尋求幫助，但如果她不認識這個人，她擔心給他的錢會被拿去買酒精或毒品，或者會讓受助者對她產生依賴。
有時候事情也會出錯。比如有一次，她和一群教區居民為家庭庇護所做了一頓豐盛的大餐，但當他們到達那裡的時候卻沒有一個人來吃，因為庇護所忘記把這個活動放進日程安排了。還有一次，他們問庇護所裡的七十個孩子想要什麼聖誕禮物，之後教區居民花了很多錢為他們買了那些東西，然而禮物卻被偷走了。幫助別人是艱難而複雜的，不過那並不意味著她免除了繼續幫助別人的義務——她有這個義務，但這做起來很難。捐腎不一樣，她知道這一定會幫到某個人，她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珍貴和罕見的機會。另外，她總是那麼狂熱和勤奮，就連睡覺也想著要完成某件事，那麼遵循多日來一再被強化的激情似乎是相當有吸引力的。
她手術後順利地康復了。她不使用醫院裡的嗎啡點滴（她聲稱自己老是找不到呼叫按鈕，雖然它就安裝在她床上），所以護士給她開了泰勒諾，將她送回了家，她也沒有服用。醫院送給她一盆盆栽作為謝禮，她將它稱為「她的移植」。她在一周內回到了工作崗位。「天哪，」她說，「得個流感都比這個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