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必定是不正常的，才會做這樣的事。」他們覺得把一個器官捐給陌生人不僅不值得讚賞，甚至是墮落的、違背良心的，這違反了人類的天性。
在被允許捐出一個腎之前，金伯利·布朗-威爾被要求做了一個心理測試，以便醫院徹底弄清楚她不是受到強迫來捐腎，也不是瘋了。這一測試對她來說並不難，負責檢查的心理學家似乎發現一個牧師這樣慷慨是可以理解的。但她的體驗不同尋常。醫生常常受到這一念頭的干擾，為一個不能從中受益只能承受傷害的健康人做手術，似乎違背了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有的移植項目根本就拒絕利他主義的捐獻者。一旦允許將腎捐獻給非親屬，很多人，尤其是醫生，便會發現，給陌生人捐獻器官成了行善者的一種新手段，那些被稱為利他主義者的捐獻者都很奇怪，甚至令人討厭。
現如今，腎通常是通過腹腔鏡手術取出，只會留下很小的傷疤。捐獻者常常在兩到四周內就感覺恢復了正常，剩下的那顆腎也會運轉起來彌補不足，併發症的風險很低。但是，如果捐獻者得了腎病，就會影響到兩顆腎。所以，只要捐獻者還病著，就不能捐掉他多餘的那顆腎（如果另一顆在事故中受到損傷，或者他得了腎癌，多餘的那顆腎還是有用的）。儘管如此，腎帶來的性活力和手術對身體的傷害仍然阻止人們這樣做。對某些人而言，捐獻的道德邏輯似乎是非人道的自殺式理性。畢竟，如果我們將身體看作是為別人而存在的多餘器官的儲存處，那為什麼只限於腎呢？為什麼不捐出我們所有的器官來挽救更多生命呢？當你開始將身體及其擁有者當作實現公益的手段，最終不就會這樣嗎？
金伯利出院以後，她的生活依然如常。她沒有聯繫那個接受了她的腎的男人——她不知道他的名字，雖然醫院告訴她移植進行得很順利，他也很好。她的經歷在其單純性與簡潔性上都非比尋常。幾乎同一時間，在不遠的地方，保羅·瓦格納也打算將自己的腎捐給一個陌生人，他的經驗則完全不同。
保羅是位於費城的皮爾斯-菲爾普斯公司的採購經理，那是家提供采暖產品與空調的批發商。他四十歲，和配偶亞倫住在一套小公寓裡。他媽媽在六個月前快滿六十歲的時候死於肉狀瘤病。他們過去關係並不好——在他成長期間，她有吸食海洛因的問題。他曾是個問題少年，他將自己如今的明智和價值歸因於學校教育——她的死並沒有對他造成多麼深遠的影響。
保羅認為自己是個乾巴巴的人——簡單粗暴、鬱鬱寡歡，有時候還顯得粗魯無禮。他相信對不瞭解他的人來說，他表現得像是個不懂感情的人，可能還有一點小氣。而事實上他並不是這樣的，他養了兩隻貓和兩條從庇護所救回來的上了年紀的可卡犬。他運營籌款活動聯合會已有三年，也會開車為當地的流動廚房送食材。他把這些行為看作義務而非美德。他相信，只要他的需求得到了滿足且他發現自己還有盈餘，不管是錢、時間還是必要的資金，他都應該與人分享。分享，而不是全都捐出去。他喜歡好東西，不想變成阿米什人10。但對他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當他見到他的創造者時（他不認為自己信仰宗教，但他確實相信上帝），他能夠說自己給的比拿的多。
在為皮爾斯-菲爾普斯公司工作之前，他在銀行工作。短短兩年之內就從呼叫中心的職員升為分部管理者，但他認為銀行的激勵機制是不道德的——通過引導客戶購買並非對自己最有利的理財產品而獲得獎勵——於是他辭職了。青年時期，他在一個看護中心工作過，有一天，他聽到上級很猥瑣地談論另一個員工，他自覺有義務向後者轉述前者的話。這一處理讓大家都很不舒服，於是他被解雇了。從此之後，他得出結論，有時候最好是關心自己的事而不要試圖幫上帝做工作。
在感恩節前一天的午休時間，保羅正在看報紙。其中一篇文章介紹了一個叫作「配對捐獻者」的網站，需要腎移植的人可以在上面發佈信息來描述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情況，還可以附一張自己的照片。他們希望陌生人看見這些信息後會被感動，進而捐出自己的腎。他在電腦上輸入了網站的名字，點進了「搜索病人」欄，輸入了「費城」。他看到的第一個病人是蓋爾·托馬斯。他在屏幕上放大了她的照片，好看到全部細節。她坐在樓梯上，後面似乎是她的客廳。她是一個快七十歲的混血女人。他注視著她，試圖在髮式與妝容上尋找關於她個性的線索。他仔細地檢查她身後的樓梯，想看出有多乾淨。他幾乎立刻感到她就是那個人。他知道自己的血能和她的配型成功，他會捐一個腎給她。不存在反悔的問題：看著她的照片，他覺得自己已經被牽涉其中。這就好像看著一場車禍——如果不幫忙的話，他就會看不起自己。
回家以後，他和他的配偶談了這件事：「亞倫，這是我在報上看到的一位女士，如果沒有一顆新腎，她就會死去。我決定把我的腎給她。」亞倫不同意。保羅說，抱歉，但我無論如何都會做這件事。他告訴他妹妹，她半開玩笑地說：「要是有一天我需要一個腎怎麼辦？」他覺得那太自私了。他回答說，她有丈夫和兩個孩子可以指望，但這位女士現在快要死了。和他父親談這個問題有點麻煩。幾年前，他父親的第二任妻子得了腎病。保羅提出要把腎捐給她，但她和他父親覺得向一個人索要這麼多違背了他們的原則，堅持要等來自死者的腎源，結果她死了。他父親沉默了一陣，然後對保羅說，希望他不要去做這件事。
但保羅一旦決定捐獻，就彷彿感受到了召喚。平常他對醫療程序有些畏懼，這次卻輕而易舉地完成了所有測試。他幾乎每天早晨上班都會遲到，但醫院的每次預約他都按時過去。他並不擔心疼痛或併發症。在他人生中僅此一次，他感到上帝對他的指引是絕對清晰的。除了測試，還有其他障礙需要克服。做移植手術的外科醫生很困惑，他不確定保羅是否願意做這個手術，於是他們和他見了面，談了一個多小時，臨近談話結尾，保羅吃驚地看到外科醫生哭了。
保羅假定他和蓋爾在手術後不會成為朋友，他已經好好想過這個問題了。他們怎麼可能有一個健康的關係呢？他推測：對她來說，受惠於他感覺會很糟糕；而對他來說，讓她覺得他是個聖人也很糟糕。整件事情會令人毛骨悚然，最好能夠避免。但是蓋爾卻有不同的想法。
蓋爾·托馬斯是一位退休的歌劇演唱家，在被著名女高音利西亞·阿爾巴納斯在其大師課堂上發現以後，曾去整個歐洲演出。如果說保羅是個乾巴巴的人，她則相反——活潑、健談、率真而感性。她尋找捐獻者大約有一年了。她的家庭成員都與她的血型不一致，而她又不想求助朋友，所以她的女兒就在「配對捐獻者」網站上為她註冊了。起初發生了幾件明顯不靠譜的事：一個印度男人寫信過來，說他能在當地做所有檢查，不過她得先寄給他五千美元；後來有個得克薩斯的女人，看起來挺可靠，很想幫她，他們通信了數月，結果她兩米高的兒子由於肝臟肥大需要做移植，之後這個女人就消失了。「就好像有人把你帶到了聖壇，突然，新的佈景下來了，你說『我以為我要結婚了』。」蓋爾說，「我想我們不會再找到另一個人了，有多少人願意這樣做呢？」
就在手術前不久，保羅和蓋爾第一次見了面。他們都在醫院做檢查。保羅將自己描述成一個瘦子，所以蓋爾就在候診室到處尋找，鎖定裡面最瘦的人後就穿過人群，向對方介紹了自己。對她而言，這次見面棒極了，似乎他們已經認識了一輩子。保羅努力保持著友好，但其實他整個人都暈乎乎的。他不知道如何理解這個就要接受他的腎的生氣勃勃的女人，也不清楚應該體會到怎樣的感情。他媽媽去世不到一年，而他現在很可能要與另一個生病的老女人糾纏在一起，這意味著什麼呢？捐出一個腎，為自己找到一個新媽媽——還有什麼比這更扭曲呢？他也擔心去見蓋爾是一件糟糕的事，這讓他感到內疚。接受她的謝意會降低他行為的價值嗎？如果他沒有見過她，也沒有接受這些感謝，他是否會是一個更好的人？他的捐獻現在變成一件僅僅是取悅自我的事了嗎？他到家的時候，感覺整個人都被掏空了。
手術本身已經把他弄垮了，他非常疲憊。後來，當他坐在醫院病床上時，電話鈴響了。電話那頭的女人在新聞裡聽說了他的事，對他說，希望他剩下的那顆腎趕快衰竭，好讓他死掉。因為她的丈夫就在下一行受贈者中，而保羅卻把腎捐給了別人。那之後，保羅讓醫院將他的電話關掉，但隨後有人在費城的報紙上寫了一篇關於他的文章，質疑讓他來選擇受贈者（選擇誰活誰死）是否公正。他不能理解——他只是聽說附近某個女人病了，然後幫助了她。這怎麼就讓那些人憤怒了呢？
從醫院回家後，他始終感到非常傷心。他承認，從英雄的神壇上下來是困難的。在做手術之前，每個他認識的人都對他另眼相看；醫院裡也有很多喧囂的聲音，來自當地媒體的關注。他喜歡告訴人們，他就要把一顆腎捐給一個陌生人了，只是為了看一下他們的反應。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更糟的是，蓋爾突然不再回他的電話了。她生他的氣了嗎？他不知道。
為了尋求建議，他開始在一個叫作「在世捐獻者在線」的網站上發帖，他發現很多捐獻者都需要處理手術後獨特的感情。他讀到一個女人將自己的腎捐給她妹妹的案例，捐獻後腎臟出現了排異反應，她妹妹去世了。那之後，剩下的家人不再和她說話。還有一個人將器官捐給了自己的配偶，然而接受者後來卻離開了捐獻者，大概是因為感激的重負讓婚姻無可挽回地變形了。類似的情形似乎發生過好多次。
最終，因為擔心，保羅打電話到醫院找到了蓋爾。她之前病得很重，不想驚擾到他，但現在好些了，她希望保羅留在她的生活中。他依然感到難受，不能確定。她邀請他去參加她兒子的婚禮，他拒絕了很多次，直到最後她非常生氣地朝他大吼起來。不知怎的，對保羅來說，一切似乎好了起來。如果她能夠對他吼叫，那意味著在她眼裡他並不總是完美的，他們可以有一段正常的友誼。她不是他媽媽，他知道這一點，這很好。事實上，蓋爾確實或多或少把自己當作是他媽媽。她想要他節假日在家裡；她不讓他抽煙，追著他去量血壓。但無論如何，這個程度還好。
看起來保羅·瓦格納的捐獻非常複雜，但事實上，與過去相比，也就是二十年前，這根本不算什麼。他的體驗是近四十年來醫學和道德相互改造的結果，結論就是：過去一度被看作是明顯病態的行善者行為現在被認為是健全的，甚至是好的。但只有在回溯的時候，這一轉變才顯得是可預料的。
在腎移植出現的早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醫生傾向於通過心理分析的透鏡來看利他主義捐獻者，這樣確實很麻煩。有些醫生認為利他主義的捐獻者是「不能被信任的怪人」。「這些人必定是不正常的，才會做這樣的事。」一個移植外科醫生說。他們覺得把一個器官捐給陌生人不僅不值得讚賞，甚至是墮落的、違背良心的，這違反了人類的天性。（公眾倒是較少質疑——一旦生出想去做這種事的念頭，很多人甚至會欣然接納。）
一九六七年，一項關於活著且同受贈者不相干的捐獻者的長期研究啟動了，目標是幫助移植中心制定關於這些複雜個體的政策。這項研究讓捐獻者接受個別訪談、夢境分析、墨跡測驗與主題統覺測驗。報告於一九七一年出版，在捐獻者中發現了以下各種病態的證據：原生的受虐狂，針對早期施虐的反向形成，同性戀衝突，懷孕象徵，陰莖嫉妒。但是，可以看到，在此捐獻者與其他人並沒有什麼不同，在手術後，每個捐獻者都深切地感覺到他的自尊心增強了，一種「毫不後悔做了某種健康而自然的事情」的感覺。（「我做過的唯一的好事，」一位捐獻者說，根據研究，這位捐獻者患有人格障礙，「我因此變得更好了。」）
另一篇論文裡說：「捐出這樣一個禮物的行為變成了一種卓越的體驗，和宗教行為相似。很多捐獻者表示，捐出器官是他們一生中做過的最重要、最有意義和最讓人滿足的事。這增加了他們的自我認識，提高了他們的自我價值感，給了他們完整的信念與獻身的感覺，還增加了他們與受贈者、一般人和整個人類聯合起來的感覺。」一位研究這個主題的心理學家寫道：「我們的研究最使人迷惑的地方是存在一個引人注目的對比，自願捐獻者表現自然，相對冷靜和鎮定，移植團隊卻感到不舒服。」沒有手術後抑鬱或生理性不適的報告。然而，這些研究並沒有改變什麼。
四十年前，即使是作為家庭成員的捐獻者都會被警惕地看待。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開始，兩位學者勒妮·福克斯和朱迪思·斯威澤花了幾年時間來觀察移植中心，發現外科醫生和精神科醫生幾乎是誇張地提煉他們認為隱藏在捐獻者接受手術的意願之下的衝突與矛盾。如果捐獻者潛在的動機顯得不夠健康，他們就會拒絕他。比利·華生（化名），一個十歲大的男孩，為了活下去需要做腎移植手術，他媽媽想把自己的腎捐獻給他。但是華生夫人的動機是可接受的還是病態的呢？醫生想知道。華生夫人還有另外九個孩子——想要讓比利活著的她是否顯示出對他不健康的偏愛呢？因為手術會讓她暫時不能很好地照顧其他孩子。此外，這是一個心理上健康的家庭嗎？華生夫婦的婚姻有多穩定？（經過兩個月的爭論後，醫生們很猶豫地決定，允許華生夫人做出捐獻。）
有一個男人想捐腎給他的兄弟，但是他妻子不同意。腎病學家懷疑這個男人的部分動機是為了和他專橫的配偶分手，所以拒絕了他。另一個案例來自二十六歲的未婚女子蘇珊·湯姆森（化名）。她媽媽說她想救女兒，但移植小組注意到，在接受測試的時候，湯姆森夫人腸胃出了點問題，還伴有心悸。小組認為，在無意識的層面上，她並不真的想放棄自己的腎，所以他們對她說，她不是一個合適的捐獻者，並拒絕了她。
醫生開始意識到，捐獻器官會攪動一系列感情，並伴隨著無法預知的後果。捐獻很容易將捐獻者與接受者綁在一起，有時是因為愛，有時是因為內疚或感激，或是由於一個人的器官存在於另一個人身體裡產生的物理上的結合感。這些新紐帶的力量可能會削弱其他的紐帶，讓家庭關係受到玷污和扭曲。比如，有人捐腎給自己的兄弟姐妹，會不會因為他與受贈者變得過於親密而損害夫妻關係？一位移植醫師相信，女人將自己的器官捐給其兄弟後，會感到「對兄弟的完全的控制，就好像她把他閹割了一樣」。手術後，他沒有回到自己妻子和孩子的家，而是搬進了他姐妹家裡恢復身體。另一個人接受了姐姐的捐獻後，完全被隨之而來的責任感壓倒，甚至無法面對他姐姐。還有一個兒子拒絕接受來自母親的腎臟，他對醫生說：「她已經夠讓我痛苦的了。」
當任何感激都顯得輕巧，回報毫無可能時，由於接受器官而產生的感激的份量可能是令人恐懼的。福克斯和斯威澤沿著法國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的思路觀察到，禮物有其殘暴的一面。「為什麼施惠者對受惠者的愛比受惠者對施惠者的愛多呢？」生物倫理學家里昂·卡斯仔細思考了移植的問題，順便提到了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的一句話：「因為施惠者活在受惠者之中，就好比詩人活在詩歌裡。」
即使在死屍的案例中，情感也會使移植蒙上陰影。事實上，感激的重負在捐獻者已死的情況下可能更重，尤其是像經常出現的那樣：如果捐獻者還很年輕，死亡很突然又很可怕，捐獻者的家人鑒於捐獻的力度，有時候會感覺接受者已經變成了他們家的一部分，某個他們可以愛、可以提出要求的人。一個失去兒子的父親對接受他兒子心臟的女孩的父親說：「我們一直都想要一個小女孩，現在我們有了她，與你們一起分享她。」很多人感到，在某種准萬物有靈論的意義上，心愛的死者在接受者身上獲得了新生。人們會深深關切發生在死者遺體上的事，哪怕它已經化為灰燼。當死者的身體還剩一顆搏動著的腎臟或跳動著的心臟時，這種關切會變得多麼強烈！
這些強烈的原始情緒令移植小組感到不適，隨著時間的推移，發展出了匿名移植和獨立於家庭移植的條款，情緒衛生的制度也落實到位。人們認為，也許在將來，當移植變得越來越普遍，這些預防措施會不再必要。或許這種對死者器官的依戀會和相信一個人剪下來的頭髮或指甲可以用來對他施咒一樣，看起來很奇怪。或許器官離開擁有者獨自活著的想法會不再神秘、詭異、不祥，像是愛倫坡的懸疑小說一樣。又或許這一改變會緩解眾多家庭對捐獻親人器官的那種不情願。
對有些人來說——比如倫理學家吉爾伯特·梅蘭德——這一前景十分可怕，它是一種漸漸滲透的精神上的麻木不仁。對梅蘭德而言，很多人對捐獻器官的遲疑（即使在死後）並不是自私或者迷信，而是一種信號，即我們將身體視作某種整體的、人類的、神聖的東西。一個人人都在愉悅的理性的支配下毫不遲疑地在捐獻卡片上簽上自己名字的社會，對他來說是可怕的。器官的捐獻，不管是活人還是死人，都不應該沒有苦惱。
目前，腎臟捐獻至少在親人中已經是平常事了，不再有理由質疑。二十五年前，哲學家彼得·辛格被一篇文章感動，那篇文章講的是一個女人捐出了一顆腎，用於拯救自己的兒子。他覺得這是一種非凡的犧牲，並在他的一本書裡引用這個故事作為極端無私的例子。現在，一個母親捐腎來救自己兒子是很平常的，如果一個母親拒絕這麼做反而更加值得注意。
隨著時間的推移，捐獻器官給陌生人也變得更加正常。有些捐贈者想要挑選自己的受贈者，其他人則覺得匿名捐獻更加公平，也是更加高尚的道德行為，所以讓移植中心的人將他們的器官分派給名單上的下一個人。對他們中的一些人而言，挑選受贈者似乎是一種自我中心論——通過選擇讓誰活著來扮演上帝的角色，通過安排一種與受贈者的關係來激起對方的感恩。但在某種字面意義上，一個無對象的捐贈並非和挑選受贈者一樣「利他」，因為並沒有一個「他者」。那裡沒有某個人的故事，僅僅是一個原則，捐獻者唯一可見的就是他自己光輝的行為。
這個改變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得歸功於移植技術的改進，現在捐獻腎臟比起過去要更加安全，更少痛苦，腎臟會給予受贈者多年生命的可能性更大。但也許這個改變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道德預期上的改變。現在，一個人自願捐獻自己的腎臟來挽救陌生人的性命，不再顯得那麼奇怪。他甚至可能愉快地期待這個行為，將它看作一個道德成就，而不再是那麼不可理解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