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如果一個人有點小錢，他可能去買醉。生活中艱難的部分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溫暖。然後不再有孤獨，因為他可以在腦海中想像朋友的存在，也能夠發現自己的敵人並消滅他們……他喜歡一直這樣醉著。誰說這樣不好呢？誰敢說這樣不好呢？牧師？他們也有自己的沉醉類型。瘦弱無趣的女人？她們太不幸了，不會理解這些東西的。改革者？他們生活得不夠深入，也無法體會。不，星星是那樣近，那樣親切，我與世界結成了兄弟。一切都是神聖的，一切，包括我。
——約翰·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
行善者的近代史，至少在西方，是與酒精史分不開的。在過去的很多世紀中，聖者與性斷絕了關係：性是人們常會沉溺其間的快樂，意味著失去自制力，這種斷絕顯示出他們和其他人的不同。貞潔是一條更高的、神聖的路，為侍奉聖者而保持著力量和純潔。但貞潔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它看上去更像一種病態而不是一種美德。隨著時間的推移，貞潔的美德被替換為節制。放棄酒精對現代行善者而言是一種禁慾主義，飲酒和性一樣，是一種人們常會沉溺其中的快樂，意味著失去自制力，斷絕酒精與性顯示出他們和其他人的不同。
喝酒和喝醉，都是為了好交情而有意降低自己。你一時放任自己沉湎於生活和命運，允許自己變得更愚蠢，沒那麼獨特。你的界限變得模糊，你打開自我，感覺與周圍的人連接了起來。你甩開道德上的顧忌，並懷疑就是這些顧忌阻斷了這種連接的感覺。你對你的同胞感受到更多的同情，但與此同時，因為你醉了，你也讓自己陷於愛莫能助的境地。所以，喝酒就相當於在說，我是有罪的，我選擇不去幫助。
在美國，禁酒令——短暫而注定失敗的禁止酒精生產與銷售的嘗試——看起來像是關於道德界限的具有象徵性的一課。禁酒令失敗以後，你能指望的唯有這些美國人自己意識到這點。你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人的快樂，但試圖把整個國家朝聖潔的方向推得太遠可能會適得其反，將它的公民變成不尊重法律的憤世嫉俗的偽君子。試圖把一種過分的美德強加到一個民族身上只會得到更壞的結果，讓罪惡在地下秘密滋長。禁酒令是一個里程碑，然而酒精對行善者還有另一個更持久的影響，這一影響是與禁酒令大約同時模糊地出現，而後成長，被壓抑、扭曲了幾十年，才逐漸清晰起來的。
當禁酒令在美國產生效果的時候，一個美國路德派傳教士在英國創辦了一個基督教團體，後來被稱為牛津小組。它為成員設置了很高的道德標準，他們得努力去達到所謂的「四個絕對」：絕對真理，絕對無私，絕對純潔，絕對的愛。這個小組信任嚴格的自我審查，給他人造成傷害要予以賠償，並相互幫助，在道德的道路上保持前進。他們相信應該將生命交給上帝，並相信醉酒是一種罪過。
一九三四年深秋，做過投資顧問如今整日酗酒的比爾·威爾遜被一個曾經酗酒的朋友介紹進了牛津小組的紐約分部，他的朋友相信這個團體能幫他擺脫酒精。威爾遜是一個不可知論者和死不悔改的老煙槍，但無論如何他還是去參加了一次聚會（醉著）。幾天以後，他在一家醫院看到了令人心醉神迷的宗教幻象，就再也不喝酒了。次年，威爾遜與另一個酗酒者鮑勃博士創辦了後來被稱為「匿名戒酒者」的協會，在制定新協會的策略時採取了牛津小組的一些思路：自我審查，做出賠償，把生命交給更高的力量，通過幫助其他酒鬼來保持自己的清醒。
但是，在從牛津小組向匿名戒酒者協會轉變的過程中，特別的事情發生了。匿名戒酒者協會的成長與其前身有很大的不同，並且催生了一個更加不同的針對嗜酒者家庭的姐妹組織——戒酒者家庭互助會。首先，匿名戒酒者協會把本是一種罪惡的醉酒重塑為一種疾病。若干年後，戒酒者家庭互助會把本被認為是善行的事情——努力讓一個酒鬼停止飲酒——看作是相同疾病的一個症狀。這兩者都是相當激進的創新，但後者有著更深遠的道德上的影響。畢竟，不論酗酒是一種疾病還是一種罪惡，兩種定位都是不受歡迎的——無論把酗酒說成什麼，它都是糟糕和有害的，沒有它世界會更好。但如果某些類型的幫助——尤其是酗酒者配偶那糾結的、磨人的與投入的幫助——也被認為是疾病的一種表現，是某種應當被治癒的東西，這會讓道德行為的領域顯示出驚人的不同。
比爾·威爾遜的妻子路易斯是戒酒者家庭互助會的共同創始人。當路易斯第一次遇到比爾時，比爾滴酒不沾——當時他的父親酗酒，他很害怕自己走上同樣的道路。他們結婚後不久，他開始少量地喝點，後來越喝越多，但路易斯並不為此擔心。比爾愛她，而她富有魅力，她確信自己可以讓他停下來。作為一個年輕女孩，路易斯做著可以將壞人變成好人的白日夢。她曾經有這樣的幻想，當她抓住一個正在把她的家當裝入布袋的竊賊，她不會生氣，而是會溫柔地同他講道理，她閃爍著光輝的道德魅力，最終激發出他想要成為好人的慾望，把她的家當放了回去。
比爾從法學院畢了業，但因為酗酒未去領取畢業證。路易斯有過三次宮外孕，但比爾總是醉醺醺的，沒能去醫院看望她。因為他嗜酒，他們最後只得去領養孩子。比爾下決心要成為一名投資分析師，因此去全國各地出差對公司進行評估。他們沒什麼錢，大約有一年的時間，他們騎摩托車、住帳篷旅行。這期間，路易斯可謂忠實可靠。她通過工作來補貼家用，當比爾想繼續上路時，她便毫無怨言地辭去工作，離開住所。當比爾沒能去醫院看她時，她感到內疚，因為她懷疑是自己懷孕失敗導致他去喝酒。她試圖去幫助他，當她失敗時，她想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以及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是我責備他喝酒了嗎？」她想，「他有一次告訴我，他小時候曾收到過一把小斧子作為聖誕禮物，然後立即在他的橡膠玩偶蘇西身上試了試。那之後，每次他瞥見玩具盒，看見玩偶的頭部被一根繩固定著時，都會流淚說道：『可憐的蘇西！我差點砍掉了她的頭。』他後來有時管我叫蘇西，我很想知道他這是把我放在了一個怎樣的位置。他是基於某些微妙的原因在潛意識裡對我有所怨恨嗎？又或許原因在於我明顯做錯了什麼事？這令人迷惑和困擾，於是我努力不讓自己洩氣，把注意力集中在我正在做的工作上。」她的工作是阻止比爾喝酒，而她的武器是愛。
當比爾清醒的時候，路易斯起初是很開心的。但是他立即就變得和醉酒時一樣，只是換了一種沉迷的對象，他沉迷於清醒——他總是安排聚會，參加聚會，和其他酗酒者談話。他幾乎不再花時間單獨和路易斯在一起。有很長一段時間，她都不敢承認，自己並不像應該的那樣幸福。當某天他對她說，她得快點，否則聚會就要遲到了，她將自己的鞋子朝他扔了過去，並喊道：「去死吧你的聚會！」他吃了一驚，但是她比他還要吃驚。就是在那個時候，當她試著理解到底是什麼讓自己這樣生氣時，她才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
比爾酗酒的這些年，當她認為自己不幸福的時候，她也曾經感到高興過。她覺得他需要她：她是負責的那個，能夠很好地控制自己，而他是壞的、弱的一方，一切都得依賴她。要是比爾是清醒和獨立的，她就喪失了目標，因而怨恨上帝和酗酒者們在她所不能及的地方給了他幫助。她看到自己不僅沒有治癒他，反而要不是她，他或許早就痊癒了。她通過試著幫助他改變來阻止他改變自己。她以前沒有孩子，所以她對比爾像媽媽一樣。過去，酗酒者的罪過在於拒絕控制自己，而現在控制本身看起來就是問題——一方面，酗酒者想像他們能夠控制自己的疾病；另一方面，酗酒者的配偶試圖幫他們來控制它。
路易斯下定決心，她需要做比爾清醒時會做的那些事：將自己的缺點列成清單，將自己的人生轉交給更高的力量，不再認為自己能夠控制他人以及她自己。他需要匿名戒酒者協會，而她看到自己也同樣需要幫助。她於一九五一年與人合作創辦了戒酒者家庭互助會，意在支援不幸福的人以及糾正酗酒者家人的錯覺。她斷定自以為是是世界上最嚴重的罪惡之一，因為它堅不可摧，將人封閉在自命不凡的盔甲中，遠離他人與上帝。
起初，戒酒者家庭互助會的首要目的是幫助酗酒者的家人以一種具有建設性的方式對酗酒者進行支持。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重點越來越轉向家人自己——他們的需要，他們的缺點，他們精神上的錯誤。在隨後的幾十年裡，家庭成員的行為受到日益加強的詳細審查。家庭成員們開始將自己叫作酗酒者同謀，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互相依賴」這個詞逐漸流行起來，用以命名他們相信自己正在遭受的疾病。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互相依賴的概念變得比戒酒者家庭互助會更加普及，人們用它來描述任何沉迷於控制他人行為的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某個不可靠且愛空想的伴侶。自從路易斯嫁給比爾且試圖拯救他之後，道德的含義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路易斯生於一八九一年，而比爾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他們那代人眼中，無私就是一種美德，沒有什麼複雜的。但是到匿名戒酒者協會成立時，半個世紀已經過去了，弗洛伊德的質疑和戒酒者家庭互助會的教誨結合在一起，使無私成了被污染的和可疑的東西。
最先以這種坦率的新視角看待來自妻子的幫助的書——非虛構作品（小說總是讓人產生懷疑）——是出版於一九八五年的羅賓·諾伍德的《愛得太深的女人》。諾伍德是一位花了數年時間接受成癮者咨詢的治療師，她吃驚地發現，雖然有些成癮者來自混亂的家庭，有些不是，但是他們的伴侶卻大多來自混亂的家庭。這些伴侶在長大後會無意識地尋找成癮者或其他類型的怪誕而不可靠的配偶，和這樣的人在一起生活，他們可以重現並試圖掌控他們童年時所受的創傷。在孩提時感覺到不被愛與關懷的經歷會促使他們通過照顧有需要的人來填補自己對愛的需要。「我們想要打破符咒，將人們從我們看見的禁錮中解放出來。」諾伍德寫道，「我們把他情感上的無能，他的憤怒、沮喪、殘忍、冷漠、暴力、不誠實或成癮，都看作是他沒有得到足夠多的愛的表現。我們用愛來與他的缺點、他的失敗甚至他的病態相抗衡。我們決定用我們愛的力量拯救他。」
只要忙於照顧那些不讓她們省心的男人，這些女人就能夠避免面對自我。她們需要感到自己像拯救者一樣。她們沉溺於那種感覺，就像他們的伴侶沉溺於酒精或者毒品一樣，為了保持這種感覺她們願意經受苦難。她們指望她們的愛和盲從會讓對方產生感激之情，但即使對於能夠忍受依賴感的成癮者而言，這個時間也實在太長了，或早或晚她都會產生怨恨，然後離開。但這些女人會去尋找新的同樣糟糕的伴侶。她們關於愛的觀念不能離開痛而存在：愛就是痛，痛是激動人心的，痛苦越大，愛越深刻。如果沒有痛苦，如果她們的伴侶親切地對待她們，她們會感到無聊和缺乏情感連接，並跑去找其他人。對她們而言，感覺像愛的東西其實只是受苦而已；感覺像無私的東西其實也只是一種強迫性的對控制的需要。諾伍德總結道，這些女人需要學習的是接納：按其本來的樣子接納自己、他人和現實，不用幫別人的忙，不用感到負有責任，不需要改變他人。
很多「愛得太深」的女人都是酗酒者家庭的孩子。她們的人格是在早期形成的，為了回應成癮的父母，她們在成年以後變成了互相依賴的轉移性利他主義者。因為酗酒者的孩子生長在成年人不能被依靠的家庭，他們常常感到要靠自己來應對一切。他們總覺得，家庭的不幸是他們的錯，他們會努力變成完美的小孩讓事情好起來——在學校好好表現，打掃房間，煮飯，盡可能多地照顧他人。當這些小孩長大以後，他們會對自己的不完美感到內疚。由於在孩提時代沒有得到很好的愛，他們長大以後會很渴望讚揚和愛，指望他人承認自己。他們感到有責任照顧他人；由於在無法控制自己生活的混亂家庭中長大，他們會漸漸渴望控制自己和周圍的人。同時，他們也漸漸習慣了如此極端的、戲劇性的生活與無序狀態，平凡的生活會讓他們感到空虛和枯燥。他們習慣了殘忍的行為，害怕被拋棄，所以他們忍受伴侶可怕的虐待，依然忠誠並發誓無論如何都要拯救對方。
《愛得太深的女人》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的第一名，但是在一九八六年被另外一本書超越了。這本書賣了五百多萬冊，並將「互相依賴」變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詞。這本書叫《不再互相依賴》，是一位名為梅洛迪·貝蒂的正在康復的酗酒者寫的。在康復期間，貝蒂對互相依賴的態度比諾伍德更具敵意。對她而言，互相依賴不僅不值得同情，而且陰險而令人厭惡。她發現互相依賴是敵意的、控制性的和操縱性的。在明尼阿波利斯治療中心的老闆的指導下，她組織了酗酒者妻子的支持小組。她因為蔑視而情緒激動。「在我的小組裡，我看見那些感到自己對整個世界負有責任的人拒絕接受引導，過上自己的生活。」她寫道，「我看見持續為他人奉獻卻不知道如何接受的人，我看見奉獻到讓自己生氣、筋疲力盡、一無所有的人……我只看見人們的軀殼，一個接一個不動腦子的行動。我看見開心果、殉道者、禁慾主義者、暴君、摧毀對方的人、依賴對方的人，借用H.薩克勒在他的劇本《被寄予厚望的人》中的句子，他們『一臉愁容』流露出不幸。」
貝蒂對互相依賴的批判不僅比諾伍德更嚴厲，也更寬泛。互相依賴不僅針對女人與她們糟糕的丈夫，也針對任何提不被需要的建議、感到要對他人負責、對他人的問題感到遺憾，以及並不真的想幫助他人卻感到有義務提供幫助的人。「我們以愛之名行控制之實。」她寫道，「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只是想幫幫他人』。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最知道事情應該怎麼辦，以及人們應該怎麼行動。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是對的，他們是錯的。」試圖提供幫助正是造成犧牲者的原因，因為幫助是不可能的，你做了那麼多卻沒有收到任何感激的回應，最後只會感覺到苦澀。「我們中的一些人由於巨大的負擔變得非常疲憊——比如對全人類的責任——以至於我們會跳過與拯救相伴隨的同情與關切，直接前進到憤怒。」貝蒂說，「我們一直都在生氣，我們對潛在的受害者感到生氣和怨恨。一個有需要或有問題的人讓我們感到內疚，不得不做一些什麼。在一次拯救之後，我們毫不猶豫地將敵意指向了這一令人不適的困境。」你唯一能改變的人是自己，所以你必須讓其他人做他們自己，她總結道。她將這本書獻給自己。
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對互相依賴的批判在美國變得非常普遍，與基督學園傳道會活動家帕特·斯普林格有關聯的某些福音派基督教徒都採納了這個觀點。互相依賴對於基督徒而言是一種特別的風險，斯普林格指出，因為它看起來很像是好的基督徒行為——幫助他人，原諒他們的錯誤行徑；努力變得道德完美；否定自己；害怕罪惡。斯普林格力勸他的跟隨者不要發展出救世主情結，要意識到他們並不總是被要求去幫助他人或愉快地去愛。不完美是正常的，生氣是正常的，內疚也是正常的，只要它讓我們認識到罪惡並請求原諒。問題在於壞的內疚，此時，一個人深刻地感到自己毫無價值，以至於不再相信上帝的恩典。他們說，上帝不是嚴厲和苛刻，而是愛和肯定。如果一個基督徒發現持有這樣的信念是困難的，斯普林格建議，加入一個叫匿名罪人的組織會有幫助。
諾伍德和貝蒂都順便提到，互相依賴者和「愛得太深」的女人通常都成了「專業援助人士」：社會工作者、治療師、護士。過度照顧可能會逾越專業人員與病人之間必要的界限，讓病人掉入依賴的陷阱而非讓他自由。治療師，就像每個人一樣，都會傷害他人，也會被他人傷害，但是與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們能夠通過他們的病人來糾正這些傷害。幫助不僅僅是仁慈，它也可能是修復或者報復。最極端的情況，正如治療師邁克爾·雅克布斯引用瑪麗·謝思爾·德拉姆的話所說的，是「建構性的復仇」：要讓傷害過你的那個人感到羞愧，還有什麼比溫柔地照顧他更好和更殘忍有效的方法呢？很多童年時被虐待過的人長大以後要麼成了虐待者，要麼就努力幫助那些被虐待的人，這些反應並不像它們看起來那麼不同。雅克布斯陰暗地指出，人為了抵抗命運的力量所能做的只有這些。
職業關係引出的問題是複雜的，因為在那個位置上，人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給予幫助，而來訪者至少在大多數時候都是在尋求幫助。與一個野獸般的成癮者浪漫地結合在一起是一回事，為一個成癮者做專業咨詢是另一回事。當然，如果社工對酗酒者的感知被自己關於酗酒的父親的回憶所扭曲，那麼這一邂逅對雙方來說可能都沒有什麼幫助。但假設他很擅長自己的工作——又怎樣呢？有很多人登記註冊那種很難但是報酬很低的工作，通常抱著改變他人生活進程的希望，期待他們失去的悠閒和金錢會換回感恩和道德滿足。
但是要維持這種希望很難，尤其當幫助很快變得可疑以後。這是他們講述的自己的故事之一。一開始，社會工作者通常都確信他們會顯著地並且永遠地改變一些人的生活。他認為他會改變的不僅是他人的生活，也包括他自己的生活：他會感受到以前從沒有得到過的認同感和成就感。這些前景是如此令人陶醉，於是他工作起來可能像一個狂熱分子，每天十二或十六個小時，犧牲了其餘的一切。「我要去二十五公里以外修補一條鞋帶，」有個咨詢師描述那些令人興奮的早期歲月，「為了接傳呼機我把我妻子扔下了床。」每件事都是緊急的，他感到自己不斷地被需要，他的腎上腺素一路走高，他不能休息，也不能停下來思考。對他而言，似乎如果不盡可能努力工作的話，災難就會降臨。他在工作之外沒有生活，即使有，他也沒怎麼注意。求助者的需要是壓倒性和決定性的，而常人——比如他的家庭成員——的需要相比之下則顯得不那麼重要：他忽略了這個部分。當人們被槍殺並被扔到了大街上，他怎麼能夠思考數學作業或者看電影呢？其他的人怎麼就不明白正在發生的事呢？他依然相信他能夠改變人：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東西。
但人是難以改變的。多數人改變起來是緩慢的，如果真的改變了，也只是輕微的。他們並不總是心懷感激，有的反而還會怨恨。一開始，社會工作者可能過度捲入來訪者的生活，當來訪者失敗的時候他也會很痛苦，一是因為他們不開心，二是因為他們的失敗也是他的失敗。讓他成天面對無法修補的災難性問題是很困難的，不幸和無助感染了他。對他而言，似乎感到幸福和給自己花錢就是背叛了那些他認識的依然痛苦地生活著的人。他自己的不幸看起來似乎是奉獻的標誌，或許他變得憤怒，譴責體制和社會，是因為自己不能修復的那一部分東西。
他逐漸學會了冷漠。他意識到他需要變得堅韌，長出鎧甲。但如果他變得過於冷漠，就根本不再會關心來訪者。或許他會變得憤世嫉俗和自我防禦，因為他感到他的理想和力量萎縮了。辦公室的老員工注意到他熱情的減退，歡迎他加入他們的自貶式幽默的陣營。工作結束以後，他撤退到冷漠、笑話和酒精中去。但即使周圍有與他同樣冷漠的人相伴，情況仍然令人沮喪，他在尋找一個出口。
試著改變一個麻煩纏身的來訪者的生活是一回事，試著改變一個村莊或整個國家的生活則是另一件要求更高的事。所以，酗酒者的妻子和咨詢師遭受的懷疑蔓延到了國外援助工作者身上並不奇怪。人們本該更早意識到，幫助許多不大瞭解的外國人比幫助酗酒的丈夫更為複雜，更具潛在的災難性。但是，丈夫親近而熟悉，失敗立刻就能看出來，而透過厚重的文化失真來覺察失敗則更加困難。
針對援助工作者道德錯覺的最為人所知的攻擊之一，是奧地利牧師和社會批評家伊萬·伊裡奇在一九六八年對美國年輕人發表的一個演講，他以一種類似戒酒者家庭互助會的口吻說道：
如果你堅持和窮人一起工作，如果這是你的職業，那麼至少到那些能叫你滾蛋的窮人中去工作。讓自己去影響一個村莊——你和村民們語言不通，甚至不明白你在做什麼或人們怎麼看待你的存在——對你是非常不公平的。並且，當你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定義為好的、犧牲和幫助時，這對你是極具破壞性的。為了讓你重新意識到自己的無能、無力以及不能去做你想要做的『好事』的無奈，我要在這裡挑戰你。
當一九六八年伊裡奇發表這個名為《讓好意見鬼去吧》的演講時，外國援助工作還不是現在的巨人道德工廠。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援助工作者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才漸漸意志消沉，並開始分析什麼地方錯了。
為樂施會工作了整整二十七年的托尼·沃克斯在《自私的利他主義》一書裡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他「通往大馬士革之路」的第一個時刻是在大學時期來臨的，當時他正四處拜訪同學，讓他們捐錢給慈善組織。通常人們都很禮貌，但有個沒精打采的男孩輕蔑地命令他滾出自己的房間。沃克斯受到了很大的震動，直到三十年後那一刻仍然歷歷在目——耀眼的陽光從窗外射進來，那男孩正慵懶地和一個朋友喝茶。沃克斯並不認為這個沒精打采的男孩很粗魯，相反，他探測到了他頭腦中對利他主義的淺薄理解——他，沃克斯，只是一名參加了一場無謂的良心安慰實踐的學生——並得出了正確的結論，他不配得到那些錢。沃克斯發現，只對窮人做一個空洞的姿態是不夠的。他必須認真地做慈善，要麼就乾脆不做。
大學畢業以後，他在樂施會工作，但在他職業生涯的最後，他依然感到他和他的同事們在道德上並不合格。由於自私地沉溺於自己的觀念和使命感，他們並沒有真正看見他們試圖幫助的人：他們將那些人視為飢餓或受傷的身體，無辜的受害者，而非為了或美好或險惡的政治和經濟目標而奮鬥的人。「為了瞭解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及其社會、經濟和政治處境，我們需要清空自己。」他這樣寫道。
他對在同僚身上看到的自以為是感到失望：他從事援助工作，相信這份工作是自私與自我的解毒劑，但他發現事實可能恰恰相反。「在急救工作中有許多男性參與，」他寫道，「拯救生命這件事，尤其是在交戰地帶，對男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救災人員經常談到，當行動變得困難，尤其是當他們身處危險之中時，腎上腺素會激增。有的人對此有癮，沒有這種激動就百無聊賴。一個非洲女性最近告訴我，在盧旺達屠殺之後，她驚駭地發現西方的援助工作者渴望越來越多的不幸事件來證明他們的英勇無畏。」作為一名援助工作者緩解戰爭疼痛的衝動與作為一名士兵造成痛苦的衝動，並沒有多大不同。對於有某種政治傾向的年輕人來說，援助工作意味著榮譽和讚頌，這曾是人們描述戰鬥時用的詞。
有好幾本書與沃克斯的書在大約同一時間出版，多數人關注的並不是他們被污染的人道主義動機，而是他們工作的無效性或害處。作者知道人道主義援助可能只是拖延了衝突，最終並未減少受害者：援助工作者提供的食物可能釋放了武器資源，或者直接被人拿到黑市上交易。邁克爾·馬倫在他的《地獄之路》一書中描述了食物援助如何摧毀了當地市場以及讓農民破產。食物似乎有益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農民供應商，他們傾銷自己多餘的產出，接受比受贈者還要多的稅收優惠。多數非政府組織很少調研他們的援助是否真的有用，甚至當他們發現他們事實上是在製造傷害時，有的人似乎也並不介意，他們繼續收集政府的合約，捐贈錢物。亞歷克斯·德瓦爾在《饑荒罪行》中認為，國際救濟NGO組織通過把持飢餓的所有權，解除了政府預防饑荒的責任。這破壞了民眾追究政府責任的政治企圖，而問責制的匱乏是導致饑荒的首要原因。而且，NGO組織除了宣傳和捐贈的市場之外不對任何東西負責——而這個市場似乎並不關注NGO爭奪注意力與金錢到底有沒有益處。大衛·裡夫在他的《過夜的床》一書中認為，人道主義常常是殖民主義的一種新形式，一種控制的新形式，只是名義上對目標人群有利。NGO組織就像殖民主義者一樣易於相信，由於他們的目標是善的，他們機構的利益就應該被促進，他們的行為方式不應該受到質疑，他們的結果也不應該受到審查。
裡夫認為，總的來說，開發援助是一種失敗，不相信這一點的人不是偽善就是自欺。「真相是，任何人幻想還沒有破滅都是因為沒有聽到壞消息。」他寫道，「樂觀主義真的是唯一合理的道德立場嗎？」但是他不能全然譴責援助工作者。「他們是最後的正義者，這些人道主義者，」他總結道，「他們所做的並非微不足道，除非，在悲觀主義者看來，所有的努力都是不充分的，所有的榮耀都是短暫的，所有的解決方案對於挑戰而言都是不足的，所有的幫助對於需要都是不夠的。」
在這一點上裡夫並不孤獨。同一時間，評論家也指出了人道主義援助的問題，他們多半相信，只要有更充分的理解、更純粹的動機、更少的意識形態以及更多的經濟，總有一天事情會好起來的。什麼也不做看起來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無論有多少後殖民主義的傲慢、種族主義和大男子主義混進了援助工作者幫助受難的外國人的衝動中，比起隔離和頑固的自私似乎都沒那麼可怕。幫助是複雜的，很容易搞砸——現在更為明顯，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不去嘗試。
三十六年前，裡夫的父親菲利普·裡夫出版了《治療的勝利》，在這本書裡，他為「心理人」的到來而惋惜——二十世紀的新普通人不再擔心道德，因為他唯一的正統信仰是要過滿足和健康的人生。裡夫相信，這種可怕局面的出現是力圖建立以自由與衝動為基礎的信仰的弗洛伊德遺產遭到扭曲的結果。（弗洛伊德自己寄希望於個體慾望與集體規則永久的休戰：他相信，沒有這種休戰，文明是不可能的。）但菲利普·裡夫出於悲觀沒有預見到對無私的批判與一九六六年的情形相比會變得多麼複雜和糾纏：道德的戒律會怎樣背叛自己，為何無私的人看起來不僅老派、拘束，還空洞、扭曲、報復心重，甚至危險。菲利普·裡夫默哀文化精英放棄了他們舊時代的道德責任，不再為大眾起示範和引領作用；戴維·裡夫則看到，道德的精英依然存在，只不過他們正在製造可怕的傷害。
戴維·裡夫在《過夜的床》中的論調和他父親相似——同樣是與放棄有關的威脅——但他的觀點更模稜兩可和自相矛盾。像關心同胞一樣關心外國人的傷口是非人性的和不自然的，但同時，每一個體面人都會更多地關心那些外國人的痛苦，而不僅僅是出於人道主義而捐錢。嘗試幫助他人頂多是無用的，而最壞的情況是造成傷害，但是不再嘗試幫助他人就等於放棄自己的人性。人道主義者正屈尊降貴為偽善者，但是他們是我們中間最好的人。
所以，樂於奉獻是否是一種疾病呢？即使在簡單的酗酒語境中問題也很複雜。當戒酒者家庭互助會和它的後繼者宣稱以錯誤的方式奉獻自己來幫助別人可能對雙方都不好時，匿名戒酒者協會宣稱，試著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最好的方式。比爾·威爾遜很快發現他保持清醒的唯一方式是給別的酗酒者做工作：他迫切需要他們，就像他們需要他一樣——這就是匿名戒酒者協會的會議與贊助方式。那麼，路易斯的無效幫助與比爾的有效幫助之間有什麼不同呢？為什麼一個是疾病，而另一個則是通向健康的道路呢？這之間的區別似乎在於，你是在居高臨下地幫助他人，還是在幫助一個與自己相似的人——你是告訴別人該怎麼做，還是告訴別人你已經做了什麼。同樣的東西，來自罪人就是一種祝福，來自聖人則是一種惡意。
相互依賴的邏輯顯示出奉獻常常是一種疾病，因為奉獻者並不是自由的。比如，她可能認為自己選擇成為一名治療師是因為喜歡這個工作，但事實上是她需要做這份工作，除此之外她別無選擇，因為她不能眼見人們身處困境之中卻感覺自己沒有義務去幫助他們。但問題來了：她這樣感覺錯了嗎？當她感到有責任幫助他人時，她是在犯一個錯誤嗎？任何承認道德的強迫力量的人都必定要做些什麼。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是在眾多選擇中不涉及任何責任地自由選擇了道德生活，就像自由地選擇把一生都花在向水桶中扔石子一樣——他不會更加自由，而只會更加困惑。這個人感到自己不受任何責任的束縛，這不是自由而是反社會。不僅行善者和互相依賴者渴望責任：責任給了生活以意義和結構。沒有它，就沒有家——只是流浪漢般無目標的自由。
道德直覺和所有直覺一樣有其來源。假設一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感到有責任幫助他人，是因為她善良的父母教她這麼做。來自善良父母的責任感與來自不良父母的責任感有什麼區別呢？其中一個比另一個更缺乏自由或真實嗎？或許惡在尚不致命的量度內能夠自愈，就像抗體能夠通過注射毒物而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