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渴望某種東西，某種能令她即刻充滿理性與熱情地去行動，並借此充實起來的東西；因為引路願景和精神導師的時代已經遠去，因為祈禱者的渴望增加了，卻並沒有獲得指示，那除了知識之外還有什麼明燈呢？
——喬治·艾略特，《米德爾馬契》
多年以來，茱莉亞·懷斯都懷疑是否有可能遇到另外一個和她想法一致的人。她認識的每個人都認為她關於道德的想法以及她有責任去做的那些事很奇怪。多數人只是覺得她有些古怪。有的人對她說，她或許是對的，但是他們並不願意做出她所做的犧牲；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她的觀念不僅誤導人，事實上也並不好。所有這一切都讓她擔心自己可能是錯的。有多大可能大家都是錯的，而只有她是正確的？但是她也會質疑這種擔心：畢竟，說她錯了非常方便——她不用非得犧牲那麼多。雖然她的信念對她來說合理且真實，她能夠以理性的方式為其辯護，但它們並不完全是有意識的思考的結果：產生其他一切衝動的根本衝動簡直就是她的一部分。她會情不自禁地這樣想，從孩提時代起就是這樣。
茱莉亞相信，由於人人都具有同樣的價值，她沒有權利關心自己的幸福超過關心他人的幸福。她相信她有義務花費時間為他人的益處而工作，這就是問題的關鍵。隨著年紀增大，她更加具體地實現著這一原則的含義。大學時代，她認為自己可能想要參與國外某個地方的開發，但隨後她意識到，她所能做的最有用的事可能並不是成為一個白人人道救援工作者，告訴其他國家的人應該怎麼做，而是掙第一世界的薪水，然後將這些薪水交給NGO組織，用來支付那些比她更知道他們的國家需要什麼的本地工人的薪水。
她在波士頓成了一名社會工作者，她熱愛自己的工作。她不擅長閒談，但她與來訪者的對話常常讓人深切地覺得觸及了一些真實的東西，她希望至少有時候它們是有用的。去同情和幫助某個需要幫助且就坐在她對面的人感覺不錯，但是她知道，生活在世界上其他某些地方的人處境更糟，甚至比她在監獄和精神病院工作時遇到的那些人的處境還糟——他們可能年紀輕輕就將死於本可預防的疾病，可能沒有足夠的食物或乾淨的水——所以她推斷，她給慈善機構捐助的行為會幫助到她從沒見到過的陌生人，這比她的社會工作更加重要。她相信，如果她想要盡可能多地幫助他人，就必須思考人們最需要的是什麼，而不是她想要給予什麼。重要的是，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並不是她現在正在幫助的人。
她將自己的花費縮減到一個絕對最小值，以便能把掙到的大部分薪水都捐出去。她將錢捐給在她看來用最少錢減輕最大痛苦的慈善組織，通常是指第三世界的醫療干預。她拿的是一份社會工作者的薪水，所以捐不了太多，但是年復一年地積累一輩子的話也是相當多的，大約有幾十萬美元，而這意味著很多年幼時可能會死於某些容易治癒的疾病的孩子將得到救治，獲得正常的壽命。
茱莉亞過去經歷過抑鬱，即使已經快樂地生活了好多年，悲傷的陰影依然抓著她不放。她謹慎而保守，可以想像她的心門緊緊地關閉著，沒有光亮可以進入。痛苦可能讓一個人變得內向，變得只關注自己的疼痛而看不見其他人，但在茱莉亞身上卻不是這樣。她的抑鬱使她從內心深處本能地意識到他人的痛苦，而大多數人並不會這樣。她很年輕，才三十歲，但已經過了僅用青春熱血就可以解釋任何信念的年齡；那個多數人開始遺忘、扭曲或反抗他們孩提時學到的質樸得可怕的規則的時期，她早就過去了。
儘管極度儉省，茱莉亞並不是一個禁慾主義者。她和其他人一樣喜歡物質生活。她喜歡煙花和冰激凌，喜歡烹飪，喜歡縫衣服和用邊角料做精緻的老式帽子。她從這些事情中而不是從捐贈中獲得快樂。對她來說，給予僅僅是一種責任，和不偷盜一樣，並不會讓她生出道德感。如果這世界一切安好，她會願意生活在某處農場，養一些動物，在花園裡種一些南瓜、紅花菜豆和向日葵。她會縫窗簾，閱讀，烤蘋果派，養孩子。但這個世界一點兒都不安好。
在她還很年輕的時候，茱莉亞認為結婚是件可怕的事。她不願意在道德問題上妥協，這意味著，比如，她不願意在那些正常夫妻結婚會花錢的事情上花錢。然而，二十二歲時，她和一個叫傑夫·考夫曼的年輕人陷入了愛河，她向對方求婚，兩個人就訂了婚。傑夫瞭解她的原則，但是金錢的問題還沒有浮出水面，當時他們還在上大學，食宿方面都是被照顧的。所以，直到畢業，他們共同生活的第一次道德檢驗才出現。
那是九月裡一個晴朗的日子，他們當時和茱莉亞的莫裡斯舞蹈劇團一起在波士頓郊外的一個蘋果園裡。有人在賣焦糖蘋果，茱莉亞想要一個。正常情況下她會告訴自己她不能為這樣花錢找借口，但是傑夫告訴她，她想要任何東西，他都會用自己的錢買給她。那時他已經找到了一份電腦程序員的工作，而茱莉亞的工作還沒有著落，也沒有任何積蓄，因為她把夏天掙到的錢悉數捐給了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傑夫買了蘋果。
茱莉亞：這個可能得花四美元吧？
傑夫（很吃驚）：不會吧！
茱莉亞：這是在果園裡。
傑夫：一個四美元的焦糖蘋果？
茱莉亞：我不知道。
傑夫：那讓人覺得很不爽。
茱莉亞：可能是三美元？
傑夫：我不覺得有那麼貴。
茱莉亞：我確定電子價目表上有寫。
那天晚上，他們躺在床上，談到了金錢。傑夫告訴茱莉亞，他被她的榜樣作用所感染，正在考慮將自己薪水的一部分捐給慈善機構。茱莉亞意識到，如果傑夫打算捐出自己的收入，那麼讓他給她買蘋果就等於花了本可以捐出去的錢。因為她對焦糖蘋果自私而荒唐的慾望，她可能剝奪了一個家庭的抗瘧蚊帳或滅蟲藥，而這些本可以挽救一個孩子的生命。她想得越多，就越覺得可怕和難以承受，於是她哭了。她哭了很久，後來傑夫也跟著哭了起來，他從沒有這樣過。他哭是因為比起其他任何事，他更希望茱莉亞幸福，但如果她這輩子無論何時何地都能看到得了瘧疾的兒童因為缺少一頂蚊帳在她眼前死去，她怎麼會幸福呢？他確定自己想要娶她，但他不確定自己能否應付這樣一種生活，它如此艱難和悲傷，沒有任何可設想的出口。
然後他們不再哭泣，開始談論預算。他們意識到，如果茱莉亞以後都得根據蚊帳來衡量自己的支出，她會瘋掉。在多次討論和調整之後，他們制定了一個機制。在隨後的好幾周甚至好幾個月裡，他們一步步完善它，調整獎勵和津貼，解決其中不平等的部分。這個機制最關鍵的一點是從此以後傑夫的錢和茱莉亞的錢會被視為完全互相獨立的。一旦這個機制確立，他們就可以用自己希望的方式來處置各自的錢。傑夫決定捐出一半的薪水，剩下的部分用於日常花費和儲蓄；茱莉亞則決定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捐出去。傑夫工資剩餘的部分可以提供他們每人每週三十八美元，用於房租和食物之外的開銷——比如衣服、鞋子、交通以及像焦糖蘋果這樣的零食。傑夫說，這些錢必須用於這些方面，不能捐出去，也不能存起來，否則他就給共和黨捐出同等數額。這樣的話，如果茱莉亞想要在某些事情上花錢，就不會覺得是從某個垂死的人身上拿走的。（當然，茱莉亞認為，他們兩人就金錢樹立的界限僅僅存在於他們的腦海中，但是因為它的唯一功能是保持她的明智，也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制定出這樣一個機制後，他們開始非常嚴格地執行它。他們記錄每一次購物清單，不管花費多少，都輸入電子錶單。一年以後，他們發現，捐出傑夫百分之五十的稅前工資（他們之前忘記稅費了）和茱莉亞的全部工資，同時還要交房租和償還學生貸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於是他們將捐款比例調整到了百分之三十。二九年，他們在自己身上花了15688美元，捐出了28309美元。二一年，他們花了20591美元，捐出了36056美元。二一一年，他們花了17959美元，沒有捐款，因為茱莉亞要向社會工作學院繳費，而傑夫拿公司的股票代替了自己的一部分薪金。二一二年，他們花了12107美元（房租很少，因為他們搬到了傑夫的父母家），捐出了49933美元。在某一時刻，他們決定合併資產並捐出他們共同稅前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他們也意識到，買下一所房子並將其中一部分租出去而不是一直租房更划得來。他們現在掙得更多了，儘管買了房子，但不管是從比例上還是總數上來講，都可以捐出比過去更多的錢。二一四年，他們一共捐出了127556美元。
建立了恰當的財務機制之後，他們花了些時間去考察各種組織以尋找最有效率的慈善機構，也就是所謂的用最少的錢減少最多痛苦的那種機構。一開始，他們選定了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他們喜歡它是因為它大量僱用當地工人，而非來自國外的NGO組織，它關注長期的發展，而非引人注目但低效的災難援助。隨後，他們聽說了一個叫「善予」的組織，它的功能是評估慈善組織，不過不是看他們在日常運營上花費多少——這是個愚蠢的標準，因為日常花費，比如有效性研究，也可算作是良性花費——而是看他們在救援和改善生活方面的有效性。「善予」會推動「反瘧疾基金會」和「血吸蟲病控制行動」這類組織的發展，前者分發蚊帳，後者給需要的人提供便宜的殺蟲治療。人們總是告訴茱莉亞和傑夫，在他們將錢捐到國外之前應該首先幫助自己社區的人，但他們覺得這是錯的。首先，錢被捐到其他遙遠的國家能夠幫助到更多的人。另外，他們想，為什麼薩默維爾或其他臨近城鎮的陌生人比馬拉維的陌生人更應該被視作自己人呢？這毫無道理。
他們所有的捐款和自願的儉省都意味著，茱莉亞和傑夫對金錢看得很重。有些人發現這不那麼令人愉快，尤其是在涉及的金額相對較小的情況下。極大數額的捐贈很了不起，它們使得很高的目標成為可能，以至於金錢的貨幣性會隱於觀念的非凡抱負之下。但是小數額的捐贈顯得很小氣：它們依然只是錢，被是否可以在第一世界買一雙鞋子或一輛汽車等平凡小事所定義，而不是被它們能夠在別的某個地方購買食物或藥品的價值所定義。少量的放棄可能令一個人看起來小氣而非善良。
事實上，這麼小數目的錢能用來幹嗎呢？誠然，沒有政府的作為，事情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改變。茱莉亞和傑夫知道，獨立發展的話，最好的情況是有限的，而最壞的情況則可能十分有害。但他們認為，如果他們努力尋找能以最高效率工作的慈善組織，並盡可能給他們錢，日積月累也會是有意義的。即使做得再多，系統性的惡也仍然存在，但能讓一些生命的發展少受點妨礙是一個正常人希望做的，他們這樣覺得。
重點是確保金錢能夠做些有用的事，而不是追求完全純粹，變成殉道者，將自我剝削當作目的本身。他們讀到過查理·格雷的故事，這個人決定嚴格遵守所謂的「世界平等預算」。他的預算比他們的少多了，這令他們印象深刻，但是他們認為查理·格雷似乎更看重他自己的貧困而非減輕他人的貧困，這個想法是病態的。如果一種強烈的道德衝動以這樣無益的方式被浪費，是可悲的。畢竟，行善的時候，想法本身並不重要。
寫支票和去一個遙遠國度做一名援助工作者相比，是一種懶惰的給予方式。拋棄一切離開家庭去一個危險的地方，本身就有一種道德的魅力來彌補所有缺失。而留在後方，掙錢捐錢，卻沒有任何魅力。當然，一直考慮錢並不是什麼振奮人心的事。但人們如此依賴金錢，他們知道，得用一種近似麻木的感傷情懷才能忘記金錢。錢花得恰當可能意味著能延續好幾年的壽命，反之則可能意味著失去這些時光。
茱莉亞：人們真的很難設想金錢和生命是可交換的，但事實如此。比如，今天上班的時候，我們正在討論那些決定駕船環遊世界然後不得不坐飛機離開印度洋的年輕人。挽救一個這樣的生命需要多少錢呢？在另一些情況下，我們花費大量金錢在某些昂貴的醫療設施上，我們傾向於認為生命是無限珍貴的，但這同時也意味著我們會對很多死於愚蠢的、可預防的原因的人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我認為我們應該想想，如果我們必須平等地對待病人，而不是對很多海地的病人視而不見，事情會是怎樣。新聞裡說，因為國家從器官移植項目中撤去了一百四十萬美元，在亞利桑那州有兩個人由於無法進行器官移植手術而死亡。我能想到的就是：那麼多錢，就死了兩個人？
從大學畢業後的那個夏天，也就是焦糖蘋果事件之前的那個夏天，傑夫和茱莉亞在「松林」工作，那是一個民間舞蹈和音樂的露營地；傑夫負責洗餐具，茱莉亞做廚師。他們一共攢了大約五千美元，然後將這筆錢捐給了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在露營地工作對他們來說似乎是度過夏天的好方式：他們生活得很簡單，不用花錢，還能通過辛勤工作幫助他人，將掙到的錢攢起來捐出去。當傑夫開始捐錢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他們本可以通過做別的事情掙到更多的錢，這樣他們就可以捐得更多。那麼，這個夏天是一種自我放縱嗎？他們是否有權從自己接受過昂貴教育的人生中抽出三個月在海邊扮演收入微薄的農民？不去賺更多錢和賺了更多錢卻拿來添置新沙發和漂亮衣服，這兩種選擇是否有所差別？事實上，他們是否消費了他人的痛苦來換取穩妥地感受貧窮的特權？
回想這些問題的體驗很不愉快，但當茱莉亞必須為自己選擇一份職業的時候，這些問題就變得相當迫切了。她想做一名社會工作者，她有這種想法已經好幾年了，但她本可以通過做別的工作掙到更多的錢。她真的可以成為一名社會工作者嗎？她有多少權利考慮自己的幸福？不去掙她所能掙的最大值，倒是可以得到辯護，因為如果真的去做金融或法律相關的工作，她可能會因極度痛苦幾年內就崩潰了，之後她還得填補之前學習法律或其他讓她入行的學科的成本。她知道，促使自己去超越一種尚可忍受的狀態是無濟於事的。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一份職業必須是可持續的。但明顯，還有很多比從事金融工作收入低但是比當社工收入高的工作。她如何說服自己進入一個收入如此低的領域呢？她為此糾結了很長時間，雖然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但還是去社工學校登記入學了。
對於傑夫來說，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問題。他想，如果他和茱莉亞以外的人結了婚，他可能也不會花比現在更多的錢，他會把多餘的錢攢起來而不是捐出去。他想有一筆存款，以便將來有更多選擇，如果他的家庭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他能夠幫得上忙。如果不是和茱莉亞結婚，他會花更多錢來購買比較好的樂器——他尤其垂涎一把新的小提琴。辭掉工作並做點別的收入更少的事情，他會感到更自由些，或許他會成為一名全職的音樂家或者民間舞蹈召集人。但是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同。他料想他會喜歡好幾種不同的工作，所以挑選其中報酬最高的一種也還不錯。他喜歡程序員的工作，他想像，假如沒有做慈善的義務，他很可能會做類似的工作。讓他覺得開心並不是很難的事。
在攻讀社工學位的時候，茱莉亞突然想到自己或許可以成為一名精神科醫生，精神科醫生比社工掙得多多了。她覺得那才是她應該過的生活，但是她得為此投入大量金錢並在預科課程中和醫學院裡度過很多年。她有理由相信，在這些年裡，她會陷入悲慘的境地，不能捐任何東西——這簡直太可怕了，她沒辦法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後來，她又想到其實可以在社工工作中掙到更多的錢，只要成為那種被人看不起的為保險公司裁定索賠的人——那些人把時間都花費在拒絕病人不在保險範圍內的賠付要求。這個工作也很糟糕，但能夠讓她無須多餘的訓練就捐出更多錢，她是否有權拒絕這個選擇？
麻煩的是，她很愛她的工作。她的第一個職位是在監獄裡做咨詢師。很多時候她並不能為來訪者做什麼，畢竟他們是在監獄裡，但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很悲慘，很需要善意，所以僅僅聆聽和支持就已經足夠了。她一度覺得她說的某些話真的幫助到了他們。監獄裡有個女人，她父親酗酒，死於酒精中毒；她父親總是對她說，他喝酒是因為她干了壞事，她對此感到極度內疚，認為父親實際上是被自己殺死的。茱莉亞說，你父親告訴酗酒者互誡會說他喝酒是因為你，事實上就都是你的錯嗎？這個女兒後來看出這話多麼有問題，感到自己的內疚得到了緩解。像這樣的一些時刻會讓茱莉亞感到快樂，但是她小心翼翼不讓自己被這種情緒帶走。她考慮的是她的客戶需要什麼，而不是什麼能讓她感到不錯。她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
這是一則食物銀行的廣告，波士頓許多公共汽車車身上都有。一個年輕漂亮的白人女性緊緊地抱著一個年老一些的白人女性。我猜年輕女人代表的是食物銀行，因為她看起來很快樂，而那個沒有露出面部的年老的女人想必很餓，因此需要安慰。哦，等等。除非她並不需要擁抱，她只是需要食物。我有一種拯救妄想——有哪個社會工作者沒有這種妄想呢？在心裡的某個地方，我們想要相信，只要擁抱我們的客戶就能讓事情有所好轉。我們相信，如果帶他們回家，給他們吃一頓好的並足夠同情他們，就可以解決一切，贏得他們永久的感激。但那只存在於頭腦中，你不會告訴客戶這個想法。關鍵在於幫助，而不是感覺有幫助……如果我需要的是食物，我真的想去那個地方嗎——那個可以得到某個有著感傷目光的年輕女人救星般的擁抱的地方？絕不會。
茱莉亞一直想養雞，她認為，雖然在她和傑夫的小開間裡養雞並不現實，但養鵪鶉或許是可行的。鵪鶉比雞小，也比雞安靜，可以在臥室裡放個籠子養它們。她和傑夫可以吃鵪鶉蛋，等它們不下蛋了，他們還可以直接吃掉它們。她調查了一陣，發現可以預定受精的鵪鶉蛋，要求郵寄到家，他們只需要提供一個孵卵器，而這個傑夫會做。她的生日就要到了，她媽媽問她想要什麼樣的生日禮物，她要了一個鵪鶉餵食器。她媽媽並沒有買一個餵食器寄給她，而是給了她一張上面寫著「鵪鶉餵食器」的支票。不過茱莉亞一拿到錢，就覺得必須把它捐出去，事實上她也這麼做了。她意識到，這似乎是一種癮。
長期以來，茱莉亞和她的家庭之間都存在著一些問題。她還很小的時候就總是把自己的東西送給別人。她五歲左右時，一個朋友的姐姐丟了十塊錢，這在茱莉亞看來似乎太倒霉了，她想要把自己的零用錢給這個姐姐，彌補她的損失。茱莉亞的媽媽不同意，她認為，對這個姐姐來說，從這件事中學會對自己的錢負責是一件好事。茱莉亞沒有說什麼，但是她上了樓，過一會兒她出現時，襪子裡塞滿了硬幣，她告訴媽媽她要出去一趟。
茱莉亞成長於弗吉尼亞州里士滿的郊區，父親是一名物業經理，母親是一名學前班的老師。多年以後，她認為她長大的地方和生活方式與更早之前相比有所倒退。她的父母是在一個木屐舞蹈班相遇的，當時她父親正在那裡做木匠活。茱莉亞出生的時候，他們住在鄉間一所有鴨子池塘和柴爐但沒有空調的小房子裡。她媽媽製作蔬菜罐頭，縫補衣服。由於那裡的學校不夠好，他們搬到了近郊的一所大房子裡，擁有了現代化的爐子和空調，而她父親開始管理物業。茱莉亞有時會想起那所鄉間的小房子，奇怪父母怎麼會放棄那麼理想的生活，想著某一天她也許可以搬回去。
等長大一點，她不再把自己的東西給朋友，而是將零花錢放到教堂的奉獻盤中，認為這些錢能流到窮人手裡。她為是否出席生日派對而掙扎，因為她覺得不能不帶禮物，但花五美元去買一份禮物是不應該的，因為這五美元本可以給那些更加需要的人。她一度非常想要一隻動物毛絨玩具，但是她覺得把錢花在這些事情上有一種罪惡感。她打電話給她最好的朋友布裡奇特，向她請教這個問題。布裡奇特建議她把所有錢都放到奉獻盤裡，並且將這件事告知她的父母。她父母會被她的美德所感動，給她更多的錢，這樣她就可以用這些錢來買動物玩具了。（布裡奇特長大後成了一名律師。）茱莉亞聽了非常震驚，沒有說再見就掛了電話。
茱莉亞直到十一歲都是一個熱心的教徒。她相信，由於上帝給了她生命，她就背上了永遠也還不清的債務，盡可能地努力償還是她的責任。有一次她祈禱了幾個小時，為自己的不完美向上帝道歉。她閱讀《聖經》，試著逐字逐句理解它。她在書裡看到，將羊毛和亞麻混在一起是被禁止的，於是她拒絕穿混合纖維的衣服。她不在星期六工作，遵守猶太戒律，雖然她是一個新教徒。有個週末，她突然想到，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人像她相信《聖經》一樣堅定地相信他們自己的神聖之書，那麼她到底有什麼理由相信自己所相信的才是真的？她從來沒有看到或感受到上帝存在的任何證據。於是她突然失去了信仰。
不再相信上帝以後，她也不再把自己的錢交給教堂。有好些年，她只把零用錢花在自己身上。如果上帝並不存在，那麼她對誰都沒有虧欠。後來，她開始瞭解這個世界上的貧困，以及與有些人相比自己是多麼富裕，於是，在十三歲的時候她又開始將自己的零花錢捐出去，主要是捐給「小母牛項目」。大約在這個時候，有個剛轉到她所在的家庭教會的男孩得了很嚴重的病，需要做大手術，而他的家庭並沒有這方面的保險。教會為此發起了一次募集，茱莉亞的媽媽對她說，這裡有個人，她知道她可以幫他，為什麼她不把她的錢給他呢？茱莉亞說，為什麼我碰巧遇見的某個人的生命就比可以用同樣數量的錢來給予幫助的幾個陌生人的生命更有價值呢？
雖然她不再是一名信徒，但她很懷念宗教團體和儀式。她依然慶祝耶穌的誕生與復活，並遵照基督教禮儀年歷生活——她喜歡這種標記時間的方式。有一天她在網上填寫一份宗教問答，結果顯示，她的信念與那些世俗的人文主義者和功利主義者很接近。她決定去考察一個功利主義組織，但是她沒能找到教堂並迷了路，最終到了一個垃圾場。她認為這個故事或許可以寫成一首不錯的鄉村歌謠——「我去尋找信仰，但是我找到了一個鄉下的垃圾場」——要不是在一首鄉村歌謠中提到功利主義可能不太合適。最終，她找到了通向功利主義組織的路，但她認為抒情的讚美詩很俗氣，於是加入了一個貴格會派的祈禱會。這個祈禱會滿足了她對儀式感的渴望，但她仍然希望能夠加入一個將更多與她有著相同的道德與情感生活的人連接起來的團體。她傾向於認為那就是她所謂的烏托邦——《指環王》中的中土世界，《小婦人》中十九世紀的新英格蘭——雖然她並不真的相信。她希望某種更小規模、更少野心的烏托邦可以行得通，比如一個基布茲8，一個搖滾社團，一個人們相互分享物資並且會為了他人的好處放棄自己利益的合作社。
茱莉亞在布林莫爾學院上了大學，那是挨著費城的一所小小的女子學院。她是在大四的春季學期遇到傑夫的，當時他在附近的斯沃斯莫爾學院唸書。茱莉亞看了傑夫的Facebook主頁，注意到上面並沒有常見的醉酒派對和鬼臉自拍之類的照片，反倒有些他和家人在一起、玩民間音樂、打牌和烹飪的照片。在其中一頁上，她發現了一張貴格派的婚禮證書。醉酒照片的缺席並不是出於謹慎的考慮，傑夫高中時代就決定絕不碰酒精，因為他不喜歡自己的思維方式因此被改變。事實上，他從來沒有喝醉過，但醉酒的念頭卻困擾著他。要是醉酒的傑夫和清醒的傑夫在某些事情上觀點不一致呢？他怎麼知道哪個才是對的？
整件事都讓人很困擾，最好能避開。因此，雖然他是一個無神論者，最終卻交了一些福音派信徒和摩門教徒做朋友。
傑夫在位於波士頓近郊的梅德福的一棟維多利亞式的大房子裡長大；他的父親裡克是一名治療師，母親蘇西是一名接生員。傑夫母親的家庭很多代都是貴格會教徒；他的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拒服兵役，曾在訓練營接受過嚴酷的軍事訓練。傑夫還是小孩子時，花的錢甚至沒有茱莉亞多，不過原因不一樣。八歲的時候，他想要在民間音樂節上看到過的一件樂器，於是開始積攢零用錢。他每週可以得到一美元，五周以後，他非常激動地把五張一元的紙幣換成了一張五元的。他繼續積攢，直到將四張五元的換成一張二十的。但等他能夠買得起那件樂器時已經過了太久，那件樂器似乎不那麼值得買了，但他將積蓄的習慣堅持了下來。一旦養成了節儉的習慣，它就和最初的目的分離開來，變成了他性格中固定的一部分。
傑夫將茱莉亞帶回那個她在Facebook上看到過的家，在走進房子的一瞬間，她就知道自己想在那裡生活。那裡有和別人待在一起的空間，也有獨處的空間，並且有很多書。廚房很大，裡面有一張桌子，方便在切菜的時候坐著聊天。屋子裡總是縈繞著音樂：傑夫的父親會演奏小提琴、吉他、貝斯、曼陀林和中提琴。傑夫會彈奏鋼琴，他極富感情地演奏民族提琴時甚至會把弦弄斷。這次拜訪過後不久，有一天，茱莉亞讓傑夫在一棵樹下坐下，對他說，她想要嫁給他。
茱莉亞和傑夫很少對別人談到他們的捐贈行為，因為這令人尷尬。一般來說，人們並不喜歡談論金錢，但他們也真的不想感到被評判，就因為他們為自己保留了太多金錢。有好幾次，當茱莉亞試著談論這個話題時，有人對她說，她這樣做簡直是瘋了，只會把自己搞得很慘，還有一個人拿她取笑。對此她不知如何應對。一方面，她認為自己所做的最有用的事情之一就是鼓勵其他人捐獻更多，她擔心自己越是勇敢，越是不拘小節，在這方面就越有進取心。她在雜誌上讀到過約翰·伍爾曼的故事，他是十八世紀的一名貴格派領袖，他發現宣講正義是一件極其尷尬的事情；他祈求上帝不要讓他那樣做，但由於上帝堅持，他依然那樣做了。如果她是一個更好的人，她當然會進行更多說教。另一方面，她知道不讓人倒胃口也很重要，如果說有什麼是令人倒胃口的話，那就是說教了。或者那只是她對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合理化而已？她不確定。她意識到，不讓自己顯得太古板或太拘泥很重要，否則人們會認為她有某種烈士情結，或者認為捐出很多錢而不把自己搞得很慘是不可能的。然而事實上，她發現，多數時候很容易就能生活得很快樂，並不需要花很多錢。
她想，這世界的需求就如同死亡——每個人都知道，但由於這個想法太具有摧毀性，有些人必須將它從意識中排擠出去，否則他們將被它壓垮。她能理解。她不理解的是，那些捐錢的人為什麼不捐得更多一些？他們怎麼能允許自己有這樣的權限？他們怎麼能忽略這世上的不幸與不公？怎麼能不伸出援手？她不是那種從不評判他人的無憂無慮的靈魂中的一個——她評判，她想讓自己的人類同胞承擔責任。但是她並不因此就判定自己是優越的，恰恰相反，她並不相信自己有什麼特別之處，可以在別人都紛紛避開的時候獨自承擔責任。她想，只要願意，任何人都可以做她所做的一切。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尼克·卡拉韋說「保留判斷是包含無限希望之事」，但是反之亦然：去評判就是相信有人可以做得更好，知道人們可以改變他們的行為，甚至做出相當徹底的改變，來回應他人的期待。去評判就是希望人們的自私部分地是因為他們相信這就是人類的處境。茱莉亞在她的博客中寫道：
我從來沒有討論過的主題是憤怒。當我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時，我沒有任何理由感到憤怒，但當我覺得自己被剝奪時我有時會憤怒。我感到我肩負著沉重的擔子，不可能只靠自己。就像是要將一輛汽車拖出泥潭，站在周圍的每個人都說，「孩子，車子陷進泥潭裡真是太糟了」，或者說，「你正在做的事情看起來真的好難啊！」更經常聽到的是，「你聽說意大利隊輸給斯洛伐克隊了嗎？」我真的認為世界上有足夠的物資與人類巧思，沒人一定得陷入可怕的貧困中。如果每個人都出一點力，我也就不需要承擔那麼多了。
對她而言，有一件事顯而易見，那就是，確定受眾非常重要。普通人可能不會接受她的觀點，但除他們之外必然有人等待著受到鼓舞。她怎麼才能找到他們呢？她決定開一個新的博客，名字叫「樂在給予」，寄希望於明確的標題和經過打磨的主旨能夠吸引到合適的潛在受眾。在某一時刻，她發現在普林斯頓有一個叫彼特·辛格的哲學家，他倡導一種和她很接近的道德世界觀。她從圖書館借了他的《你能拯救的生命》，懷著初次犯罪的激動心情在書裡寫下筆記，邀請被她的感受打動的人聯繫她。
她做這些事部分是因為她感到鼓勵大家捐贈是她的責任，但也有一部分是因為孤獨。除了傑夫，她不認識一個對金錢與責任持有與她相同信念的人，當然更不必說依照這些信念生活了。無意中發現彼得·辛格的作品讓她很激動——發現有一個哲學家和她想法一樣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件事，雖然這和擁有一個朋友並不一樣。
這種孤獨感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隨後茱莉亞和傑夫發現了「給予我們能給予的」，這是牛津大學道德哲學系的年輕教授托比·奧德新創立的一個組織，他們傳遞這樣一個觀念：捐贈更多來幫助過得最不好的人擺脫其原本的處境，是我們每個人都義不容辭的責任。組織成員必須簽署一份保證書，在退休前每年至少捐出自己年收入的百分之十。有些人已經超出了這個標準。托比選擇百分之十是因為這個數量看上去比較大但又不至於太嚇人，就像教會設定的什一稅的基準。
茱莉亞和傑夫在和別人談到捐獻時總是感到害羞，但是托比對此一點也不害羞，他在很短時間內引起了一場公共討論。報道者聽說了他的組織，寫了一連串文章；大學生們以此作為論文題目；其他人開始通過互聯網找到小組。到二九年，在成立一兩年後，「給予我們能給予的」已經變成了一個焦點，成為其成員心中富有名氣的有效利他主義運動。「利他主義」指的是要給出更多的東西，「有效」指的是找出一種調研方法，來發掘能夠以最少的錢做最大的改善的慈善機構——理想的調研方法是做隨機對照試驗，但至少得基於可信的數據。
托比是一個開朗、內心平和的人。他相信自己應該怎樣生活就會怎樣生活，所以他從不感到內疚。他捐了很多錢，但他並不覺得這是多大的犧牲。他已經擁有了自己想要的一切——一個他愛的妻子、一些朋友和一份有趣又有聲望的工作。他捐錢來減輕他人的痛苦，同時不會被這些痛苦所困擾，因為他已經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他認為同情心最好不要太氾濫，因為如果一直都在體驗他人的痛苦，那他就什麼也做不了了。有一次，一個「給予我們能給予的」小組在談論是什麼讓他們在早晨起床；有些人說他們是被將運動的宗旨傳遍世界的觀念所鼓舞，但托比說，沒有什麼特別的事讓他早晨起床，他只是爬起來去工作。
托比瘦削蒼白，皮膚緊緊地繃在他的頭蓋骨上，表情堅毅。他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長大，父母都是建築師。很多年前，當他還是一個學生時，他常常在心裡盤算應該為消除世界貧困做些什麼。在看到印著飢餓孩子的海報時，他會想，我應該對此做些什麼。最終他對自己說，好吧，為什麼不去做點什麼呢？當時他每年的研究生獎學金大約有八千英鎊，他生活得非常好。所以，他認為，等他拿到教授的工資時，將八千英鎊之外的錢全部捐掉是一件相當輕鬆的事。他坐下來，計算在他工作期間可能會掙多少錢。他算出他大約會掙一百五十萬英鎊，他需要為自己的生活留大約五十萬英鎊——包括儲蓄，可能還包括房屋抵押貸款和緊急備用資金——剩下一百萬英鎊捐給慈善機構。
這真是讓人吃驚——一百萬英鎊是很大一筆錢！他做了更詳盡的計算，得出這樣的結論：一百萬英鎊可以挽救總共十萬年的健康生命。這真是讓人激動。他想，我要麼去挽救一個長達十萬年的健康生命，要麼就為我自己已有的快樂生活錦上添花。後者似乎不是一個好的選擇，於是他選擇了前者。接著他想，為了掙更多錢，他是否應該追求一份哲學之外的職業。比如當計算機程序員，應該能掙不少。但隨後他意識到，如果他在牛津教書，他將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影響學生，而這些學生將會是這個世界上很有影響力的一群人。一創立「給予我們能給予的」，他就意識到這可能是他做過的最有成效的一件事，因為在頭四年裡他就募集了據他估計約有一億美元的抵押品，這比他所能掙到的多多了。
二一三年的春天，托比在波士頓工作，茱莉亞和傑夫邀請他一起吃晚餐。他們那天晚上舉行了一場有效利他主義的集會——部分是由於托比，他們發現了一小群人，對道德事務的想法同他們的一致。他們喜歡不時組織這種討論集會，主要是為了傳播觀點，也是因為茱莉亞喜歡為很多人準備食物。她知道，有效利他主義者常常也是素食主義者或純素食主義者，所以她做了一大鍋蔬菜意大利面，用巧克力蛋糕和冰淇淋當甜點。有效利他主義者們裝滿了盤子，坐在椅子和地板上圍成一個圈。
這些聚會的參與者通常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有技術背景與理性傾向的白人男性，他們將自己看作是有效利他主義共同體的一部分。茱莉亞總是希望有更多女性參加，但通常出現的少量新人也是男人——朋友的朋友，或是那些在網上聽說了聚會的人——這些門外漢常常並不熟悉這場運動的規範與原則，就直接進入了討論。托比來參加聚會的那個晚上，三個年輕的以色列人在朋友的建議下到了那裡——巴拉克和尤瓦爾是醫學院的學生，妮塔是法學院的學生，尤瓦爾的妻子。
巴拉克：你提到了那些去非洲做一周外科手術而不是在自己的高薪職位上工作並將薪水捐掉的外科醫生。我認識很多這樣做的外科醫生，他們從支援非洲的工作中得到了極大的個人滿足，這對他們產生了令人吃驚的影響。我知道我們應該討論的是怎樣幫助他人，但我對於如何充實自己的人生也有很多想法。這可能聽起來有些蠢，但我選擇我的職業是因為這是我幫助他人的方式。我已經決定為這件事奉獻一生，而且我高效工作的原因就在於我對它深沉的愛。
巴拉克有一頭修得很短的黑髮，右耳的頂部打了兩個洞並戴了一根長銀釘。前些年，他花時間去肯尼亞籌辦了一個兒童健康中心，發現自己的努力不怎麼被有效利他主義者們看重，這讓他感到吃驚和迷惑。
妮塔：我甚至有一個更強的論證。我會說，你去非洲支援也是在幫助他人——同他們建立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而不僅僅是把錢丟給他們。
托比：但我們並沒有真的把錢丟給他們。我們所做的是付錢給其他人去做那些工作——我會資助當地的一名外科醫生。去那裡與他們見面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是你想想，與免於死亡相比，見一個不同的人會有多重要呢？
巴拉克：但是，我選擇進入醫療行業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不想再無視疾病、疼痛與死亡，我想站在出事的地方。對我而言，去非洲是一個令人震撼的、毀滅性的經驗。
本·K.:我完全同意，做第一手的事情在激勵自己這方面非常有用，但如果你的目標只是對他人行最大的善的話，則不然。
本·K.就讀於哈佛大學數學系。他有一頭濃密的黑髮，長著格勞喬·馬克斯式的眉毛，非常愛笑。和其他有效利他主義者一樣，他認為是誰減輕了痛苦並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痛苦得到了減輕。巴拉克對此很吃驚，有效利他主義竟如此輕易地否定了一個人（在這裡是他自己）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意義。
本·L.:我在自己做決定的過程中發現，設定一個界線是很有價值的，即區分那些為了盡可能幫助更多人而做的事和為了讓自己感覺良好而做的事。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解決方案。我捐了很多錢，但並不感到滿足。按下按鈕，銀行卡裡的餘額發生了變化，這對我的大腦並沒有多大意義。所以，當我想要感受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時，我就去獻血。我很確定，就盡可能幫助更多人而言，捐錢可以讓我的時間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但那並不是我在那個時間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感覺像一個好人。
本·L.是一名年輕的軟件工程師，他穿著紫色的T恤，在茱莉亞的建議下剛刮了鬍子。
本·K.:在功利主義者的圈子裡流行這樣一句話——你應該分別購買舒適感與功效。如果你試著找一個慈善機構，既能讓你感覺良好又能對他人的生活質量做出貢獻，你最終找到的只能是二者都做不好的。
托比起初假設利他主義的部分要比有效性的部分更難推進：他認為說服大家捐更多錢比較難，而說服他們把錢捐到更好的慈善組織則比較容易，因為誰不想用自己的錢行更多的善呢？結果他發現，人們並不是那麼理性，真實情況與他想的恰恰相反：你動之以情，說服人們捐更多的錢很容易，但是說服他們放棄多年來所相信的理由卻非常困難。對他而言，改變一個從沒考慮過慈善的理智型的人比改變一個長時間行善的人要更加容易。有效利他主義的皈依者容易有一種傾向：如果情感或直覺與一個好的論證發生衝突，他們會選擇相信論證。
有效利他主義者讀過很多關於救助的材料，他們知道NGO組織過去犯過且一直在犯的很多災難性的錯誤。他們知道災難救濟有可能帶來更多災難，對戰爭難民的幫助會帶來更多戰爭。所以，很重要的一點是，永遠別去假設那些一看就覺得是好事的行為不會帶來影響巨大的副作用，比如餵食飢餓者。早些年，「善予」將一個叫「直接給予」的組織列為三大推薦慈善組織之一，其方法就是在給定的地區找出最貧窮的家庭，直接給他們現金，他們可以用這些錢做自己喜歡做的事。通常這些家庭會把錢花在建一個金屬屋頂上。「善予」的推薦受到有效利他主義者的密切關注，「直接給予」的工作引起了很多討論。
克裡斯：我希望「直接給予」不是我們能想到的最好的救助干預，因為這可能是一種悲哀。這可能意味著，當你運用理智並真心設想如何才能幫到他人時，你並不能比他們自己做得更好。這可能意味著，自己的偏好是人們獲得快樂最好的方式，但這並不是一個能得到很好支撐的假設。
克裡斯比其他有效利他主義者要年長一些，已經結了婚，還有一個孩子。他為名叫「一個孩子一台電腦」的非營利教育機構工作。
本·K.:我有同感，因為我們擁有這麼多了不起的東西，但它們卻不能為我們想要幫助的人所用，如果這些好東西都派不上用場，最好的方式只能是給他們錢，那將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我猜這會讓擁有這樣的好東西顯得非常沒用。
托比：但是我並不認為這是幫助他人最有效的方式。有很多的公共利益設施，比如下水道系統，並不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建成的。即使人們知道什麼對他們而言是最好的，他們一般也不會這麼做。專家們會通過隨機對照試驗，花費數百萬美元來研究一件事情是否有成效，一般人可沒有這樣的知識。
邁克：我感覺我應該抬抬槓。我想要支援一下消費主義。你給慈善機構的錢並不是憑空消失了，它只是從更大或者運作更有效率的經濟體中被轉移走了，第三世界的產出並非因為慈善而是因為全世界普遍的經濟增長而得到改善。
邁克是一個年輕的超人類主義者，禿頂，嘴唇下方留著一小撮鬍子，最近剛從手機公司辭職。
本·K.:是的，我們把所有這些錢用來做慈善，結果發現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的最強大的力量之一是那些全球化的公司。在很多情況下，有巨大影響力的事情完全是不可預期的。如果你在一九年左右思考怎樣才能最好地幫助到他人，你可能不會回答可口可樂的全球化。所以，做你自己最擅長的事情或許是最合理的，請相信不管最好的事是什麼，它之所以能夠更快地發生，正是因為你做了自己擅長的事情，而不是你認為對他人更有幫助但自己並不擅長的事情。
托比：但是，我們已經通過援助完成了很多工作，多得不可思議。問題是，如果我把錢用來看一場電影，真的會和給貧窮國家的人提供蚊帳一樣有益嗎？我只是不知道經濟論證是怎麼讓這成真的。
托比在公共場合談論他的觀點時會盡力避免讓聽眾感到愧疚。他相信，不管在哪兒，讓人感到愧疚都不能贏得人心。他告訴人們，捐贈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機會。他說：「看到像奧斯卡·辛德勒這樣的人拯救了一千兩百個生命時，我們會想，這是非常了不起的道德壯舉。但是如果我們願意的話，我們可以用更少的犧牲來拯救更多的人！」有時，人們對托比說他的原則太苛刻了——要求人們捐出大多數的財物去幫助陌生人是不合理的。每當這個時候，他便不再提及奧斯卡·辛德勒。「我認為那是一個糟糕的論證」，他說，「道德可以要求很多。假如你被錯誤地指控為謀殺者，被判處了死刑，但發現如果殺掉一個守衛就可以逃走，這時道德會告訴你不能殺他，即使這意味著你會失去自己的生命。就是這樣。但假設這樣做我們可以救一千個人的生命，如果你不這麼做，就說明你把自己的價值看得比一個陌生人的價值要高一千倍。這聽起來合理嗎？我不認為這聽起來有多合理。如果你這樣想，我只能說你的理論真是太蠢了。」
就在有效利他主義持續發展的階段，托比的「給予我們能給的」組織的合作者，一個叫威爾·麥卡斯基爾的哲學家，成立了名為「八萬小時」的兄弟組織來幫助有效利他主義者思考如何利用他們的工作時間最大限度地幫助他人。威爾想要傳遞這樣一個想法：利他主義者不必非得遵循傳統的行善路徑，比如在第三世界國家成為一名援助者或者醫生，而應該考慮從事一個能掙很多錢的職業，然後把這些錢捐掉。威爾將這稱為「掙來捐掉」。這個觀念開始變得流行起來。彼得·辛格的一個學生去了金融行業工作，他離開學校後的第一年，就為消除貧困組織捐贈了十萬美元。另一個學生畢業時拿到了工程學位，雖然他一開始計劃搬到非洲去修建大壩，最終卻去了倫敦的一家投資銀行。他估量著，或許好些人都可以去非洲修建大壩，但是卻很少有人能幹他現在幹的事情。「我決定成為一個超人，」他告訴一個採訪者，「我看過一個廣告，說小兒麻痺症疫苗花三十便士就能買到，那麼一英鎊就可以買三個人的用量。於是我想，如果我能夠得到一份工作，每年捐出六萬英鎊，那就是十八萬人的花費。超人都休想做到。」
有人發現這類數字空談起來讓人不快，就像一個利他主義的唐璜在他的床柱上刻了幾道凹痕。（托比也是這樣。在談話中，他告訴人們他預期會用他個人的捐贈拯救長達三萬年的生命——而「給予我們能給的」的抵押品加起來可以維持一個健康生命的時間則在兩百萬到一千一百萬年之間——鑒於人類從黑猩猩進化為人也才用了五百萬年的時間，這捐助數量可以說是相當多了。）茱莉亞擔心這會讓人倒胃口，但是多數有效利他主義者都不關心這些細節。他們相信，只要對這些數據的聯想能夠驅動其他人捐出更多的錢，就是一件好事。他們總是在說「有影響」和「帶來不同」——不是慈善而是野心勃勃的語言。
茱莉亞一直想要孩子。甚至在高中時，她就已經想到了她未來的孩子，並開始做計劃——他們會在一起玩的遊戲，她會為他們做的玩具。
我想要一雙兒女。我想在廚房裡和他們一起唱《吉爾伯特與蘇利文》。我想教他們跳華爾茲，一起種花椰菜。我想給他們講故事，帶他們去森林裡野餐。
她總是想，如果要放棄孩子的話，她將感到自己的生活不僅是被迫的，更是被摧殘的。她想到未來，當她的父母和傑夫的父母都去世了，又沒有新的一代到來，只剩下她和傑夫獨自生活在一個租來的小公寓裡時，那將是多麼荒涼。
但是隨後她又開始質疑。很多人告訴她，一旦有了孩子你就變成了另一個人——你會以不同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你的觀點會發生改變。這是件細想起來挺奇怪的事。顯然，世界一直在影響著你，不論你是否願意，但是做一個她已經知道會在極大程度上以不可預期的方式改變她生活的決定則是另外一回事，況且這還有可能會破壞她所確信的對陌生人的責任。把家庭的價值看得重於陌生人的價值這一點從來不會讓傑夫感到困擾，但是茱莉亞對此很矛盾，她清楚地知道，孩子是一個終極測試。
問：如果這邊有兩個孩子掉進了水裡，而那邊傑夫也掉進了水裡，你是否認為應該去救傑夫？
傑夫：傑夫可能會捐出比孩子們更多的錢。
茱莉亞：我覺得無論哪個決定都是可以得到辯護的，並且無論哪個決定都讓我覺得可怕。因為幾乎所有我認識的人都認為，你應該首先照料好你自己、你的家庭以及那些和你親近的人，所以很少有人能和我分享對這類事情的看法。
傑夫：那麼他們中的一方就死了。
問：誰？
傑夫：我！
茱莉亞：我的決定必須要考慮到這一點，即其他人會因為我像照顧自己人一樣照顧陌生人而評判我。我確定我們有了孩子以後，別人會更加嚴厲地評判我，因為我把其他人的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而沒有給自己的孩子創造有利條件。
傑夫：把茱莉亞的價值看得比其他人重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問題，不過也並不是把她看得無比重要。所以如果說，要我選擇救茱莉亞還是一萬個其他人，我會選擇那一萬人。
問：那麼她到底有多大價值？十個人？二十個人？
傑夫：具體數目很難說。你可以試著從我同意給茱莉亞多少錢與捐贈多少錢來進行推論，但我覺得那也不一定有用。
在夏令營工作時，茱莉亞遇到了一些舉止糟糕的孩子，讓她意識到自己早先關於做母親與建立家庭的想像不僅不是建立在自己所屬的家庭的基礎上，甚至可以說毫無基礎。她想像中的孩子只存在於少兒書中，她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想要小孩。在某種程度上，她懷疑曾經打算用孩子填滿的情感區域如今已被傑夫填滿了。
一旦茱莉亞開始意識到孩子或許不是必需的，一旦她在自己的道德列表中把孩子從至關重要的一項變成可自由選擇的，她便意識到一個孩子意味著多麼大的開支。孩子可能是她擁有的最昂貴的非必要的東西，所以，擁有自己的孩子在結果上相當於殺死其他人的孩子。除此之外，為第一世界國家增加一個新人口，從環保的觀點來看是一件可怕的事。與這個損害相比，任何你可能做的試圖彌補它的事情——回收、堆制肥料、避免包裹、不用熱水——都無足輕重。傑夫相信，普通人對這個世界有一種淨影響，至少從人類幸福的觀點來看是這樣，但是她不確定這一點。
茱莉亞和傑夫就此討論過，這讓她非常不安。一旦放棄孩子的預期感覺很真實，就讓人感到害怕和痛苦。他們開始思考折中的方案。他們打消了國際領養的想法，這太昂貴了，但是他們認為撫育一個從美國寄養所領養來的孩子還是可以得到辯護的。她知道生活在寄養所而沒有被領養的孩子的結局是可怕的——無家可歸、自殺、吸毒。當然，因為這樣的原因，領養這樣一個孩子是有風險的——你真的不知道他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或者過一種什麼樣的生活。茱莉亞在十二歲時就有了領養的想法，但是當她開始認真調查時才發現，事情發展成災難的可能性有多高，她遲疑了。而且，你絕不會知道自己的最終結局會是如何，即使是和自己的親生孩子一起生活；擁有任何一種孩子都意味著將自己置於被摧毀的危機之下。
茱莉亞告訴她的父母她正在考慮不要孩子。她父親說：「這聽起來不像是會讓你幸福。」茱莉亞回答，她的幸福不是唯一要考慮的問題。這個觀念非常奇怪，他們認為沒什麼好說的，就草草結束了對話。
傑夫推測，他們其中一個孩子很可能在長大後會認為捐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必要的事。他們不能假設孩子在這件事上和自己一樣激進——毫無疑問，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孩子會回歸到平均水平，但有可能不會始終如一。他推算，如果孩子捐出收入的百分之十，那麼就會收支相抵。也就是說，他們孩子會捐出的錢和他們由於要養孩子而沒能捐出去的錢相當。當然，這並沒有考慮到現在捐錢要比以後捐更好，尤其是涉及全球變暖和艾滋病等緊急情況，所以，在計算中應該把某些折扣也考慮在內。所有這些都讓茱莉亞暫時感覺好受些，即使她意識到，對一個孩子說他們期待他以自己收入的一定比例來為自己的存在買單是件奇怪的事。她覺得自己無論如何都會成為一個古怪的母親，而她的孩子也可能會同樣古怪，所以，也許對她其中一個孩子來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最終，在二十八歲生日之前的某個時候，茱莉亞決定要試著懷孕。他們的孩子莉莉出生於二一四年的早春。隨後，茱莉亞開始觀察自己的反應，看做母親這件事是否真的改變了她。
茱莉亞：我已經注意到任何提及小孩子受傷的話題都會讓我的胃很難受。如果人們一直討論這樣的問題，我就沒法繼續待在房間裡。我沒有想到會這樣。我有一些做了父母的合作者說他們和受傷的小孩在一起會太痛苦以至於無法做事，所以我知道人們會這樣，但我那時候不認為這也會發生在我身上。
離開莉莉返回工作崗位的想法讓她不安，但她知道必須要重新開始掙錢，這樣她才可以持續地捐錢。她感到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需要她的錢，就和莉莉需要她陪伴一樣，即使他們的需要不能像莉莉那樣打動她。
在茱莉亞懷孕前不久，傑夫的媽媽蘇西被診斷出患了卵巢癌。茱莉亞分娩的那天蘇西病得很重，但她尚能支撐著給莉莉接生。她是她的第一個孫女，也是她作為接生員帶到這個世界上的第一千一百八十九個孩子。第二天她就住進了醫院。她並不期待要活多久。在那段悲慘的時期，家人們輪流照顧莉莉，抱著她的小身體是他們能夠感到快樂和放鬆的少有的幾種途徑之一。
當茱莉亞發現蘇西得了癌症之後，她非常難過，就像自己的媽媽得了癌症一樣，她幾乎就是她的媽媽——茱莉亞曾經住在傑夫父母家裡兩年多。在最初的驚訝過後，茱莉亞鼓起對家人和陌生人的信念，刺激和測試它們，想看在這種可怕的處境中，她的感覺有什麼不一樣。當彼得·辛格的媽媽患了晚期阿爾茲海默症時，茱莉亞知道，辛格違背了他關於給予和人格的理論，花了很多錢請護工照料她。「也許這比我以前認為的要更加困難，」他說，「當對象是自己的母親時，真的很難。」也許為自己生病的母親花錢的理由和她生養一個孩子的理由一樣正確：如果你不那麼做，將很有可能要承受可怕而苦澀的後悔，這會使你在後來捐錢給別人時感到酸楚不已。但是當她想到捐贈時，她發現自己的信念並沒有改變。
茱莉亞：有些人會說：「我資助了某某研究，即使我知道這並不划算，因為我的妹妹不喜歡這個研究。」在和這些人聊天時，我總是感覺很不好，心想我絕不會站在他們的角度看問題。我想知道，如果我喜歡的某個人不喜歡我做的事的話，我是否會產生不同的感覺。但是這真的一點也沒有改變我關於捐贈的想法。我愛蘇西，我不想讓她生病；其他人也愛他們的媽媽，不想讓他們的媽媽生病。如果可以選擇是讓十個家庭還是一個家庭免受這種折磨，即使那一個家庭是我的，我也會每次都選擇那十個家庭。如果他們的媽媽（或不管是誰）花更少的錢就能治癒，我們應該先治癒她們。我不想經受這些，但是他們也不想。
她知道這解釋起來很難。在這個問題上，人們的看法甚至會比以前有更多分歧，這取決於他們是否認為這是慷慨的或正義的，或者是一種愛的缺乏。茱莉亞知道這對她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但關於什麼是愛的觀念，她並沒有期待那麼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