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神聖的善意應該在這裡停止？讓我們帶著敬畏之心，考慮一下猴子的情形。是否可能存在為猴子而建的大廈？格林福特老先生答道，沒有；但是年輕的、更加進步的索利先生答道，有。他不明白為何猴子就不能順帶分到一點福氣，他和他的印度朋友曾就此進行過討論。那麼豺狼呢？索利先生確實更少考慮豺狼，但他承認上帝的仁慈是無限的，因此很可能會包括所有的哺乳動物。那麼黃蜂呢？在物種級別降低到黃蜂時，索利先生變得不安，想要改變話題。橘子呢？仙人掌呢？水晶呢？泥土呢？在索利先生身體中的細菌呢？不，不，這扯得太遠了。我們必須將某些存在排除出我們所屬的那個集合，否則我們將一無所有。
——E. M.福斯特，《印度之行》
亞倫·皮特金還年輕時，就開始為自己尋找一個能奉獻畢生的目標，某種能減少世間存在的痛苦的途徑。他想出的答案是雞。這基本上是一個數字遊戲。美國每年有超過八十億隻雞被宰殺，平均每小時約一百萬隻。被宰殺成為食物的絕大多數是雞，因為它們太小了，成為肉的比例簡直太高了。工業化農場在雞死前的所作所為令他震驚——處於慢性疼痛中的它們最多可以活六周左右，它們被喂得很胖，孱弱的腿承受不了身體的重量，只能全身滿佈瘡口坐在自己的糞便上。亞倫意識到，如果他能找到一種方式讓雞生活得更好一些，那麼能減少的痛苦會比其他方式多好幾倍。
他並不認為雞比人更加重要、無辜或更能打動人，他關心它們是因為它們更無助，比那些最受壓迫的人受到的踐踏還要殘忍；它們的痛苦更大，處境也更加不公正。他並沒有考慮一隻雞在更好的處境中能有多麼快樂，他對快樂不感興趣，他只關心痛苦。
雖然他將減少動物的痛苦當成自己一生的工作，但情緒上並不會有太大波動。當他聽到一些之前不知道的可怕的虐待或者看到令人驚駭的鏡頭時，有一半時候他的第一反應是：太棒了！這對實現自己的目標而言是個好消息。雖然曾經有一個美國中西部的猶太宰牛工廠的視頻讓他哭了，視頻中對牛的性虐待非常殘酷，但這並不常見。無動於衷的態度並沒有對他工作的努力程度或時間長短產生什麼影響。在卡特裡娜颶風過後，他驅車數百公里到新奧爾良去拯救那些雞，因為他知道工廠會被淹沒，而沒有人會在乎那些雞。
亞倫四十多歲了（亞倫·皮特金為化名）。他在一個大型動物權益組織工作，已經是一名非常有影響力的雞的支持者，在法律和公眾態度方面都促成了巨大的變化。他是一個純素食者，因為他相信這是正確的事，但是他並不是在追求純粹——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相信減輕痛苦比捍衛原則更加重要。出於這個理由，他認為與牧場主人（他也從事奶牛方面的工作）會面時或許應該吃肉，以證明他不是那種可怕的極端狂熱者，而是一個不難對付的正常人。麻煩在於，如果被這場運動中的任何人看見他吃了肉，他的權威將遭到不可挽回的損害。他想到了一位著名動物權利活動家的例子，他聽說那是個可怕的人愛喝可樂，慣於性騷擾和持槍炫耀，但真正令他的追隨者震驚的是他吃M&M豆的傳聞。是的，那些針對M&M豆的挑事者是有點瘋狂，但他們是亞倫工作的基礎，他需要他們。
亞倫從高中就認定吃肉是錯誤的，但他花了整整六個月才成為一個素食主義者。每天他下了公交車，會去哈迪快餐吃一份培根芝士漢堡，他對此感到難過。到了聖誕節的時候，他本應該去女朋友家吃晚餐，他知道他們將端上一整只火雞和一條大火腿——遠不是一份培根芝士漢堡那麼簡單，而是更像一個動物——他終於感到無法面對。那是他食肉生涯的終結。之後，他還去參觀過一個叫作農場動物庇護所的地方，這個組織將動物從農業經濟中拯救出來，但他發現，動物在產蛋和產奶的過程中也會受到傷害，所以他決心成為一個純素食主義者。他心想，我將會想念冰激凌，但是我別無選擇。
高中時期，他迷戀死亡金屬，留著一頭羽毛狀的長髮。他有一條名叫施耐基的近兩米長的寵物巨蟒，夜裡就和他睡在同一張床上。他不喜歡別人告訴他應該怎麼做，他跟老師頂嘴，玩乒乓球玩到疲憊不堪。一個老師曾將辣椒放到他舌頭上，因為他話說得太多了（他將他對辣味食物的愛好歸結於此）。他總是在謀劃反抗或者詭計。某天他突然意識到，買給女朋友們的珠寶其實是一個騙局——商店批發購入，卻在零售時被標上極高的價格。於是他索性用二十五美元買了一個執照，這樣他就可以去寶石展，批發買入珠寶，再將其轉賣給他的朋友們，並將盈利部分捐給慈善機構。
大學期間，他決定將他的生命奉獻給社會正義。他的初步計劃是在第三世界國家當一名醫生，但這時他讀到了一篇改變他整個人生的文章：哲學家彼得·辛格的《女性、富足與道德》。辛格認為當捐出幾百美元就可以拯救一個人的生命時，用這些錢來買奢侈品簡直不可原諒。讀了辛格的文章以後，亞倫買任何東西，甚至是最小和最便宜的東西，對他而言都像是從某個垂死之人那裡搶來的。他想，如果在販賣機旁邊一直站著一個挨餓的小孩，就不會有人買蘇打水了；此時此刻，對他而言，總有一個挨餓的小孩站在販賣機旁邊。他變得非常節儉。他去垃圾箱裡找食物，也不再喝酒（不僅僅是因為花費，他更不能忍受大腦失去控制）。每次花錢的時候，不管多少，他都要把金額記在筆記本上。他讀到一個叫查理·格雷的人曾經依靠每年兩百美元生活，雖然他不清楚怎樣才能做到，但是他發誓要盡量靠近這個目標。
亞倫知道，他必須盡他所能多捐錢給國際援助組織，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還有其他需要做的嗎？他認定動物比人受到更多的壓迫，而在動物之中，處於食物鏈下游的非哺乳類動物，那些不聰明或不可愛的，則受到最多的壓迫。幾乎人人都關心小貓小狗，也有很多人關心兔子和奶牛，但是很少人會關心雞。起初，在做出關心動物的決定之後，為了檢驗自己的原則，他特意每年在圖書館花一些時間讀反動物權利方面的文獻，來確保沒有能讓他改變目標的充分理由。他想要對此保持理性，畢竟他是出於邏輯而非感情選擇了動物權利的工作。但是一段時間以後，他已經確信自己是在正確的軌道上，便不再做調查研究。這並不是說農場動物權利與人類的權利是相互衝突的，少吃點兒肉對人的健康有利，對環境也好，而工作在屠宰場的非法移民是這個國家待遇最差、處境最悲慘的工人群體之一。
在決定將動物權利當作自己的事業之後，他隨處都能見到痛苦的動物。在他還在讀大學時，有一次，他匆忙趕去參加一門課程的期末考試，這門課對他很重要，因為想讀研究生，而這個期末考試的成績會占研究生入學成績的很大一部分。但當時在下雨，蟲子爬出草叢在路面上蠕動。他知道，如果不把這些蟲子撿起來，就會有人踩死它們。於是他停下腳步，將這些蟲子撿起來放回到草地上，他因此遲到了。在考試快結束的時候，他匆匆忙忙地答著最後一個問題，正當他在計算器上得出了答案要寫到卷子上時，考官大喊了一聲：「把筆放下！」當然，其他學生也正在潦草地寫著。他已經有了答案，就在計算器上，但是他把筆放下了。
對他而言，這是一個轉折點。在那天之前，他一直相信絕對的原則和義務——絕不撒謊，絕不這樣，絕不那樣。但是，他想到參加考試的自己，想到其他人都還在寫，他卻放下了筆，於是得到了一個較差的分數，並且很可能因此無法進入研究生院學習，而這一切都是因為那些愚蠢而浮誇的原則感，於是，他動搖了。他意識到，有道德並不意味著純粹，而是關心痛苦。從那時起，他開始通過考慮結果而非原則來判定某件事是否符合道德。是的，通常意義上誠實更好，但當安妮·弗蘭克7躲在你的屋子裡而納粹軍官正在門口時，撒謊則是更好的。
讀研究生期間，他利用空閒時間為慈善機構工作，借此從情感上緩解道德孤立狀態。他安排好課程，以便每週五都可以在名為「要食物不要炸彈」的非政府組織做志願者。那是份折磨人的工作。在寒冷的波士頓，天亮前他就得起床，趕到一條到處都是排泄物的小巷子裡，將箱子一個接一個從貨車上搬下來，直到指關節出血，而後在一個悶熱的地下室廚房中辛苦地把飯做好。最開心的部分是看到人們分到食物時的表情，但一般這個時候他已經走了。他想，總有人想要做那個開心的部分，但只有他希望做比較勞累的部分，所以他會一直那樣做。
不做飯的時候，他會參加一些抗議活動——打扮成一個龍蝦站在大街上，拿著一個標語牌，上面寫著「被煮好疼」。他一直很欽羨他媽媽由於反對種族主義在一場抗議中被逮捕，於是他也想辦法讓自己被逮捕。在波士頓有一條他感覺不很公正的法律，即夜裡禁止人們在波士頓公園逗留。無家可歸的人一直在長椅上睡覺，而警察則總是來將他們拖走，所以亞倫和其他一些人舉行了一個靜臥示威，於是被捕了。他高興地給他媽媽打電話告訴她這一切，她說：「你怎麼現在才做？」
亞倫的父母，邁克和芭芭拉，在少年時期就認識了。她生活在布魯克林的弗拉特布什，夏日裡去了他生活的長島附近的海灘。他們在一九六四年結了婚。芭芭拉去紐約工作，在一個福利部門做調查員；邁克則開始做一名攝影師，為政治抗議活動拍照片。他和芭芭拉都是布魯克林CORE（種族平等議會）的成員，因此參加了大量的示威遊行。邁克最成功的照片拍的是一個參加抗議民族主義遊行的黑人被警察逮捕的情形。那天有幾百人被逮捕，其中就包括芭芭拉。邁克為坐在地上微笑的芭芭拉拍了一張照片——就在她馬上要被逮捕之前，旁邊還站著一個警察。亞倫在他的桌子上放了這張照片，並喜歡把它描述為「媽媽正要被拖走」。
一九六五年，邁克和芭芭拉離開布魯克林，搬到了科羅拉多，邁克在當地一家報社找到了一份圖片記者的工作。芭芭拉熱愛西部生活，但是邁克卻莫名其妙地變得越來越不對勁，他的行為變得古怪，甚至因此丟了工作。在那之後，事態急轉直下。他先是找了一份在懷俄明的工作，當他再次被解雇後，又在郵局找了一份工作。他的行為越來越奇怪：他開始向別人展示自己的裸照，威脅別人，總是追求其他女人，還幾乎不怎麼睡覺。芭芭拉試著向孩子們掩飾他的瘋狂行徑：當她不得不帶他去精神病院時，她對他們說，他是要去執行一項攝影任務。當他在家時，她感到恐懼：他總是帶著亞倫和他的兄弟去做些瘋狂而危險的事情，而他們又很喜歡這樣，覺得爸爸比媽媽有趣多了。
等他在阿肯色州丟掉最後一份工作時，他的狀況惡化得更快了。他相信納粹分子正在從門下的縫裡往他家噴毒氣，還讓屋子裡每個人都小聲說話，因為他覺得他們的鄰居就是納粹分子，一直在監視著他們；他開始購買槍支，認定自己是救世主。在某些時候，芭芭拉認為屋子裡有槍讓她感到不安，治療他的精神病診所的人也覺得不安全。最終，事情越來越糟，她只能將他送回他父母那裡，讓他一個人過。
芭芭拉總是保護著亞倫，不讓他知道太多關於他父親的事。她從沒有對他說起過他父親頻繁的不忠。當她離開邁克時，她對當時約九歲的亞倫說，他們之所以離開是因為他父親病了。亞倫感到震驚，哭了起來，如果他父親病了，他們應該做的當然是照顧他，而不是拋棄他啊！如果是他自己生病了，媽媽也會離開他嗎？
離婚以後，芭芭拉決定舉家搬往東部，主要是因為他們家是鎮上唯一一個猶太家庭——亞倫在學校裡總是遭到毆打就是因為猶大殺害了耶穌，但是損害已經造成了。當他作為猶太人被毆打時，他會想：如果我也出生在這裡，作為他們之中的一員，我會相信他們所信仰的，我也會打我自己。所以，怎麼能肯定我的信仰就是正確的呢？他才八歲，就對媽媽說他不相信上帝。
亞倫在二十多歲的時候遇到了珍。她當時正在新英格蘭反活體解剖社團工作，亞倫作為一名瘋牛病專家為他們提供服務。他剛從外面走進來，她立即就很討厭他。他對人冷淡，傲慢，脾氣很差。當時他已經開始在動物權利運動中嶄露頭角，周圍總是圍著一些女孩。但幾個月以後，有一次吃晚飯的時候他們相鄰而坐，他決心要表現得有魅力一些。她當然被迷住了，當他提出要和她約會時，她接受了。
那時候，他們感到彼此非常相似：他們都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了反抗不公的戰鬥。她關注動物權利的過程比他更加迂迴——她從女權運動開始，隨後通過生態女權運動認識到動物和女人在被踐踏這件事情上有相同之處——但他們最終殊途同歸。他們嘲笑一樣的東西，他們都愛看有些古怪的小卡通片。讓珍吃驚的是，亞倫其實挺有趣的，即使在談論純素食主義的時候也能把人逗笑。他有一張表，上面有七種不同的人類大便的圖片，以及哪種大便最健康的說明——當然，最好的糞便是那些純素食主義者的糞便。
亞倫和珍搬到了一起，然後麻煩就開始了。首先，亞倫很不愛收拾。他不只是不整潔，簡直就是邋遢。要洗的衣服堆在房間裡，水槽裡都是碗碟。為了省錢，他會一次性做大量食物——好幾斤的扁豆燉湯或者鷹嘴豆泥——然後把用過的鍋和碗放得滿廚房都是。當她抱怨的時候，他就對她說，洗碗的時間可以用來為動物爭取權利，相比起來後者更加重要。對此她想不到什麼反駁的好觀點，事實上，從道德的觀點來看，她認為他是對的。所以，當她感到自己快瘋了，被廚房裡的髒亂不堪逼到了崩潰邊緣，她所能說的只是：「但是我需要這樣，我想要這樣，我求你。」多年以後，她希望自己當時曾朝他大吼過：「你知道嗎？一切都和平衡有關，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是的，你說的對，洗碗會減少你對動物的關注，但是在我神經崩潰之前去把碗洗了！」但是那個時候，她還年輕，不確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正常的，或者什麼是她應得的。要命的是，她之前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極其道德的人，而現在她感覺自己是個自私的人，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比起動物正在被折磨和人們正在挨餓，她似乎更關心洗碗。
珍來自一個很糟糕的家庭。她的媽媽在孤兒院長大，很年輕的時候就懷孕了。她爸爸擁有一家汽車修理廠，掙了很多錢，但是後來變成了一個粗暴的酒鬼，把自己的錢都敗光了。作為一個孩子，珍遭到她爸爸和兩個兄弟的性騷擾。當她告訴媽媽她被騷擾並想自殺的時候，她媽媽表示理解，但她說，如果珍自殺了，她也會跟著自殺。她爸爸開始購買槍支，並一度想要勒死珍和她媽媽。（多年以後，她的一個兄弟因為謀殺自己的妻子進了監獄。）
在她十五歲時的一天夜裡，她媽媽把她叫醒，告訴她必須馬上逃走，否則她爸爸會把她們都殺掉。珍先逃了出來，但她媽媽花了一個小時才從房子裡逃出來，因為她爸爸用槍指著她媽媽，扣留她做人質。珍在外面的雪中等待，想著，她就要死了，她就要死了。最終，她媽媽設法逃出了屋子，兩人一起逃到受虐待婦女避難所。她們有幾個月無家可歸，珍睡在朋友家的沙發上，但她還是繼續上學，取得好成績，因為她知道不這樣做就完了。
在整個學生時代，她都通過工作掙錢來幫媽媽分擔房租。大學期間，她有時還通過回收易拉罐來掙吃飯的錢。她的信用卡債務開始增加，但她信仰婦女運動，所以在畢業以後並沒有去找一份高收入的工作，而是去幾乎沒有報酬的受虐婦女組織工作。儘管如此，珍覺得，如果偶爾買一雙鞋子可以讓自己感覺好一些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她花起錢來精打細算，但亞倫比她更節約，她因此感到內疚。甚至在深冬時節，亞倫也會讓暖氣保持比較低的溫度。他將自己一年的花費削減至兩萬四千美元，然後是兩萬，再然後是九千。當她買了一些他認為不必要的東西回家時，他從不說什麼，但是他也無須說什麼，她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珍工作很努力，但亞倫卻總是在工作，工作永遠排在第一位。他覺得在這個世界上有那麼多的痛苦——他幾乎是從物理意義上感受到這一重負——他怎麼停得下來呢？人們都還在挨餓，他怎麼能夠放鬆和看電視呢？甚至當他和她在一起時，她也感到他總恨不得回到工作中去。如果她反對，他會對她的自私感到吃驚。如果她感到不安，他也會感到不安，但是他會堅持自己的原則。有時她想他這樣做是對的，但是有時她又覺得自己作為他的女朋友，應該得到一些特殊待遇——人們總是對更親近的人比對陌生人負有更多責任。有時他們會在哲學層面討論這個問題。珍會問，假如那邊有兩個人溺水了，我在這邊也掉進了河裡，你要麼救那兩個人，要麼救我，你會怎麼做？這些討論通常都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她意識到，他的行動主義是他們關係中的第三者，是那個她絕對競爭不過的對手。在他不用去上課的日子，他會繼續巡迴演講，接連好幾周都在路上。她為他做飯，清理房間，幫他打包好行李，從郵局給他寄過去。唯有一次他完全陪著她，那次她處於可怕的危機之中，他感到把注意力轉移到她身上是可以被原諒的。當時她父親去世了，她很害怕去葬禮，因為以前虐待過她的兄弟也會去。但是亞倫照看著她，葬禮那天，他幫她穿好衣服，因為她已經僵硬到幾乎不能動彈了。他把自己對宗教的厭惡放到一邊，和她一起念祈禱文，因為她不想一個人祈禱。
亞倫最終選擇了有著珍這樣背景的女人並非偶然，他曾經和心理受到創傷的女人有過情史。在念高中的時候，他開始關注一個受到虐待的女孩，她從幼年起就慘遭自己的父親和兄弟強姦。她父親是個賭徒，也是個酒鬼。她有夜驚症，不能安睡。亞倫決心要拯救她。他感到她深受傷害，過著這樣可怕的生活，因而值得有人對她好。他過去總感到一種想要幫助別人的強烈慾望，但他只是一個孩子，不知道該怎麼幫，而這是他知道他能做到的事。他知道，如果讓她單獨待著，她永遠走不出來，所以他愈發靠近她。
當她開始痛打他的時候，他總是瞞著他媽媽。有時候被打到嘴唇出血或者留下了瘀青，實在瞞不過去，他會告訴媽媽他在學校裡和同學打架了。她偷他媽媽的錢去買可卡因，這事他也試圖瞞著。有一天，他媽媽走進他的房間，看見他女朋友正揮舞著拳頭打他，而他縮在床角。從那以後，他媽媽再也不許她進這個房子，即使那樣他也沒有和她分手。他估摸著可以承受這些虐待——他足夠健康，並且來自一個足夠好的家庭。他打算和她結婚，照顧她，並在她以後的人生中保護她。
他只反擊過一次。那一次，他開車送她回家，但是她拒絕下車。她開始打他，他蜷縮著躲避，但是車裡的空間太狹窄了，他沒有辦法躲過她的拳頭。就在她打他的時候，他越來越生氣；突然，他猛地出手，打到了她的頭部。她看到他打過來就躲閃了一下，而那一擊落在了她的後腦勺。他的手疼極了，兩個人都開始哭起來，陷入一種悲傷的、歇斯底里的情緒中。在這個過程中，他意識到他做了什麼，並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厭惡。他想，他的整個人生都致力於保護弱者，但現在他卻打了一個被嚴重傷害的女孩——他變成了她生命中另一個殘暴的人。儘管他也知道，這正是她長時間以來想要的：她想要他反擊，因為她可以借此來威脅他。當他去上大學的時候，她跟著他，什麼都不讓他幹。有一天，他要去參加一個測試，而她攔住了他的路，這時他意識到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才和她分了手。
珍非常吃驚地發現，在某種意義上，亞倫是有錢的，他有一筆信託基金，數額雖不是非常大，卻足以讓他做自己想做的事。她讓亞倫幫著還她的信用卡債務。她正在償還這些錢的利息，但這對他倆的財務狀況沒有什麼實質幫助。如果能償還更多，就可以將她從多年來困擾她的負債感中解救出來。她畏懼貧窮，無家可歸的時期給她內心留下了深深的創傷。但是他不願償還這筆債務。他對她說，世界上有更需要那些錢的人。他說，她有東西吃，有地方住，但這世界上有很多人正在挨餓。他當時已經將錢分配給了一個慈善組織。在亞倫眼裡，這是沾滿血腥的錢。他媽媽的父親開辦的公司製造鍍金的浴室附件，而他爸爸的父親則通過生產皮毛大衣來掙錢。這一污點只能通過一種方式擦除，即用這些錢來減輕那些最不幸的痛苦。這些痛苦包括珍的痛苦、索馬裡人民的痛苦，以及被關在籠子裡的動物的痛苦。她怎麼能與他們競爭呢？她不能。她知道他是對的。
他們在一九九九年結了婚。他們為此爭執了許久，因為亞倫覺得馬薩諸塞州不允許同性戀結婚，因而是一個歧視的體制，他們不應該參與其中。珍告訴他，她會用接下來的十年時間為促進同性戀平權而工作，但是她想要現在結婚。畢竟她已經對他夠寬容了，現在她想要一枚戒指。她知道他絕不會同意要孩子，所以她沒有考慮這個問題，即使她並不確定自己的想法。她整個婚禮的早晨都在嘔吐。
這段婚姻持續了兩年。對珍而言，分手最艱難的部分之一是她現在必須承認她並不是自己過去所認為的那種道德高尚的人。她不只是離開了亞倫，而且選擇了自私。她選擇了她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其他生命的倖存。她不能為此辯護，她也覺得這是錯的，但是她無法克制自己，她不是他。
痛苦是暫時的。然後，慢慢地，在她和亞倫共同生活期間一直受到壓抑的怨恨與痛苦達到了一個爆點。她背叛了她和亞倫執行多年的嚴格素食主義——現在珍開始吃奶酪。她去了巴黎，貪婪地吃著奶酪。她去購買當季的新衣服，並在有生之年第一次喝了酒。她吸大麻，還很喜歡。她改變了對以色列的看法，她的工作是為戀足癖者扮演施虐狂。她不再做垃圾回收。
而同時，亞倫在另一個方向上艱難前行。和珍分手以後，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他沒有地方住。他放話出去，只要有人邀請他，他願意向任何人免費宣講素食主義、營養學、動物權利或者社會正義，他們只需要付給他路費並讓他晚上在那裡過夜，即使是在地板上。一開始，他很興奮。在內疚地和珍生活多年以後，現在他終於可以無拘無束地完全投入到他的行動主義中。他不掙錢也不花錢，一直四處奔波。他一個月要發表四十次講話，開著一輛捐助的車子走遍了全國各地，如果沒有地方過夜，他就睡在車裡。但是，這樣過了大約八個月以後，他覺得應該適可而止了，他又想要一個家了。他面試了一份動物權利組織的工作，就在同一天，他在傢俱商店的樓上發現了一個小小的昏暗的公寓，並當場租下了它。
他實在是太熱愛自己的新工作了，他很快就覺得每週花一整天來煮小扁豆實在太浪費時間。在過去，他認為自己所擁有的時間基本上是沒有價值的，所以要做的就是用它來節約金錢。但現在他已經是一個有學位和平台的專家，他不再覺得自己的時間那麼沒有價值了。他依然會捐出一半的工資，但這不是他關注的要點。不久以後，他對時間也變得像對金錢一樣執著了。他開始畫流程圖、列清單，算計著怎樣才能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日子。他把電腦安裝在臥室裡，這樣他只要翻身下床就可以立刻按下開機鍵；為了去衛生間而不得不走的那四米簡直讓他抓狂。他試著睡得更少——每晚三個小時或四個小時——來測試自己是否能以這種方式換取更多的工作時間，看看自己到底能夠堅持多久才會崩潰。醫生說他需要鍛煉，但他發現，自從他睡得這麼少後總愛在桌前打盹，於是他決定在跑步機上邊走路邊工作，這樣可以一舉兩得，一來讓他保持清醒，二來也在不浪費時間的情況下完成了鍛煉。為了增強穩定性，他穿了加重帶，還把自己和附近的傢俱用彈力繩繫起來以免暈倒。他看起來是有些頭腦不正常，但又有什麼關係呢？
他很少花時間和朋友在一起，也從不允許自己有坐下來反思的時間。他理智上知道，花時間和朋友們在一起或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歷程對他的工作或許有幫助。他可能會學到某些重要的東西，或者意識到他應該改變前進的方向。但他是風險厭惡型人格。如果那樣使用時間，他或許會學到一些東西，或許學不到。但是如果他每個傍晚都用來工作的話，他知道自己總會完成一些事情。
亞倫的祖父母不再能照顧他父親後，就把他安置在加利福尼亞州的一所生活輔助機構裡面。但他在那裡愈發抑鬱，並且拒絕進食，這所機構只好將他轉到了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裡，他每天好幾個小時都像嬰兒一樣躺著，逐漸失去了把腿伸直的能力。醫院聯繫了他的家人，建議將他轉到臨終關懷機構。亞倫明白，他的父親還年輕，且實質上並沒有什麼太大的過錯，因而對這個建議感到非常憤怒，最終他將父親轉到了自己居住地的一所醫院裡。邁克的狀態真是糟透了，因為他不能走路，還不時患上肺部感染及其他種類的感染或潰瘍，感染深至骨髓，所以他總是從急症室進進出出。有時他會一連數月陷入一種緊張性抑鬱中，過後又會進入躁狂狀態，變得很愛說話，很開心，但同時又非常偏執。他堅信醫院的工作人員想要毒害他，但仍然整天愉快地追憶自己的人生。
由於父親就在附近，亞倫非常糾結應該隔多久去探望他。在對父親的責任和對工作的責任之間，他應該如何取捨？這是否應該受到他父親是個糟糕的丈夫而他母親是個可憐人這一事實的影響呢？他決定接受一個過得去的最小量——他只在危險期過去，雖然危險期也挺多的。他會想，如果是他媽媽處於這樣的境地，他會怎樣做。他很愛他媽媽，但他認為，他可能會做出同樣的決定，因為這樣做是正確的，雖然可能做起來要更加困難些。
在他父親頭腦比較清醒的時候，亞倫會告訴他在他病得厲害時都發生了些什麼，描述將來可能發生的所有最可怕的情形，並詢問他在那些情形下是否想要再甦醒過來；他父親總是回答想。亞倫無法理解：父親整天盯著天花板，甚至不能扭頭看向窗外，他討厭電視和廣播，眼睛花得很厲害，如今他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吃午餐了。亞倫覺得如果自己不得不那樣活著，他一定會發瘋。但他父親願意那樣生活，他願意做任何尚可承擔之事。
最終他父親上了呼吸機，處於昏睡狀態之中，既不能說話也不能吃東西。醫生告訴亞倫，他父親再也沒法離開呼吸機，而且也不會再醒來了。他們建議摘掉他父親的呼吸機，他同意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他對花那麼多錢來治療父親的病耿耿於懷，因為這些錢本可以花在別的地方以減輕更多痛苦。他對此的辯解是，那些錢本就是他父親的，由於他父親想要活下去，他覺得自己並沒有權利拒絕這個要求。但另一方面，他父親在多年前就已經被視作失能了，所以這真的取決於亞倫的決定，他無法假裝不是這樣。
在他父親要摘下呼吸機的當天，亞倫提前到了醫院和父親告別。他坐在父親的床邊，但就在護士快要注射最後一劑嗎啡前的短短片刻，他父親睜開了眼睛。這有點兒像恐怖片裡的場景，亞倫心想，一個屍體突然活了過來。他父親的目光追隨著亞倫，他能移動自己的頭部來回答問題。亞倫簡直被眼前發生的這一幕嚇壞了，趕緊告訴了醫生。結果他得知，邁克前一天也睜開了眼睛，只是醫生認為他父親的生命不值得延續，而亞倫得知此事後會難以下定決心，所以索性不對亞倫提起。亞倫非常生氣，他馬上叫停了摘除呼吸機的計劃，重新恢復了對父親的治療。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讓他父親留在重症監護病房的花費實在太昂貴了，所以醫院把他安置在呼吸機區。信託資金裡有足夠的錢可以用來負擔一台好的呼吸機，但即使這樣，這個地方也是淒慘的：床挨著床，上面躺著只能說還算活著的人，每個人都連著一台呼吸機。很多人都處於昏迷狀態，根本沒有大腦活動。這就像是一個人類的工業化農場，亞倫想。那裡既沒有家人，也沒有來訪者。關鍵是什麼呢？他父親並不處於昏迷狀態——他處於垂死掙扎中，即使護士給他用了最強效的鎮痛劑，他也依然醒著。他最終再進醫院是由於另一次感染，接下來是昏迷。醫生又一次對亞倫建議結束這一切，這一次他同意了。呼吸機被摘掉了——然而這一次，他父親又醒了過來。醫生告訴亞倫他父親將在數分鐘內去世，因為這次感染後他的肺已經衰竭，無法自行工作。但是他並沒有死，他呼吸著，他有意識，他處於痛苦之中。他不能像之前一樣注射嗎啡，因為這會加速他的死亡，而這是不合法的。亞倫痛苦地坐在那裡，現在的情形似乎是他正在謀殺他的父親，故意讓他痛苦，然而，如果將他送回那個呼吸機農場，結果必定是最糟糕的。幾分鐘過去了，幾個小時過去了，他父親依然活著。足足花了二十個小時，這一切才結束。
在目睹父親的死亡之前，亞倫主要關心的是動物的痛苦。他看了那麼多的錄影帶：動物在屠宰場裡發出可怕的吼叫聲，被關在籠子裡的殘疾動物受到感染並流著血，有些動物的腿傷得非常嚴重，無法站立行走——這些在他腦海中的影像和聲音伴隨著他度過了人生中的那麼些年，那時在他心目中，痛苦就是人類造成的，弱者和不會說話的動物的悲慘處境是被強加的。而現在，他看到人類身陷的處境和那些養殖場動物所面臨的處境一樣殘酷，人在遭受痛苦時所受到的折磨和那些悲慘地活著只為一死的動物所受到的折磨一樣如同末日。他當然知道人類也會痛苦，但是他忘了存在著這樣一些人，他們一動不動，吃喝拉撒無法自理，也不能用語言來表達或者請求減輕痛苦。
亞倫在動物權利組織工作後不久就遇到了麗娜，他終生的摯愛，她也在那裡工作。他的工作和雞有關，而她的工作和海豹有關。她是來自康涅狄格州沃特福德的一名純素食主義者，幾乎和他一樣節儉。同亞倫一樣，她認為自己關於金錢和其他東西的原則意味著她只能獨身。她早在十三歲的時候就已經斷定生孩子是不道德的，並且從未改變過這個看法；像他一樣，她認為家庭義務沉悶無聊，總是試圖躲避。在某種意義上，她甚至比他更清心寡慾：她比他更關心環境，所以，當他們一起搬到一所租金包含暖氣費和空調費的房子裡時，他任由自己享受這一免費資源，而她卻關掉了她房間的通風口，寒冷或是悶熱都取決於季節。在這段關係的早期，他為她買了一台二手的DVD機作為禮物，她卻突然哭起來。她最近才看了一部關於某國童工被剝削的電影，因為這台DVD機是該國製造的，一下就讓她回想起童工受剝削的場景，而它很可能就是剝削行為的產物。亞倫被迷住了，他覺得她是如此純淨的物種，對道德如此敏感，他感覺她簡直不屬於這個墮落的世界。
當他和珍沒了感情以後，他決意和麗娜繼續交往。他對她說，在第一年裡他會花很多時間和她在一起維護他們的關係，但那之後，他會恢復自己正常的習慣。起初她因此很生氣，但終究也沒有那麼介意，畢竟很多時候她也喜歡獨自生活。他們決定在多數夜晚一起用晚餐，並且一年有幾次一起過長週末，那就夠了。
在動物權利組織工作若干年後，事情越來越順利。亞倫在工作上很有一套，不論是在立法還是公司事務方面，都為小雞迎來了許多重要的勝利。很多巨型公司——西夫韋、好胃口，尤其是好市多——做出承諾，要購買那些以人道方式養育的家禽。星巴克承諾只用散養雞蛋。加利福尼亞州通過了一條法律，規定蛋雞的生活空間必須增加百分之七十，並且禁止其他地方的籠養雞雞蛋在此地銷售。美國的肉類消費幾乎每年都在下跌，這出乎所有人的預料，畢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這類消費一直持續增長，但是經過這次以後，肉類對身體有害這一說法終於徹底傳開了，整個公立學校系統都接納了「無肉的星期一」。
他意識到，為人們不會變成純素食主義者而絕望是不明智的。多數人絕不會變成嚴格素食主義者，甚至不會變成素食主義者，但如果他們吃肉越來越少，那麼動物的處境就會越來越好。有時他希望整個國家都按照他希望的方式運作：沒有人願意看見小雞受到折磨，越來越難以否認工廠化農業經濟的可怕之處。有時他覺得自己處於某種公民權利運動的風口浪尖，一點一點地向前推進，也許要用一生去完成這一事業，最終讓大家看到工業化農場和奴隸制一樣是反動的，是讓人不可思議的可怕之事。
當這樣想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做的工作很棒，不管是已經做了的還是正在做的都很棒，因此早年驅動他工作的內疚感和根深蒂固的虧欠感也明顯減輕了。他依然需要每天積攢一定數量的績效來自我安慰，這讓他感覺履行了自己的責任，但因為他的工作非常順利，這些績效也越來越容易得到。早些年他絕不會想到，他生命中會有一個時期讓他覺得自己做得已經夠多了。大多數時候，這種感覺很不錯，但是他也對此起了疑心。要是他的高效並非意味著他應該稍微放鬆一下，而是意味著既然能完成更多的工作，他就有義務比之前更加努力地工作，他該怎麼辦？這可能是更符合邏輯的。
假如這種成就感是一種幻覺，假如他就像人們在變老時常常會發生的那樣，正變得軟弱和容易滿足，那怎麼辦？畢竟世界並沒有發生多少改變，依然有無數人在挨餓，對於多數動物而言生命依然是可怕的。他依然感到痛苦的沉重負擔，那種可怕就存在於他心靈的房門之外，那扇門哪怕只打開一道縫隙，都可以窺見這痛苦的可憎與無盡。他看到很多素食主義者都覺得不吃肉是很大的美德，以至於不再鞭策自己為更偉大的事業而工作。他不想成為這樣的人。他告訴自己，不應該把自己和任何其他人進行對比，因為多數人為這個世界所做的實在太少了，以至於他會感到他在這場比賽中還是領先的。不，他必須只把自己正在做的和自己所能做的進行對比。
他過去常常回望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他父母的年代，那時很多人被激勵著成為行動主義者，拒絕自私。他想：那些人怎麼樣了？他們在他現在所處的年紀溜到哪兒去了？他們不再是行動主義者了。他們必定告訴自己一些故事，說明掙錢和擁有一個家庭是多麼自然，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也已經過去很久了。他很確信這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但可能他們也曾經這樣認為，也許到了一定的年紀，人們就會遇上一些生理意義上的事情。
奇怪的是，他很開心。他熱愛他的工作，因為他做著只有他才能做的工作。他積攢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他和一個女人相愛，這個女人並不想從他這裡得到比他所能給的還要多的東西。他和一些關係不錯的行動主義者朋友開玩笑說，如果他們看見他過得太輕鬆，忽略了自己的責任，可不要讓他就這樣心滿意足地活到老，而是要拿一個枕頭將他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