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盡力在某個時刻幫助某個人，而有的人則努力改變整個世界。第一種行為中存在著一種誘人的親密關係，但這種關係可能是混亂的、不可預期的。即使幫助成功了，成果也很微小，並沒有真的改變什麼。第二種行為則更有野心，也更清晰，更宏觀，但要獲得成功則遙遙無期。
在背叛發生一年後，多蘿西·格拉納達搬到了馬塔加爾帕2。此前她一個人生活在首都，思考未來的規劃。那是二一年，她當時已經快八十歲了，但還不想停止工作。正逢衛生部請她到這裡來為坎波的接生人員做培訓，於是這便成了她接下來的工作。到了人生的這個階段，她本不期待在一個新的地方開始新生活，但是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馬塔加爾帕是一個山上的小城市，面朝大西洋海岸，離首都約一百三十公里。她租了一棟位於城市南邊的山間小屋，和在合作社認識的一個家庭一起搬了進去——那家的丈夫以前是游擊隊員，妻子之前在警察局工作。要是在以前，她可以照顧自己，但是現在她老了，行動遲緩，身體虛弱，最好還是有人幫助。她的房子是水泥建造的，位於一條土路邊，有著落滿樹葉的門廊和足夠她和這對夫婦以及他們的孩子居住的臥室。房子後面有一處可以用來做飯和晾衣服的空地，遠處還有幾片林子。下面的城市很吵，總是有吵鬧的音樂、汽車喇叭聲和摩托車引擎聲，有人坐在卡車裡用擴音器大聲地喊著政治口號。如果站在街道上抬頭看，你能看到山，但在正午時分，它們看起來並沒有讓城市顯得更加高大，而是壓迫著它，把它困在一個滿是噪聲的碗中。而這棟位於小山上的房子卻是安靜的。房子後面那條土路逐漸變窄，最終成為一條佈滿泥濘、坑坑窪窪的小路，為了走過去，人們只能將木板搭在路面上。路兩邊生長著雜亂無章的樹木和灌木叢。多蘿西會在那裡遛她的狗。
房子的起居室裡放著她的書和舊雜誌，還有兩張舒服的椅子，她總是坐在那裡閱讀、喝晚間紅酒。她常讀犯罪推理小說，她所知道的多數和平活動家都愛讀犯罪推理小說。不然還能怎樣釋放他們的攻擊性呢？她想，他們不能殺人，所以就只能讀些類似的東西。還有一個狹小的房間，裡面放著一張桌子、一個檔案櫃和一台電腦，還擺著一張她和克裡斯托弗的照片，那是她第一次結婚後生的兒子，照片裡他們的頭靠在一起。
將要接受培訓的接生員們住在遠離醫療設施的偏遠山區。她們已經從自己的母親那裡接受了教導：如果孕婦在任何一個這樣的居住區遭遇難產，她會因此喪命。但難產不會像驚喜一樣突然降臨，所以培訓的要點在於教接生員識別危險信號，並將孕婦送到衛生站。為了防止血壓過高，她們必須時刻監控血壓狀況，還得對孕婦的腹部進行觸診來判斷嬰兒頭部的位置。這些居民點甚至稱不上是村莊，而僅僅是相隔很遠的一二十戶棚屋。她的學員，也就是這些接生員，可能不得不朝著一個方向走上一個小時到一戶人家，再朝著另一個方向走上兩個小時才能到達另一戶人家。有些房子只能靠步行到達，而且土路在雨季會變得尤其危險。
在雨季高峰時節，河水暴漲時，人們幾乎不可能離開屋子，所以也有必要訓練接生員獨自應對情況危急的分娩。這時事情就不僅關乎分娩本身了，因為孕婦也可能因為其他原因死亡。比如，如果一個家庭存在家庭暴力，那麼妻子懷孕時家暴的情況會更加嚴重，所以接生員要關注的不只是高血壓和糖尿病，還要留意傷痕與抑鬱傾向。起初，多蘿西計劃將接生員限定為那些讀寫能力足以做筆記的人，但只有很少人能滿足這個標準，所以她不得不降低要求，臨時制定了新的計劃：若是接生員不會寫字，那就需要找到一個會寫字的孩子做幫手。多蘿西籌錢購置了基礎設備——血壓計、球形注射器、雙肩背包、雨鞋、少量雨衣。重新開始工作的那一刻，她感覺好多了。這是她熱愛的事，她擅長的事。
有的人盡力在某個時刻幫助某個人，而有的人則努力改變整個世界。第一種行為中存在著一種誘人的親密關係，但這種關係可能是混亂的、不可預期的。人們可能會後悔曾如此親密地幫助他人，因為如果做得不好，錯誤將由自己承擔。即使幫助成功了，成果也很微小，並沒有真的改變什麼。第二種行為則更有野心，也更清晰，更宏觀。但要獲得成功卻遙遙無期，概率很小，所以，保持對高貴的失敗與少數憤怒者的友愛的欣賞是有益的。
多蘿西從第一種行為開始：她是一名護士。但人到中年時，她感到當護士是不夠的，她應該做得更多，所以她轉向了第二種，成為一名抗議貧窮和核武器的活動家。她為這項事業貢獻了很多年，最終意識到自己並不喜歡努力改變整個世界的人。「我做過公民抗議這類事，」她說，「全都是犧牲。為了事業，個人的幸福變得毫無意義。我們面對各種強權和地方勢力，隨時會進監獄。那個時候我就想，我們太認真了——所有我們這些和平正義的人。這種人不能有什麼愛好，必須一直在火線上拚搏。」在過去很多年裡她都是這樣的人，肩負著責任的重擔——這個世界處於核毀滅的邊緣，但只有她和少數人足夠理解和在乎這件事並為之奮起反抗。「那些人做了很多傑出的工作，但是他們並不是好相處的人。」她意識到，「你會發現你並不想和這些人待在一起。他們非常尖銳，對待任何事都像是生死大事：我們必須要這樣做，這個世界就全靠它了。」
她想：什麼能讓我幸福？成為一個護士讓我幸福。只要我還在為這世上的善而努力工作，為什麼不去做讓自己幸福的事？上帝不希望你看上去苦大仇深，他只是希望你做點好事。事實上，她認為，由於做了更好的工作而感到開心是再幸福不過的事。
她經歷過很多種生活，因此，拋下一種生活開始另一種對她來說似乎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那可能是一場冒險，但她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況且據她的經驗，任何一種新生活都很可能比之前的生活要好。她有一半墨西哥血統，一半菲律賓血統，在洛杉磯的貧民區長大。以往的生活都沒有好到讓她後悔離開的程度。
人到中年時，她厭倦了和平運動，也厭倦了在北美做一個棕色人種。於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她和丈夫查理·格林搬到了尼加拉瓜，和像她一樣的拉美人一起工作。她想，那個早晨三點就起床碾玉米的女人，她有十三個孩子，其中一半都死於疾病或戰爭，這個女人從來沒有哪怕五分鐘的時間去思考她本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因為她總是在做飯、懷孩子或者埋葬她的孩子——我願意和這樣的女人一起工作。
她希望能在為女人服務的診所工作，但並不想自己創建一個——她不想成為帶著行善計劃而來的外國女人，而是想找到一個現成的在物色護士的婦女團體。尋找這樣的團體花了她一些時間，在此期間，她和丈夫住進了一個棚戶區——那些從鄉村逃難出來的人為躲避戰爭而聚居的營地——她在那裡開辦了一個培訓衛生工作者的診所。當時，美國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抗軍與蘇聯支持的桑地諾之間的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桑地諾得了勢，而反抗軍試圖推翻他們。在到達尼加拉瓜之前，她並不怎麼瞭解桑地諾，但她很快就投靠了他們。她聽說在一九七九年叛亂發生的第一天，他們就成立了文化部，還廢除了死刑，於是她想，她會喜歡這個組織。桑地諾不斷開辦衛生所，甚至開在鄉村裡。那裡設有嬰兒看護中心以及學校午餐項目，還會有志願者帶著鐵鏟來幫忙清理垃圾。但導致她投靠桑地諾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藝術。在桑地諾組織中到處都能看到壁畫，每個人似乎都在寫詩並大聲地朗讀。文化中心開始湧現，教授人們繪畫、跳舞、讀書寫字。對她而言這裡就是天堂。「你能打敗一場基於這些活動的革命嗎？」她說，「哦，八十年代，節日般的日子！我們從世界各地湧向桑地諾，簡直像慶典一般！多了不起啊！」
幾年後，她聽說在一個叫穆盧庫庫的小鎮上有婦女合作社正在為診所招募護士。他們苦於找不到願意搬到那裡的人，因為當時那裡仍然很危險。雖然官方來看戰爭已經結束，但到處都有肆意妄為的退伍軍人，他們身上沒有錢，手裡有槍，任意綁架勒索。那裡是沒有警察的灰色地帶。
穆盧庫庫這個新興小鎮是偏遠邊境上的居民點，位於首都馬那瓜東北方向二百四十多公里遠的地方。人們在戰爭期間開始出現在那裡，當時那兒還沒有小鎮，只在圖馬河附近有一個軍事訓練學校以及三三兩兩的酒吧和妓院。當鄉村的戰況越來越糟糕時，難民開始聚集到穆盧庫庫，希望士兵們能夠保護他們。髒兮兮的街道兩邊搭起了一些茅草棚，下面支起了小攤點，馬拴在外面，豬就在四周遊蕩。到達這裡的人中有很多是戰爭寡婦，所以常常是女人來搭建房屋。她們清理土地，挖茅坑，搭建簡易塑料棚，用舊木板與金屬薄板建房子。之後她們創辦了一個日間護理中心，並啟動了製作煤渣磚的工廠以便修建真正的房子。在戰爭期間，很多人死於穿透木牆射進來的子彈，所以人們想要磚塊。
房子剛一修好，婦女們就成立了合作社，由一個叫格蕾特·蒙托亞的女人領導。格蕾特的丈夫諾埃爾以前是馬那瓜的一名工程師，他當時繼承了穆盧庫庫周圍的大片森林土地。農民因為戰爭逃走了，糧食稀缺，政府號召每一個有田產者耕種自己的土地，所以諾埃爾辭掉了工作，清理了土地，在上面種上莊稼。這時，大約有一千人生活在穆盧庫庫。很多女人死於分娩或者不安全的墮胎，而另外一些女人生的孩子比她們想要的多。合作社意識到小鎮需要一個女人的衛生診所。
多蘿西決定就在這個地方生活。她丈夫查理·格雷以前是做木工活的，用葡萄籐綁著竹子在小鎮邊緣的山間建造了一座房子。由於要拉足夠多的洗澡水上山實在太難了，他們就在山腳下的小溪裡洗澡。蚊子很毒，但他們晚上有蚊帳。合作社的女人希望能有一家木工店，查理·格雷就去教她們怎麼做房屋、窗戶和傢俱的木質框架。
他們一步步建起了診所。起初她在學校的空地上為病人看病，但當他們終於積累了足夠多的捐款後，他們便建造了這個由煤渣磚砌成的新診所。這裡有四間診察室、一間候診室和一間為待產或逃避家暴的婦女準備的宿舍。診所提供節育服務，開展產前檢查和子宮頸抹片檢查。有時候，診所開門後會有上百人在門外等候。有的女人因為住得太遠不能來診所，就需要外派醫護前去，路上來回就要花好幾個小時。沒有大路可走的話，就得步行、騎馬或者坐船去。
如果有病人需要動手術，多蘿西會乘坐各種交通工具趕到能夠幫上忙的最近的醫院。這裡與馬塔加爾帕相距一百四十五公里，但是路況非常糟糕；與馬那瓜相距二百四十公里，早前需要花整整一天才能到達。在雨季，道路被洪水淹沒，幾乎無法通過。有時，她只能祈禱道路暢通，卻最終困在幾尺深的泥濘中，不得不等待牽引車將她拖上來。有時，部分道路被淹沒，他們只能從車裡出來，用擔架抬著病人往前走，直到他們在路的另一頭找到其他交通工具。
多蘿西會對那些在幾年內生育很多小孩的婦女說，等到這次生產後你需要好好休養一陣子。很多女人都不想要更多孩子，她們負擔不起，筋疲力盡，並且因過多生育而患有嚴重的子宮脫垂。但她們很少節育，因為她們的丈夫和教堂都反對這樣做。一個女人的丈夫發現她口服避孕藥，去教堂告發她，教堂的人大聲斥責她是個婊子，不准她再去教堂。那個女人告訴多蘿西，要是再經歷這些的話她就不會來了。她幾乎死於最後一次分娩，她知道如果自己再懷孕可能會死掉，但是死亡總好過被驅逐。
在穆盧庫庫有一個嚴重超重的女人，她患有糖尿病和毒血症，已經生了六個孩子。她懷上第七個孩子的時候，多蘿西去她家裡告訴她這很危險，她必須得做產前檢查，並且去醫院裡生孩子。她之前生孩子沒有出現過任何問題，因此不能理解為何要這樣大驚小怪，最後拒絕了這個提議。多蘿西懇求她，再次去她家裡說服她，但她仍然不為所動。過了一陣，這個即將分娩的女人來到了診所，但那時已經太晚了，孩子已經胎死腹中。他們沒有做剖腹產的設備，只得將孩子從她身體裡拖出來。這是個碩大的嬰兒，足有十一斤重，要好幾個人才能將他從母體中拖出來，糟糕的是，他們沒有麻醉劑給這個母親緩解疼痛。這太可怕了！那幅場景困擾了多蘿西很多年。她想知道自己原本可以做些什麼：她該綁架這個女人嗎，還是該把她帶到警察局？
在那些日子裡，她看到了很多這樣可怕的事情：在她面前死去的嬰兒，因生產而喪命的母親，被丈夫毒打甚至被殺的女人。她盡量不在病人面前流淚，而是在夜裡獨自哭泣。合作社將女人們組織到一起，如果有人正被丈夫施暴，其他人就會敲打家裡的鍋和盆子來向周圍發出警報，把那男人嚇跑。如果有誰的丈夫進了監獄，她們會幫她貸款開展一項生意。穆盧庫庫是一個新興城鎮，每個居民都來自別處，那裡的人是沒有根的，鄰居之間互不瞭解。很多對妻子施暴的男人都是戰爭結束時被遣散的士兵，他們為了土地而來，卻沒有從戰爭中獲取任何報酬，只有裝備和食物，所以，即使找到了土地也沒錢開墾，沒錢買種子、肥料、籬笆和犁。多蘿西想，他們無法維持生計，生活失去了目標，所以他們才會開始喝酒和打自己的妻子，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重新感覺自己像個男人。
在早期，合作社裡的很多女人認為診所應該只醫治支持桑地諾的家庭，但是多蘿西告訴她們，如果真這樣做她就只能離開。她沒能馬上說服她們，但她們需要她，所以也不再堅持。對她來說，這並不關乎政治策略上的公平。她認為，衛生保健可以成為和解的手段之一。如果能夠好好醫治反抗軍，在其生病的時候治癒他們，他們可能會不再憎恨你，也許還會停止憎恨其他桑地諾成員。善意可以改變人。是的，被她治療的反抗軍的確有可能在痊癒後殺害更多桑地諾支持者，但那是她必須承擔的風險。
她想她很可能幹過這樣的事。有一次，她乘坐的巴士被六七個扛著AK-47步槍的人截停了，所有人被要求下車並排隊站好。乘客中有兩三個人想要逃跑，士兵向他們開槍，並射中了其中一個人的腳踝。她取下頭巾纏在那人腿上幫他止血。士兵是桑地諾成員，而受傷的是一個反抗軍，他們打算殺了他。她對其他乘客說，我們必須阻止他們。讓我們躺在他身上，形成一堵肉牆。乘客們望著她，當她是瘋子，而桑地諾士兵們開始拽著這個受傷的反抗軍走向灌木叢後面。她跟著他們，大聲喊道：「不要傷害他！我能看見你們在幹什麼！我是目擊證人！」然後，其中一個桑地諾士兵說，好吧，我們就把他交給你。她把他拖回到巴士上，帶他到裡奧布蘭科的一家衛生院。之後她發現他是一個強盜，他的身體恢復得很好，腿上的傷一痊癒，就恢復了搶劫的生活。他殺過人嗎？她不知道，也許殺過吧。但是她仍然感到，這是她所能做的唯一選擇。
有一天下午，她正在診所裡給人看病，因為天太熱了，所有的門都開著，她可以看到女人和孩子們在外面的走廊上等著進來。突然之間，所有人都消失了。她不知道為什麼，直到下一個病人進來，她才明白。這個男人有張令人害怕的臉。她曾在危地馬拉的殺人小隊中見過這種可怕的臉，如果你折磨過或者殺過人，臉上就會留下一些痕跡。這張臉看起來冷酷而空洞，好像已經被耗盡了。隨後她得知，這個人是一隊反抗軍的頭領，在穆盧庫庫周邊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他屠殺幼童，將嬰兒扔向樹幹。當時他因為慢性頭疼來到診所——一顆桑地諾的子彈嵌在他頭顱中。她說可以給他一些藥物來緩解頭疼，但是他必須去馬塔加爾帕找神經科的醫生看一看，她能幫他預約。他說他不能去馬塔加爾帕，因為在那裡他會被殺掉，但她說她會親自帶他去。
在這之後，這個男人帶自己的妻子來診所看病，而這個妻子又帶自己的兄弟姐妹和孩子們來看病。最後，他把自己的母親也帶來了，多蘿西那時知道他們已經獲勝了。一段時間過後，這個男人聽說山上的反抗軍正在計劃攻擊診所——因為和桑地諾聯合，診所受到很多死亡威脅。他跑去找山上的反抗軍，告訴他們不要殺害診所的工作人員，因為他們正在照顧反抗軍的家屬，最終這個反抗軍小組放棄了攻擊計劃。
有一陣子，診所是安全的，但也只限於診所。一九九五年左右，有一段時間，多蘿西獨自一人生活在鎮子邊緣的竹屋裡——在一場她拿著刀子威脅查理的戲劇性爭吵後，他們分手了，查理回了俄勒岡。合作社聽說有一隊反抗軍正在來殺他們的路上，他們有一份名單，而多蘿西也在那份名單上。合作社為此召開了一個會議來討論該怎麼應對。多蘿西說，她認為沒有哪家人有能力對付一隊拿著機關鎗的反抗軍，得救的唯一希望是讓攻擊者自己改變想法。所以，合作社的成員應該好好款待他們，而不是以暴制暴。女人們決定，如果反抗軍出現，她們就每天晚上都為他們準備一些食物。格萊特說她會一直備著玉米粽子。多蘿西不知道怎麼做粽子，但是她知道尼加拉瓜人總是沒日沒夜地喝咖啡，所以每天晚上睡覺前，她都會趁著最後一點火煮一壺新咖啡。
一天夜裡，反抗軍來了。他們到她房前，叫她「多娜·多蘿西」，並推開了她的門。一共來了兩個人，都扛著步槍。他們控告她在山裡為桑地諾運送槍支，並聲稱要搶走她的錢。他們認為這個外國女人肯定有錢，因此，等搜遍了房間都沒發現任何東西時，他們火冒三丈。為什麼她沒有錢呢？她告訴他們，她把錢都給了鎮裡的醫藥代理商，用以支付將病人轉送到醫院的費用。他們繼續拿步槍頂著她，控告她運送槍支。她告訴他們，她害怕槍，因而從來沒有靠近過槍。
然後，他們準備強姦她。她已經想到自己可能會被殺掉，但沒想到會被強姦。不過最終他們並沒有這麼做，而是離開了。就在他們正要離開的時候，她突然想起了咖啡；她害怕到把這都忘了。她跑出去叫住他們：「等等，我忘了一件事！你們想喝一杯咖啡嗎？」反抗軍拒絕喝她的咖啡，因為怕她會在咖啡裡下毒。她保證自己絕不會毒害他們，她是一個和平主義者，絕不允許自己那樣做。他們看著她，像在看一個瘋子，之後他們便離開了。那之後，她再沒有在竹屋裡待過一個晚上。她搬到了鎮上，如果再發生這樣的事情，那裡起碼會有人聽見她的呼救聲。
但是接下來發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在一九九六年的選舉中，右翼自由主義聯盟的頭兒，被叫作「大胖子」的阿諾爾多·阿萊曼戰勝了桑地諾的領袖丹尼爾·奧爾特加。她想，阿萊曼一定認為NGO組織是與桑地諾陣線聯合的，似乎正打算將它們關閉。二年，他控訴多蘿西治療左翼反叛者以及組織非法墮胎，命令將她驅逐出境。她只好躲在一個又一個朋友家中，坐著小車四處漂泊，戴著頭巾和深色眼鏡，就像在拍電影。診所停業了——她是當時唯一的護士。
人權組織對多蘿西遭到的迫害提出抗議，美國國會的某個組織寄來了一封信，請求當地政府改變主張。這件事被大量媒體報道，多蘿西很快就聞名全國——報紙上提到的只是她的名，多蘿蒂，就像丹尼爾·奧爾特加總被叫作丹尼爾一樣。幾個月以後，法院暫停了驅逐令，她才不再躲藏。她返回穆盧庫庫，受到熱烈歡迎，用報紙上的話來說，她是「女神，殉道者，上天的信使，母親的保護者，一顆星星，照亮千千萬萬生命的太陽」。六年後，奧爾特加又一次當選總統，授予她魯本·達裡奧獎章，這是尼加拉瓜政府授予的最高榮譽。
在診所裡的某個時刻，她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再信仰上帝。這確實太難了，因為她被痛苦與戰爭包圍著。同時，不再信仰上帝之後，她開始信仰人類自己。她見過人們做過很多可怕的事，也見過人們做過很多英勇的事，至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她目睹了一場革命是什麼樣。
在目睹人們的英勇行為之前，她的預期一直都很低，尤其是對男人，所以尼加拉瓜的革命熱情與公共精神的短暫湧動對她而言簡直就像一個奇跡。她之前一直是一名護士，一直想要照顧他人，但直到中年才設法從陰鬱的童年和婚姻生活中解脫出來，意識到自己可以做更多事情。成為一名護士，做一些如果她不做也會有其他人代替她做的工作對她而言是不夠的。她想改變自己的生活，想做一些重要的但因為太困難或太危險而沒有人願意去做的工作。
她在洛杉磯市中心的貧民窟被培養成天主教徒。她媽媽是墨西哥人，他們一家住在一個墨西哥社區的邊上，後來那裡變成了韓國城。由於她爸爸是菲律賓人，和她媽媽後來所有男朋友一樣，他們家在那裡不被接受。多蘿西的媽媽出生在美國，她的外祖父曾經在洛杉磯東面的奇諾擁有一片農場，但是在大蕭條時期失去了它，在那之後不久，他和妻子就相繼去世了，只留下多蘿西的媽媽和三個更小的兄弟。為了養活三個兄弟，還是青少年的多蘿西的媽媽搬進城裡找工作。她在大街上賣蘋果和報紙，一九三年，十六歲的她懷孕並生下了多蘿西。多蘿西的媽媽膚色很白，爸爸膚色很深，在這點上，多蘿西繼承了爸爸。
多蘿西的爸爸是來自菲律賓南部的移民。她對他並不瞭解，只知道很多菲律賓人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來到加州從事農業或者修建鐵路等方面的工作，他可能是其中之一。在她還是嬰兒的時候，他拋棄了她的媽媽，在那之後只是時不時露個面而已。他是個很暴力的男人，過去總是打她媽媽。對於他，多蘿西唯一清晰的記憶是他想要殺掉她們的場景。當時她大概三歲，全家開車去山上的什麼地方，車子經過好萊塢時，他大聲咆哮著，說要開車衝下懸崖。她媽媽一直在哭泣，她坐在父母中間，試圖扳手剎讓車停下來。後來，她從一個發小那裡聽說，她爸爸已經在監獄裡被判了死刑，在聖昆汀被同獄的一個犯人殺死了。
她媽媽一直在搬家，以便找工作和更便宜的公寓——她在工廠裡工作，非常自傲，不屑於打掃房間——所以多蘿西也一直在換學校。在小學快畢業的時候，她還幾乎不能讀寫。她媽媽一個接一個地換男朋友，房間裡永遠充斥著混亂和暴力——那些男人會打她和她媽媽。十歲的時候她開始從家裡逃跑，有時會去某個親戚家，有時在被遺棄的建築裡過夜。她還是孩子的時候曾被一個親戚性虐待，多蘿西肯定那個人也和她媽媽上過床。青少年時期的她曾好幾次企圖自殺。
她常常逃課去圖書館或博物館。她本來和一些日本小孩是好朋友，但她十一歲時，白人洗劫了那些日本人的家，並將他們監禁在聖阿尼塔賽馬場的馬廄裡，隨後又轉移到了更遠的集中營。她知道她想成為一名護士，她想要照顧別人。她知道，如果不能中學畢業，就當不了護士，於是她答應和繼父一起去菲律賓完成學業。繼父讓她進了一所非常嚴格的多米尼加修道院學校，在那裡，她通過在浴室裡抽煙來釋放對修女們的怨恨，但還是盡了最大努力拿到畢業證。
她開始仇恨天主教。她小時候聽說的都是疼痛、犧牲和流血的耶穌。生活是一個眼淚之谷，對於她身邊的天主教徒而言，每一天都是耶穌受難日。她在青少年時期進了一所聖公會教堂，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一個空十字架：沒有流血的屍體釘在上面，只是一個空的十字架。當然，她想，耶穌已經復活了。聖公會教堂變成了她的庇護所，它讓人感到安全，並且給了她的憤怒一個出口。但是隨後主教牧師誘姦了她，那時她還在上學，性侵持續了好幾年。那時她不知道這是性侵——她以為自己獲得了拯救，而這是為拯救付出的代價。
從那裡搬走以後，她在波多黎各生活了三年，在一家醫院當護士長，同時管理著一個護理學校。遇見她的第一任丈夫時，她正在海德堡的美國陸軍醫院工作。羅伯特·卡特勒比她小幾歲，當時正在曼海姆服役，是一名陸軍醫生，由於出血性潰瘍成了她的病人。他出身新英格蘭名門，在康涅狄格州長大，夏天通常會去位於緬因州的別墅打網球、玩帆船；他的父親是一家航運公司的頭兒。她被迷暈了，他們對於彼此而言都相當有異域情調。他們回國結了婚，定居在芝加哥，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為克裡斯托弗。羅伯特·卡特勒是大學醫院的住院醫師，多蘿西則是醫療護理主管，他們住在海德公園附近。她穿著佩克牌襯衣式連衣裙和緊身褡，努力做一個完美的妻子，但事與願違，羅伯特·卡特勒開始只為了吃飯而回家，接著就回到他的實驗室工作到深夜。最終，在十一年的婚姻生活後，他們離婚了。
她竭力振作起來並決定改變自己的生活。在波多黎各生活時她就已經意識到，只有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她才能找到家的感覺。她決定告別中產階級的生活，告別特權，不再在白人中間扮演有異域情調的棕色人種。她辭掉了在大學醫院的工作，來到一個墨西哥人聚居的社區中心做免費診所的護士。出現在社區中心的人大多數是在鐵路上工作的墨西哥移民，有的則屬於「褐色貝雷帽」，這是一個來自洛杉磯東部的好戰的奇卡諾人3團體。起初她很喜歡這個組織，他們也喜歡她，因為她改善了診所。但後來他們發現她仍然住在海德公園附近，那裡是白人社區，他們問她為什麼不住在貧民區。她告訴他們，她就是從貧民區出來的，不會再回去了。「棕色貝雷帽」因此把她當作敵人趕出了社區。
她想，如果不能繼續在社區工作，那就搬到能讓克裡斯托弗划獨木舟和爬山的地方去生活。她搬到了俄勒岡州的波特蘭，找了一份在鄉村衛生服務部門做護士長的工作。一九七八年一個週日的早晨，她在教堂裡突然聽到，耶穌啟示的核心就在於抵抗暴力並和窮人站在一起。她吃驚地想：這太簡單了。對她而言，站在窮人一邊意味著成為其中一員。她已經和醫生離了婚，並離開了芝加哥，但是她仍然有一份全職的工作，一年可以掙三萬三千美元。她有一輛車，有一棟只住他們母子兩人的有八間臥室的大房子。現在她要擺脫這一切。通常來說，她一旦做了什麼決定就會馬上執行，但是她不想這一切發生在克裡斯托弗身上：他成長在一個衣食無憂的醫生家庭，她不想把他拽進貧困的生活中。她決定再等幾年，等到克裡斯托弗上大學之後，她就可以擺脫這一切了。
但她已經開始參與抵抗暴力的行動了。她開始思考暴力，她能想到最暴力的東西是核彈。俄勒岡倒是沒有核彈，但有一個核電站——普雷斯科特的特洛伊核電站，位於波特蘭以北六十多公里的哥倫比亞河邊。她認為核電站和核彈是同一個系統中的東西。她加入了唯愛社，一個由基督徒於一九一四年在歐洲創立的和平組織。它支持過因良心受到譴責而拒絕服兵役的人、勞工運動、自由乘車運動者和民權活動人士，它反對戰爭、死刑和核能源。這正是她所尋找的。
她第一次被捕時在監獄裡待了四天，和另外十個一起被捕的活動家關在一個房間裡。房間裡沒有床，他們只好躺在地板上。有人很害怕，但是她不怕。她很振奮。她對他們說：「你知道還有誰和我們一起進了監獄嗎？愷撒·查韋斯4！多蘿西·戴5！」她告訴他們，待在這裡是一種特權。她覺得她所在的地方聖人們也曾經待過，這讓她有一種家的歸屬感。
一九八年夏天，她被牽涉進了非法闖入特洛伊核電站的行動中。她太矮小，無法翻過圍牆，是一個名叫查理·格雷的又高又瘦的白人把她舉過去的，在那之前已經很久沒有男人碰過她了。
從此，多蘿西開始了她人生的中期，這段時期她都是和這個有著古怪道德渴望的複雜的男人一起度過的。一開始，他的行為還算正常，比如加入抵抗活動和參與捐款。但是他渴望越來越多的犧牲，最終差點兒讓他們兩人都丟了性命。在遇到多蘿西的前幾年，他就開始過一種他認為是正義所要求的極端的生活方式，既極端激進又毫無意義。除了多蘿西他沒能說服任何人加入，而她當時正決定去幹一些類似的事情。不過，這麼多年來，有很多人從他堂吉訶德式的實踐中看出，一個人可以比自己想像中更徹底地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查理·格雷當時正因害怕核戰爭而抗議特洛伊核電站。他已經擔心了很多年，在古巴導彈危機後，他帶著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們搬去了新澤西，他覺得那裡不太可能受到攻擊。那時他還是一個大學教授，但在搬回俄勒岡後，他與一些政治上很極端的貴格會教徒扯上了關係，辭別學界成了一名反核與反貧窮的全職活動家。他在這些事上有一種天分，總能想到會引起反響的宣傳方式，他也很快在當地出了名。他將原子博士世界著名的藥品巡展與圖書館結合在一起，組合成了一個流動的反核產品，和其他人一起用自行車和公交車載著它在整個俄勒岡轉悠。
他出生在一個貧困的家庭，但他的妻子繼承了一些錢，現在他們打算為了政治捐出這些錢。他們捐掉了一半的財產，並把他們的房子改造成了一個公社，但他還想做更多。捐掉這麼多錢以後，他體驗到一種解脫的興奮，想再次體驗這種感覺。有錢總是讓他感到內疚，而現在他看到擺脫這種負疚感是多麼容易。他接著想到，他們這麼有錢，而其他許多人卻一無所有，這是多麼不正確的事情。過了一段時間，他想到了一個主意，即世界財富應當公平分配——他稱之為世界公平預算，或者WEB 6。起初他關注這個僅僅是要按照人數來劃分世界總收入，但隨後他想到後代的問題，由於世界人口是增長的，因此需要週期性地降低預算來維持局面。最終，他算出每年可以使用的金額大約為一千兩百美元。他的妻子拒絕了這個計劃，她認為捐掉自己一半的錢已經足夠了。她告訴他，他必須在世界公平預算和她之間做出選擇。即使他依然愛她，而且他們已經結婚三十年，有了兩個孩子，他最終還是選擇了預算，和妻子離了婚。
除了少數衣服和家居用品，他捐獻了自己的全部財產。他的朋友們都認為，為了與那些素未謀面的窮人保持一致而放棄自己的婚姻，這種做法古怪而可怕。人們認為他在表演純粹和自以為是的正義，並以此為標準評判他人做得太少。他們告訴他，他所做的一切並不能幫到任何窮人，這個計劃作為一項社會運動沒有任何潛力，沒人會在意，他只是白白地挨餓罷了，窮人所需要的是制度上的改變，而非個人的見證。但對他而言，這些言論聽起來就像是繼續過富人生活的借口。他知道他並不是在開啟一項運動，雖然他確實寫了一條標語（「立刻變窮，遠離慾望」），並發佈了一篇像書一樣長的宣言《走向非暴力經濟學》。但他覺得，既然談論的是平等與貧困，那就不該停留在滔滔不絕的演說上。他當然知道選擇貧窮非常不同於被迫貧窮，他所受的教育讓他與那些最貧困的人不同，但他至少不再覺得自己是造成他人不幸的共犯。在多年的內疚和矛盾之後，他終於感到了平靜。
一九八年年末，多蘿西從波特蘭搬到了尤金。她已經愛上了查理·格雷，並接受了他的世界公平預算計劃。他有趣、英俊、聰明，深深地投入到她自己也醉心的事業中。在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之前，他花了好幾年時間來整理自己的財務狀況和做心理準備，但是多蘿西卻立刻就全情投入。她一直在等待這種生活。她辭掉工作，賣掉房子，捐掉所有財產，只保留了兩箱書和一輛自行車。她不再需要錢——克裡斯托弗的父親現在是斯坦福大學的教授，斯坦福會為克裡斯托弗支付大學學費。她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並對擁有這種選擇自己生活的權利充滿感恩。
多蘿西喜歡按照WEB的原則生活，這是一種挑戰和冒險。在那個階段，查理靠每個月六十二美元生活，再做木工掙一點小錢；多蘿西則在一家養老院兼職，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激進主義中。查理教她怎樣在垃圾中找食物，最好的垃圾箱在哪裡，而她立刻就成了新教義的皈依者。他一開始會覺得不好意思，而她完全沒有。她對新發現的事情感到吃驚。俄勒岡大學宿舍外的垃圾堆每年都有一段時間會變成寶庫，因為離校的學生會扔掉他們全部的東西，包括傢俱。她盡量不去光顧西夫韋商店的垃圾箱，因為她不喜歡西夫韋，他們售賣的商品被噴過殺蟲劑，並由受到虐待的農場工人收割。她意識到這是一個荒誕的立場——就好像西夫韋會在意她不怎麼跑來撿垃圾一樣——但她無論如何也要堅持。
她意識到她一次只能穿一套衣服，使用一個房間，吃一定量的事物，其他一切都是多餘的。大多數時候，他們的花費甚至比自己設定得還要少。他們知道，只要他們其中一個病了，他們就不得不打破預算，或者面對一般窮人此時通常會面臨的情況：死亡。所幸這並沒有發生，他們也就不必為此擔心。有一次，查理進了醫院，被劃為窮人，所以不用付費，但是一般而言他們都盡量避免福利項目，即使他們意識到，其實他們從各方面都受益於美國的財富，比如使用停車場、圖書館、公路與城市用水。
在早期，他們還住在合租房的其中一個房間裡，查理告訴多蘿西，他認為他們應該住在街上。他們花錢租房子，但其實他們可以把錢給那些更需要的人，住在室內對他而言似乎漸漸變得過於奢侈了，而這種奢侈讓他不舒服。多蘿西告訴他，她不願意住在大街上，她不認為那樣就更加純潔，也不認為任何人應該住在大街上。他盡可這樣去做，但她不會陪著他。
對她而言，節省的原則並不關乎樸素與純潔，她並不崇尚這些，而是關乎正義。她喜歡美好的事物，好食物、好酒、漂亮衣服，以及金錢帶來的安全感，她只是因為覺得它們參與構建了一個不公正的世界而不那麼愛它們。她相信上帝想要她站在窮人這一邊，而那就是她想要做的。為此，她不得不也變得貧窮。對於查理而言，WEB是不能被違背的絕對道德：超出預算對他而言是一個災難。但對於她來說，WEB則是一種理念，一個指導綱領，假如超出了預算，「好吧，這就是生活」。「我告訴查理·格雷：『好吧，我愛你，我愛這個項目，我願意加入世界公平預算的計劃，但是我必須在晚飯前喝一杯酒和咖啡，沒有這個可不行。』我們過去常常吵架——他計較每一分錢，並為此做了一個記賬本。有一次，他告訴我，我超支了三毛八。我說：『你能把你剛說的再說一遍嗎？』然後我告訴他我們本該如何對待他的世界公平預算。」
查理需要把自己推向極致，輕鬆感從不存在，他感到自己是被選中的，而他的任務非常緊迫。但她從未感到自己或自己的生活特別重要，她只是這地球上芸芸眾生中微不足道的一個。「他是一個純粹主義者和清教徒，」她說，「我不知道我是怎麼和清教徒攪和在一起的。我是個拉美人，我很放鬆，我不知道自己怎麼會嫁給他。這是一場探險。不過，他在床上表現很好，因為他有很多實踐。」
人們說，在尤金，如果有一個女人超過五分鐘站著不動，查理就會去勾引她。查理的第一任妻子能夠忍受他關於性自由的觀點，但是多蘿西卻非常保守和嫉妒。她對自由性愛沒什麼興趣，也從未思考過睡自己想睡的任何人也許正是人性解放的重要部分，或者通向新世界的路徑、與自己的感受保持聯繫的方式等。查理沒有輕易放棄。他把她帶到尤金的一所房子裡，那裡面有八個或十個男人和女人住在一起，每天夜裡按照日曆來決定誰和誰一起睡覺。（他們必須有規律地輪換，否則大家就會發展出偏好來。）一個男人帶她參觀了屋子，並解釋了他們的制度。耐心地聽完之後，她對查理說，這些人是瘋子。如果你想要和我在一起，就必須是一夫一妻。我已經老了，像這樣的嘗試我承受不起。
他們於一九八一年在威拉米特河岸邊舉行了一場不完全合法的結婚儀式。一個聖公會牧師主持了彌撒，並完成了祈禱書中的婚禮儀式——他們無法全心融入這個國家，所以並沒有拿結婚證書。她穿了一身長長的白棉布裙子，他則身著白襯衫與白短褲，有朋友為他們臨時製作了花環。有人彈奏吉他，大家一起唱歌。
一直以來，查理都被核戰爭威脅所困擾，他不能理解為什麼不是每個人都感到害怕。當這個星球隨時都可能被焚燬，人們怎麼還能夠若無其事地生活？這太瘋狂了。目前為止他參與過的抗議主要是翻進核電站，但明顯沒有造成多大影響。他總覺得甘地絕食的效果很了不起，於是，最終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他認為情況已經萬分緊急，不得不用他所能做到的最強烈的方式來表達抗爭：無限期的絕食，可能直到死亡。
當他遇到多蘿西的時候，他已經開始籌劃這個被稱為「為生命而絕食」的行動，以抗議在歐洲部署巡洋艦和潘興導彈。這是多蘿西的包袱之一——她當時不僅接受了它，還同意加入他的行動。她對這件事也很熱衷，但是他們倆熱衷的原因卻並不相同。他反對核彈是因為他擔心世界爆炸，而她並不那麼擔心世界末日，她反對核彈是因為它們非常昂貴，花掉了那些本可以用來保障人民生活的政府資金。當她想到核武器時，她想到的是孩子們挨餓的樣子。
他們研究絕食，發現長期絕食也和其他事情一樣需要訓練，身體和精神都必須準備好。他們練習了三年：絕食三天，絕食一周，絕食兩周。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周遊全國、歐洲和亞洲，招募絕食者和散佈消息。他們的行程費用由支持絕食組織的捐助者負擔，不管去哪裡都住在民宅裡，但是這個項目與WEB計劃完全不協調，這讓他們很不舒服。在準備期間，一九八一年，博比·桑茲，一個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的年輕成員，因為絕食死在了監獄裡，他們看到，他的死引起了對死亡原因相當多的同情和關注。
他們在一九八三年的廣島日，即八月六日開始絕食。核心成員在幾個城市建立了指揮部：有四個人在巴黎（包括綠黨的索朗熱·費爾內），兩個人在波恩，一個加拿大人和一個日本人在奧克蘭，此外就是多蘿西和查理。另外，還有數以千計的絕食者進行短期絕食——一天、三天和十天。他們在奧克蘭設了一個通信部門，有數十名志願者接聽電話、閱讀來信和處理事情。在波恩，維利·勃蘭特會見了絕食者並在德國投票反對發展導彈；在巴黎，來自密特朗政府的兩名部長會見了絕食者。
四天以後，多蘿西不再感到飢餓，只是覺得腹中空空如也。她從之前的研究中瞭解到，身體要花三周左右才會燃盡容易代謝的脂肪，開始代謝肌肉。隨後，她感到非常累，但同時也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幸福——一種神聖的存在，似乎上帝和她在一起。她開始覺得絕食是一種祈禱。
她對絕食至死的主意持開放態度，但需要考慮克裡斯托弗。她對他發誓說她不會死，但事實上她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在絕食開始後的某一天，克裡斯托弗讀到一個採訪或者在電視上看見了什麼，意識到絕食是無期限的。他變得非常不安。母親可能對他撒謊這件事摧毀了他內心的某些東西。即使絕食的事情已經過去三十年了，他依然決心不再相信任何承諾，也絕不向他人做出承諾。
九月一日，絕食的第二十七天，從紐約飛往漢城的大韓航空007次航班被蘇聯政府在日本海上空擊落。航班上的所有人，包括一名美國國會議員，全部遇難。這是冷戰中一個可怕的時刻，很快大家就明白了：即便美國曾經認真考慮過解除核武器，這件事也不可能實現。多蘿西當時已經瘦了十八公斤，並開始失明。到了第三十八天，丹尼爾·貝裡根，一個多蘿西非常尊敬的著名天主教反核活動家，告訴她：夠了。於是她停止了絕食。兩天以後，在第四十天，查理也不再絕食。有些活動家非常憤怒，他們說，是查理自己說要絕食至死，他違背了自己的承諾，絕食不算數。其他人則不滿他們竟然選擇絕食來表達意見——他們認為這是一件很暴力的事。多蘿西和查理感到他們已經做了他們所能做的。
從絕食中恢復過來以後，多蘿西提出這一次由她來安排他們的日程，查理同意了。過簡樸生活和絕食至死都是他的點子，而現在她想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她告訴她的活動家朋友們，她要搬去尼加拉瓜當一名護士。她的離開令他們感到震驚，並且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沒有人理解她的行為，也沒有人祝她一切順利。她已經是被選中的人之一，是明白核問題的嚴重性並願意以生命為代價去對抗的少數人之一，而現在，她卻想當一名護士？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一名護士！她怎麼能夠放棄這更高的和平召喚？她怎麼可以這樣自私？
有一個人對她說：「如果你放棄了運動，誰來對付種族主義呢？」這些年來，她一直作為和平運動中的棕色人種為種族問題而工作。她回答說，種族主義是他的問題，而不是她的。一直以來還有另外一件令她煩惱的事：休幾天假去籌劃一個抗議行動，故意被抓進監獄，放棄中產階級的收入乃至變得貧窮，這些都是一種特權，多數棕色人種並不享有這種特權。「我記得和一些黑人朋友談論過，他們說：『你參與這些白人運動幹什麼？讓他們自己去死吧！誰在乎啊？』」
她和查理動身去尼加拉瓜。中途在墨西哥市停留的時候，他們收到了一條口信，請他們立刻去危地馬拉市。他們的朋友阿蘭·理查德，在奧克蘭絕食期間曾與他們住在一起的法國方濟會工人神父，非常需要幫助。他當時正為支援墨脫組織（簡稱GAM，主要由失蹤男人的妻子們組成）的中心運作一個租借會場，這些人中有一些此刻正處於危險之中，需要保護。第二天，多蘿西和查理就搭巴士去了危地馬拉。
他們到達時是一九八五年聖周的星期二。他們從墨西哥上車時，GAM的一個成員被綁架了，隨後人們發現了他的屍體，他的舌頭被割掉了。他們到達後的第二天在屋裡開了個會，與會者包括羅薩裡奧·戈多伊·德·奎瓦斯，一個嫁給了失蹤的大學生領袖的年輕女人，她有一個兩歲左右的兒子奧古斯丁。開完會第二天下午，聖周的星期四，羅薩裡奧和奧古斯丁都不見了。GAM的主席奈斯·加西亞打電話給中心說，羅薩裡奧失蹤了，我們必須找到她，我會過來一趟。奈斯與另外四五個女人乘出租車過來，他們是GAM理事會留下的全部人員。查理說，他不知道她們是否應該去，因為她們沒有任何許可；多蘿西說，如果你不想去你可以留在這裡，但是我要去。
那時，天已經黑了。他們先是開車到最大的醫院看羅薩裡奧是否在太平間裡，但並沒有發現她。這個時候已經是凌晨一點了，奈斯決心去技術研究部（DIT），那是一個在內政部控制下的特別警察機關，通常被認為是由殺人分隊成員組成。他們去的DIT辦公室是一個光線不足的髒兮兮的房間，等待區有一個小小的木頭條凳，櫃檯後面有幾個令人害怕的男人。多蘿西斜靠在牆上，她的膝蓋抖得厲害，覺得自己快要倒了。奈斯取出一支香煙，向她借火。他們正上方的牆上有一個標誌，上面寫著：禁止吸煙。多蘿西指了指這個標誌，但是奈斯說：「他們都在吸煙，問他們借個火吧。」於是多蘿西蹣跚至桌邊，問那些人是不是可以借火柴給奈斯點煙。奈斯的表現讓多蘿西感到很吃驚，因為她看到，當某些事情發生在那些已經失去了家庭成員的人身上時，他們並不害怕。這並非因為他們不在乎能否苟活於世，而是他們更想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很明顯，DIT那些人並不清楚羅薩裡奧的事，所以她們離開了。
她們決定開車到危地馬拉市最老的停屍之所維爾貝納公墓。到達時是凌晨三點，已經是耶穌受難日了，城市的主要街道被封堵改造成了苦難之路，上面撒滿了花瓣；為了佈置這條路，人們整夜都藉著燈籠的光鋪撒花瓣。她們通過一條小路到達了公墓，在一塊木板上看見了羅薩裡奧。她的弟弟和奧古斯丁也在那裡，都死了。羅薩裡奧有一邊臉被揍塌了，顏色烏青，她的手幾乎斷了。她們隨後聽人說，他們當著她的面折磨和殺害了她的弟弟和兒子，而她試著去阻止——她的手被電線綁著，所以她的手臂幾乎被電線勒斷了。
那天晚上以後，多蘿西認為作為GAM領袖的奈斯很可能是下一個受害者，所以她決定保護她。她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守在她身邊，不管她去哪兒。她希望因為自己是美國公民，在大使館有登記，因此殺人分隊會對殺害她有所顧忌。阿蘭·理查德從一個外交官那裡聽說，GAM的每個理事會成員都在一張死亡黑名單上。
她這樣堅持了三個星期，一直擔驚受怕。她知道任何時刻都可能有某個人開車趕來抓住奈斯，她感到阻止他們是她的使命。曾有一輛黑窗戶的白色貨車到處跟蹤她們，並停在了奈斯的房前。多蘿西沒有武器，她也不想要武器：帶槍和被殺一樣令她感到害怕，而且她知道帶槍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她盤算著，如果他們要抓走奈斯，她就大聲尖叫，或許這可以讓他們住手——她不知道還能怎麼辦。
她準備好了為奈斯去死，她認為奈斯的工作比她的更重要，但是她知道這不太可能。更有可能的是，當有人來帶奈斯走的時候，她會先被一棍子打暈。她一直在奈斯身邊簡直讓奈斯有些抓狂，但是她片刻也不讓奈斯單獨待著，她把保護奈斯當成了自己的工作。在羅薩裡奧去世後幾天，美國國務院宣佈，如果再有GAM成員被殺害，美國會表示不滿。三周以後，有新人來取代了她的位置——國際和平部隊決定由外國人來協助GAM的常規工作。於是，她和查理啟程去了尼加拉瓜。
多蘿西在穆盧庫庫的診所工作了近二十年。在最後一段時間，鎮上開了一家免費的公立診所，提供醫療護理和疫苗接種。多蘿西建議，合作社的診所將自己的服務簡化為公立診所不提供的那些服務：子宮頸抹片檢查，預防醫療。她還訓練那些公立診所的醫生到草原上出診以及去居民點做產前護理。合作社的其他女人也都同意了，或者說她認為她們同意了。但是，當她從美國募集資金回來後，她吃驚地發現，由格萊特領導的合作社已經決定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把診所變為服務收費的私人診所。
多蘿西感到震驚。在工作了二十年以後，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遭到了否定。她感到被合作社背叛了，尤其是被格萊特所背叛。她們曾經每天都一起工作，她們是近二十年的好朋友，幾乎變成了一家人。她剛從竹屋中逃到鎮上的時候就留宿在格萊特的房子裡，她一直認為她們擁有共同的政治立場和觀念。
她一度以為自己將在穆盧庫庫終老，然而，她回到了馬那瓜並思考了發生過的一切。人們告訴她，美國的捐款正在減少，診所除了逐漸向自負盈虧轉變別無他途。也許這是真的。她努力記住，即使合作社確實與她對著干並背叛了她的想法，但它依然對尼加拉瓜的女人們有益。
在馬塔加爾帕，多蘿西日復一日地工作。當她在工作時，她是快樂的。這裡仍然有很多她能為那些幾乎一無所有的女人做的事。工作是她現在追求幸福的唯一方式，只要能感覺到幸福就夠了。
她不再相信世上存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轉而寄希望於好的政府，但即使是這方面的希望也降低了很多，尼加拉瓜和桑地諾的支持者已經今不如昔。自由主義者到來時塗掉了過去的壁畫，直到現在都沒有恢復。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當電力進入穆盧庫庫，每個窮人的房子裡都有了一台電視——不是每家都吃得飽飯，但每家都在看巴西和墨西哥拍攝的講述有錢人痛苦的電視劇。事態比過去好了一些，毫無疑問，人們不再挨餓，到處都是公立的衛生診所。但如果只是為了創造一個消費者的國家，革命的意義何在？「如果我們重新分配了財富，如果窮人變得和富人一樣貪婪，只是程度弱些，誰會在乎呢？」她感到納悶，「這些和做一個人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她八十四歲了，但是仍然有很多想做的事。她想去那些從未去過的地方看看，她想去秘魯看馬丘比丘。克裡斯托弗已經成了一個自然主義者，在亞馬孫和哥斯達黎加做導遊，她時不時和他一起旅行。
她不知道自己還剩多少時間。她戰勝穆盧庫庫的眾多瘧疾存活下來，知道自己相當強壯。她的媽媽活到了九十四歲，但她臨死時精神不大正常。這太難看了，她不想這樣，她決心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迎接死亡。當她準備好了，當她不再能照顧自己，她就停止進食，也不再喝水。某天，她會喝下最後一杯酒，在幾天後死去。她聽說查理·格雷就是那樣死的——幾年前在俄勒岡，這是一個不錯的死法。她已經跟克裡斯托弗安排好了一切。他理解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