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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妞》是怎樣變成一個「事件」的

6月24日,我點開電子信箱,有一封信來自《南方週末》文化部。信中說,他們收到一篇來稿,是一個十五歲癌症少年對《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的評論。「媒體引起的話題爭論,或令您被不情願地牽入其中,或給您添未可知的煩擾,也屬難以預測。這樣的知會,我想是我們的必需,或許亦是惟一的所能。」話說得很客氣,但也很明白,就是已經決定發表,只是提前告訴我一下,讓我有一個心理準備。

既然出了書,別人要評論,完全正常。不過,聽那口氣,文章好像挺厲害。我接著讀附件裡的那篇文章。

標題是《讓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作者子尤。子尤!我吃驚了。我不是可以算認識他的嗎?在他發病之前,我的好友正來就經常對我說起他,十分讚賞他的才華,正來的女兒、我的乾女兒嘟兒還與他通信。他發病的當天,正來就知道了,我們兩家人聚在一起,為之心痛悲傷。自他得病後,我時時惦記著他的病情,在心中為他祈禱。前不久,在正來的生日宴會上,我看見了他,瘦弱得彷彿風一吹就會倒的身軀,眉宇間卻依然透著靈氣。現在,這個我所欣賞和同情的少年要對我的書說些什麼呢?

讀了正文,我悶了,傻了。論斷和語氣之偏激,是我無論怎麼想像也想不到的。我無法把這篇文章與我見過的那個少年聯繫起來。我的心情只能用震驚來概括。

按照子尤的解讀,《妞妞》中的「哲學家父親」是一個極端自私和虛偽的人,就差沒有說是這個「哲學家父親」親手把妞妞害死的了。我不能不感覺到他對「哲學家父親」的強烈的恨。正是「哲學家父親」,這個在不長的篇幅中重複了二十二次的詞組。我忽然想到,他的父親也是一個「哲學家父親」,而現在,在離異之後,只有他的單身母親和他朝夕相守。我有些明白了:這裡有一種也許是無意識的情感的移置,在相當程度上,我成了一個替身。

為了描繪出一個令人痛恨的「哲學家父親」形象,子尤在引證書中內容時常常故意張冠李戴,斷章取義。偏激是少年人的特權,我不能要求一個少年人持論公正,使我驚詫的是他的手法上的不公正。

妞妞是在不足滿月時被發現患有雙眼視網膜母細胞瘤的。當時,我們從醫生和醫書得到的信息都是悲觀的,不能不使我們在是否動手術的問題上猶豫。我和雨兒的態度有所不同,她傾向於不動,而我總想著手術的可能性。書中有許多這方面的對話,其實未必都是原話,有一些是我根據兩人態度的差異而創作的,以表達那種悖論性質的困境。這些對話成了子尤的寶貝,大量引證。可是,他是怎樣引證的呢?恰恰是把我的話都刪去,而把雨兒的話全安在了「哲學家父親」的頭上。其實,我和雨兒的態度差異原本並不重要,只是因為子尤的故意混淆,才有了澄清的必要。

至於斷章取義地截取書中的一句話甚至半句話,歪曲其含義,這種情況比比皆是。略舉幾例。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認識一對夫婦,他們的十七歲的獨生女兒患了癌症。開始,他們也痛不欲生。可是,時間久了,他們被拖得疲憊不堪,便盼望女兒早日死去,使他們得以解脫。我完全理解這種境況,長期伺候一個絕症病人是令人心煩的。我和媽媽也身心交瘁了。但是,我們不煩……」

在子尤的文章裡,引文截取到「我完全理解這種境況」為止,這樣一來,意思正好相反了,於是他可以接著議論道:「我完全不理解這種情況!也真奇怪,遍視全書,哲學家父親從別人身上聽的所有例子都對他的思想有利,像孩子得癌症家長就很厭煩,甚至棄嬰而去之類。」

書中有一節,原文是我自己當法官,又自己當被告,一正一反逼問我在救治妞妞問題上無所作為的責任。其中,法官指出:「你不作選擇……已經是一種選擇,拖延意味著喪失手術機會,順其自然就是聽任疾病一點點發展並終於奪去妞妞的生命。」被告只好承認:「這就是說,我實質上已經作了選擇:放棄手術,讓妞妞在命定的時刻死去。」子尤掐掉「這就是說」及之前的話,截取後面的話,然後下斷語:「這是命定的嗎?這是父親給女兒定的吧!還沒等命運判死刑,他先積極主動地給女兒判了死刑。」

這一節出自書中《無可選擇》一章。這一章是我的悔恨之章,我把自己判為向妞妞收緊羅網的死亡陰謀的「同謀犯」,並寫道:「你注定要遺恨終生。」子尤為了證明我悔恨得不夠,常略去我的悔恨之言,代之以他的指控。例如,我已悔恨自己對殘疾的偏見,檢討是妞妞「以她的失明使我睜開了眼睛,看到了我以往的淺薄和自負」,他對這些內容皆視而不見,仍用許多篇幅聲討「哲學家父親對殘疾的敵視」。他畢竟無法迴避這一章中明顯的悔恨之情,可是,在摘出「既然我得不到『全』,那麼就讓她『無』!更有甚者:讓她『無』,以成『全』我!結果,我活著,妞妞卻死了」等句子後,竟然挖苦道:「既然他都悔恨成這樣了,把我批評他的話都先拿來主動批評自己了,我還有什麼可寫的?」老天,我寫這些句子的時候,「我批評他的話」在哪裡,怎麼能叫做「都先拿來主動批評自己了」!我吃驚:脹滿他胸中的怒氣從何而來?

子尤還有另一種移情。他把自己稱做「另一個故事版本中的妞妞」,理由是他與妞妞同年同月生,且同患癌症。這個視角贏得了他周圍的大人們的喝彩,也被媒體視為他的文章的最大看點。

看啊,現在有了兩個妞妞,一個活著的妞妞出來現身說法,告訴人們一個最簡單的邏輯:我媽媽不放棄,我還活著,所以我媽媽是真愛我,是高尚的;他們放棄了,妞妞死了,所以他們不是真愛妞妞,是卑鄙的。黑白分明,鐵證如山!

我理解子尤的心情。不用說一個十五歲少年,即使一個成人,患了絕症也會害怕被放棄。但是,我仍想告訴他,他不該自比妞妞,那些大人更不該用這個似是而非的類比來煽情。

同為患癌症,生命的境遇千差萬別,不是用患癌症就可以劃一的。一個簡單的事實:妞妞不到滿月就被診斷出了癌症,子尤則健康地活到了十四歲才發病。這是重大的差異,必使患者的父母有很不同的感受,而這種不同是不能夠用道德來評判的。就說說被子尤揪住不放的放棄手術吧。子尤引以自豪的是,他母親迅速決定給他動手術。他動的是什麼手術?摘除胸縱膈裡的一個腫瘤。妞妞要動的是什麼手術?摘除眼球。剛滿月的妞妞,雖已被查出癌症,眼睛仍然明亮美麗,叫我們如何下得了手!任何家長,在子尤的情況下都不會猶豫,在妞妞的情況下都會猶豫。我們不忍心挖去妞妞的眼睛,但決不肯放棄妞妞,只好病急亂投醫,包括找了許多氣功師。奇跡沒有出現。十五年後,當子尤居高臨下地嘲笑「哲學家父親」在給女兒治病方面「不僅不高明反而愚昧」時,我無言自辯。

回想救治妞妞的過程,我常想起昆德拉的一句話:「人在霧中行走。」我承認我是盲目的,每一步都可能走錯。走了幾步,回頭看看,那裡的霧似乎消散了,發現自己走錯了路,後悔莫及。其實我仍在霧中,真走了另一條路,未必不是後悔。在子尤眼裡,當年我們的路上沒有霧,一目瞭然,他只看見我們一步步把妞妞送向了死亡。我無法否認這個事實:妞妞死了,他活著。當然,他和他的母親是英雄,我們不是。我不反對以成敗論英雄,但我祝願有一天他會懂得,至少不該以成敗論善惡。他們母子全力與死神搏鬥的勇氣令人敬佩,我不希望看到的是,這種勇氣轉化成了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和審判他人的權力。

我把《南方週末》發來的子尤文章轉發給了正來和雨兒。正來先後給子尤和他的母親寫信,雨兒給我寫信,表達了同一個觀點,即應該尊重對生命的不同態度。

正來在給子尤的信中寫道:「在上帝那裡,也就是在我們的生命和對生命的態度的淵源中,生命和對生命的態度,有的只是不同,而不存在道德上的優劣。」正來是在子尤之後不久也被發現患有癌症並動了手術的,他向小病友談自己的體驗:「生命,一如死亡,於我都只是一種上帝所賜的經歷:死亡的出現才真正意味著生命的存在……對死、對生,在我這裡是一樣的,都出自於上帝(或者我心中的佛)的規定。因此,在生的過程中,我所能做的便是所謂的行善……而不是去讚美或拒絕任何一種不同的生命或對生命的態度……」最後他懇切地說:「我絕不想改變你的任何看法,只是以一種對朋友的嚴肅責任,真誠地告訴你我的看法,一種不同於你的看法,一種其他人不會向你表達的看法——我之所以能夠這樣,因為我與你一樣都是癌症患者。」

雨兒在給我的信中坦言:對於當年不主張動手術,「我也反思自己,可能在眾多的理由之中,隱藏著這樣的真實:懦弱的生命在迴避太殘酷的現實。即便真如此,那也是人之常情。我還假設了,假如殘疾的妞妞活下來長大了(暫不考慮她的想法),或許我們會轉變想法,拚死不放棄,不過,那也與英雄主義無關,只是血肉相連、長相廝守的愛讓我們實在不忍,撒不了手了而已。」她還指出:「對待類似妞妞那種境遇的生命爭取還是放棄?爭取就值得讚美,放棄就該被譴責(儘管事實是我們也爭取了)?對這種問題一直就有不同的看法。」

接著,雨兒打電話給正來,托他轉告子尤母子,她極其尊重他們對生命的信念,但她自己仍持當年的看法,因此,請他們把雨兒的話歸還給雨兒,不要籠統地扣在「哲學家父親」頭上。正來給子尤的母親寫信,轉達了這一請求,並表示:「希望你們能夠理解和尊重她對生命的看法」,「真的要感謝雨兒,感謝她能夠這樣真誠地為自己的對生命的看法和做法擔當。相信你們也會受感動的,因為這是一種對生命的勇氣。」信的結尾是:「想子尤好,想子尤有更多的從容和平靜,在熱愛和執著生命的同時,也能夠博大地寬容其他對生命的看法和經驗。」

我贊同正來和雨兒的見解。在各種複雜的情境中,生命的尊嚴既可表現為與死神搏鬥,也可表現為與死神和解。

我知道我無法阻止《南方週末》發表子尤的文章,但我應該表明自己的立場。在給該報的回信中,我清楚地表達了上文所述看法,並指出:「子尤和她的母親是在苦難中,妞妞、我和雨兒當時也是在苦難中,可是你們不在苦難中,你們無權用一個家庭的苦難來審判另一個家庭的苦難。」我請他們「不要做出殘忍的事」。對於他們希望我回應的要求,我斷然拒絕。我的理由是:第一,子尤的母親一直在發佈子尤病危的消息,我不能與一個正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孩子辯論;第二,媒體需要製造事件和話題,我不想予以配合。

文章於7月7日發表,作了少許修改,包括把「哲學家父親」皆改為「父親」,尾注中說明:「為了簡略,本文以寫札記的『父親』代指妞妞的家長,即父親和母親。」

在那以後,有兩個情況值得記錄。

其一,子尤周圍的那些大人立刻把文章貼到網站上,在那裡掀起了一小股謾罵的浪潮,歡呼子尤「活剝了周國平的皮」,詛咒「這個王八蛋根本不配做父親」,是「虛偽的讓人噁心的父親」,「讓周國平這樣的人做父親是對這個偉大詞語的侮辱」,不一而足。

其二,不多天後,子尤的書《誰的青春有我狂》出版,母子倆到上海書市亮相,舉行首發儀式和簽名售書,子尤周圍的那些大人紛紛走上前台,撰文慶賀,十分熱鬧。子尤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之中,「陽光少年」、「金子般的少年」、「青春得沒邊的少年」之類的讚美聲不絕於耳,與周國平之遭詬罵適成對照。

原來是一場預先策劃好的戲。我曾經困惑,為什麼我會被無端地踩一腳,現在我懂了。這一腳值,能讓一個天才少年躍上舞台,我認了。替他吶喊的媒體說得明白:《妞妞》「成為子尤生活裡的一次事件」,「讓他第一次引起公眾關注」。這就是了,需要「一次事件」來「引起公眾關注」。當然,子尤只是寫了文章,「事件」是大人們的傑作。使我感到意外的是,這些大人中有二三位當年曾親見妞妞和我們的苦難,對《妞妞》一書說過許多好話,現在他們的觀點何以發生了如此大的轉折?不對,也許他們現在根本沒有觀點也不在乎觀點,只是在為一個他們看好的產品盡自己作為策劃人和出版人的責任而已。應該承認,他們十分敬業。

據報道,子尤新書的扉頁上印著他自己的一句話:「二十世紀出生的天才作家裡,女的只有一個,張愛玲;男的就是我,子尤。」子尤周圍的大人們對這句話津津樂道,闡釋出了誠實、內向、寬容等美德。我同情被這些大人包圍的子尤。子尤不是「另一個故事版本中的妞妞」,如果妞妞長大,也不會是另一個故事版本中的子尤,因為在她的周圍有不同的大人。

子尤的故事本來可以很純粹,可惜遭到了媒體時代的歪曲。對於子尤的偏激,我有許多理由給以諒解,其中兩個理由是青春的狂妄和病患的恐懼。我相信,以他的資質,隨著疾病的解除,閱歷的增長,他自能拓寬思考問題的角度。我願等待。現在我記下了這個「事件」的經過,但不是為了與任何人爭論。我只是覺得,上帝讓我遭遇此事,一定也是要給我補課,我當珍惜。十二歲的嘟兒讀了子尤的文章,隨後又讀了《妞妞》,撰寫《生死與寬容》一文,設身處地體察妞妞和子尤兩個故事中每個主人公的處境和心情,最後得出了應該互相寬容的結論。我欣賞她的思路,願以她的文章的結語來結束本文:「我相信上帝是希望我們從這件事中學會如何想問題,如何做事情,如何寬容別人。」

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