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國，人們在性、愛情和婚姻方面已經享有很大的自由，這種自由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那時候，雖然愛情和婚姻的自由也寫進了法律，但是，在行政和輿論的強大干預下，這種自由在實踐中至少打了極大的折扣，在許多場合實際上被剝奪了。凡是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應該對兩個現象記憶猶新。一是非婚（不論婚前還是婚外）性關係成為行政處罰的對象，並且遭到輿論的普遍歧視和譴責。多少人因為所謂「生活作風問題」——這個詞對於今日的青年是多麼陌生——而抬不起頭，甚至印上了歷史污點，影響一生的前途。二是離婚極其困難，不但當事人要經歷兩敗俱傷的持久的消耗戰，而且幾乎必定會受到來自行政方面、常常還是司法方面的阻撓，並且同樣遭到輿論的普遍歧視和譴責。
現在，這兩個現象已經基本上成為過去，無論非婚性關係，還是離婚，在相當程度上已被視為個人的私事，人們普遍對之持寬容態度。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事實上，非婚性關係的自由是愛情自由的必要條件和重要內容。對於青年男女來說，婚前的禁慾不但是不人道的，而且往往會造成擇偶上的盲目性，因為在這一禁令下，他們一方面可能由於慾望的逼迫而飢不擇食，匆忙結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缺乏性經驗、因而對於性生活是否和諧毫無把握的情形下互訂終身。婚外性關係的情況比較複雜，可以肯定的是，原則上這也應是有關當事人的私事，而不應是司法或行政的對象。用法律或行政手段禁止婚外性關係，其合乎邏輯的結果是禁止婚外的愛情，而這又意味著剝奪已婚者的愛情自由。同樣，離婚的自由是婚姻自由的必要條件和重要內容，這個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我們的婚姻法把判離婚的根據由過錯改為感情破裂，無疑是在保護離婚自由方面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修改後的現行婚姻法增加了離婚時感情受傷害一方有權要求獲得經濟賠償的條款，這一條款十分耐人尋味。我從中讀出的潛台詞是：從前備受輿論譴責的婚外情不再是一種道德罪惡，而轉換成了某種可以在經濟上加以計算的權益侵損，這就更加徹底地把婚愛糾葛還原成了當事人之間能以一定方式扯平的私事。
性愛生活是私生活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因而上述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公民生活中一個不受侵犯亦即受到法律保護的私人領域正在逐漸形成。對於這一事實的意義，我們無論怎樣估價都不會過分。若問這一重大變化緣何而來，我認為答案只有一個，就是緣自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推進。西方歷史表明，那種保護個人自由的社會秩序正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得以建立和健全的。在中國，有識之士早就為性愛的自由大聲疾呼，但阻力重重，收效甚微。市場經濟一推廣，很快以不可阻擋之勢解決了人們在理論上爭論不休的問題，把一切守舊的聲音置於絕對劣勢。關鍵在於，市場經濟不但有力地改變了人們的道德觀念，而且有效地削弱了行政機構干預人們生活的強制力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行政機構對他的評價，這種情形迫使他在私生活領域中也不得不按照行政機構所承認的標準行事。相反，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每一個人至少在理論上都擁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亦即憑自己的本事找飯吃的自由，而這就意味著任何地方或單位的行政機構都不再能決定他的命運。一個人一旦擁有經濟上的自由，他在私生活領域裡便也有了相當的自由，這時候，能夠約束他的就只有法律了。也就是說，只要他不觸犯法律，就沒有人能懲處他。當然，他不能不顧忌社會輿論，可是，我們發現，一旦行政權力不再能干預人們的私生活，社會輿論很快就會發生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正是那些首先脫離體制而到市場上去謀生和求發展的人，由於擺脫了行政權力的控制，因此在私生活方面也是率先開放。毋庸諱言，其中有種種不良現象，但我認為，從總體上說，這些在體制外的人（例如商人、私營企業家、公司白領、自由藝術家）的生活方式對於改變社會輿論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一種更加合乎人性的新生活方式一旦得到社會的容忍和默認，它必然會迅速傳播，以至於當體制內的人起而效仿時，相關的行政權力對之也無可奈何了。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局面。
想一想在不太久以前，人們談論起西方的性自由還會感到驚慌或者艷羨，而在今天，中國的性自由水平已經不亞於許多西方國家，變化真是太大了。性自由完全不必是亂交，它在根本上是指，把兩性關係看做個人的私事，在不觸犯法律的前提下，允許個人在這個領域內自由地選擇他自己所喜歡的方式，包括傳統型婚姻、開放型婚姻、非婚同居、不禁慾的獨身等。在我看來，市場經濟在兩性關係領域所促成的最重大進步就在於此。
當然，市場經濟在這一領域還造成了其他一些重要變化，例如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在擇偶時的價值觀念和衡量標準。其中，金錢的作用上升到了一個顯著的地位。不必說那些刻意傍大款的人，即使一般的男女，現在在決定嫁娶時也很少有不考慮對方的財產狀況的。金錢似乎成了最性感的東西，富人和所謂成功人士在異性世界裡往往能得到更多的機會。我覺得，對於這種現象，我們無須大表義憤。事實上，無論在何種體制下，人們在擇偶時一般都會考慮自己的實際利益，這是完全正常的。比如說，在過去的時代，階級出身是人們在擇偶時不可忽視的因素，而高官子女和在權力階梯上居高的人士在婚姻上也必然處於有利的地位。所以，區別只在於，金錢取代權力成了利益權衡的重點。同時我又相信，不論過去和現在，總是有人更加看重感情，而不把權力或財產當做擇偶的主要依據的。
我絲毫不想低估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所出現的種種負面現象，不過，我認為應該對之作具體分析。在轉型時期，滯留的舊體制的某些弊病或落後的文化傳統與尚不健全的市場經濟相結合，往往會有惡性的表現，許多負面現象可以由此得到解釋。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市場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並不存在諸如大量官員受賄和養情婦、地下或半地下色情業昌盛、拐賣婦女的犯罪活動猖獗等現象。因此，不能把這些現象一股腦兒都算在市場經濟的賬上。即使市場經濟是原因之一，對它的功過也應該算總賬。我們有理由期望，市場經濟的健全發展將會導致一種確保個人自由的法治的建立，而這意味著一方面個人享有充分的性愛自由，另一方面各種性腐敗和性犯罪現象將受到有力的遏制。
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