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5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了湖北大學原副校長李金和涉嫌受賄一案。在此之前，湖北省紀委通報了近三年來包括李金和在內十名高校貪官的典型案例。高校領導幹部經濟犯罪的問題由此浮出水面，引起廣泛關注。
目前被揭露的主要是主管基建和後勤的官員，這方面的經費收支是硬性的，有賬可查，問題比較容易暴露。我們不能不想到，高校還有大量軟性的經費收支，其中是否也存在著腐敗現象。比如說，高校經費中有一大塊是科研經費，其分配時暗箱操作嚴重，「小項目大審，大項目小審，超大項目不審」，助長了權力尋租、「跑部錢進」、行賄受賄等行為，早已引起教育和科研界正直人士的不滿。在分配到課題組或個人之後，經費的使用也缺乏有效的管理，相當一部分實際上變成了個人的灰色收入。按照慣例，一個項目拿到手，個人可以從相關經費中「合法地」提成，其餘部分也可以用於與科研無關的個人消費單據報賬。有時候，往往是在年終，為了結清舊項目和拿到新項目，還會出現突擊花錢的情景。至於項目的結項，基本上是走過場，並不需要拿出真正經得起檢驗的成果。丘成桐院士曾經沉痛地指出：中國這十年來在教育和科研上投了不少錢，投進去以後，卻不問成果如何。他舉例說：有些人同時在幾所大學任職，從不同途徑獲得大量科研經費，但沒有做多少科研工作；北大聘的某著名教授在國內得到的年薪已達一百萬以上，卻沒有履行工作合同，大部分時間根本不在國內。
上述情況表明，加強對高校經費收支的管理和監督，已是刻不容緩之事。去年，國家審計署把教育經費納入審計範圍，實為有的放矢之舉。在審計中，不但要清查貪污腐敗等犯罪行為，更要清查經費支出的效益，即是否真正用於教育和科研並取得成績。《審計法》規定，審計監督的內容為「財政收支和財務收支的真實、合法和效益」。李金華審計長最近強調對效益進行審計的重要性，指出：由於決策失誤、管理不善，造成效益低下、損失浪費等，這類問題帶來的危害有時不亞於貪污腐敗。教育領域並不例外，何處對效益漠不關心，何處就為貪污腐敗提供了可乘之機。
當然，審計只能起檢查和監督的作用，根本解決問題還要靠體制的改革和完善。現行官本位體制的一大弊病是鼓勵在位者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而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是最不問效益的，也是最喜歡做出慷國家之慨的「大手筆」的。近些年來，形象工程在教育界蔓延的趨勢不容低估，絕不亞於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各地高校通過大合併打造所謂「航空母艦」，爭相把院系提級升格，以好幾倍的規模急劇擴大招生，紛紛標榜創辦世界一流大學，所追求的恰恰是形象而不是效益。衡量教育的效益，第一標準是教育質量，亦即所培養出的合格人才和優秀人才的數量。大量資金投進去，如果產出的只是大校舍、大招牌、大編製，教育質量卻降低了，從教育上看就是低效益、大浪費。同樣，在科研的管理上，把大量財力投在並無相應社會效益或學術價值的大項目上，用完成項目和發表論著的數量證明領導學術的政績，其實也是一種形象工程，至於所產出的是真正的成果還是學術垃圾，就非他們所關心的了。
去年十一月，北京大學主辦第二屆北京論壇，邀請老布什出場。據報道，舉辦該論壇共花費一百萬美元，其中十分之一花在老布什的出場費上。老布什做了二十分鐘演講，最重要的一句話是：「如果中國能夠和平崛起，我就對這個世界充滿信心。」（《南方週末》2005年11月24日）十萬美元，多麼昂貴的一句話！當時讀到這個報道，我立刻想到的是那些貧困大學生，如果這筆錢用來救助他們，可以使幾十人順利完成學業啊。這些年來，在學界和政界，舉辦論壇成風，以請到國外名流為榮，一次論壇動輒耗資百萬、千萬，有的甚至上億，其中多數效益究竟如何大可質疑，很可能只是一種新形式的形象工程罷了。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雖然近些年政府財政預算對教育的投入有大幅度增加，但即使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也仍是偏低的。與此同時，在市場化的名義下，近些年高校收費普遍上漲。高校經費由兩塊組成，一是國家財政的投入，二是向學生收費。2003年的統計數字是，前者約700億元，後者約400億元。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無論是納稅人的錢，還是學生家長繳的錢，都來之不易，本應扎扎實實用於教育，容不得揮霍。由於學費上漲，加上社會貧富差距擴大，高校貧困生的大量存在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城市貧民和普通農民家庭的子女即使考上大學也無望籌到高額學費，學生家長為此自殺的悲劇時有發生，許多貧困生不得不在入學前放棄或在入學後中斷學業，頑強堅持者也往往被債務所困，為維持生存而苦苦掙扎。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更應要求高校經費收支做到透明、合理、有效，真正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說到底，學生是學校的主體，是辦學的理由和目的之所在。因此，在經費的收支上，一方面盡量減輕學生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盡量向學生提供優質的教學和服務，原是當然的道理。我們至少可以相信，如果遏制了經費使用中的腐敗、浪費和灰色薪酬，把這些錢用在學生身上，高校貧困生的人數會減少，日子會好過一些。
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