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論瘋癲
在歷史上，詩人發瘋的比比皆是，哲學家發瘋的卻十分稀少。哲學家的行為往往離奇古怪，容易被俗人看做神經病，但他們並不是真瘋。尼采似乎是一個特例，他44歲時真瘋了，一瘋便不治，無用的生命拖了十餘年，直到死。其實，在很年輕的時候，他就對德國的瘋詩人心領神會，比如克萊斯特、荷爾德林，都是他的摯愛。他誠然是一個大哲學家，但骨子裡也是一個瘋詩人，而且，他身上的大哲學家救不了他身上的瘋詩人，正說明他身上的詩人瘋得很厲害。聽一聽這樣一位哲學家對瘋癲的看法會是有意思的，他一身兼醫生和病人，對瘋癲既有理性的分析又有切身的體驗，說出的話應該比那些單純的哲學家醫生中肯得多。
一 藝術與神經官能症
說起尼采對瘋癲的看法，不能不首先想到酒神狄俄尼索斯。對於希臘神話中這個最不登大雅之堂的神靈，尼采情有獨鍾。酒神崇拜原是古代世界流傳甚廣的民間信仰，在此類節慶中，人們群情亢奮，狂歡縱慾，顛倒在塵土中，其場景很像是一種集體瘋癲。尼采自己說，他是憑借他「最內在的經驗」理解了「奇異的酒神現象」的。（《看哪這人》：《悲劇的誕生》2）他由這種現象推斷，酒神衝動深深地植根於人的本性之中，其實質是渴求擺脫個體化的束縛，獲得一種眾生一體、回歸自然之母懷抱的神秘體驗。他對酒神現象評價極高，不但不認為是一種病態，反而嘲笑那些視之為病態、以「健康」自滿的人是「缺乏體驗或感官遲鈍」的「可憐蟲」，他們的所謂「健康」相形之下顯得毫無生氣。（《悲劇的誕生》1）
在分析希臘藝術繁榮的原因時，尼采一反啟蒙運動的傳統，不是強調希臘人天性的和諧和寧靜，而是把酒神衝動提到首位，認為正是由於在希臘人身上這種衝動格外強烈，又能用相反的日神衝動加以制約，才誕生了輝煌的悲劇藝術。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劇的誕生》就是圍繞著這個論點展開的。
後來，尼采明確地把酒神衝動與瘋癲和神經官能症聯繫了起來，但指出這是一種「健康的神經官能症」：「什麼是酒神衝動？……從生理學上看，那種產生出悲劇藝術和喜劇藝術的瘋癲，酒神的瘋癲，又意味著什麼呢？怎麼，瘋癲也許未必是蛻化、衰退、末日文化的象徵？也許有一種——向精神病醫生提的一個問題——健康的神經官能症？民族青年期和青春的神經官能症？……用柏拉圖的話說，正是瘋癲給希臘帶來了最大的福祉？」（《自我批判的嘗試》4）不但在民族的青年期，而且在個人的青年期，我們都可發現這種健康的瘋癲。比如在戀愛中，或在舞會和其他社交場合，當兩性親密接觸時，男人和女人豈不都陶醉而至於有些瘋癲？酒神衝動一旦發作，人便會進入一種如癡如醉的審美狀態，在一定程度上都成了善於創造美和欣賞美的藝術家。尼采為此感歎道：「有時候有點兒瘋癲是多麼聰明？」（《權力意志》807）
人們習慣於把神經官能症視為病態，尼采指出，健康與病態的區分只是相對的，每一個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病的。關鍵在於內在的生命力，同樣的症狀，在生命力乏弱的人身上是病態，在生命力強盛的人身上卻是健康。就說神經官能症吧，「正如生命的枯竭一樣，生氣和精力的充溢也能夠帶來局部的壓抑、感官的幻覺、對暗示的敏感等表徵」，區別在於發病的原因和最後的效果。「藝術家屬於一個更強壯的種族。對我們來說會造成危害的東西，在我們身上會成為病態的東西，在他身上卻是自然。」因此，在藝術家身上，這些症狀恰好是「充實而旺盛的生命的標誌」。在此意義上，尼采說：「就像如今『天才』可以被看作神經官能症的一種形式一樣，藝術的暗示力量也許可以被同樣看待」。然而，在那些病弱的天性身上，這些症狀卻由於神經的離心傾向而導致極度鬆弛，成為真正的病態，典型地表現在歇斯底里女人身上，以及在尼采看來「事實上僅僅與歇斯底里女人是一路貨色」的「戲子們」即現代藝術家身上。（《權力意志》812）
因此，如果說藝術家是神經官能症患者，則必須區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由於生命力過剩而造成的健康的神經官能症，希臘悲劇家是其典範；一種是由於生命力衰竭而造成的病態的神經官能症，尼采認為這正是現代藝術尤其是浪漫主義的癥結之所在。「現代藝術家在生理上與歇斯底里血緣最近」，其特徵是「整個系統荒謬地易於激動」，如同歇斯底里女人一樣，這種激動多半帶有表演的性質，往往「把『戲劇性因素』塞進最微不足道的生活細節裡面」，使他們不再是真實的人而只成了「角色的會合」。（《權力意志》813）尼采把瓦格納當做患這種現代病的典型個案：「瓦格納的藝術是病態的。他帶到舞台上的問題（純屬歇斯底里患者的問題），他的痙攣的激情，他的過度亢奮的敏感，他那要求愈來愈刺激的佐料的趣味，被他美化為原則的他的反覆無常，以及他對男女主人公的選擇（他們被看作生理類型——一條病人肖像的畫廊！）：這一切描繪出一種病象，這是毫無疑問的。瓦格納是一個神經官能症患者……我們的醫生和生理學家可以在瓦格納身上找到最有趣的、至少是十分完整的病例。既然沒有什麼比這種綜合征、這種神經機制的遲暮和亢奮更為現代的了，那麼，瓦格納正是卓越的現代藝術家，現代的卡裡奧斯特。」（《瓦格納事件》：《1888年都靈通信》5）在尼采看來，現代藝術家的問題就出在缺少真正的生命衝動，遠離生命之根本，所以要通過藝術來尋求麻醉和瘋癲。從效果看，現代藝術也是「把可憐的精疲力竭的病人從人類痛苦的大道引誘到一旁去」，「向他們提供小小的麻醉和瘋癲」。（《快樂的科學》89）由此可見，尼采並非一視同仁地肯定瘋癲。有富於創造力的偉大的瘋癲，也有作為廉價安慰劑的渺小的瘋癲，二者不可同日而語。
二 瘋癲在道德史上的意義
這個小標題借自尼采本人，是《朝霞》第14節的原標題。在這一節中，尼采比較集中地論述了瘋癲對於文明的意義。在人類歷史上，一切群體賴以生活的習俗道德始終居於支配地位，在如此可怕的壓力下，新的異端思想何以仍能不斷衝破壓力，爆發出來呢？尼采指出，靠的就是瘋癲：「幾乎到處都必是瘋癲在為新思想開路，衝破莊嚴的習俗和迷信的禁令。」古人遠比我們懂得：「凡有瘋癲之處也就有天才和智慧的種子，——某種『神性之物』」。「一切出類拔萃者不可遏止地要打破任何一種倫理的束縛，創立新的法則，如果他們原先並非真的瘋了，則他們除了把自己弄瘋或者假裝發瘋之外，別無出路」。
一切領域的改革者之所以必須靠瘋癲開路，一方面是因為捨此不能震懾佔據絕對優勢的習俗力量。瘋癲是這樣一種東西：它聲色俱厲，變化無常，使人不得不畏懼；它帶著完全不能自主的標記，會被人看成神的面具和傳聲筒。這些特徵賦予了它以震懾作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革者必須借瘋癲獲得自信。瘋癲又是這樣一種東西：它「使新思想的承載者自己也敬畏和害怕自己，因而不再有良心不安，驅策他去做新思想的先知和殉難者」。因此，如果一個改革者原本不是瘋子，又不敢裝瘋，最令他苦惱的問題便是如何使自己真瘋。尼采彷彿聽見一切時代最有創造力的人都在孤獨和絕望中發出這樣的悲歎：「啊，快賜我以瘋癲吧，你們這些天神！那使我終於相信自己的瘋癲！賜我以譫妄和抽搐，突然的亮光和突然的黑暗，嚇我以世人未嘗經歷過的嚴寒和酷熱，喧囂和憧憧鬼影，讓我咆哮和哭嚎，如獸一樣爬行：只要我能在自己身上找到自信！懷疑在吞噬我，我殺死了法則，法則令我懼怕就像屍體令活人懼怕一樣：如果我不多於法則，我就是天下最墮落的人了。附在我身上的新精神，如果它不是來自你們，又會來自何方？證明給我看，我是屬於你們的；唯有瘋癲能給我這證明。」（《朝霞》14）使命之偉大令凡胎肉軀不能承受，唯有瘋癲才能使其承受者相信，自己有神靈附體，是神靈驅使他來實現這個使命的。讀者不難感到，這些話完全出自尼采之肺腑，一定常常在他心中呼叫。最後，也許正是孤獨和懷疑把他逼瘋了，而瘋癲則使他終於戰勝懷疑，獲得了空前的自信，竟至於自命為「酒神」、「上帝」、「釘在十字架上的人」。
在其他著作中，尼采還談到過瘋癲對於文明的意義。例如，在談及歐洲統一的「大政治」理想時，他說過一句話：「也許一切偉大在開始時都是瘋癲的！」（《善惡的彼岸》241）在闡述「超人」哲學時，他指出：「人是一種應當被克服的東西」，而為了克服人，就必須有「那用舌頭舔食你們的閃電」和「那給你們注射的瘋癲劑」。它們在哪裡？「看啊，我教你們以超人：他就是這閃電，他就是這瘋癲！」與超人相反的是「末人」，「末人」的價值觀是：「人人皆平等，誰有不同的感覺，就自願進瘋人院。」（《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前言3、5）在這些地方，瘋癲概念看來不含明顯的病理學意義，毋寧說更是一個譬喻，指的是違背常識、習俗、傳統的新思想、新行為、新事物本身。無論如何，一切驚世駭俗的言行即使不是出自瘋癲之人，也仍會被世人視為瘋癲。
如同在藝術領域裡一樣，在道德領域裡，尼采也區分兩種不同的瘋癲。比如說，他始終把基督教看做一種負面的瘋癲，其性質正相當於藝術中的浪漫主義。他稱基督教信仰為「整整千年的瘋人院世界」，在其中「陰鬱而亢奮的想像佔據著支配地位」，他批評道：「基督教必須有疾病，大致相當於希臘精神必須有過剩的健康，——使人生病是教會整個救治程序體系的真正的隱秘意圖。而教會本身——它豈非把天主教瘋人院當作終極的理想？——歸根到底把地球當作瘋人院？……凡宗教危機支配一個民族的時代，精神病的流行始終是其特徵……基督教當作一切價值中的最高價值強加給人類的『最高』境界乃是癲癇病症狀……無人能夠隨心所欲地成為基督徒：一個人不能『皈依』基督教，——他必須病得足以為此……」（《反基督徒》38、21、51）尼采的出發點是生命，他認為基督教作為一種道德，其總體傾向是否定生命，因而對之持激烈的批判態度。在他看來，現在如果有為新思想開路的正面的瘋癲，所要衝破的恰好是基督教的習俗道德。
三 天才與瘋癲
尼采曾經提出「天才=神經病」（轉引自：MartinHeidegger.Nietzsche.VerlagNeske.1961.Bandl.S.112）的公式。不過，在具體論述天才與瘋癲的關係時，他並不一概而論。事實上，天才和瘋子的確也不能劃等號，只有一部分天才有瘋癲的症狀或者終於發瘋了。
生活在一個平庸的社會裡，非凡之人所面臨的一般危險是孤獨，他們被深深地逼入自我之中，其中有的人就這樣被逼瘋了。尼采指出：「我們的荷爾德林、克萊斯特等人無不是毀於他們的這種非凡，忍受不了所謂德國教育的氣候；唯有像貝多芬、歌德、叔本華和瓦格納這樣岩石般的天性才能站住腳。」可見在脆弱的天才之外，還是有天性極其堅強的天才的，他們能夠抵禦不利的環境而使自己不至於毀滅。（《作為教育家的叔本華》3）其中，歌德堪稱天才戰勝環境的成功典範。尼采最敬佩的德國人就是歌德，他用讚美的口吻列舉歌德的特點：「他執著人生，入世甚深……他要的是整體……他訓練自己完整地發展，他自我創造……」還說：「歌德塑造了一種強健、具有高度文化修養、體態靈巧、有自制力、崇敬自己的人，這種人敢於把大自然的全部領域和財富施予自己，他強健得足以承受這樣的自由；一種不是出於軟弱、而是出於堅強而忍受的人，因為在平凡天性要毀滅的場合，他仍懂得去獲取他的利益；一種無所禁忌的人，除了軟弱，不管它被叫做罪惡還是德行……」（《偶像的黃昏》：《一個不合時宜者的漫遊》49）很顯然，尼采雖然同情而且十分理解荷爾德林、克萊斯特這樣脆弱的天才，自己實際上也屬於此種類型，但心中真正羨慕的卻是歌德這樣強健、均衡、全面的天才。在他眼裡，平庸的「健康」遠遠低於瘋癲，歌德式的偉大的健康則遠遠高於瘋癲，可惜這個榜樣是他能夠欣賞卻無能效仿的。
作為一個脆弱的、容易毀滅的天才，尼采對於同類型天才的弱點瞭如指掌。他說：「這些大詩人，例如拜倫、繆塞、愛倫·坡、萊奧帕爾迪、克萊斯特、果戈理，——正如他們所是的，也許不得不是這樣的人：活在瞬間，興奮，感性，童心，動輒懷疑或信任……經常與長久的厭惡、與不斷顯現的無信仰之幽靈搏鬥，這幽靈令人毛骨悚然，迫使他們嚮往光榮……」實在因為同病相憐，尼采才如此入木三分地「猜透」了這些大藝術家的病症，因此感到這些先例如同「刑罰」一樣加在了他身上。（《善惡的彼岸》269）在另一處，他也提到拜倫和繆塞，如此描繪這個類型的特徵：「智力痙攣」，「對自己焦躁而陰鬱」，「他們做任何事都像脫韁之馬，從自己的創作中僅獲得一陣短暫的、幾乎使血管崩裂的快樂和熱情，接著便是嚴冬一般的悲涼和憂傷，這種人該如何忍受自己呵！」如此看來，一個天才是脆弱還是強健，不只是性格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神經類型。那種脆弱的天才，其顯著特點是神經極其不平衡，容易極度興奮也容易極度抑鬱。當週期性的抑鬱來臨時，無信仰的幽靈就顯現了，於是會嚴重地懷疑自己，厭倦人生，結局是發瘋，如荷爾德林、克萊斯特，或者渴望通過行動來逃避自我，如拜倫。尼采認為：「行動欲骨子裡也許就是自我逃避……行動欲的最高典範可以證實這個命題。不妨以一個精神病醫生的知識和經驗公正地考慮一下，歷代最渴望行動的四個人——即亞歷山大、愷撒、穆罕默德和拿破侖——都是癲癇病患者；拜倫同樣也備嘗此種痛苦。」（《朝霞》549）所以，不但藝術的天才，而且行動的天才，都有可能是神經病，瘋癲在赫赫戰功中也可能發生了隱秘的重要作用。
關於天才與瘋癲的關係，還有一個情況：有的天才是真瘋，有的天才的瘋卻是半真半假的，或多或少帶有裝的成分。前面曾談到，改革者必須靠瘋癲開路，其中就包括裝瘋。不過，尼采對這種裝瘋好像並不讚賞。在提及擅長此道的薩伏那洛拉、路德、盧梭、羅伯斯庇爾、聖西門時，他把他們稱做「與強健自由的心靈相反的類型」，並以明顯諷刺的口吻寫道：「然而，這些病態心靈、這些概念癲癇患者的偉大姿態對大眾很有效果，——狂信者是富有詩情畫意的，人類愛看表情勝於愛聽理由……」（《反基督徒》54）尼采認為，通過半真半假的瘋癲造成的天才迷信有利也有弊。其好處是，使人們相信天才身上有超自然的力量，這是令人振奮的，天才借此發生了巨大影響。然而，壞處是：「在每個自信有神性的『天才』身上，它終究會隨著『天才』年老而發揮毒性。」拿破侖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種信念最後轉變為一種近乎瘋癲的宿命論，奪走了他的敏銳眼光，導致了他的毀滅」。因此，尼采的主張是，天才最好還是對自己力量的純粹人類來源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人性的，太人性的》第1卷164）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了使命不妨向大眾裝點兒瘋，但千萬不要把自己也弄糊塗了。
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