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鄧正來的近作《中國法學向何處去》，為其橫空出世的氣勢所震撼。作為對當代中國法學乃至中國學術的全面反思，本書最發人深省之處在於，作者立足於中國已經進入世界結構之中並承擔發言責任的全新形勢，對支配中國學術的「現代化範式」提出了根本質疑，開啟了中國學術建構自己的「理想圖景」進而建構「主體性中國」的重大任務。
近些年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隨著中國加入WTO等國際組織和一系列國際條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人們紛紛談論這個變化給中國政治和經濟帶來的機會和挑戰，然而，似乎少有人闡釋這個變化對於中國學術意味著什麼。在我閱讀所及的範圍內，作者是自覺地立足於這個變化思考中國學術新使命的第一人，至少是就此發出最明確最響亮的聲音的第一人。
在本書中，作者指出，這個變化的實質在於，中國從此是一個「世界結構中的中國」了。在此之前的中國，由於置身於「世界遊戲」之外，因而從未真正地進入到世界結構之中。現在，經由承諾遵守世界結構的規則，中國成了「世界遊戲」的一方，因此而進入了世界結構之中。這意味著中國已經獲得了「對這種世界結構的正當性或者那些所謂的普遍性價值進行發言的資格」，乃至「參與修改或參與制定世界結構規則的資格」。「對於中國來說，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變局。」
然而，中國所獲得的這種資格，眼下還只是一種形式資格，遠不等於實質性的權利。要對世界結構規則的修改和制定擁有實質性的發言權，僅憑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身份是無濟於事的，中國還必須由一個「主權的中國」進而成為一個「主體性的中國」。也就是說，不能停留在以一個主權國家的身份對世界事務說「是」或說「不」，僅僅擁有投贊成票、反對票、棄權票的資格，而應該是擁有中國自己的思想。在世界上發言的不能僅僅是基於民族國家利益的一種態度，還應該是基於成熟核心價值觀的一種思想。在本書中，這種核心價值觀被稱作「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作者認為，中國能否成為「主體性的中國」，擁有用思想「說話」從而真正參與世界結構規則的修改和制定的實質性權利，在根本上就取決於中國是否具有「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
正是在這一點上，今日的「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變局」與中國的思想界發生了最密切的關係，向我們提出了全新的使命，這就是「經由中國理想圖景的探尋而建構起『主體性的中國』」。作者指出：「這一探尋中國主體性的努力，可以說是中國當下思想的最為重要的使命之一，也是中國當下思想的全新的使命之一。」按照我的理解，這實際上就是要求中國產生真正世界性的大思想家，向世界提供既蘊涵中國自己成熟的發展觀和價值觀、又能對世界未來發生重大影響的獨特的思想貢獻。
正是站在這樣一個制高點上，作者以中國當代法學為具體個案，對中國當代學術進行了全面審視和反思。這個制高點的確高，在我眼裡高到幾乎讓人暈眩的地步。我問自己：就憑我們這一代人，行嗎？然而，作者的立論中有一種鐵的邏輯，迫使我不得不承認，不管能不能行，現在必須開始去做，否則將會是中國學術界全體的失責。
當作者立足於建構「主體性的中國」而認識到關鍵在於中國必須具有自己的「理想圖景」時，他發現，無論在中國法學中，還是在整個中國當代學術中，這個「理想圖景」是完全闕如的，相反只有「西方法律理想圖景」之類來自西方的「理想圖景」。按照他的分析，其原因則在於中國法學乃至整個中國當代學術始終是被形態各異、實質相同的「現代化範式」支配著。因此，在本書中，對於支配中國法學的這種「現代化範式」的揭示、清理和批判就佔據了主要的篇幅。
作者對於「現代化範式」的批判，集中在一點上，便是他認為其中貫穿著「一種把西方的地方性知識經由普遍主義的方式擴展成普遍問題（當然也是中國的問題）的共同的基本態度」。作為一位有雄厚西學功底的學者，作者當然不會否認西方經驗和理論中含有人類共享的價值。他真正反對的是，在西方「現代化範式」的支配下，人們不去思考一系列極其重要的問題，包括中國區別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現代化時所面臨的特殊情勢，人類共享價值在中國特定時空中的特定序列，以及西方理論未涉及的諸多中國現實問題。因為不思考這些問題，就不能形成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並且還會不自知地把西方的「理想圖景」誤當作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以之為判准來分析和判斷中國問題。
按照我的理解，作者如此看重的「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之涵義，大致上相當於或接近於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事實是，在今天的中國，「核心價值觀」一語十分時髦，被管理學家和企業家們紛紛談論，但要問今日作為整體的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卻無人能夠回答，或者只說一些陳詞濫調。由此可見，「理想圖景」問題的提出是極具針對性的。對於學界更是如此，人們往往把現代化問題歸結為發展問題，少有人深入其下思考和追究我們所選擇或準備選擇的社會秩序和根本生活狀態的正當性問題。我把這個概念的提出看作一個召喚，召喚我們立足於今日世界結構中的當下中國，參照西方經驗和中國傳統，認真思考中國人可能和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幸福而有尊嚴地生活這個重大問題。我相信，該書一出，中國學者不管有何不同看法，無人再能夠迴避作者提出的問題。
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