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社會的
靈魂——五經四書
人們在孔子身上，看到了理想中的完人，君子和道德高尚者。這一希望並不在遙不可及的天上，而是能夠在地上得以實現。這就誕生了理想的國家，這種國家由具備高尚的人格境界和榜樣力量的人來統治，他們能登上君主寶座的惟一原因是道德上的完美無缺。
由皇帝主持，富人和達官貴人們參予的祭孔儀式，對於平民百姓來說沒有什麼可關心的。儘管其中充滿了道德戒律，也沒有貶低普通勞動者的工作的成分，但是，籠罩在整個儀式上的、敬畏死者的氣氛，卻是冰冷的、令人生畏的，它缺乏以精神的溫暖感召激發人們的愛並引導他們去履行義務的魅力。對此，我們將在後面予以介紹。中國從印度引入了激情，增添了激勵和希望因素，因而使道德戒律得到了強化，這些都是古代中國所不瞭解的東西。但是，雖然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孔子都是一個貴族，但他卻充滿了對平民的同情心，並且把建立有利於人民的政府作為自己終生追求的目標。
在這裡，我將簡要地介紹一下由孔子編纂、撰寫或編著的那些名著，並對其中的主要思想有所介紹。這是一些最具權威的典籍，被中國人稱為「五經」的《易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據說除了《春秋》是孔子著作的外，其他雖然也是孔子整理編纂過的，但人們普遍地認為《禮記》中的大部分內容出自孔子的後人。
《禮記》確實是一本好書，好得出人意料。如果說曾有一本書被用來指導人們一生中的一切品行和舉止甚至細緻到面部表情，並且其中滲透著深深的宗教的和對祖先的情感的話，那麼這本書就應該是《禮記》了。有時，對那些不理解中國式的思維習慣的人們來說，可能會得到只為自己打算的不虔誠的印象，但這是不公正的。有些箴言對西方人而言是晦澀難懂的，而西方人的關於禮儀的著作對那些出生在那種文化環境中的人來說是無需專門教導的。但是，就像對許多古代和外國的風俗一樣，對中國的禮儀，最需要的就是理解。孔子說過，「對真正的紳士來說，禮儀的運用是為了恰如其分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感情。」
他這樣做，是為了所有人的利益。這是孔子哲學中的不可忽視的一部分。《禮記》中對禮儀做出了這樣的闡釋：
如果沒有恰如其分的行為準則，那麼恭敬虔誠就變成了毫無意義的舉動，仔細認真就會變成膽小怕事，英勇無畏就變成魯莽不恭，直陳己見就變成了粗野無禮。
還有誰曾寫出過比這更正確的文字嗎？讓我們記住這本書開頭的第一句話吧：「無論何時何地，都要有禮貌——講究禮儀。」這一古代典籍（我們且不提其中的一般性問題）就像我們在前面已介紹過的那樣，制定了「最準確最詳盡的禮儀」，它使中華民族向世界其他民族展現出自己的獨特風貌。
而且我還要說，無論是就其力量還是就其細緻到近乎繁瑣而言，西方人都難以理解中國人之間的禮貌、體面的真實的本質和意義。我們西方人活潑好動、性情浮躁、不講究形式、粗魯不講禮儀，而中國人則溫和沉靜、講究禮儀、注重細節、莊重高雅。然而，我們的習俗同樣也是程式化的。沒有這些程式化的習俗，我們的社會就會解體。如果我們以為中國走得太遠了，那麼究竟誰更接近著完美呢？很顯然，應該是中國人。
《禮記》反對擠眉弄眼、做鬼臉、出怪相。它認為，莊重虔敬之心要貫穿於儀式的整個過程，否則就毫無價值可言。我們也沒有必要認為每一個遵奉、實踐這些禮儀規則的人都能感受到它們，並能真正理解它們。毫無疑問，這樣的標準確實太高了。但這會使那些未達到這個高度的人知道並且承認自己的落後。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中華民族的道德水準都比我們的高得多，而且它的那種極力追求盡善盡美的態度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禮記》中的一些格言在西方人看來是幽默風趣的，而在某一些場合下，那種強制性的要求竟能被實施並持續那麼長的時間，尤其是要求那麼苛刻的守孝，竟能被人們的情感所接受，確實令西方人震驚。以下是《禮記》中對守孝人的行為的規定中的幾條：
父親去世時，兒子要表現出無法承受，茫然無措的樣子，遺體入殮時，他應該茫然四顧，好像在尋找某種不可能找到的東西的樣子；下葬之後他應該是一副惶惶無主、坐立不安，好像盼望著外出之人歸來的樣子。在第一年守孝期滿時，他應該依然憂傷滿面、非常失望；在第二年期滿時，他的樣子看起來應該還是面目呆滯、無依無靠。
三年的經驗是個有利條件，完全可以造就出一個很有技藝的藝術家了。但我們應該記住，要是不這麼守孝三年，在中國就會被人視為對死去父母的最大不孝。中國古代聖賢說過，瀕死的狐狸都會抬起頭來，向它出生的那個土堆張望。難道一個紳士還比不上畜牲對家庭（父母）的情感嗎？實際上，中國人在這方面做得往往比《禮記》所規定的還要嚴格——還要到家，並且摻雜著炫耀忠於傳統的情感的潛意識競賽。當一個人在為他的父母守孝方面創出新紀錄時，比如「三年中他一直以淚冼面，臉上從來沒有笑影，甚至連牙齒也不轉露過。」那麼大多數人會認為這人的確非常盡孝。
中國人大都贊同這種禮儀制度。西方人也許會對此大惑不解，一個講究禮儀的家庭的做法何以會像傳染病一樣使人們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去守護先人的陵墓呢？
《禮記》還有一種奇特的傳統，那就是活人絕對不能使用用來供奉死者的器皿。這些器皿都是經過特殊加工，活人根本無法使用。如泥土做的祭器當然不能用來洗東西，故意將琴的弦做得凸凹不平，笛子吹不出調子，鍾沒有支架。
「這些東西被想像成器皿，死者就是這樣被當做神靈對待的。」孔子說。
對待死者的關鍵的態度是，絕不能把他們當成死人對待，因為那樣會傷害死者的感情；但也絕不能將他們當做活人對待，如果那樣做則會顯得缺乏理智。這種照顧雙方面的、折衷的做法，正好與那種實際上根本不能使用的器皿相吻合。
結婚時的禮儀程式同樣古怪，同樣令人難以理解。孔子認為，有些習俗和儀式能夠引發並維持人們的恰當的感情。他對婚姻習俗講過這麼一段話：
嫁出女孩的家庭，應該連續三天三夜地長燃燈火，以此向鄉鄰們說明親生骨肉已分出去了；娶媳婦的家庭三天之內不能奏音樂，用以提醒人們新郎從此以後就取代新娘的父母行使職責；婚後三個月，新娘要到新郎的家廟裡去拜見祖先，並要說一句這樣的話：「我是新來的熄婦，紿列祖列宗磕頭來了。」
關於這些禮儀我不能再多講了。中國太守舊了，直到今天，《禮記》中的許多東西仍然左右著中國人。
關於《易經》我不敢亂說什麼，雖然孔子十分重視它並對它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它太深奧太神秘了，直到現在西方人仍沒有真正理解它，也許，《易經》對那些占星卜卦，為人預測吉凶或生死的人們而言，是個有用的法寶。中國的占卜預測的體系就是以《易經》為基礎的。在西方，儘管有許多學者曾挖空心思地想破解《易經》，但至今仍未入門徑。至於我自己，甚至不知道中國古代的神秘預測術是否真的是建立在《易經》的基礎上的——雖然我知道人們仍在應用它。據說，孔子也曾以附錄的形式對《易經》進行了增補。
《春秋》是「五經」中惟一基本上是由孔子親自編寫的一部書。
「五經」之後是「四書」。「四書」中的第一部就是本書經常引用的《論語》，是孔子的語錄集；第二部名為《大學》，傳說是孔子的名徒曾參的著作，第三部是子思所作的《中庸》；第四部是《孟子》，由孔子的偉大的繼承人孟軻撰寫。除了《孟子》，「四書」中的另外三部都體現了孔子個性、人格，可以認為都出自他所創辦的學校，都忠實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因此，根據這些書籍，人們完全可以完整地認識到孔子的哲學思想，因為它們實際上就是偉大的孔子思想的喉舌。
孔子的確從小曾對「神的本性」發表過明確的見解。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認為他對這方面的問題沒有作深入的思考，也不能認定他沒有發表什麼看法而只是靜靜地觀察是因為他的思想和語言不足以認識和表達這個問題。最有可能的是，他認為一般人不適宜討論或思考這方面的問題。研究過西方神學教條的人們，難道不會對孔子的觀點表示理解和同情嗎？萊吉博士認為，孔子對於神靈的存在，表現的更多的是深深的懷疑而不是相信。但沉默並不一定就意味著懷疑。對孔子這樣偉大的道德導師而言，對這種問題保持沉默可以有多種解釋。孔子曾經說過：「沒有得罪上天的人，就沒有什麼必要向上天祈禱。」這說明他並不是沒有神靈觀念，也不是對神沒有進行過思考。
孔子曾說過：「天啊，無人能理解我啊！」
子貢不明白老師的話，他問道：「您說無人能理解您是什麼意思？」
孔子說：
我並不是在抱怨上天，也不是在抱怨別人。我只是說，我的學說是粗陋的，但這種學說所代表的思想觀點卻是高尚的。這一點只有老天才能瞭解。
萊吉博士堅持說，孔子在《論語》中從不曾使用過人格神（即上帝）的概念，因此他認為孔子只是不信仰宗教，但並不反對宗教。我認為，孔子既不是不信仰宗教也不是反對宗教。由於對神懷有深深的虔誠，妨礙了孔子對「上帝」使用人格化的稱呼。也許他認為上帝太偉大了，因此不能亂用稱呼，或者他認為討論這些超自然的東西不是人的頭腦所能勝任的。
萊吉博士指責孔子不真誠——這令人難以接受，因為孔子的學說，他的一切關於道德、關於真正的紳士和君子的美德等理論都是建立在誠信這一基本美德的基礎之上的。萊吉博士的根據是，孔子曾經以生病臥床為借口而拒絕會見一位不速之客。首先，我們應該考慮到中國的禮儀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不速之客是被視為唐突和很不禮猊的。另一方面，孔子這樣做也顧及了來訪者的臉面，他可以認為自己沒有見到孔子，是因為孔子病了，而不是因為別的什麼使他丟臉的緣故。因此孔子的做法也可以理解為是出於為他人著想的善意。此外，在中國的「生病」正像西方人所謂的「不在家」一樣是個心照不宣的隨手可得的理由。除非是極端苛刻的清教主義者，人們對西方和東方的這種情況大概都不會提出什麼異議。
萊吉博士還舉了孟琛凡的例子。這位魯國的將軍在指揮一次戰鬥時，他的軍隊被打敗了，撤退時他一直走在隊伍的最後邊。過後人們都稱讚他勇敢，孟將軍卻說：「不是那麼回事，只是因為我的馬跑得不快。」孔子對這一回答極為贊尚。但萊吉博士卻認為這種回答沒有任何說服力。這使我大為不解，萊吉博士是不是想看到孟將軍拍著胸脯說：「這沒有什麼，我這麼勇敢，所以只能我走在隊伍的最後邊。」
孔子、孟琛凡以及一切中國人在這種情況下都絕對不會說出這種話來，除非他是一個瘋子。中國人認為，對讚揚和恭維付之一笑，才是紳士風度或大將風度，這與是否真誠毫無關係。這也就是西方人所說的「好的形式」，那時的中國人早就身體力行並且彼此之間形成了默契。萊吉博士並沒有放過孔子，他還有更嚴厲的指責——當然也是沒有根據的。事情是這樣的：孔子要去正處在動亂之中的衛國，一個叛將攔住了孔子，威脅他不許去那裡，並要孔子保證以後絕不再去衛國。孔子答應了那人的要求，因而被放走了。後來孔子繞道去了衛國。這時子貢問孔子，這樣做算不算言而無信，是不是不正當？孔子回答說：「我是在被逼迫的情況下那麼說的。神不會聽到我那時所說的話。」
萊吉博士認為這是撒謊。但即便是出於敏感的良心，也不應如此看問題。我以為，孔子的這種做法不應受到稱讚是一回事，但要說這就是背叛真理、背離誠實，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實際上這只是一個變通的問題，應該是由當事者根據實際情況、處境去決定的問題。要評價孔子，就應該考慮他的全部學說，考慮我們所瞭解的他的各個方面的品德行為才對。如果有人斷定孔子是個不誠實的人，那他就應該揭示出孔子思想和行為中的自相矛盾之處，因為孔子自己正是以「真」作為其全部學說的基礎，而把關於人的本性以及人自我約束的可能性的觀點放在相對次要的地位的。
在《中庸》中，孔子的嫡孫子思用自己的語言闡述了他的祖父的學說。關於《中庸》所討論的內容，一位著名的中國哲學家曾經這樣說：
《中庸》只討論了一個基本原則。在這一原則被充分展示出來之後，它就把一切的事物都納入於其中：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發生於並回歸、聚集於這一個原則之下。在這一原則展開時，就充滿了整個宇宙；在它重新聚集起來時，就融入廣袤的背景中，什麼也看不見了。
這個基本原則究竟是什麼呢？
人的本性源於天。
這是第一公理。接下來說的是人「人性本善」：人一生下來就被善吸引著趨向於善。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類似於印度吠陀主義者所謂的人具有神性的思想，儘管它遠不如印度吠陀主義者闡述得那麼高級、那麼細緻。孔子接下來說：
符合人的善良本性的品行就是正當的、可靠的。對善的追求也要採取正當的可靠的辦法。通過教育的努力才能使人們形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符合善的規範……
通向善的道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德高望重者應該留神那些他們所看不見、聽不到的事情。一定要謹慎小心。沒有什麼比所謂的秘密更彰著，沒有什麼比微不足道更顯而易見。因此，作為君子——那些天性善良者，要注意即使一人獨處時也要保持戒心，注意自我約束。
這就是說：要從精神方面——或者像孔子所說，從道德方面——考慮問題。他們認為在精神生活中沒有小事。在涉及到生活的真實問題時，「無限小」可能就是「無限大」，因而要「慎獨」。必須時刻留意自己的心靈深處，必須從心靈深處開始追求至善。
這部書討論的是「中庸之道」，因此我們就應該瞭解一下中國人所謂的「不偏不倚」，並由此實現人的本性和諧的理論。
如果喜怒哀樂都不存在了，我們就實現了中庸。當這些感情都被激發出來但又都保持得恰到好處時，我們就實現了和諧。中庸是世界的根本，和諧則是其存在的狀態。
在這裡，我們應該提及印度吠陀主義所謂的心靈的無慾狀態。1在無慾的狀態中，惟一的情感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因而其他的情感就沒有可能出現了。為了理解這種和諧狀態，我們可以作這樣一個比喻：一片大海，如同沉入了深深的夢境一樣寧靜，突然之間，風起浪浦，洶湧澎湃——這是平常人的精神和情感狀態。而理想的人——君子的情感狀態是和諧、中庸的，是完美至極、絕對寧靜的，各種情感之間絕對平衡，沒有一種佔絕對的支配地位，也沒有任何可以打破平衡和寧靜的破壞性力量。這樣：
保持著完美的中庸與和諧，完善美好的制度就會盛行於天地之間，萬物也將因此而繁榮昌盛。
真是妙極了、對極了。這種完善而美好的制度——促進人類幸福美滿的秩序，就像行星的運行、四季的交替一樣，是悄悄地在和諧之中進行的，是一切生命和美的源泉。就像老子的門徒莊子所說的那樣：
美就是天地，就是萬事萬物，但它並不說話。四季遵循著固定的規律，但卻悄無聲息。所有的事物都立足於「道」，但它並不作聲。
上面這幾段道出了《中庸》的核心內容，其餘部分則是這個核心的拓展和深化，這些簡短的格言表達了極為豐富的思想內容，其至可以說這些格言就是那些展開了的論述的主題。其主旨是，用你本性中崇高的善去淨化自己的心靈，這樣純潔的心靈會影響你周圍的一切事物。儘管每個人都需要盡自己的職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從事各種行為，採取各種手段和途徑，但最根本的動機卻在每個人心中。而且，盡職責的主體就是人本身，因此人的一切都是善良本性的複製品。孔子說過：「盡職盡責的途徑並不遙遠。」這句話說得好，對那些生而具備美德（天生合乎規矩禮儀）並且因其美德而實現了禮儀規矩的人來說，應該意識到人應該由自身的善良本性來支配，並將自己本性中的各個方面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循序漸進地一步步實現——不要多，也不要少。
應該互惠互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有道德的人，不會一味表現軟弱的一面，不會為討好別人而把自己知道不好的東西給別人；他會作出恰如其分的妥協。莊子曾經用一個十分有趣的故事來說明這個道理：
一個養猴人對他的猴子們說：每天早上給每個猴子三顆栗子，晚上給四顆。猴子們聽了都認為太少，又吵又鬧。養猴人忙說，那就早上給四顆而晚上給三顆。猴子當即樂得又蹦又跳，非常滿意。每天給的栗子數量未變，只是安排不同罷了，但猴子的反應卻截然不同。這就是人們與別人相處時應該注意遵循的一條原則。
這則寓言所揭示的原則，無論是對處理家庭關係、還是治理國家，都很有用處。它提出並說明了智者們與那些智力低下的人打交道時應該注意的一個問題。他並不需要在原則方面改變，只是應該靈活地運用這個原則。要使那些主張和建議能被人們接受，因為他比他們更有智慧，他有義務對他的主張和建議作出調整以使人們滿意。
具體地實施起來，對那些注重選擇最恰當的方式的人而言，必須履行四種基本義務，如果忽視了四種基本義務他就不可能找出最恰當的方式。首先是履行父親的義務：他應該像希望兒子對待自己那樣對待自己的父親。這是中國人的道德核心。有人認為，中國作為統一國家的時間之所以這麼長久，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孝道在發揮作用。中國人將孝道變成了他們特有的、具有強烈民族色彩的東西。在孔子看來，孝道並不排除由於不合格的父母所導致的子女不守孝道的情況。這也就是說，孝道與父母教育子女的義務和責任密切聯繫在一起。孔子曾經講過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在前面介紹過這件事。孔子放過了那個悖離孝道的人，就是因為那位做父親的未盡到教育子女的責任，因此，應該受到譴責和懲罰的首先應該是這位父親。
兒子可以對父母進行規勸、同他們爭辯，但這麼做的時候一定要輕聲細語，口氣一定要盡量柔和。如果父母不聽自己的建議，他要對他們表現出更多的尊敬，但不要放棄自己的努力。做兒子的如果對父母的任何事情都不加選擇地順從，連低聲抗議都不去做，那他就應該受到懲罰。
也就是說，謙恭並不是無條件的、無原則的，而是在給家庭或國家帶來更大的好處的條件下才應順從父母。為了更大更高的利益，要盡量避免爭執和吵鬧，更不能採取反抗、造反等過激的方法。
第二個是對待兄長的義務：對待兄長要採取像希望弟弟們對待自己的那種方式和態度。要弄明白這一道德戒律的來龍去脈，首先應該對中國從古代一直延續下來的家庭關係作一番瞭解。在中國的家庭和親族體系中，長兄的地位僅次於父親，他隨時都可能受命代父親行使權力，家庭中其他成員應該像順從父親一樣地服從他。
第三對待君主的義務：要像要求奴僕對待自己那樣對待君主。這就是說，一個人必須服從並忠於自己的國家政權，就像他自己就是政府的一部分，就像每一條法規都是他自己制定的一樣。
最後是對朋友的義務，你希望朋友如何對待你，你就應該如何對待朋友。
進入政界，就要遵循這些原則以及另外一些普遍的道德原則。一定要認真去實踐這些原則。而且要盡量少說多做，這一點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必須落實到每一步行動中。如果你說的太多並且常常言過其實，那麼你就應該注意約束自己、時常提醒自己「沉默是金」。這是「因為言辭與行為有關，同樣，行為也與言辭有關——誠信正直是人的天性。」孔子還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真誠，一種是與生俱來的，實踐起來毫不費力，另一種則需要經過綱紀的約束和實踐的鍛煉來培養。他斷言，有一些人（包括那些古代的聖賢）天生就是完美的，具有高尚的道德。在印度就有這樣一種信仰，即完美的道德是經過幾番生死輪迴和努力的結果。孔子進一步說，那些不具備這種美德的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那種完美的狀態，當然這需要經過奮鬥和痛苦。這種「性善」說與基督教哲學家聖托馬斯阿奎那所教導的「原罪」說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個孔夫子式的教師決不可能宣稱人生來不誠實並且極端醜惡。說真的，西方這種「性惡」說——人性本惡的「原罪」說，即使對於那些最崇拜它、相信它的人，也只能得到垂頭喪氣而不是歡欣鼓舞的感覺。
這種根本上的不同造成了西方人理解孔子的偉大的困難。就像在中國，人們在教堂的祈禱、彌撒中所看到的是一種處理人與上帝關係的野蠻橫暴的方式一樣。與此截然相反的是，接受佛教哲學的道路已經鋪平，沿著陡峭的山路，穿過令人毛骨悚然的不毛之地，佛教從印度來到了中國，溶進了中國人的生活，變成了中國人精神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東西方的這種區別源於孔子學說，源於孔子確立的兩大原則：利他主義與榜樣的力量——他將這兩大原則推向了極端。真正的紳士負有一種上天賦予的責任：不管是在生活中還是在偉大的事業方面都起著領導作用。這就要求他必須義不容辭地讓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從於他人的利益——不管他與這些人是什麼關係，而且，他還必須洞察生活的一切奧秘，從而使自己能主動為別人謀利益。
具備完善道德的人，要想站穩腳跟、有所成就，就應該想辦法使別人也有所成就，自己要想發展，就應該想辦法使別人發展，而且要能夠以我們自己為標準去判斷別人，這可以稱之為道德的藝術。
我們應該注意，這不是科學——這樣說也許顯得有些冷冰冰地讓人覺得難以接近，但是，這種創造性藝術的美好享受並不僅僅是人格上的完美，而且在美學上也是完美的。如果每個成員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並處於嚴格的紀律約束之下，那麼他們就不會去破壞或動搖那完美和諧的穩定狀態。
孔子之所以酷愛音樂，是由於他認為音樂的各個組成部分是不同利益的象徵，而音樂則能將不同的利益協調、糅合在一起，這種協調、糅合同樣能在有序的家庭單位及家庭的集合體——國家——中看到。柏拉圖的學生們絕不會忘記他們的老師在《理想國》中也強調過：奇妙的、匪夷所思的音樂藝術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人類的最大的靈感之源——使心靈產生共鳴、鼓舞人心的力量，也是人類一切生命中的本性最深處的呼聲。
孔子反覆強調美育尤其是音樂和詩歌教育的重要性——孔子幾乎把至純至美的藝術女神們統統並列在一起了。但雕刻藝術和繪畫好像被排除在外了，我們沒見過孔子以同樣的方式談論關於雕刻和繪畫的問題，也許，其中自有其理由。通過論證和實例，孔子將音樂歸入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之中。他認為美——無論是細微事物的美還是偉大事物的美——都是他生活中的楷模。「人並不是僅靠吃飯就可以活下去的」，這句格言也許就出於孔子。人們普遍地接受並遵循這一教導，人們知道中國證明了這個觀點，知道只有中國的偉大藝術才能夠引起人們的共鳴，而不必從別的國家尋求例證。
他也意識到這些美的王國中的成就應該也只應該以人的義務為基礎。義務是最根本的。他說：
年輕人在家裡應該恭敬順從，在外應該敬重長者。他應該認真而誠實。他應該慷慨大度、樂善好施、心懷博愛，培養和發展同善良人的友誼。具備了這些品質，如果他還想進一步完善自己，那就應該努力學習怎麼做一個完美的紳士，學習音樂，學習有關禮貌、言行的規矩，學習射箭、御車、騎馬，以及寫作、算術、文學和詩歌等，還應該瞭解一些歷史知識。
總之，他應該是個全面發展的人，像賦格曲中的主旋律一樣展開，並在結尾處升高到莊嚴崇高的大同小異的和諧境界。孔子舉出這樣一個例子：
應該瞭解各種樂器在演奏中的配合。一開始，各種樂器就應一致演奏起來。在演奏中，各種樂器相互之間必須協調，同時又要顯出各自的風格特色，應該像綿綿不斷的潺潺流水一樣。並要一直這樣保持下去，直至曲子結束。
這是既符合於他理想中的人格，又適用於音樂藝術的闡述。這些規則也是就這樣的人格特徵進行解釋的：
忠貞、真誠是第一位的，對待朋友要像對待自己一樣，一旦發現缺點和錯誤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指出來並予以糾正。
奢侈，對君子——這裡是按孔子對這個字眼的用法使用它，即在一種深遠的意義上而言，也是被禁止的。對於一個被那些高尚的事物深深吸引或感動的心靈來說，奢侈並不能使他快樂。一般而言，完美的男子漢應該既勇猛又溫順，既聰明又安詳，應該有極為敏感的良心，生活儉樸，謙恭、堅毅，並把這一切貫徹到學習、行動當中或道德努力當中。這些品質必須在時時的反省中得到保持。正像孔子在《中庸》中所說的那樣：
《詩經》中說：儘管魚兒沉到水底並伏在那兒一動不動，但人們依然可以看到它。因而君子雖然沒有什麼理由對自己的行為不滿，但仍要堅持經常自我反省。
《論語》中說：
如果通過反省沒有發現什麼過錯，那還有什麼可擔心害怕的呢？
孔子說：「如果一個人想成為道德高尚者，那麼食物就不是僅僅為了滿足食慾，住房也不僅僅是為了舒適。他應該忠誠於自己的事業，對自己的言辭小心謹慎。這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忠誠、勤勉、熱情的學生。」
對這個問題，子貢說：「《詩頌》中說，砍削之後要銼平，雕刻之後要進行打磨，使之平整。我想這和您剛才所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吧！」
孔子說：「與子貢這樣的人在一起，我就可以談論《詩經》了！我對他說明了一點，他就知道後來會發生什麼了。」
子貢對這種讚賞是當之無愧的。再沒有比這更貼切的對那在孔子時代就已經十分古老的《詩經》的引用了。那首詩是頌揚周武王的，他曾經做過寶石匠。在加工寶石時，先將寶石剖開，然後用各種工具、運用各種各樣的工藝加工它，直至任何人看到它後都為它的燦爛光華而心生喜悅之情。這就是工作和榜樣的力量。以這樣的人物為例，是為了說明孔子要建立的是對家庭和國家的希望。
每一個人的人格修養都要經過八個步驟，即：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格物，就是調查研究事物及事物的成因；致知，是指要認識或掌握知識；正心，是指懷有忠誠中正之心；誠意，是指對他人的真摯之情；修身，是指在道德倫理方面的自我培養；齊家，指小家庭及大家族的規範和管理；治國，是治理好一個諸侯國；平天下，即統一天下——周朝，平定那動亂不已的局面。
通過這八個步驟，一個人就會首先實踐自身的完美，然後就會在自己的家庭中自然而然也顯露他的美德，就像太陽普照、哺育萬物一樣地去影響、教育別人。這種榜樣的力量就像高山上的清澈溪流越過一塊巨石而瀉入深潭一樣，迅速地傳播開來。孔子相信善良與尊嚴能夠非常容易地傳播開去。他看到在家庭紐帶得到強化的情況下，在表率作用和模仿的基礎上，可以形成很強的趨向於善的動力。這樣家庭道德的種子就可以長成國家道德的參天大樹。家庭生活中的溫順服從的美德並沒有改變其本質，只是其應用的範圍擴大了。在人皆盡知的《大學》中，孔子告訴我們，對父母的孝敬在國家的層次上表現為對國家和統治者的忠誠，對兄長的敬重轉變為對其他的年長者和有權威者的尊重和服從，家庭成員間的親情表現為普遍的、對所有人的禮貌。《大學》中說：
從一個幸福的家庭開始，整個國家都會變得幸福起來，以一個謙恭尚禮的家庭作為榜樣，整個國家都會變得謙恭有禮。
如果這樣的有道之人居於君王之位，那麼國家就充滿希望。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孔子與柏拉圖的共同點。《論語》中充滿了這種對人民和統治者的親切而嚴格的教導，不厭其煩地反覆教導。有一次，被國內層出不窮的盜竊搞得焦頭爛額的季康子跑來求教於孔子。孔子對他說：
「如果你自己不貪得無厭，那麼你治下的人們就不會偷盜了，而且即使你懸賞讓他們去偷盜，他們也不會去那麼做。」
「您對為了好人的利益而殺掉那些邪惡之徒有什麼看法？」季康子問道。
孔子回答：
如果「想管理好自己的政府，為什麼一定要通過殺戮的手段來實現呢？如果您能用實際行動證明你在努力追求善，那麼人民就會變得善良起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就像風與草的關係一樣，風一刮起來，草一定會伏下去。」
孔子接著說：「如果讓好人連續一百年統治一個國家，那麼他們就會把這個國家改造成既沒有暴虐邪惡也不需要死刑的國度。」
如果這樣的集體為犯罪負責的情形真的能夠實現，那該有多麼好啊！
孔子有很多關於全民教育的必要性的論述。教育不應該是某些階級的特權；即便僅僅是出於戰爭方面的考慮，一個國家也應該讓它的人民受到良好的教育。被忽視的沒有教養、沒有文化的人們，對為自己的國家而戰會感到既沒有什麼價值也很不情願。
有人可能會問：「這怎麼能實行呢？對那些政府中的成員的個人人格能寄予這麼多、這麼高的期望嗎？」如果承認在孔子的時代，周天子的榜樣作用可以通過諸侯王公影響到更低層的官員，進而影響到更下層的官員，直至影響到平民百姓——那麼，我想說：是的，現代人也完全可以做到。這要從兩個方面去看。讓我們假設有一個由紳士組成的政府（這裡的紳士是孔子所指的紳士）。可以這麼說，在現代社會所取得的成就的前提下，政府擁有比孔子所處時代多得多的渠道，因而也有更多的機會傳播令人尊敬的榜樣事跡及其學說。我們設想一下，一個現代的政府，這種政府的世襲的或民選的首腦，它的內閣，它的職位更低的官吏們，它的議院、法院等，這樣形成的由上而下的教育體系和千萬個在最基層代表著國家的官吏，如果孔子的理想得以實現，將會在生活中產生多麼豐碩的成果。
「可這只是一個永遠也不可能實現的夢！」一定會有人這麼說。對此我也表示贊同。如果一個人讚成孔子人性本善的觀點，那麼當他看到當今世界上所有國家政府的現狀時，他完全可能感到絕望。我們至少應該承認，如果一個人得到了某個城市的統治權——即使考慮到人類天性中的浮誇——那麼他一定是在這個城市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同時，我們至少也必須承認，在當今的世界上並非只有中國在遵奉孔子所倡導的那條公理：「應該任用真誠正直的人而不是那種不誠實的邪惡之徒。」只有對孔子思想有所領悟後，才可以去讀別的經典。
現在我們對孔子的哲學簡要介紹一番。這將引導我們——正像孔子所希望的那樣——去領悟古代聖賢智慧，奔向孔子像一個水利專家一樣聚集、引導從而形成的一條用於澆灌那乾渴的龐大國土的、清洌甘美的泉水的源頭。孔子應該會贊同這種形象的說法，而且從史料和文字上看，這一源頭正是孔子心中理想的人物之一的傑作，他是孔子在智慧和道德上尊奉的楷模。「我只是古代聖賢的智慧的傳播者」——這是孔子常說的話。
中國歷史悠久，即使從誕生於公元前551年的孔子所處的時代追溯到中國古代，也已經有非常古老的文字記載的歷史了。如果不回顧一下古代中國社會的歷史，我們就不可能理解孔子的學說。
在人們所知的中國真實的和具體歷史之前，存在著一個久遠的、被人們稱為傳說或寓言的歷史時期。對於這個時期，某些研究者並沒有多大的興趣，我在這裡想說的只是，這些以傳奇和傳說形式表現出來的信仰及哲學，其價值比現代人們所認識到的要高得多，就像某些觀點往往比那些被人們稱為事實的東西更有價值一樣。中國人認為，中國歷史在大約500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他們的歷史比我們的公元法早至少2600年。
中國古代的歷史記載開始於大約公元前3000年的五帝時代。據說，第一位創始者發明了八卦——這是一系列從未被徹底破解過的神秘符號，古往今來，這些符號一直被中國人用來作為一種裝飾。據說他作過一些記錄並確定了曆法。如果這些說法中有某種程度的真實性，那麼，我們可以相信中國在那古老的時代就已經產生了程度很高的文明了。
關於那些非凡人物，看來一切情況都可能是真實存在的。那種不朽的民主政治——那種可以廢除君主，可以輕而易舉地改朝換代，廢掉一個君主就好像趕走一個不合心意的僕人那麼簡單的古代政治制度，那個在歐洲還沒有創造出自己的字母時就已產生了優美的文學作品的民族，他們厭棄戰爭就像厭棄瘋狂的蠢行。這個民族的古代國家制度是由一些哲學家來制定和實施的，他們時刻準備用刀劍對付任何來自內部或外部的敵人，以捍衛自己的權力和自由。人們必須懷著面對斯芬克斯憂鬱的沉默時所體驗到的那種敬畏，去感受、探討那引導著他們的那些崇高的思想。值得慶幸的是，中國人並不甘於沉默，也從不曾沉默過。他們創建了學校——就像我們在孔子的故事中所見到的，形成了諸子百家各種各樣的學術流派。從中我們可以瞭解到決定他們的歷史的到底是什麼。2
著名的中國學家萊吉博士認為，那時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已經是一神教，最早的以帝的名字出現的人物象徵是「君主與統治」。在他看來，「帝」對古代中國人來說，代表著「上帝」，這與在我們祖先心目中的上帝是同樣的東西。
以這一最高的、統一的「帝」為基礎，形成了另外一些次等的、從屬性的神衹信仰。其中，有一些是天神3，另外一些是地神，還有一些與死去的人的靈魂有關的冥神，因而，古代中國人相信死亡並不是靈魂的徹底消失。
天神和地神都在玉皇大帝管轄之下，人們可以祈求他們為自己服務。萊吉博士曾記下《永樂大典》裡的祈禱辭。這部《永樂大典》相對而言是非常現代的，但萊吉認為完全可以將這段祈禱看作中國古代傳統中神靈們與天帝或神人的關係中各自所處位置的真實反映。
我們虔誠地向主管雲霧的神，
主管降雨的神，
主管風和雷電的神祈禱！
是你們，尊敬的諸神，指揮著雲和雨，
播散著風、雷和電，
你們是至高無上的天帝的臣子——他的得力助手。
祈禱地神的有：
我們虔誠地向山神和土地神，
四季神和帝國中的四大江河之神，
向一切土地和江河之神祈禱！
用你們得自上天的神奇力量哺育萬物，
你們無處不在，
協助著那個偉大的天帝，
人民全都承受你們的恩惠。
中國的這些神好像只相當於其他宗教信仰中的那些地位較低的神，而且好像是中華帝國的帝制的翻版，其中有天帝、大臣和管理各地區各區域的地方神——百姓的恩人。普通人只能通過這些小神與天帝發生聯繫。
中國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相信死者靈魂依然存在，在祈求他們保佑國家或子孫時，他們就降臨到一個長方型的小木牌上，木牌上寫著他們的姓、名、生前的官銜、職務和「之神位」三個字，這個牌位擺在祈禱者的面前。在平常的日子裡，這些靈魂是不會出現的，他們的牌位被放在某個地方，只在祭祀時被取出來。那木牌本身並沒有什麼神性。
在更古老的時代，要從家庭的成員中找一位或幾位代表作為「容器」去迎接祖先的靈魂降臨。一般是叫一個男孩和女孩代表他們的祖父母，祖父母的靈魂好像就附在他們身上，要吃點供奉的食品，坐在特殊的座位上，接受家庭中其他成員的祭拜，那男孩還要說一些祝福的話，儀式結束時一般要唱一首歌，歌詞大意是：
您使我長壽，
給了我這麼多的庇護和恩澤，
將使我變得偉大。
我虔誠地向您獻祭，
獻給大恩大德的先父，
和我那完美無瑕的先母，
敬獻給你們在天國的魂靈。
在中國古代，也曾出現過活人殉葬的習慣，那是為了讓祖先在冥界有人陪伴而不至於感到寂寞。隨著文明的進步，人們慢慢認識到非物質的觀念性的東西才是這種祭禮活動的價值所在。從此以後，人們就用紙做成一些好看的或必需的物品在葬禮上焚燒——現在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已把這種事情看成是傳統的舊習俗。
現在，我們應該介紹一下《尚書》了，這可能是最早的一部中國史書。前兩部分記錄了250年的歷史，是對聖君唐堯和虞舜（要想理解孔子及其思想體系就不能無視他們）時代的大事的記載。萊吉博士說過，一位知識淵博、受過很好教育的中國紳士對他說：「在中國，任何事情都能從堯和舜那裡找到根據。」我也聽人說過類似的話，並且認為它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意義——儘管已經不再完全正確了。
中國的一位評論家、公元1201年為《尚書》寫過序言的蔡沈說：「我曾刻苦攻讀《尚書》十年之久，書中有堯舜兩大君主的法規和政令的記載，還有其後的三個古代的開國君主的法令及法規的記載；這些都成為後世一切的法律的典範。這些法令與習俗是十分重要的，不能僅僅作表面上的理解和把握……這五位傑出的帝王的每一條法令都出自人格的光明磊落的原則……無論這些聖王是通過自身展現這些原則還是給人以慷慨、虔敬、真誠、勇敢等強烈的印象，他們的一切作為都是正直人格的展現。」
關於《尚書》，一位歐洲的翻譯家W.A.麥德赫斯特說過：
《尚書》中所包含的有關實用理性方面的教導，超越了時代和民族的局限，即便是處於啟蒙運動中的歐洲也可以從《尚書》中找到一些有用的東西。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高貴者和卑賤者，富人和窮人，那麼相互之間的公正、關愛、尊敬、服從等等，這些充滿了《尚書》的東西，就依然有根據。
人們會看到，孔子的讚美並沒有找錯對象，因為堯舜就是孔子傚法的榜樣，無論在哲學上還是管理政府的實用理論上都是如此。《尚書》的第一章，一開始就極力稱頌堯帝的偉大，頌揚他修訂了曆法，平息了氾濫的洪水，灌溉了土地。他16歲時登基，活了106歲。
「他像天神那樣仁慈，像神明一樣聰慧。他戴著黃色的帽子，身穿著黑色的袍子，乘坐的是由白色戰馬拉的紅色戰車。他住在不剪茅茨的房子裡，房梁粗陋不堪不加任何修飾。他用一個陶制盤子吃飯，用一把木勺喝湯。他從不用珠寶裝飾自己，衣著簡樸而缺少變化，夏天穿著棉布外套，冬天用鹿皮裹身，但他卻是最有智慧、最長壽、也最受人們敬愛的一代帝王。」
孔子對堯的評價是：「『天』是惟一可被稱為偉大的，而堯則是惟一能夠效仿『天』的」。有一天，堯把大臣和貴族們召集起來。他首先對首席大臣四岳說：
「聽著，四岳，我已經老了，身體越來越差了，我登基為帝已經整整70年了。你可以接替我治理天下，我這就把帝位傳給你。」
首席大臣忙說：「我不具備你那樣的品德，我會讓那尊貴的寶座丟醜的。」
「那你就在貴族中或在貧賤者中給我推薦一位繼承人。」
大臣們一致對堯說：「在地位卑下者當中有一個叫舜的單身男子，他住在『虞』這個地方。」
堯問四岳：「我也聽說過這個人，你對這個人怎麼看？」
首席大臣說：「他是一個盲人的兒子，他父親是個臭名昭著的傢伙，是個屢教不改的惡棍；他很小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繼母心地狹隘、凶悍潑辣、狡詐虛偽；他的弟弟是一個傲慢、目空一切的惡棍。處在這樣的家庭裡，舜以他的孝敬和柔順與他們和諧相處，並且感化了他們，逐漸使他們自我約束，比以前收斂多了。」堯說：「讓我考驗他一番，聽說他還不曾結婚，我要把兩個女兒嫁給他。」堯把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都送到媯水北岸的虞舜家去做媳婦。臨行前，堯囑咐她們說：「要敬重別人。」
過了整整三年，經過各種各樣的考驗，出身卑微的舜順利通過了考核。堯發現舜確實是一個恭順盡孝的難得的賢才，於是就讓他和自己共同執政。《尚書》的第二章講了舜後來踐祚進行獨立統治的事。在《尚書》中他是一個極具人格力量的人，並且健壯威猛，具有非凡的智慧，為了他的黑髮臣民的利益廢寢忘食。他改進了天文觀測的方法，制定了祭祀最高神和向守護土地的神致祭的禮儀。
《舜典》中記載了幾次祭祀活動，第一次是虞舜的登基大典，在始祖黃帝廟中舉行；第二次是「例行的」盛大的祭祀天帝的活動。萊吉博士指出，很明顯，在那遙遠的時代，就已經有由中國最高統治者代表人民祭天的事了。
舜制定了統一的度量系統；調整了音樂的音階；制定頒布了刑法及對輕微過錯的處罰辦法。這位出身卑微的君主還制定了適用於所有的管理者的行為規則，他對他的檢察機關的長官的指示足以流芳百世：
你一定要小心，執法時一定要謹慎小心。因無知或災禍而觸犯刑律的人，應該免除對他們的懲處，對於那些無確鑿證據的案件，你應從寬判決。
舜將帝國分成12個封國，在它們之間明確地劃出了界線。他拓展了帝國疆界，開墾荒野，興修水利，治理沼澤，因此而成為一代聖明君主。儘管中國一直尊重權威，但同時也是崇尚民主的，中國人並不以自己君主是從地位低下的人中選出來為恥，就像舜時所發生的——《尚書》中描述、記載的那樣。
舜也壽享高齡，他的檢察大臣大禹繼位，大禹在協助舜劃定疆界，控制洪水（一直是危害中國人的大敵），疏導治水中表現出非凡的領導才能。《尚書》第三章就介紹了這些偉大的古代工程，詳細介紹了封邑的劃分情況和各諸侯貴族的封號，以及使用這些封號時的規章、法規。
接下來的一章十分有趣，介紹的是君主在興師討伐一個造反的諸侯前對士兵們的動員令。在動員令中，他說明了是什麼原因促使自己下決心「對叛逆者實施上天的懲罰」的，他說：「現在，長槍手和弓箭手們，你們認真聽著，請你們注意聽從我的命令，還有你們這些御車手，一定要控制好你們的戰馬。對立下戰功的將士，我將予以重賞，就在祖廟前頒獎。你們要勇往直前，去殺死那個惹我發怒的傢伙，將他斬草除根，永絕後患。」
接著就介紹了孔子心目中最偉大的英雄姬發，即後來的周武王。歲月如流水，到了商朝末年，舊的道德觀念漸漸被廢棄了，殘暴的紂坐上了帝王的寶座，他是一代著名的昏君，他的妻子是妖艷冠絕天下的妲己，這個女人有嗜血的獸性，因此被人們稱為妖孽，「這個妖婦發明了火刑、黃銅烙枕（用黃銅製成的中空的枕頭，裡面加上炭火燒紅，把活人的頭按在上面烙烤）、喉刑（用燒紅的鐵叉刺進人的喉管）。」在這種暴政之下，人民惶恐不安，怨聲四起。
紂王和妲己根本不理會人民的疾苦與死活，一味尋歡作樂，用水晶杯暴飲，吃熊掌豹仔。紂王還是一個酒鬼，有一身一般人難以企及的蠻力。他們狂飲濫交，很少處理政務，朝中大臣們很難見紂王一面。他橫徵暴斂，搜刮百姓惟恐不盡，盡天下之財供自己享樂。後來果然遭到了報應。
紂王治下的各封國中最傑出的一位就是周王，周王的封邑是整個國家中最受人民歡迎和擁護的，他和他的兒子——那個秉承了父親的偉大精神的姬發是人心所向、眾望所歸。有一次，周王無畏地指責了紂王，紂王大發雷霆，將他逮捕入獄。周王在監獄裡——
石砌的高牆，不把它當成監獄，
鐵製的柵欄，沒有看成是個囚籠，
玄思的心靈進入了幽遠靜寂的世界.
好像這是專為他準備的修行的地方。
周文王在那段時間裡寫出了一本中國最著名的書。
但為了中國的前途和人民的疾苦，他必須從監獄中逃出來。他的兒子一直在想辦法，最後採取了妥協的辦法，打算先將周王救出來再說。姬發選了一位絕色美女並對她授以機宜，使她明白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負的使命，然後又備了一份極豐厚的禮物獻給紂王。這女子果然不負姬發所托，很快討得了好色的紂王的歡心，使紂王對她言聽計從（對她自己而言也許是一段非常可怕的時光），她乘機為周王求情，這個殘忍、嗜殺的昏君，抵不住這香風美色、軟語嬌音的迷惑，下令釋放了周王，讓他回到了姬發和他的臣民們的國家。周王一回到周國，那些憤怒的貴族和不幸的人民立即聚集到了他的周圍。每天都有關於那暴君新的暴行的消息傳來，人心全聚集到周王身上，希望他取代商紂王，希望他將自己的仁政擴大到整個帝國。
上自諸侯公卿下至農夫村氓，面對周王治下的周邑的興盛，滿懷驚訝又興奮不已。與周邑相鄰的兩個公國曾因邊界問題發生了爭端，幾番交戰之後，他們決心去找周王仲裁，於是兩個諸侯王一起來到了周邑。那裡的景象使他倆大開眼界，非常震驚，因為那裡的人全都表現出一種奇異的思考方式，關注的是社會普遍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農夫們相互幫助，田地裡沒有作為界限的界石，路上的人們態度謙恭，互相禮讓，那裡還有一個規矩：不讓老年人干重活。這兩位公侯嘖嘖稱奇，感歎不已。到了周王府上，一切同路上所看到的一樣，到處是互相幫助，互相謙讓而不是相互鬥爭，相互敵對；人們相互間進行競賽而不是競爭，看到這一切，一位王公對另一位說：「我們為什麼要讓這些好人為我們的事操心呢？」
是的，為什麼要那麼做呢！他們不想去打擾周王了，因為周王的全部生活的目的是給人們帶來好處，這就足夠了。於是這兩位諸侯各自回封邑去了，他們之間的糾紛化為烏有。他們從此以後相安無事，再沒發生什麼土地爭端。
周文王身上寄托著中國的希望，然而，他卻未能實現這種希望，而是留給了他那偉大的兒子。他90歲那年去世了，姬發繼承了王位。想到父王所遭受的種種不公正待遇，還有被紂王害死的叔父，想到他們都曾因指責紂王的昏庸殘暴受到殘酷迫害，想到那些被暴政逼得幾乎走投無路的人民，他認為時機成熟了，他命令自己的軍隊：「紂王已變成了一隻野獸，他褻瀆神明，辱沒祖先，居然說什麼是上天要他做皇帝的，誰也不敢與天神對抗！」
姬發宣佈對紂王開戰，他對士兵們說：「我祈禱了上天，現在我命令你們執行上天的旨意，剿滅暴虐的商紂。」他一隻手揮舞著戰斧，一隻手高舉著象徵忠誠的白色戰旗。周國大軍所到之處，商紂軍隊望風而逃，雖然也遇到一些抵抗，但都被一一擊潰，周軍一路凱歌，捷報頻傳。成了孤家寡人的紂王逃上了鹿台，在那兒他把珍珠寶石掛滿全身，最後，他看到都城外遮天蔽地的「周」字大旗，徹底絕望了，就在鹿台上放了一把火，和那位美貌而殘暴的妖妃妲己一起葬身於火海了。
周武王統一了中國，登上了帝王寶座，制定了一系列明智的有助於社會從動亂、苦難中盡快恢復過來的法律、法規，以法治國，於是中國很快又進入了一個太平盛世。對這一個時期的社會制度，孔夫子大為讚賞，如饑似渴地學習，希望能恢復它並在中國永遠實行下去。姬發謚封已故的父親為周文王，自號為武王。在中國最偉大的君主中，文王與武王是最受中國人愛戴和崇敬的明君聖主，如果不瞭解他們的故事就不能真正理解孔子。
「武王把戰馬送到華山放養，把刀槍戰車和弓箭等武器用虎皮裹了起來，統統收藏入庫。宣告戰爭結束。」
《春秋》極有可能是出於孔子一人之手，因此在中國受到深摯的崇敬。它是一部記錄周朝早期歷史的書，在本書中，他傾注了自己全部的愛和理智。據說，在這部著名的作品中，孔子詳盡地闡述了「正直的」的典範——運用非常精確的詞語指稱他要研究的事件、人物，力求絲毫不差。例如，如果一個君主被他的臣民殺死了，孔子要用「弒殺」來描述、記載這一行為，而如果被殺的是一個暴君昏君，他就使用「處死」一詞暗示這個暴虐昏庸的人早就應該被解除權力，人民大可以隨便什麼方式處置他。總之，每個詞語都被賦予了文學上的含義，同時也帶上了倫理上色彩。
據說，這本書的問世震驚了那些謀反的臣子和忤逆的兒子們，使他們陷入深深的恐慌之中，因為這本書直指人們的良心，它的每個字眼兒都功盡其用，將正確與錯誤、善良與邪惡準確而明白地區分開來。在這部著作中，孔子闡明了：一旦背離了美德，那麼政府就失去了它的功能——就不能稱其為政府了。就像他的所有學說一樣，在《春秋》中，他極清楚地闡明了仁義是整個世界賴以存在的基礎，無論是誰，要想改變世界，都必須從家庭生活開始——這確實是最有效的辦法，令人歡欣鼓舞也令人萬分敬畏。這一真理體現了被孔子稱為「大同世界」的理想。這個稱號肯定能被印度哲學家所理解，他們將會這麼說：「儘管這位大師並不知道『多』是什麼，但他意識到了『多』只是現象，『一』才是真實的存在。對別人盡義務，對別人行善就是對我們自己盡義務，對自己行善。」
《尚書》中記載了很多遠古時期的故事，很多那時存在的恐怖而古老的生物4——某種原始人類，惡魔般地凶暴殘忍的生物——的故事。《尚書》中也記載了許多令人嚮往的故事，包括古代人類的純真，最高程度的公正的正義。《春秋》是中國人心靈的無價之寶，因為其中到處可以明顯地體現出孔子的良苦用心。但它並沒有順利地完整地流傳下來，因為載著這部書的竹簡（與許多別的古代典籍一起）在愚蠢的秦始皇實行的罪惡的「焚書」暴行中差點沒逃過劫難。直到漢代，學者們才又發現了這部書，但已經是殘簡斷編、混亂不堪，面目全非了，所幸的是還可以根據其他典籍進行補救和恢復。人們後來所看到的只是經過補救和恢復的《春秋》了。在這裡我們必須解釋一下這次見於《史記》的「焚書」事件，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212年，假如孔子能活到那時，親眼目睹這一幕歷史慘劇的話，他一定會痛不欲生。
下面是《史記》中的有關記載的簡介：
秦始皇南巡迴來，舉行了盛大宴會，招待朝中百官，70位博士也出席了這次宴會。群臣山呼萬歲之後，是博士僕射周青臣稱頌始皇功德：「偉大的陛下，您擁有天神般的力量和英明的智慧，您統一整個帝國，凡是日月照耀的地方都成了您的國土，天下所有的人都向您俯首稱臣，都成了您的子民！」
這番阿諛之辭使始皇龍心大悅。
丞相李斯乘機進奏，說：「微臣斗膽冒死啟奏我主：如今陛下統一天下，海內初定，但那幫儒生以及各門各派的學者還在鼓吹各自的學說，經常聚集在一起向人們宣揚與您所制定的法律、法規相違背的東西。他們對什麼事都指手劃腳地大加議論，心中充滿不滿和怨恨，肆無憚忌地在大街高談闊論，搞得平民百姓也跟著他們對國家大事說三道四，評頭論足，以至於流言四起，他們還不時發惡言誹謗聖上。如果不對此加以禁止，陛下的權威很快就會喪失了。
「應該採取什麼辦法禁止他們的這些所作所為呢？臣認為，應該把除了《秦記》之外的六國的所有史書統統銷毀。並且，除了國子監官員之外，國家疆域內凡是藏有《詩經》、《尚書》、諸子百家經典的，都應交到各郡的郡旨那裡，然後全部予以統一焚燬。對那些敢於再聚集在一起談論國事者以及那些私藏違禁書籍的人，應一律處以死刑並暴屍示眾；對那些敢於揚古抑今的人，則要一律處以死刑並誅滅九族。
「同時，對那些明知有人違反以上禁令而不舉報的官員，應以同罪論處；在禁令發佈十日內，無論是誰，凡是不按律上交並焚燒有關書籍者，一律發配他們去修長城。醫藥、卜筮、農業等書籍不列入禁毀之書內。地方行政長官應負責解釋這一禁令。」
聽完李斯的上奏，始皇帝稍作考慮，以為這樣對鞏固自己的帝位有利，便大筆一揮，准其所奏。這簡直太過分了——也許他感到惟一遺憾的是，不能把那無聲無息地延伸到他們身邊的歷史同那些書一起焚掉。但他們已經走得夠遠了。到了第二年，發現有460多個儒生仍然在背後議論朝政，並查出他們藏有違禁書籍。秦始皇龍顏大怒，立即下令將他們全部活埋，涉嫌者一律免職流放。太子扶蘇對這「焚書坑儒」的暴行表示反對，然而這不僅無濟於事，而且連他本人也被殘暴的始皇帝盛怒之下流放到邊疆——去做主持修長城的大將蒙恬的監軍。到了這個時候，始皇帝所發起的這次銷毀所有違禁古籍的「偉業」終於大功告成了。
這一事件本身無疑是那些古代聖王、孔老夫子的著作具有巨大影響的最有力的證明，是一種不尋常的稱讚——不尋常之處在於從一個蠢才和暴君的立場上作出的反證。暴君和昏君與聖王先哲們是不相容的。3年後，這昏君暴病而亡；又過了22年，他建立的希望傳至子子孫孫的王朝也滅亡了。繼之而起的漢朝的歷代皇帝竭盡全力地修復、補救秦始皇帶給中華文化的浩劫。
史書記載了漢代（即西漢，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在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孔子去世了，他的輝煌的語言也就終止了；當他的七十位弟子都去世以後，孔子言論和著作遭到了篡改和歪曲。諸侯割據，群雄混戰不已，造成了語言的混亂，學者們對同一詞語有不同的理解。後又發生了秦朝中期的空前浩劫，統治者推行愚民政策，將古代文獻典籍統統付之一炬，割斷了人民對歷史的瞭解，所幸的是不久漢室興起，並努力補救秦朝所造成的文化損失。下大力氣收集那些倖存下來的殘片和散落的竹簡，並下令重獎所有獻出古籍的人。漢武帝時，因古籍殘缺和書簡丟失導致了樂譜殘缺，音樂無法演奏，漢武帝對此感觸很深，說：「真是可悲啊！」
武帝及以後漢朝皇帝下令召集一批學者致力於補救秦代對知識和智慧造成的損害。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成績斐然，竟然找到了大部分典籍，但大都已經面貌全非而且零亂不堪。還發現早在戰國時期，一些諸侯就把有關中國古代歷史的黃金時代的記載全都毀掉了，因為這些記載本身就是對他們的惡行的無聲譴責。關於中華民族的無價之寶《論語》，漢初發現了兩個版本，一本出自孔子的故鄉魯國，另一本出自魯國的鄰國齊國。這兩個版本讓人們感到極為困惑，因為它們的內容相差極大，不知哪一本是真本。直到公元前150年，這個問題才得到了解決。
當時有一位皇子被封為魯王，在興建王宮時，拆毀了孔子曾住過的孔府舊房，因而發現了孔子所著的《春秋》和《論語》原本。這兩本書是在焚書期間被砌在牆壁中的。兩書都是用漢初已廢除的蝌蚪文字——大篆寫成。
在孔府發現的這本《論語》，除一個重大事件外，與另外兩個版本中的一本的內容一致，此後它被稱為《真本論語》。有一敘事詩講到，如果不是真本《論語》藏在其中，那位魯王其實並不能拆毀那座大地的最聰明的兒子曾住在其中的神聖府第，當那魯王登上供奉孔氏先祖的大殿的台階時，空中傳來鐘鼓之聲，那正是孔子最喜愛的古樂。
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當時的人們意識到了那些中國的古代典籍將面臨的是什麼樣的危險。為了永久地保存這些典籍，公元175年，經專家學者們鑒定確認之後，這些經典被鐫刻在不易損毀銷蝕的石片上。在公元240年至248年之間又鐫刻了一次，這兩次刻成的石片經書被集中保存在一起。
孔子的哲學包括兩大部分，其一，個人人格形成的原因和過程，如無私、慷慨、高尚等品德；其二，這些人格品德是通過什麼形式，什麼途徑對社會尤其是對政府的管理產生影響的。
對人格發展的關注在於對世界的普遍影響，而不在於其造成世俗之人的幸福或使具備美德的人升入天堂得享永生。孔子的學說並沒有涉及人的今生之外的任何未來狀態。弟子們曾數次問老師，他們所自然而然地想到的那個問題，尤其是看到人們在向死去的祖先靈魂祭獻時，他們乘機問老師的看法。他們很想知道孔子認為這些神靈們住在什麼地方。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知道孔子沒有發表過任何見解。據記載孔子對四種事物從不曾發表過自己的看法——「子不語乩、力、神、怪。」像佛陀一樣，孔子保持著一種「大智慧者的高尚的沉默」。
他堅決地對這些問題保持沉默。有一次，學生們向他請教有關如何侍奉死去的祖先靈魂的問題，他說：
「如果你不能好好侍奉活著的長輩，那麼你怎麼能侍奉好他們死後的靈魂呢？」
「我想冒昧地問一下有關死的問題。」一個學生堅持說。
「要是你連生都未搞明白，那怎麼可能弄明白死呢？」孔子回答說。
然而，弟子們並不具備孔子作為一個哲學大師的安詳寧靜的心態，他們並沒有放棄這個問題。他們非常清楚，自那些在智慧與美德方面都令孔子崇敬的古代聖賢時代之後，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靈魂，一直受到人們正式、莊嚴而隆重的祭祀和祈禱。他們想知道老師對這類現象的看法。
一次，子貢問孔子死去的人是否知道別人對他們的祭祀和祈禱，孔子回答：「如果我說去世的人知道，恐怕那些孝子賢孫們就會整天祈禱、供奉先祖的靈魂，不再幹別的事了；如果我說他們不知道，我又怕那些不孝的子孫們會在他們的父母去世後連他們的屍體都不去掩埋了。你不必急於知道這種事，以後你自然會明白。」孔子像佛陀一樣，他意識到：對芸芸眾生而言，無限的存在是超出他們理解力的問題。他的使命是引導人們在責任的激勵和紀律的約束下達到一個目標，在到達那個點時，他們自會領悟包括死亡等在內的所有問題。那些忠實於「人道」的人們，將會在適當的時候發現自己走上了通往「天國」的路。孔子的這種保留態度不難理解。但孔子在《禮記》中又說：「一切生命最終都會消亡並回歸大地，靈魂卻溜掉了，升上茫茫的太空，放射出燦爛光華。」那些對幻象和名譽等產生喜怒哀樂的東西，只不過是些有辨別力的動物性實體罷了。
但即便是在這裡，他也同樣地避免了複雜化。而在孔子之前、或在孔子之後的中國，都堅持著這種立場。從他們的言談舉止和思想中可以看出，他們認為他們的先祖的靈魂生活在一個快樂美好的地方，這一點一次又一次通過人們的祈禱體現出來。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代表、著名的周武王，追封其祖父和曾祖父為君王，並將列祖列宗都當作天子供奉，他們的妻子也都被追加了封號，他們的靈魂的象徵——牌位被成雙成對地擺放在祖廟裡。以下是中國明朝皇帝使用的十分複雜的祈禱辭：
我永遠懷念你們，高居天上的列祖列宗的聖靈。
像那汩汩的泉源，
噴湧出幸福的溪流，
這就是您和子孫後代之間的紐帶。
我，隔著遙遠的年代，繼承了您的偉大使命。
在這裡，請讓我稱頌您並衷心地向您供奉。
您這至高無上的千古不朽的神靈，
有時光輝燦爛、顯露真身，
有時如神龍入雲，隱遁形跡，
神靈的一舉一動，不留任何痕跡，
乘著煊赫輝煌的彩車，安詳寧靜地漫遊四方。
你們的靈魂，已升上天堂，
你們的靈牌擺放在這大殿之上，
後代子孫永遠銘記你們，
虔敬供奉直到永遠。
在《中庸》中，孔子說過一段高深莫測的話，這段話對於一般中國人以及除印度—雅利安人之外的任何其他民族來說都難以領會——過去是如此，現在仍是。
神在展示其善時是多麼慷慨啊！我們既看不到它也聽不到它。然而它卻是無處不在的，沒有它就沒有一切。它好像就在祈禱者的頭上，也好像就在我們身邊。
實用的中華精神就凝固在這幅夢幻般的圖景中，不再去探究任何終極問題，直到公元65年佛教傳入中國。這種實用精神是多麼偉大，多麼高貴啊！它產生了道德高尚的井然有序的文明，這種文明的美好形式只有印度人的神靈王國才能與之媲美。它一直保持著這一文明，很多入侵者自以為控制了中國，而實際上卻慢慢地被中國精神完全控制、同化了！卻幾乎一點也不能改變它。美（藝術）是中國政治的一部分；一切對中國真正瞭解的人都明白，藝術中的美已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在關於人和神的關係問題方面，印度則像乘著神鷹遨遊太空；而中國卻像是匍匐在印度人的腳下乞求一塊人的靈魂得以生存的麵包——那激發了希臘人、波斯人、日本人、錫蘭人、暹羅人、緬甸人、爪哇人及另外一些國家人民的激情的靈光，也可能在同西方人思想的衝撞中迸發出火花。
不瞭解中國的人，就不會明白，藝術中的美為什麼會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麼，應該怎樣概括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呢？或者說，孔子那偉大的人格，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所處的地位，他作為中國人民的精神領袖、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塑造者、中國人心目中的聖人，其最根本地方是什麼呢？也許，有些人會由於孔子生前不成功的傳教經歷而認為應該將他擱置起來。確實，同基督教信條的創造者耶穌比起來，孔子的人生是很悲慘的，他在各國間遊蕩，到處宣揚他的學說，歷盡坎坷，卻極少成功。然而，這種觀點是毫無前途的，因為，我們應該將孔子自己的功過、他的學說所造成的影響，置於他所處的獨特的歷史和民族環境中進行評價。
孔子在失敗的陰影中去世，這是偉人們共同的厄運。當這一切發生時，儘管他的追隨者深切地意識到了恩師的偉大之處，卻幾乎沒能預見他的學說會影響到世世代代的中國人。他渴望改革並完善周武王所確立的分封制度，認為恢復這種制度是實現他夢寐以求的理想政府的通途。但事與願違——他的這種夢想終於破滅了。他去世之後，分封制徹底瓦解了，那時沒有人能預言，中國將會走向何方！
但孔子的語錄，他所提供的範例和他的學說，他那為人類追求光明前途的偉大的信念，終於在中國燃起了一座光芒萬丈的燈塔，一座指引著一切高尚心靈的神聖的精神燈塔——就像黑夜中的熊熊火光吸引著那些追求光明的飛蛾一樣。人們被那高超美好的福音的魅力征服了。人們在孔子身上，看到了理想中的完人，君子和道德高尚者——他經常這樣勾勒，經常懷著深深的摯愛描述的中國理想人格的化身。這一希望並不在遙不可及的天上，而是能夠在地上得以實現。並且在此基礎上，可以建立理想的國家，這種國家由具備高尚的人格境界和榜樣力量的人來統治，他們能登上君主寶座的惟一原因是道德上的完美。他們的人格修養達到完美、誘人的境界，贏得了一切人的熱愛和效忠——不僅熱愛並忠於他們本身，而且更熱愛並忠於他們所代表的神性。
人們認為，在孔子所說的中國黃金時代，確實曾出現過這種至善至美的人，並且曾經由這樣的人統治過。孔子致力於繼承、發揚這些超人的理想和偉大的人格。對孔子的理想寄予如此厚望，希望他在整理古籍過程中所樹立起的典範成為現實中人們的楷模，並在那些接受並相信這些真理的人們中間生根、發芽、開花和結果，這是不是太過分了呢？不，一點也不。孔子的希望，他的以利他主義和合作精神為基礎的學說，將通過使那些一度相互征伐的諸侯、諸侯國5聯盟，在和諧統一的帝國中得以實現，並在整個亞洲樹立起恰當地處理忠孝關係的榜樣。
毫無疑問，孔子的學說本身也存在失敗之處。孔子的學說有時不能被完全地接受，這種失敗的例子很多。儘管孔子自己洞悉那種偉大的精神真理，但他不願——或許也沒有能力——用一般人能夠理解的語言進行解釋和說明。他認為人的最高的精神成就是一個未破解的謎，因為對每個人來說，應該在正確的思維與正確的行動的路上一步步勇往直前（這條路是他這位身懷精湛技藝的工程師在原始的沼澤地上鋪設的），不能產生任何懷疑和猶豫。但他的學說缺乏引導人們前進的神秘的情感力量，儘管那智慧光輝燦爛，但總顯得有些冰冷。
但是，對中國而言，從不曾像現在這樣更有理由回復到那個無冕之王的學說中去，從不曾像現在這樣可以祈禱他的願望在不久的將來得以實現。也許還存在更偉大的學說。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就讓它達到孔子理想的高度吧，因為孔子思想能為任何一種思想提供任何高度。西方各民族完全可以從這種高尚生活的恬靜的理性實踐中，從它全神貫注於治國之道以及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人格理想中學到很多東西。在這種人格中，一切理智和心靈的高雅都被統一起來了。
對那些必須對家庭和社會盡義務的年輕人而言，難道還有比這更美好的理想嗎？我看是沒有的。我認為，應該把《論語》列為所有正在讀書的年輕人的必讀之書，如果真的能夠這樣，那麼每個偉大民族中最偉大人物的最偉大的思想，就成了全人類的共同的財富。《論語》普及本應放在所有男人和女人伸手可及的地方——只要他們將個人和民族最高的倫理價值上的進步視為最重要的和最可貴的。
1 校者注——根據文意，將上一段末尾一句「在這裡……無慾狀態」，修正為非引用，合併入下一段。
2 校者注——原文標點為「？。」。
3 校者注——原文為「和天神」。
4 校者注——原文為「恐怖而遙遠時代的生物」。
5 校者注——原文為「諸侯諸侯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