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5年2月22日給他的法國哲學家朋友博弗雷（Jean Beaufret）的信中，海德格爾說：
語言學和信息學不斷增強的統治地位威脅著思和詩的艱辛努力連同其偉大傳統，將它們驅逐出人類的視線範圍，以至於它們只還保留為無人識得的島嶼。如何應對這一命運，或者是不是有一天不得不去應對這一命運，對此我並不知道。當然，這絲毫不是放棄上面所說的艱辛努力的理由。
相反，重要的是在思想中迫切地去嘗試成為在巴門尼德的話語中所道說出來的東西的迴響（Echo），哪怕只是遙遠的迴響。開端的當—前（die Gegen-Wart）只有以這種方式才能為了思想的道路—察見（Weg-Blick）之故而得到拯救。與之相反，對歷史學表象的計算而言，希臘人的哲學最終只是過去了的東西。
因此巴門尼德解釋有其獨一無二的重要性。您應當盡可能快地再次接手這一工作。[1]
這是海德格爾在逝世前一年寫的信，它來自海德格爾最晚期的聲音。我們知道，信中所提及的「語言學」和「信息學」都是現代技術的基本現象。在海德格爾看來，技術便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命運」。用1949年《不來梅演講》（全集第79卷）的表達即：這是我們時代之「所是」（was ist）。在這樣的時代命運中，思與詩的遭際變得窘困而叵測，這是晚期海德格爾反覆討論的問題，也是海德格爾思想中始終貫穿的一條線索。
如果說在《不來梅演講》中，海德格爾曾一度寄望於危險（Gefahr）之中的回轉（Kehr）[2]，或荷爾德林《帕特莫斯》（Patmos）中的詩句「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拯救」（Wo aber Gefahr ist, wachst/Das Rettende auch）的雙義（zweideutig）邏輯的話，那麼，海德格爾在最晚期，經過了對技術的長時間公開思考和戰鬥，在與友人的私下通信中坦言自己並不知道如何應對這一時代命運。
思想面對這樣一個「一切都運轉起來了」[3]的世界彷彿是軟弱無力的，荷爾德林的詩句彷彿要被裡爾克的詩句改換——「哪還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便是一切」（Wer spricht von Siegen? Uberstehn ist alles）[4]。
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在海德格爾看來，巴門尼德解釋在此困窘條件下具有「獨一無二的重要性」。因為「開端的當—前（die Gegen-Wart）只有以這種方式才能為了思想的道路—察見（Weg-Blick）之故而得到拯救」。在海德格爾眼中，它是唯一的出路。巴門尼德的特別性在海德格爾最後階段的自陳中凸顯而出。
回過頭看，在戰後的海德格爾思想中，巴門尼德確實處於關鍵位置。[5]我們只需看看晚期海德格爾的工作就能發現這個特點：1952年的講課《什麼叫思想？》解釋巴門尼德殘篇第3、第6；1964年的文章《哲學的終結和思想的任務》解釋巴門尼德殘篇第1第28行以下；1970年代初的寫作札記《在巴門尼德的迴響中的位置》；1972/73年的短文《思想的來源》和 「Ἀληθείης εὐκυκλέος ἀτρεμὲς ἦτορ」 〔《無蔽的、渾圓的、不跳動的心臟》〕解釋巴門尼德殘篇第1第28行以下等多條殘篇；1973年9月8日的策林根討論班討論巴門尼德殘篇第1第28行以下；等等。在晚期思想的20年時間裡，特別是最後幾年，巴門尼德一直是老年海德格爾忠實的對話夥伴。
與此相對，赫拉克利特較少得到闡釋或者哪怕僅僅只是被提及。[6]海德格爾晚年僅有的對赫拉克利特的討論，其偏重也在同一性方面。[7]在寫信給博弗雷的兩年之前，即在1973年策林根討論班回答博弗雷的問題時，海德格爾甚至提出，從巴門尼德的「同一反覆」（Tautologie）[8]出發來閱讀赫拉克利特。[9]
與此同時，阿那克西曼德自1946年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之後便在海德格爾思想中絕跡。
在討論柏拉圖那裡的無蔽與正確性時，筆者曾指出δόξα 〔意見〕中的兩極，即對像和人類行為（參見本書第二章第二節第一小節）。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海德格爾所描述的早期希臘向著古典希臘的墮落，其中一個關鍵環節就是兩極中的一極壓倒了另一極，即作為人類行為的思想壓倒了作為「對像」的存在而取得支配地位。[10]
後期海德格爾對巴門尼德的解釋，集中探討的就是思想與存在的共屬一體。[11]海德格爾認為，對像和人類行為這兩極之間是相互歸屬的關係；與此同時，存在又在其中佔據主導位置。
這主要涉及的是巴門尼德殘篇第3（舊版第爾斯本編號為第5）：τὸ γὰρ αὐτὸ νοεῖν ἐστίν τε καὶ εἶναι。
第爾斯本將其譯為：
den dasselbe ist Denken und Sein.[12]
For it is the same thing to think and to be.[13]
因為同一的是思想與存在。
海德格爾的譯文則是：
das namlich Selbe In-die-Acht-nehmen ist so auch Anwesen des Anwesenden.[14]
採納入—注意力—之中和現身在場者的現身在場是同一者。
這條短短的殘篇在西方哲學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海德格爾從最早期就開始解釋它，一直到最晚期的時候這條殘篇依舊盤踞在海德格爾思想的中心地帶。如果說在早期希臘思想中哪一條殘篇海德格爾關注的時間最長，那就非這條殘篇莫屬。
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認為：「我們可以把這條箴言稱為西方哲學的主導命題。」[15]在1952年標誌著戰後海德格爾重返弗萊堡講壇的《什麼叫思想？》（1954年出版）中，海德格爾指出：「τὸ γὰρ αὐτὸ νοεῖν ἐστίν τε καὶ εἶναι這句箴言成為全部西方—歐洲思想的基本主題。西方—歐洲思想的歷史在根本上乃是這樣一個主題的各種變體的系列，即便在巴門尼德的箴言沒有特別得到提及的地方情況也是這樣。」[16]這句話再清楚不過地指明了這條殘篇的份量。
在海德格爾看來，這條殘篇貫穿了從柏拉圖到康德、黑格爾，一直到當前技術時代的「合置」（Gestell）的西方思想之整體。[17]一方面，要理解西方思想的歷史流變，就繞不開對這條殘篇的沉思；另一方面，把握了這條殘篇就等於把握了一條通觀西方思想之源流的宏線。
海德格爾在這條殘篇中反覆沉思的問題是存在與人的關係這個大主題。這個問題有各種切入角度，分別表現為對「需用」「本有」和「疏朗」的思考。在這各種不同角度中，海德格爾都表現出了對存在與人的共屬一體的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