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挑明海德格爾闡釋早期希臘的基本原則之後，我們更具體地來看海德格爾的闡釋內容。如前所述，我們的出發點是1935年夏季學期課程《形而上學導論》（全集第40卷），亦即有關赫拉克利特的πόλεμος思想。我們將會看到，πόλεμος是海德格爾1930年代的思想靈魂。
《形而上學導論》在海德格爾的思想運動中處於一個轉換的關節位置。它在海德格爾所有的講課稿中最早得到出版。海德格爾在1953年9月15日給勒瓦爾特（Lewalter）的信中表示，之所以將這個講課稿在一系列講課稿的出版順序上排第一位，是因為它特別適於讓人瞭解從《存在與時間》到《林中路》之間的過渡過程。[1]的確，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的第七版前言中也特別指示了這個課程。[2]
從宏觀的思想分期上看，《形而上學導論》可稱為是從前期以此在為中心的基礎存在論向以φύσις 〔自然〕為先導的存在歷史的過渡。也就是說，海德格爾開始跳出此在，直接追問作為φύσις的存在本身的狀況。[3]關於這一點，多有論者指出。比如，海德格爾全集第39卷的編者蘇珊娜·齊格勒（Susanna Ziegler）認為，這個講課實行了從「存在的意義」到「存在之真理」的思想步伐，因而具有過渡性質。[4]菲加爾則說：「隨著對此在存在論之范囿的洞察，海德格爾表達了1930年代的思想規劃。這一規劃最重要的實行在1935年夏季學期的講課《形而上學導論》中。在這一講課中，海德格爾不再把以現象學的方式得到理解的『存在』規定為此在之存在，而是規定為φύσις。」[5]
從內容組成上看，這個課程迎來送往，往前吸收了1929年任職講座《什麼是形而上學？》、1929/30年冬季學期課程《形而上學的基礎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獨》（全集第29/30卷）、1932年夏季學期第一次早期希臘解讀課程《西方哲學的開端（阿那克西曼德與巴門尼德）》（全集第35卷）等內容；往後則開拓了《藝術作品的本源》《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的寫作。1935年前後，同時是海德格爾解釋荷爾德林、尼采[6]的開始。尼采、荷爾德林、早期希臘思想——中期海德格爾思想的三大軸心在這一時期紛紛登場。
從早期希臘解釋的角度看，一方面，《形而上學導論》和之前的《西方哲學的開端（阿那克西曼德與巴門尼德）》（全集第35卷）存在內容上的呼應。在全集第35卷中，海德格爾自陳放棄對存在的詞源學討論，轉而從普通語言用法中探究存在的意思，探討了存在與生成、存在與應當、存在與思想和存在與表象的四個對立。後者正是《形而上學導論》的主要內容，只是討論順序略有不同。從行文語句上看，《形而上學導論》的部分討論是從全集第35卷變化而來。[7]《形而上學導論》也把全集第35卷中放棄的詞源學問題撿起來重新進行了討論。從講課內容及構成要素上看，全集第35卷是全集第40卷的前身和基礎。
另一方面，在這個課程裡，之前的赫拉克利特解釋（全集第36/37卷，全集第39卷）和巴門尼德解釋（全集第32卷）結合入海德格爾的存在思想中，得到了一次總結。這個課程因此是海德格爾繼1932年夏季學期對早期希臘思想的準備性摸索（全集第35卷），並且經歷了校長任職的失敗之後，闡釋早期希臘的決定性開端。
在這個決定性開端中，赫拉克利特的πόλεμος殘篇（殘篇第53）具有關鍵意義。[8]πόλεμος殘篇是整個《形而上學導論》的隱蔽線索，是海德格爾解釋早期希臘的思想焦點。《形而上學導論》曾在好幾處地方提及πόλεμος，講課整體由此得到前後串聯（見海德格爾全集第40卷，第121、140、148、153、176頁）。同時，以1935年《形而上學導論》為軸，πόλεμος殘篇還往上接續校長時期課程1933/34年冬季學期《論真理的本質》（即全集第36/37卷所收第二個課程）、1934/35年冬季學期第一次荷爾德林解讀課程《荷爾德林的頌歌〈日耳曼尼亞〉與〈萊茵河〉》（全集第39卷）等講課的思想發展，同時還特別與海德格爾的納粹參與有緊密關聯[9]；我們前面提到的《藝術作品的本源》和《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都涉及πόλεμος殘篇[10]，同一時期的演講《歐洲與德國哲學》（1936年）更是以πόλεμος殘篇作為結尾[11]。
πόλεμος蘊含了希臘的悲劇經驗，這也是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特別解釋《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這兩部索福克勒斯悲劇的原因。這種悲劇經驗源自希臘人所理解的整個宇宙的不可消解的衝突性、對抗性。它在海德格爾這裡既表現為偉大之人同自然力和命運之間的悲劇性對抗（對應《安提戈涅》），同時又表現為真理與假象的鬥爭衝突（對應《俄狄浦斯王》）。這種悲劇經驗和尼采、荷爾德林的思想相通，它特別指明了海德格爾在1930年代中前期的思想經驗。
巴姆巴赫認為：「在海德格爾1930年代的工作中，『戰爭形而上學』將以對赫拉克利特的πόλεμος（爭執）和尼采的Kampf（戰鬥）的一種哲學反思的形式得到展示。」[12]這裡「戰爭形而上學」的措辭雖有譁眾取寵之嫌，卻也揭示出了πόλεμος對海德格爾這一時期思想的重要性。而美國學者格裡高利·弗裡德（Gregory Fried）更是以πόλεμος為線索，分析了海德格爾從1927到1945年間的文本，特別討論了海德格爾的政治參與同其存在論之間的關係。[13]弗裡德敏銳地注意到了πόλεμος對於海德格爾思想的意義，但是他不加區分地從πόλεμος出發來理解海德格爾的前期和中期思想，忽視其間的思想變化，這一做法不合實情。應當注意，隨著海德格爾對尼采思想和現代技術的批判，衝突性的悲劇經驗慢慢轉化為內含著差異性的同一性。因此，觀察這一πόλεμος的悲劇經驗如何在海德格爾思想的後期慢慢向著柔和、和諧、和同的方向進行轉化，是理解海德格爾思想之發展變化的極佳角度。
根據第爾斯的譯文，這條由基督教神學家希波呂托斯（Hippolytus， 170—235）流傳下來的殘篇的內容是這樣的：
戰爭是萬物之父、萬物之王。它將一方表明為諸神，將另一方表明為人類。它讓一方成為奴隸，讓另一方成為自由人。
Krieg is aller Dinge Vater, aller Dinge Konig. Die einen erweist er als Gotter, die anderen als Menschen, die einen macht er zu Sklaven, die anderen zu Freien.[14]
War is both king of all and father of all, and it has revealed some as gods, others as men; some it has made slaves, others free.[15]
在海德格爾以前，對這條殘篇存在兩種解釋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宇宙論、形而上學的，即認為這條殘篇說明了整個世界如何由矛盾對立構成。第二種方式認為這條殘篇是對希臘世界流行信仰的挑戰，比如通常來說是宙斯而不是戰爭被視為諸神之父。[16]宙斯，抑或戰爭，這體現出的是對宇宙之最高統治權能的解釋爭奪[17]，顯現了神話思維和哲學思維之間的張力。
我們看到，海德格爾的解釋行走在第一條線路上，是對πόλεμος殘篇的存在論深化。
海德格爾在1930年代中期至少連續做過三次πόλεμος解釋。這三次解釋分別出現在1933/34年冬季學期課程《論真理的本質》（收於全集第36/37卷）、1934/35年冬季學期課程《荷爾德林的頌歌〈日耳曼尼亞〉與〈萊茵河〉》（全集第39卷）和1935年夏季學期的《形而上學導論》（全集第40卷）中。[18]為了理解《形而上學導論》中的πόλεμος解釋，我們首先來看前兩次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