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主 題
一 主題
海德格爾對早期希臘思想的闡釋是一個不可不察的主題。
美國德·保羅大學榮休教授帕爾維斯·艾瑪德（Parvis Emad）觀察到，從1932年夏季學期講課《西方哲學的開端（阿那克西曼德與巴門尼德）》（全集第35卷），到1966/67年冬季學期與歐根·芬克（Eugen Fink）合開的關於赫拉克利特的討論班（全集第15卷），海德格爾探討早期希臘哲學跨度幾近40年。[1]
的確，海德格爾對早期希臘做了長時間的深入闡釋。如果把尺度放寬，往前算上1922年夏季學期講授課上第一次解釋巴門尼德教誨詩[2]，往後計入1973年在海德格爾家中舉辦的策林根討論班對巴門尼德的討論[3]，海德格爾解釋早期希臘實際上有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甚至在海德格爾過世前，在他為自己的全集所擬就的前言草稿中，赫拉克利特和巴門尼德的名字也再度被提及：
思想作為同存在——作為現身在場性（Anwesenheit）——的那種關聯；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νοεῖν 〔覺知〕，λόγος 〔邏各斯〕。[4]
早期希臘一直伴隨到海德格爾最後的日子。
不過，這都還只是平面性的事實，不具備思想上的充分說服力。海德格爾解釋亞里士多德、解釋德意志觀念論、解釋荷爾德林、解釋尼采，跨度其實都長達好幾十年，時間長度方面的計算並不等於深入到思想的內裡。
在筆者看來，海德格爾的早期希臘思想闡釋的重要性可從如下三個角度得到認識：
首先，從時代大勢看，東西方的碰撞是當前時代的首要問題之一，是我們這個時代不可迴避的基本命運。對此，海德格爾早有預感和認識，將東西方對話稱為一場「無可避免的」對話。[5]不過在海德格爾看來，這場對話並不能立刻得到展開，因為有一個前提條件沒有得到滿足。這個前提條件是什麼？是西方思想自身與希臘思想的對話。
為什麼東西方對話的前提是西方思想與希臘思想的對話？為什麼不是西方思想直接與東方世界對話？因為西方思想本身還是不確定的，不存在可同東方思想對話的、具有同一性的所謂「西方思想」。海德格爾相信，西方思想內部存在著尚未被發掘的可能，這些尚未被發掘的可能就蘊藏在早期希臘思想當中。因此，這裡所謂的「西方思想」更準確地說是指自柏拉圖以降的主流西方哲學（即海德格爾所判定的「形而上學」傳統），而「希臘哲學」則特別指向早期希臘思想。「西方思想自身與希臘思想的對話」，其實質是主流西方哲學與早期希臘思想的對話。這樣一場對話才是東西方對話的前提。
這場對話首先關係到西方思想的大方向。西方思想演化至今，流派紛呈，思潮更迭，在這樣的背景下，思想何去何從變得莫衷一是。西方思想目前的基調似乎是無基調——多種多樣的音調此起彼伏。[6]如果海德格爾確曾為西方思想指出過一個方向，這個方向就是反省以柏拉圖為軸心的主流西方哲學，重新接通早期希臘世界。自尼采以來，這一思想方向對西方思想史而言顯得非常醒目。美國科學哲學家波普爾甚至基於自己科學哲學的立場，在文章標題中明確提出「回到前蘇格拉底思想家」的口號。[7]海德格爾作為我們這個時代唯一在歷史和思想兩方面具有宏大氣度的、堪與黑格爾比肩的哲學家[8]，其總體意圖和具體實行不能不得到 關注。
其次，從西方哲學內部歷史的角度看，海德格爾當然不是闡釋早期希臘的第一人，在他之前，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和尼采都曾對早期希臘思想家做出過解釋。[9]
亞里士多德是抱著進步論的立場來看待早期希臘思想家的。在《形而上學》第一卷中，他從自己的四因說體系出發，對早期希臘思想家的哲學觀點進行了吸收與評論。更重要的是，對亞里士多德這個希臘人而言，並不存在思想往何處去的歷史糾結。當時的西方哲學正處於富有創造力的、歷史的無憂無慮之中。
而給哲學帶來一種歷史的自我意識的黑格爾，在論至巴門尼德時說：「這裡可以發現進入到觀念物之王國的提升，就此而言真正的哲學思考隨巴門尼德開始了。」在黑格爾看來，從巴門尼德開始西方世界才有了「真正的哲學」。巴門尼德的地位在黑格爾這裡似乎得到極高肯定，但他轉而繼續說：「當然，這一開端還是模糊不清的、未經規定的，還不能進一步去說明其中蘊含著什麼；但恰恰這種說明乃是哲學本身的發展，這種發展在此處還沒有出現。」[10]連續的幾個「還」（noch）字表明了巴門尼德的位置實際上相當低。在黑格爾基於絕對精神的、辯證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早期希臘思想家只是希臘哲學發展的最初階段，它是「潛在的、直接的、抽像的、一般的」[11]。開端在這整個歷史運動中是最抽像的環節，它不具有絕對精神在歷經辯證發展之後所獲得的絕對確定性：「尊重它是這個神聖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但也只是一個環節。」[12]
黑格爾之後，西方思想進入了一個大幅度解放、同時也意味著巨大混亂的時期。主流傳統遭到多方持續圍剿並因此潰不成軍。先前被壓制著的東西——如果「壓制」這個詞是合適的話——像得到解放的地下亡魂一樣魚貫而出，在大地上肆意遊蕩。在這個從近代向現代過渡的過程中，尼采的意義重大。他幾乎憑一人之力扭轉了早期希臘思想家在哲學史上的地位。尼采，特別是青年尼采對早期希臘的狂熱投入，不僅使得一戰後的德國掀起了一股解釋早期希臘的熱潮（參見本書第二章第一節），更是對海德格爾思想的整體去路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然而，尼采的著眼點是主觀而非客觀的。他關注的是早期希臘思想家的「人格」（Personlichkeit），而非思想本身。在尼采看來，和作為土壤的哲學家的個性相比，哲學家的思想和體系只是土壤上有形可見的植物。[13]植物生長、變化、毀滅，土壤卻永恆不易。哲學家的個性要比他們留下來的學說更為本質：
他們是什麼樣的人至關重要：我之所以考察他們的教導是為了揭示他們是什麼樣的人。[14]
在尼采眼中，早期希臘思想家的思想只是附屬結果，透過思想內容所彰顯出來的偉大個性才是歷史上具有永恆意義的東西。學說在不斷輪替和變化，個性卻具有永恆的典範性。這是早期尼采面對當時德意志「知識庸人」（Bildungsphilister）氾濫的社會狀況[15]時所懷抱的立場。
相形之下，只有海德格爾帶著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徹底性投入對早期希臘思想家的解釋。這種解釋一方面像尼采一樣，將早期希臘思想家奉為後世不可企及的偉大典範；另一方面又同黑格爾一樣，展開為一種思想本身的理解和對話。也就是說，他既避免了對於早期希臘思想家的進步論解釋，也拋棄了對於早期希臘思想家的主觀性視角。
最後，從海德格爾思想本身看，涉及兩點：
其一，對於中期海德格爾的存在歷史思想的開展而言，三大要素並居核心位置：尼采、荷爾德林與早期希臘思想。[16]
尼采作為形而上學之完成，同恩斯特·雲格爾（Ernst Junger）一道，體現了海德格爾對於西方思想當前狀況的總體把握與思考。這種思考最後凝聚在技術問題中。荷爾德林作為外在於形而上學的「另一開端的詩人」，指向西方思想的將來。早期希臘思想關及西方思想的曾在。因此這三大要素分別指向當前、將來和過去的時間之三維，並因其根本處的貫通性而互相指引與牽動。
不僅如此，早期希臘思想作為海德格爾所闡發的「曾在」意義上的過去，它還是西方思想的開端。開端是獨一無二的。[17]這也是為什麼，尼采與荷爾德林都以各自的方式在作為開端的希臘天空下汲取泉源。[18]早期希臘思想因而在這三個核心要素中佔據著一個不可比擬的突出位置，它源泉性地會聚了其他兩個要素。
其二，「形而上學之克服」可謂中期海德格爾思想的核心關懷。把西方形而上學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其可能性前提在於，對一種非—形而上學或者說形而上學之外的位置有一種認識或預感。[19]恩斯特·雲格爾在談及時代的虛無主義時認為，在虛無主義條件下時代將劃分為兩個領域，要麼是「葬身於虛無性的無（das nichtige Nichts）」之中，要麼過渡到「全新的存在之轉向（neuen Zuwendung des Seins）」，兩者之間存在一條相互區分的「線」。[20]雲格爾認為：「線得以被穿越的那個瞬間帶來一個全新的存在之轉向，現實存在的東西隨之開始閃爍。」海德格爾則針對雲格爾提問：「我首先想要問的是，是否情況是相反的，即全新的存在之轉向才首先帶來穿越線的瞬間。」[21]在海德格爾看來，並不是先發生對線的穿越，之後才進入一個全新的存在領域；而是反過來，這種全新的存在領域的開啟才帶來對線的穿越。這片領域對於海德格爾而言是早期希臘和荷爾德林。對他們的解釋意味著一種「全新的存在之轉向」，只有這種全新的轉向發生了，才可能產生一個穿越「線」的瞬間，亦即克服形而上學（虛無主義）的瞬間。
在1941到1944年的講課中，海德格爾按順序進行了阿那克西曼德解釋（1941年夏季學期，全集第51卷）、荷爾德林解釋（1941—1942年冬季學期，全集第52卷；1942年夏季學期，全集第53卷）、巴門尼德解釋（1942—1943年冬季學期，全集第54卷）和赫拉克利特解釋（1943年夏季學期，1944年夏季學期，全集第55卷）。可以看到，荷爾德林解釋和早期希臘解釋在互相交織中進行。其原因恰恰在於，荷爾德林與早期希臘思想一道構成了克服形而上學的合力。因此，要理解海德格爾的思想，至少從中期存在歷史看，理解他的早期希臘解釋和荷爾德林解釋是必要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一旦缺失，海德格爾無以進入到把形而上學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觀審的光照當中。
附帶指出，「形而上學之外的位置」在西方思想內部指的是早期希臘思想與荷爾德林。與此同時，這個名稱也指示著西方思想的外部，即非西方的思想。非西方的思想，在當前主要是指東方，特別是指中國思想。[22]所以海德格爾對老子的譯讀不是突發奇想，不是出於個人興趣或者殖民者自感優越的獵奇心，也不是受到「東方主義」（Orientalism）[23]的研究動機的推動，而是出於思想理路之必然。張祥龍先生指出，在思想史上海德格爾只讚許過早期希臘思想家、荷爾德林和老子。[24]這一揭示指明了這三條路向對於海德格爾思想的意義。但就老子而言，決定性的事情並非老子思想本身，而是「形而上學之外的位置」這一規定性。海德格爾關注老子並不是因為他對東方思想特別有好感，彷彿一個西方哲學家沒有來由地就對東方的東西傾慕有加，溫順地想要做東方的學生——海德格爾曾貶義地使用過「中國式的」（chinesenhaft）一詞[25]；而是出於他自己的、克服形而上學的思想理路的需要。
二 本書思路
本書首先力圖在材料掌握上達到盡可能完整的程度，其次嘗試採取一個貫通性的視角來觀察海德格爾各個階段的解釋。
具體來講，筆者以海德格爾1935年夏季學期的講授課《形而上學導論》（全集第40卷）作為考察的出發點。
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有兩股構成緊張關係的力量：πόλεμος和λόγος。πόλεμος的意思為「戰爭」，海德格爾從存在論角度將這個詞翻譯為Auseinandersetzung，我們依從字面將海德格爾的譯法翻譯為「相分設置」。而希臘語的基本詞λόγος 〔邏各斯〕則被海德格爾理解為「會聚」（Versammlung）。前一方力量強調的是鬥爭、區分、衝突，以及由此帶來的敞開；後一方力量偏重的是和諧、同一與應合。這兩股鬥爭與和諧的力量構成了本書考察海德格爾早期希臘闡釋的基本線索。
通過對文本的梳理，筆者的考察結果是，海德格爾對早期希臘思想的闡釋表現為從強調鬥爭到強調和諧的變化過程。在這樣一條從鬥爭到和諧的線索上，海德格爾對πόλεμος 〔戰爭〕、φιλία 〔愛〕、ὁμολογεῖν 〔協調一致〕、τὸ αὐτό 〔同一〕這幾個詞的解釋特別凸顯而出。這幾個詞是海德格爾思想從鬥爭到和諧的基本演變環節，構成了本書的考察重點。
從思想本身上講，πόλεμος和λόγος之間的緊張性力量分別涉及存在自身的結構、存在與人、存在與存在者以及存在者與存在者這四個相互聯繫的方面。
人在這四個方面中佔據一個樞紐位置，因為人勾連起了其他三方的關係。「同存在者之存在的關聯的一劈為二的二重性（Die zwiespaltige Zwiefalt）乃是人在存在者之中的非同尋常的身位的標誌。」[26]在中後期海德格爾這裡，「存在論差異」（ontologische Differenz）[27]的前期表達被重新表述為「二重性」。人作為「此—在」（Da-sein），領會著存在而處身於存在者之中。存在經由人得到解蔽，人是存在的解蔽之所。在存在之解蔽狀態中，存在者顯現而出並取得相互之間的統一性。而存在者的顯現又是面向著人的：人在存在的光照中與存在者相遭遇。人因此處於存在和存在者的「之間」領域，它是一種奇異詭譎的（δεινόν 〔奇異的，厲害的〕，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第三小節）存在。它之所以奇異詭譎，正在於這種二重性並非近代形而上學所理解的感性—超感性（動物—神）的分裂關係，而是一種在存在和存在者之間往復循環的、柔和的差異化發生（柔和來源於不分裂）。這種差異化發生打開了一個生生不息的動態敞開域（das Offene）。人的奇特本質就從這一敞開域而來，得到規定。人之為人不在於他是一種擁有λόγος 〔語言，理性，邏各斯〕的動物，而在於他被這一敞開域、這一「之間」亦即「二重性」所擁有。
需要注意的是，人的樞紐意義在海德格爾思想中絕非以人為中心的主體性形而上學。「樞紐」之所以為樞紐，端賴於它是空的。它不是從自身（自我）出發對世界萬物的預先控制，而是一種開放性的接納。人作為存在之解蔽的場所取決於存在自身的天命遣送，人從來不能單方面控制和決定什麼。
別而言之，存在自身的結構主要呈現為遮蔽與解蔽之間的鬥爭與和諧。在《形而上學導論》中，存在的結構側重於遮蔽與解蔽之間的鬥爭關係。在這種鬥爭中，海德格爾特別強調解蔽的暴力力量。而在《形而上學導論》之後，遮蔽與解蔽之間相互顧及、相與遊戲的關係越來越得到凸顯。在這種相與關係中，暴力因素被慢慢清除，和諧性得到極大突出，遮蔽的地位也相應越來越得到重視。
其次，從存在與人的關係看，在《形而上學導論》中，人與存在的關係偏向鬥爭，人呈現為一個對抗著存在之壓倒性威力的暴力敞開者。而在海德格爾的中後期思想中，人與存在的關係偏向於同一與應合。人成為存在之真理的保護者和看管者。這一側重變化同上面所說的解蔽與遮蔽的地位升降過程同步。
再次，從存在與存在者的方面講，存在通過詩人和思想家產生與存在者的聯繫。這個聯繫在《形而上學導論》中表現為由鬥爭所開啟的作品與世界之間的關聯；之後則涉及阿那克西曼德箴言中的χρεών 〔必然性，用〕，以及整個早期希臘思想家尤其是巴門尼德那裡存在和存在者的「二重性」（Zwiefalt）。在χρεών和存在的二重性中，鬥爭性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讓……存在」的自由關係。
最後，涉及存在者和存在者之間的關係。這一關係實際上受到海德格爾的輕視，只在阿那克西曼德解釋中出現。這提示了海德格爾思想的基本取向與得失。韓潮敏銳地指出：「自從《存在與時間》之後，海德格爾再沒有處理此在之間、以至於『形形色色的存在者』之間的關係。這裡幾乎是他晚期哲學唯一對此有所涉及的地方。」[28]但正是這個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暗示了海德格爾思想的巨大變化：存在者和存在者之間不再表現為相互鬥爭的關係；相反，它們必須相互顧及，否則就會陷入僵持性在場，破壞整體的秩序。
早期希臘思想解釋的側重變化，同海德格爾思想的整體變化是步調一致的。這個從鬥爭到和諧的思想變化的內在推力，是對所謂「主體性形而上學」的克服，特別表現為同尼采哲學的爭辯以及對技術問題的思考（參本書評論部分第一節第三小節）。
下面更具體地介紹一下本書的章節劃分：
在本書第一和第二章，追問的是海德格爾為何回到早期希臘。對此，本書通過對海德格爾1930年代初思想轉向期幾個文本的考察，追蹤了海德格爾回到早期希臘的具體發生過程。在此基礎上，本書試圖探索海德格爾轉向早期希臘的思想因由。柏拉圖的位置和技術問題在此特別凸顯而出。
海德格爾如何解釋早期希臘，構成第三章的內容。這是對海德格爾闡釋原則的挑明。這些原則將海德格爾的早期希臘思想闡釋與其他哲學家、學者的闡釋區分開來，表明了海德格爾所堅持的基本立場。但是本書並不認為在海德格爾那裡存在一種闡釋早期希臘思想的統一「方法」；在哲學中只有具體行走的「道路」，而沒有科學式的一般「方法」。
本書主體部分致力於對具體闡釋的考察：
海德格爾對早期希臘思想的闡釋依時間順序可分為五個階段：前史、摸索性起步、決定性開端、高峰和晚期（詳見文本說明）。但本書並不是以史學研究的方式事無鉅細地考察所有這五個階段，而是把目光聚焦於決定性開端、高峰和晚期。這麼做是因為本書認為這三個階段才真正表現出海德格爾基於自己思想之雄心的、對早期希臘思想的本質闡釋。[29]第四至第六章的內容因此分別處理這三個階段。
在校長任職失敗以後，海德格爾經歷了一個從調整到再起步的過程。再起步的標誌是1935年夏季學期的課程《形而上學導論》。這個課程在海德格爾的整體思想中具有關鍵意義（參見第四章第二節），它同時也是海德格爾高調返回早期希臘的決定性開端。第四章主要處理的便是《形而上學導論》。這一章的重點是海德格爾對赫拉克利特殘篇第53（即πόλεμος殘篇）的解釋。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特別強調衝突鬥爭在人類歷史及其與存在的關係中的地位。存在被稱為「壓倒性力量」（Uberwaltigende），人則被稱為「暴力行動者」（Gewalt-tatige）。海德格爾認為，暴力行動者必須針對存在使用暴力，借助「作品」來阻擊存在的威力，以此開闢出世界與歷史。人與存在之間呈現一種緊張的鬥爭關係。海德格爾具體通過對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安提戈涅》中δίκη〔正義〕與τέχνη 〔技藝〕之間關係的闡發，鮮明地展現了人與存在的衝突結構。這正是πόλεμος的基本展開方式。
第五章處理海德格爾解釋早期希臘思想的高峰階段。在這個時期，海德格爾對阿那克西曼德、巴門尼德和赫拉克利特進行了連續而密集的解釋。其中1943—1944年的赫拉克利特解釋（全集第55卷）可特別視為海德格爾思想從中期到晚期的過渡與轉接。這一過渡表現為海德格爾思想中的衝突性不斷減弱，和諧性越發加強。在此階段，πόλεμος的地位持續下降以致消失，而遮蔽與解蔽之間的φιλεῖ 〔愛〕和人與存在之間的ὁμολογεῖν 〔協調一致〕得到凸顯。「遮蔽」一維在這個階段的地位上升，也和海德格爾對衝突性的弱化相對應。
晚期海德格爾進入了一個相對保守與柔和的思想立場當中。赫拉克利特的πόλεμος殘篇幾近消失，與此相對，巴門尼德佔據了毫無疑問的核心。與《形而上學導論》強調衝突鬥爭的思想立場相比，海德格爾特別突出了存在與人的應合與和諧。這一前一後的思想結構幾乎構成兩個對立的極端。這是第六章要處理的內容。
在本書最後的評論部分，概括了海德格爾的早期希臘思想闡釋的總體特點，在此基礎上嘗試做出一些批判性反思。最後則探討了早期希臘和古典希臘的關係，對鬥爭與和諧的問題做出方向性思考。
三 幾點原則
在此，筆者還想特別強調一下本書在具體討論和解釋過程中堅持的幾個原則：
1. 本書不是對早期希臘思想家的研究，而是對海德格爾思想本身的研究。此一總體方向的確認殊為重要。本書的目的是就海德格爾對早期希臘的闡釋，來理解海德格爾思想本身的發展變化。海德格爾對早期希臘的興趣是思想的，不是史學—語文學的（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三節）。[30]本書無意於，也在根本上沒有能力對語文學方面的早期希臘研究做出貢獻。相關的語文學研究在這裡雖是必要參考和輔助，卻絕非尺度與依據。本書並不捲入古典語文學內部各種具體的文本勘定、真偽辨別、語詞釋讀等問題。對於理解海德格爾思想，從語文學的專業視角出發基本沒有助益；反過來，海德格爾對語文學的專業研究也沒有大的幫助。
2. 面對海德格爾文本時，需要注意海德格爾思想的複雜性、變化性乃至矛盾性。哲學家和單純學術研究者的一個基本區別在於，哲學家由於受到多層次的、繁複的現象本身的牽引而思想幾番變化。海德格爾哲學在這一點上尤為突出與典型，他的哲學根本上乃是一無止境的發問之途程。而其思想方式的這種運動性、時機生成和一再重新開始的特性，同其思想內容本身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的早期希臘思想闡釋亦復如是。在各個思想階段，海德格爾對早期希臘的闡釋都互有區別。因此，任何簡單化的處理都將導致各種誤解，同時這也是思想乏力的表徵。我們在具體研究時需要注重海德格爾文本的時間差異和語境關聯，防止輕率隨意的跳躍性引征，避免將不合海德格爾本意的內容前後混淆地錯置入其思想當中並據此大加發揮。
3. 在注意海德格爾思想的變化特性的同時，本書又企圖和單純的思想報道相區分。在考察海德格爾思想的演變過程時，必須注意把握其思想演變的線索。就海德格爾思想內部而言，一方面，本書並不是孤立地考察海德格爾各個時期的早期希臘思想解釋，而是將他的階段性解釋放置在其思想的整體流變這一大背景中，由此出發來觀察海德格爾思想的整體傾向的變化並探究其原因。這一基本考察方式勢必帶來對海德格爾的解釋內容的取捨：一些內容將被突出，一些內容將被弱化。這並不是一種缺陷，而是事情之本然。我們必然通過具體的道路行走來通達一個生生不息的整體，而非處在外部凝固地靜觀一個現成不變的全體。另一方面，本書又從早期希臘思想這個視角來反觀海德格爾思想的整體變易，提供一道別樣的、理解海德格爾思想的光照。在這一理解光照中，海德格爾思想的轉向，海德格爾思想在前中後三階段的聯繫與變化，都將得到不同的呈現。
4. 為加深理解，本書在行文涉及相關殘篇時，將同時給出海德格爾的德譯文、對海德格爾譯文的中文翻譯，並配以第爾斯的德譯文[31]和弗裡曼的英譯文[32]以及對此的中文翻譯。海德格爾的殘篇翻譯是非常獨特的。他的翻譯一方面死摳字面，另一方面又帶有極大的創造性，因此必須配以常規的譯文來幫助我們理解殘篇的基本含義，同時也可襯顯出海德格爾思想的奇譎。我們可以在常規譯文和海德格爾奇特思想的兩相對照中，去理解海德格爾忠實在何處，又在何處大加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