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最後這些充滿預感的問題，現在必須闡明，蘇格拉底的影響如何像暮色中愈來愈濃郁的陰影，籠罩著後世，直至今日乃至未來；它如何不斷迫使藝術、而且是至深至廣形而上意義上的藝術進行創新，在這綿綿無盡的影響中也保證藝術創新的綿綿無盡。
為了能夠理解這一點，為了令人信服地證明一切藝術對於希臘人、對於從荷馬到蘇格拉底的希臘人的內在依賴關係，我們必須切身感受希臘人，如同雅典人切身感受蘇格拉底一樣。幾乎每個時代和文化階段都曾經一度惱怒地試圖擺脫希臘人，因為它們自己的全部作為，看來完全是獨創的東西，令人真誠驚歎的成就，相形之下好像突然失去了色彩和生氣，其面貌皺縮成失敗的仿作，甚至皺縮成一幅諷刺畫。於是，對於那個膽敢把一切時代非本土的東西視為“野蠻”的自負小民族的怨恨一再重新爆發。人們自問，一個民族儘管只有曇花一現的歷史光彩，只有狹窄可笑的公共機構，只有十分可疑的風俗傳統，甚至以醜行惡習著稱，卻要在一切民族中享有尊嚴和特權，在芸芸眾生中充當藝術守護神，它究竟是什麼東西？可惜人們不能幸運地找到一杯醇酒，藉以忘懷此種生靈，而嫉妒、誹謗和怨恨所釀成的全部毒汁，也都不足以毀壞那本然的壯麗。所以，人們面對希臘人愧懼交加；除非一個人尊重真理超過一切，並且有勇氣承認這個真理：希臘人像御者一樣執掌著我們的文化和一切文化，而破車駑馬總是配不上御者的榮耀，他開玩笑似地駕著它們臨近深淵，然後自己以阿喀琉斯的跳技一躍跳過深淵。
為了證明蘇格拉底也享有這種御者身份的尊嚴，只要認識到他是一種在他之前聞所未聞的生活方式的典型便足夠了，這就是理論家的典型，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弄清這種理論家的意義和目的。像藝術家一樣，理論家對於眼前事物也感到無限樂趣，這種樂趣使他像藝術家一樣防止了悲觀主義的實踐倫理學，防止了僅僅在黑暗中閃爍的悲觀主義眼光。但是，每當真相被揭露之時，藝術家總是以癡迷的眼光依戀於尚未被揭開的面罩，理論家卻欣賞和滿足於已被揭開的面罩，他的最大快樂便在靠自己力量不斷成功地揭露真相的過程之中。如果科學所面對的只有一位赤裸的女神，別無其他，世上就不會有科學了。因為科學的信徒們會因此覺得，他們如同那些想鑿穿地球的人一樣。誰都明白，盡畢生最大的努力，他也只能挖開深不可測的地球的一小塊，而第二個人的工作無非是當著他的面填上了這一小塊土，以致第三個人必須自己選擇一個新地點來挖掘，才能顯得有所作為。倘若現在有人令人信服地證明，由這直接的途徑不可能達到對跖點，那麼誰還願意在舊洞裡工作下去呢，除非他這時不肯滿足於尋得珍寶或發現自然規律。所以，最誠實的理論家萊辛勇於承認，他重視真理之尋求甚於重視真理本身，一語道破了科學的主要秘密，使科學家們為之震驚甚至憤怒。當然，這種空谷足音倘非一時妄言，也是過分誠實，在它之外卻有一種深刻的妄念，最早表現在蘇格拉底的人格之中，那是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認為思想循著因果律的線索可以直達存在至深的深淵，還認為思想不僅能夠認識存在，而且能夠修正存在。這一崇高的形而上學妄念成了科學的本能，引導科學不斷走向自己的極限，到了這極限，科學必定突變為藝術——原來藝術就是這一力學過程所要達到的目的。
現在，我們在這一思想照耀下來看一看蘇格拉底，我們就發現，他是第一個不僅能遵循科學本能而生活，更有甚者，而且能循之而死的人。因此，赴死的蘇格拉底，作為一個借知識和理由而免除死亡恐懼的人，其形象是科學大門上方的一個盾徽，向每個人提醒科學的使命在於，使人生顯得可以理解並有充足理由。當然，倘若理由尚不充足，就必須還有神話來為之服務，我剛才甚至已經把神話看做科學的必然結果乃至終極目的。
我們只要看清楚，在蘇格拉底這位科學秘教傳播者之後，哲學派別如何一浪高一浪地相繼興起；求知慾如何不可思議地氾濫於整個有教養階層，科學被當做一切大智大能的真正使命洶湧高漲，從此不可逆轉；由於求知慾的氾濫，一張普遍的思想之網如何籠罩全球，甚至奢望參透整個太陽系的規律。我們只要鮮明地看到這一切，以及現代高得嚇人的知識金字塔，那麼，我們就不禁要把蘇格拉底看做所謂世界歷史的轉折點和漩渦了。我們且想像一下，倘若這無數力量的總和被耗竭於另一種世界趨勢，並非用來為認識服務，而是用來為個人和民族的實踐目的即利己目的服務，那麼，也許在普遍殘殺和連續移民之中，求生的本能削弱到如此地步，以致個人在自殺風俗中剩有最後一點責任感，像斐濟島上的蠻族，把子殺其父、友殺其友視為責任。一種實踐的悲觀主義（der praktische Pessimismus），它竟出於同情製造了一種民族大屠殺的殘酷倫理——順便說說，世界上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凡是尚未出現任何形式的藝術，尤其是藝術尚未作為宗教和科學以醫治和預防這種瘟疫的地方，到處都有這種實踐的悲觀主義。
針對這種實踐的悲觀主義，蘇格拉底是理論樂觀主義者（der theoretische Optimist）的原型，他相信萬物的本性皆可窮究，認為知識和認識擁有包治百病的力量，而錯誤本身即是災禍。深入事物的根本，辨別真知灼見與假象錯誤，在蘇格拉底式的人看來乃是人類最高尚的甚至惟一的真正使命。因此，從蘇格拉底開始，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邏輯程序就被尊崇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級的活動和最堪讚歎的天賦。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為，同情、犧牲、英雄主義的衝動，以及被日神的希臘人稱作“睿智”的那種難能可貴的靈魂的寧靜，在蘇格拉底及其志同道合的現代後繼者們看來，都可由知識辯證法推導出來，因而是可以傳授的。誰親身體驗到一種蘇格拉底式認識的快樂，感覺到這種快樂如何不斷擴張以求包容整個現象界，他就必從此覺得，世上沒有比實現這種佔有、編織牢不可破的知識之網這種慾望更為強烈的求生的刺激了。對於懷此心情的人，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儼然是一種全新的“希臘的樂天”和幸福生活方式的導師，這種方式力求體現在行為中，為此特別重視對貴族青年施以思想助產和人格陶冶，其目的是使天才最終誕生。
但是，現在，科學受它的強烈妄想的鼓舞，毫不停留地奔赴它的界限，它的隱藏在邏輯本質中的樂觀主義在這界限上觸礁崩潰了。因為科學領域的圓周有無數的點，既然無法設想有一天能夠徹底測量這個領域，那麼，賢智之士未到人生的中途，就必然遇到圓周邊緣的點，在那裡悵然凝視一片迷茫。當他驚恐地看到，邏輯如何在這界限上繞著自己兜圈子，終於咬住自己的尾巴，這時便有一種新型的認識脫穎而出，即悲劇的認識，僅僅為了能夠忍受，它也需要藝術的保護和治療。
我們的眼光因觀照希臘人而變得清新有力，讓我們用這樣的眼光來觀照當今世界的最高境界，我們就會發現，蘇格拉底所鮮明體現的那種貪得無厭的樂觀主義求知慾，已經突變為悲劇的絕望和藝術的渴望。當然，在其低級水平上，這種求知慾必定敵視藝術，尤其厭惡酒神的悲劇藝術，正如蘇格拉底主義反對埃斯庫羅斯悲劇這個例子所顯示的。
現在，讓我們心情激動地叩擊現代和未來之門。那種“突變”會導致創造力、或者說從事音樂的蘇格拉底的新生嗎？籠罩人生的藝術之網，不論是冠以宗教還是科學的名義，將編織得日益柔韌呢，還是注定要被如今自命為“現代”的那種喧囂野蠻的匆忙和紛亂撕成碎片呢？——我們憂心忡忡卻又不無慰藉地在旁靜觀片刻，作為沉思者有權做這場偉大鬥爭和轉折的見證。啊！這場鬥爭如此吸引人，連靜觀者也不能不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