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五四」白話文和新文學運動便可以作為一個成功的範例。它是現代世界文明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衝撞而融合的一次凱旋，是使傳統文化心理接受現代化挑戰而走向世界的一次勝利。「五四」以來的新文體，特別是直接訴諸情感的新文學，所載負、所輸入、所表達的，是現代的新觀念、新思想和新生活；但它們同時又是中國式的。它們對人們的影響極大，實際是對深層文化心理所作的一種轉換性的創造。其中，作為新文體和新文學的負載工具的現代漢語（白話書面文字）在輸入外來概念、語彙時，所採取的是意譯而非音譯的方式，便是一例。這是其他語言文字中所非常罕見的現象，在使巨大的漢民族容受外來文化上所起的積極功能，頗值注意。有如一位論者所指出：
當一種異體文化進入到本體文化時，不可避免地會引起震盪、排異的反應。排異愈激烈，進入的過程往往愈痛苦，而使本體文化留下大而深的創口。意譯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大大緩和這個矛盾：一方面它對人與人、文化與文化之間的交流採取了順應的態度，因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語言的存在、符號的存在，以至文化的存在，就是為了交往；同時，它又以本體語言——文化的材料對來自異體文化的進入物進行改造。或者說，把那種有可能引起的震盪引導到本體文化——語言的深處，釋放它，消解它。這樣，本體語言——文化既接受了傳入的事實，又未曾喪失自己。[1]
（這）就是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學術及社會行為規範——漢語詞彙庫中原有的材料提升起來，作為這些外來者的形式—符號能指；讓它們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形式—漢語的能指出現，流通於中國社會—漢語人群中。這樣，中國傳統文化—漢語既接受了大量外來文化成分—外來語彙，增強了自身的生命力；同時又減少了兩種文化—語言之間因形式—能指的不同而可能產生的衝突。[2]
「所指」是所輸入的西方現代文化，「能指」是改變了的傳統的漢字、漢語。「能指」是形式、工具、「用」，與深層心理結構直接相關。「所指」是內容、目的、「體」，是表層文化結構（包括生產—生活方式的經濟體制）的輸入。[3]意譯承續了本民族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或思想定勢，充分實現了漢字的理解性特徵，免去了可能發生的情感牴觸。這既不是「保存國粹」，又不是「廢除漢字」，而恰好是一種對情理深層結構的適應與創造。不是過分西化，不是魯迅的「硬譯」，也不是林紓的古文，不是傳統章回體，看來也未必是當今流行的各種佶屈聱牙、晦澀難通的文體，才能促進表、深層結構的改換。近代成功的新文體常常是既明白如話，又文白相間；傳統與現代在這裡是合為一體的。
哲學家說語言是存在的寓所，現時代的本體存在通過這語言寓所而呈現。但我以為存在畢竟不止寓所於語言，存在所居住的心理寓所更為重要和根本。在走向現代化所必須進行的轉換性的創造中，中國「樂感文化」的深層情理結構，當然不僅存留在文學領域，而且也存留在其他各種領域中。因此，在嚴格區分情、理，以理性的法律為準繩（即以現代化法治替代傳統人治）的轉換中，如何重視人間和睦、人際關懷、重調解、重協商而並不一切均訴諸冷冰冰的是非裁定或理性法庭，便仍然是值得仔細探討的。舉一個例，今日的所謂「居民委員會」之類的組織，在丟棄了「小腳偵緝隊」的功能後，是否可能以「里仁為美」的傳統觀念為真正依據，在自願基礎上組成，雖無法定權力，卻可以在國家、法庭、政府部門之外主動地積極地做更多更好的協商調解工作、社會福利工作和老幼關懷工作呢？這也就是說，表層結構的儒學如所謂「八條目」所規定的倫理—政治—社會秩序，在為現代的法律制度所替代的前提下，由此表層結構積澱為深層心理的人際、感情和價值觀念，如親子之慈孝、朋友之信義、夫婦之恩愛、家國之聯繫等等，即前述的深層情理是否仍然可以自覺地認同於現代社會而保存承繼下來，使人際溫暖通過包括已改變的表層結構而進入現代和後現代社會呢？
既無天國上帝，又非道德倫理，更非「主義」、「理想」；那麼，就只有以這親子情、男女愛、夫婦恩、師生誼、朋友義、故國恩、家園戀、山水花鳥的欣托，普救眾生之襟懷以及認識發現的愉快、創造發明的歡欣，戰勝艱險的悅樂，天人交會的歸依感和神秘經驗，來作為人生真諦、生活真理了。……為什麼不去認真地感受、體驗、領悟、探尋、發掘、「敞開」它們呢？……這就是生命的故園情意，同時也就是儒家的「立命」。「命」並非別的，它關注的正是這個非人力所能主宰、控制的人生偶然。[4]
錢穆說：
孔子的主要教義，乃從全心體來主宰全人生，由全人生來參悟天命真理。孔子主張以人參天，因心見性，並不單一從此心的純理智方面來推尋真理，乃與西方一般偏重純思辨純理知的哲學家有不同。……在全部人生中，中國儒家思想，則更著重此心的情感部分……[5]
本文試圖探討的，正是這種並非純理知而是「情理交融」的「哲學」。其中，情感佔有重要位置。「哲學」一般很少注意這個方面，但我認為它才正是儒學特徵和要點所在。人們愛說儒學是「生命哲學」，其實，生命哲學並不在那如何玄妙的高頭講章中，而就在這活生生的人們的情理結構裡。這才是源泉所在。作為生命，作為人性，它們包含著情感，是歷史的產物。如果要求哲學回到生命，回到人生，便也是要求回到歷史，回到這個情深意真的深層結構。而這，也正是我所盼望的第二次文藝復興。第一次文藝復興是從神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確認了人的感性生存；第二次文藝復興則盼望人從機器（物質機器和社會機器）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再一次尋找和確認人的感性自身。面對當前如洪水般的悲觀主義、反理性主義、解構主義，儒學是否可以提供另一種參考系統，為創造一個溫暖的後現代文明作出新的「內聖外王之道」（由某種樂觀深情的文化心理結構而開出和諧健康的社會穩定秩序）的貢獻呢？從而，儒學命運難道不可以在嶄新的解釋中獲得再一次生存力量和世界性的普泛意義嗎？
但願如此。
這就是我想繼續探討、尋求的。
一九九六年四月
於Colorado College
【註釋】
[1]俞建章：《意譯——漢語的文化功能試析》，見《九州學刊》，第三卷第三期，第58頁，1984年12月。
[2]同上，第68頁。
[3]這裡將「體」作為「表層」，是相對於作為「深層」的心理而言。注意此處的用語複雜性。
[4]參閱拙作《哲學探尋錄》，見《我的哲學提綱》，第244頁，三民書局，台北，1995。
[5]《孔子與論語》，第198頁，聯經出版公司，台北，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