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討「儒學」之前，首先似乎應該做卻一直沒好好做的，是「正名」工作，即盡可能地澄清一下「儒」、「儒學」（或「儒家」、「儒教」）這些語詞、概念在使用中的意義。在澄清的嘗試中，也許可以看出儒學在近代中國的某種處境和變遷，並引出值得研究的問題。
當然，這裡不可能作分析哲學式的細緻討論，而仍然只能粗略地看看這個語詞的一般使用情況。這似乎可分出以下幾種：
（1）「儒」（家、學、教，下同）是與「墨」、「道」、「法」、「陰陽」等思想、學派相並立、並稱而言。這是最早（先秦）也是最廣泛的一種用法，[1]至今仍然如此。不但在哲學史、思想史的著作中，而且也在日常語言中。但在這種使用中，並未明確「儒」的標準，因之也無法界定和回答「什麼是『儒學』」、「哪些人算『儒家』」等等問題。
（2）在「現代新儒家」等學術圈子裡，「儒學」、「儒家」儘管也未給予定義式的規範，但可以看出，他們認為（雖然並不完全一致）「儒學命脈」或「儒家精髓」主要是孔、孟、程、朱、陸、王這一思想傳承和理論線索，認為這條「道問學」、「尊德性」即以心性論為主幹的「內聖」哲學，才是「儒」的根本特徵。依據這一標準，其中一些比較徹底者把董仲舒排斥在儒家正統之外（如勞思光），有的則明確指出葉適是孔子的「敵人」（如牟宗三，由此葉適之不屬於儒門「道統」自不待言）。有的則沒有這麼極端，含含混混地承認荀子、董仲舒以至葉適等人也是值得談論的儒家。
（3）但實際上「儒」、「儒家」、「儒學」在兩千多年的使用中，範圍要比上述兩種含義廣泛得多。自漢以來，讀書人一般便被稱作儒生或儒士，因為他們所誦讀的典籍主要是《五經》，宋代以後是《四書》；他們的行為規範、價值觀念、人生態度，基本上或至少在表面或口頭上遵循、承認、認同「周孔之道」或「孔孟之道」。即使其中好些人接受或摻雜有其他思想學說的影響或成分，因而有時被稱作道家（如陶潛、李白）、法家（如王安石、張居正）、佛家（如王維），這仍然是由於儒學在先秦以後的不斷發展中，包含、吸取了各家學說，因此使許多人常常是亦儒亦道、亦儒亦佛、亦儒亦法，甚至亦儒亦墨的緣故。好些人出門做大官，在家稱「居士」。但除了那些真正去做了和尚、道士、術數家者外，他們基本上所崇奉、履行的仍然是儒學，他們基本上仍然是儒家。曾國藩便曾明確自承：「細思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2]但這絲毫沒妨礙曾國藩是典型的「儒家」。因此程、朱、陸、王講的固然是儒學，王安石的《三經通義》（不傳）、葉適的《習學記言》，以及王船山、戴震等人的論著，又何嘗不算「儒學」？而且程、朱、陸、王這種標準的「儒學」不也從佛、道中吸取了許多思想成分麼？可見，所謂「儒學」、「儒家」、「儒」這些觀念、概念、語詞，實際上正是這樣粗略而含混地被長期使用著的。
（4）大概自十九世紀末，開始發生了問題。如上所述，古代士大夫儘管大量吸收道、法、墨、陰陽各家思想，但一般仍然主要誦讀儒學典籍，基本以儒學為本而吸取別家，而且經常是自覺地認同「儒家」，承認自己是「孔孟之徒」。但在近代西方思潮的猛烈衝擊下，數千年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不斷挫敗，傳統儒學的負面作用被不斷揭露，特別是科舉制度的廢除、新式學堂的成立，除了極少數人外，大多數近現代知識分子不僅不只讀而且還可以不讀儒家經典，同時也可以不再以儒學為根本，不再信仰、崇奉、服膺「孔孟之道」。即使接受或繼承了某些「孔孟之道」（包括「內聖」要求的立身處世，和「外王」抱負的濟世救民），好些人卻並不認同儒家，而寧願認同於更為含混模糊的「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之類的觀念或詞語。於是「儒」（學、家、教）這個概念、語句的適用性便大為縮小。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嚴復等這一代，我們便很難用傳統的「儒學」、「儒家」來描述或概括他們，更不用說陳獨秀、魯迅、胡適、毛澤東[3]、郭沫若等下面幾代人了。特別是從「五四」到今天，對「儒」（家、學、教）的充滿情緒性的論爭和批判紛至沓來，各種肯定、否定的價值判定，使這一概念更增添了糾纏不清的紛亂。於是，什麼是「儒」、「儒學」、「儒家」成了問題。
（5）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儒」（家、學、教）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它的價值和意義並不一定繫於人們是否自覺地認同和承認它，實際上更重要的是，它已化入為漢民族某種文化—心理結構的主要成分，千百年來對廣大知識分子並由之而對整個社會的思想情感、行為活動一直起著規範作用；並由意識而進入無意識，成為某種思想定式和情感取向。包括所謂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關注國事民瘼的濟世心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重視立身處世的道德修身（「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等等，便至今仍然影響著或存在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情感和行為活動中。比較起來，佛的出世（佛也濟世救人，但主要拯救靈魂）、道的超脫（道也獨善其身，但否定人事）、法的陰狠、陰陽的術數、墨的摩頂放踵，其影響和作用反而遠居其次。因此，如果在這樣一種層次上來理解「儒」，則可以有一個更為寬泛的觀念或概念，即它主要指積澱在人們（主要通由士大夫知識分子）的意識、心理中的自覺和不自覺的某種特質和性格。只要不是去出家當和尚，或是徹底不問世事的頹廢派或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便可以在他們身上（意識觀念上、生活行為上、思想情感上、理論學說上）發現「儒」的內涵和特質。我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把「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們也看作「儒」的影響，便是在這層寬泛的意義上講的。這層意義涉及了我所謂的儒學深層結構的問題。
【註釋】
[1]關於「儒」的本義，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可參閱陳來《說「說儒」》，見《原道》，第二輯，1995。
[2]《曾國藩全集·日記一》，第574頁，岳麓書社，1986。
[3]我不能同意金觀濤等認為毛將「馬克思主義儒家化」的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