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有一篇《北大若辦成哈佛第二很危險》的報道,說的是一位北大教授在回應習近平的北大講話時稱:\"哈佛辦得好,但那是為美國人而辦的,北大是為中國人而辦的,我們不能在辦學上處處照抄美國名校。我想,北大如果辦成哈佛第二,一定不是好事,而是很危險的\"。
我先是以為,這只是媒體對這位教授講話的一個不負責任的摘要,僅僅介紹了他的論點的結論部分,省略了他的論證部分,尤其是支持結論的理由。我在網上找來找去,想看看這位教授的高論究竟是因何而發,是針對誰說的\"北大應該辦成哈佛第二\"的謬論,或是北大辦成哈佛第二的\"危險\"究竟是指什麼。我找了半天,發現所有對同一事情的媒體報道都是一樣的說法。失望之餘,我想打聽一下,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到這位教授完整的談話原文,也想借此機會向這位教授本人請教,為何要憂慮北大辦成哈佛第二?
單就這位教授的這個憂慮而言,我聯想到的是,大躍進的時候,偉大領袖曾經憂慮過,糧食生產太多,吃不完怎麼辦?後來發現完全是杞人憂天。今天,或者在可以看得到的將來,北大有辦成哈佛第二的可能嗎?有必要為這個\"危險\"憂心忡忡嗎?這些也許可以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是,不管是\"仁見\"還是\"智見\",都不應該是某一位教授在自說自話,而應該是話有所指。而且,結論的理由也應該說得清楚明白。這些是公共說理的基本的要求。
公共說理應該有的放矢,針對確實存在的,而不是憑空想像或幻想出來的問題。在說理論證中,這叫明確論題。早在公元前1世紀,希臘修辭學家赫爾瑪格拉斯（Hermagoras）的\"爭議點理論\"（stasis theory）就已經提出了這個要求,今天美國的中學和大學作文教學中也有這個要求（當然有所調正和補充）。所謂明確論題,就是在說話之前,先要知道自已為什麼在說話,是要弄請一個事實呢（conjecture）,還是要說清某件事情的性質（definition）?是要建議或計劃某種行動策略（policy）呢,還是駁斥某種謬論（rebuttal）?
從明確論題來看,這位教授擔心和反對北大會變成哈佛第二,想來是因為現在已經有了什麼北大\"哈佛化\"的跡象,或是有人在竭力主張用哈佛為模本來辦北大。如果真是如此,那就是需要具體地告訴別人已經有了哪些北大會變成哈佛第二的跡象或苗頭。或者告訴別人到底是誰在主張把北大辦成哈佛第二,他或他們的具體主張又是什麼。這樣駁斥,才會有針對性,也才能有的放矢。
這位教授說,哈佛辦得好,但那是為美國人而辦的,北大是為中國人而辦的。這話是不錯的。但是,有沒有人主張,北大應該為美國人而辦呢?好像並沒有誰有過這個主張。如果這位教授提不出有此主張的人,那麼,他\"北大為中國人而辦\"的宏論便是無的放矢。在公共說理中,這叫\"稻草人\"戰術。\"稻草人\"戰術是一種非邏輯性的說理謬誤,它先樹起一個並不存在的假想論點,然後輕鬆地將它擊倒。稻草人論述還可以是曲解對方的論點,針對曲解後的論點（替身稻草人）攻擊,再宣稱已推翻對方論點的論證。例如,哈佛大學在學界的口碑很好,是因為它學術自由,並不是因為它是為美國人而辦的。北大有沒有可以向哈佛學習的地方,關鍵並不在於一個學校是為美國人還是為中國人而辦。
這位教授說,我們不能在辦學上處處照抄美國名校,這也不錯。但是,\"照抄\"指的是\"不動腦筋地模仿\"。這個說法明顯帶有抵制和對立的情緒色彩,它不僅含混,而且誇大其詞。真的有誰在主張中國辦學應該處處照抄美國學校嗎?認真提出教育主張的人,誰也不會愚蠢到這個程度吧?在說理中,應當盡量避免有情緒色彩的用詞,而改用比較中立、客觀的用詞。這位教授說,北大如果辦成哈佛第二,一定不是好事,而是很危險的。也許他應該告訴我們,他所擔憂的到底是什麼\"危險\"。如果說不同大學之間有所影響,那麼,辦學理念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影響之一,也經常是被視為有\"危險\"的那個部分。這位教授心裡不會不明白,以美國大學的一些理念來辦中國大學（如教授治校、學術自由、學術人格獨立）,這並不是中國大學目前所面臨的什麼\"危險\"。
如果說不同大學之間有所影響,那麼,辦學理念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影響之一,也經常是被視為有\"危險\"的那個部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副校長姜耀東曾批評中國高教的現狀說,某種程度上,中國只有一所大學,就是教育部大學,我們都是分院。中國大學這麼多,林林總總,怎麼會都是\"教育部大學\"的分院呢?姜耀東指的恐怕正是中國大學的辦學理念。北大的這位教授心裡不會不明白中國高教的現狀,也不會不明白,以美國大學的一些理念來辦中國大學,如教授治校、學術學術人格獨立,這些並不是中國大學目前所面臨的什麼\"危險\"。
揣著明白裝糊塗當然不只是在這位北大教授身上才有,這是在中國學界頭面人物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知識分子犬儒主義。揣著明白裝糊塗也就是德國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一書裡所說的\"明白人的錯誤意識\"（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錯誤意識\"是從馬克思那裡借用來的。在馬克思那裡,錯誤意識指的是個人或群體所擁有的,對真實世界起掩蓋和神秘化作用的信念和價值,工人階級默認和接受資本主義,就是因為受到錯誤意識的支配。同樣,教授也會默認和接受他本該看清和拒絕的東西。
斯洛特迪克用的是enlighten這個字,原來的意思是\"啟蒙\",指的是讓人在精神、人格和知識上擺脫愚昧、迷信和偏見,變得明白過來。明白和啟蒙都是理智的產物。但是,啟蒙的理智有缺陷,也會走向它的反面,變成一種更精緻、更頑固的愚昧、迷信和偏見,那就是統治形態。斯洛特迪克在對犬儒主義的分析中,提出的問題是,在本來應該起啟蒙作用的理智蛻變為這樣的意識形態,並逼迫所有人應聲附和、眾口—詞的時候,怎麼才能堅持當一個明人（Aufklarer）呢?
在犬儒時代當一個明白人,而不是當一個揣著明白裝糊塗的犬儒,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許多事情並不是憑個人願望或意志就能做到的。但這不等於說,每個個人,尤其是受過很高教育,又在大學裡教育學生的教授、學者,就真的什麼都不能做了。不做犬儒,不妨從簡單的公共說理做起。例如,在公共說理中,這位教授所說的\"危險\"其實是一種犬儒主義的\"危言聳聽\",因為他自己都未必相信那是真的。危言聳聽又叫\"恐嚇戰術\"（scare tactics）,它訴諸人們的無知和非理性恐懼,用人們目前還不知道或根本無法證明一定會發生的未來結果,來論證自己現在的主張是正確的。同樣,北大辦得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北大自己的事,與哈佛無關。北大教授與其操這個閒心,還不如自己在理性思考和公共說理上以身作則,不至於亂髮議論,誤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