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對\"公知\"的嘲笑和否定中最振振有詞,但也最似是而非的恐怕就是指責公知的\"不專精\"\"不守專業\"和\"不務正業\"了。這一指責的邏輯是,因為公知不務正業（不願意坐冷板凳）,所以才在他們專業知識範圍之外的事情上\"亂開黃腔\",或者說,是因為他們太經常地多管閒事（經常被定性為出風頭、博人眼球和為西方說話）,所以才無暇專精自己的學業,落得個\"豬頭肉三不精\"的境地。所有這些關於公知\"不務正業\"的指責幾乎沒有一條是不可以套到一百多年前的梁啟超頭上的。然而,當每一條這樣的理由安到梁啟超身上時,卻都似乎在反過來證明,在中國的特定國情下,真正有學問有見識的知識分子正應該像梁啟超那樣成為一個有公共關懷的知識分子,那不是\"不務正業\",而是\"不騖專業\"。梁啟超把盡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當作了他的\"正業\",這樣的知識分子正是當時和現今中國都特別需要的。
開啟民智與經世致用
在對待專業的問題上,梁啟超是一個真正的公知,一個非常有見識有作為的優秀公知。他不僅通過大眾媒體來把普通的、有教養的公眾作為自己的聽眾,而且,他自己就是一個積極營造媒體的人。正是通過他自己創辦的許多報刊,他成為他那個時代公共言論界的驕子。當然,他能有這樣的成就,不能不部分歸功於他有幸生活在一個還允許知識分子自辦報刊的時代。梁啟超以言論起家,一生中所創辦並親自主持的報刊有十多種。以《中外公報》《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報》《政論》《國風報》《庸言報》《大中華》等九種最為出色,影響也最為深遠。這些報刊前七種創辦於民國誕生之前,對於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思想解放及民國的催生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些刊物與今天許多消遣性的刊物不同,都是注重於迫切而嚴肅的公共問題討論。例如,《中外公報》與《時務報》創辦於甲午戰爭後不久,當時國人創巨痛深,力謀報仇雪恥,這兩個報紙應時而生,檢討敗挫的由來和積弱不振的原因,進而要求授權國民,讓全國人民共同負起國家興亡之責,開了清末倡導民權的先河。
倡導民權和鑄造新民是梁啟超公共言論的兩大目標。他為這兩個大目標不懈地進行民眾啟蒙,涵蓋了廣泛、多樣的話題,採取了多種多樣的言論與話語策略。所有這些,以今天學院專業知識的狹隘標準來看都是不專業,甚至很不專業的。但是,這一點也不能動搖梁啟超作為近代中國民眾啟蒙先驅的地位,更不要說是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所發揮的作用了。
一個知識分子言論如果可以稱得上是\"公共\",那麼,他所懷抱的社會、政治目標必然是在狹隘專業之外的。梁啟超那個時代還沒有我們今天學院式的專業和非專業的劃分。在他所接受的儒家教育中,學問並不是它自身的目的,重點不在學問本身,而在其道德目標（\"志於道\"）和在追求這一目標中實現的人格境界（\"養性\"）。如果說道德內容必須支配學問內容是儒家思想的特徵,那麼,這種道德在公知梁啟超那裡則被明確為一種現代意義的\"公德\",而不只是儒家傳統的\"私德\"。無論是鼓吹民權還是鑄造新民,都離不開這個公德,一直到今天,與\"新公德\"緊密聯繫的倡導民主和國民啟蒙仍然是公知的主要社會責任。
作為一名公知,梁啟超辦的不是像我們今天\"學報\"或\"學刊\"一類的出版物,而是有公共言說目標和作用的報刊。他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中這樣述及其目標:\"觀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血脈不通則病,學術不通則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視肥瘠漠不相關；言語不通,故閩粵之與中原邈若異域。惟國亦然,上下不通,故無宣德達情之效,而無舞文之吏,因緣為奸；內外不通,故無知己知彼之能,而守舊之儒乃鼓其舌,中國受侮數十年坐此焉爾。\"這篇刊登在《時務報》上的文章說的也正是《時務報》的啟蒙宗旨。
他在《清議報》第十一期改訂章程的公告中宣佈,這份報紙\"專以主持清議,開發民智為主義\",清議報的多種公共目的（倡民權、衍哲理、明朝局、厲國恥）中,尤以倡民權為最要,\"始終抱定此義,為獨一無二之宗旨,雖說種種方法,開種種門徑,百變不離其宗。海可枯,石可爛,此義不普及於我國,吾黨弗措也。\"清亡之後,他又說:\"在橫濱開一清議報,明目張膽,以攻擊政府,彼時最烈矣。\"
他在《新民叢刊》的發刊告白中說,\"本報取大學新民之意,以為欲新我國,當先維新我民。\"他把重點從政論的國民政治啟蒙轉向更深層的國民文化教育和觀念啟蒙,他名聞遐邇的《新民說》論及的議題,即使在今天看來,仍然是一個思路周密的公民教育課程,其中論進取和競爭、論權利思想、論自治、論進步、論愛國、論自尊、論合群、論生利分利,比今天報刊上許多單單以時論為主的公知批評議論要眼光遠大得多。然而,啟蒙的面越廣、點越多,也就越顯得\"不專業\",但梁啟超並不在乎這個。
所謂\"專業\",乃是一種最狹隘意義上的知識,一種以其自身為目的,也就是完全無目的的知識。這顯然不是梁啟超所追求的那種知識,甚至也不是傳統儒學提倡的那種知識。儒家講究\"經世致用\",雖然\"知識分子\"在中國是一個現代的知識人觀念,但由於儒家經世致用傳統,中國有著相當適合引入這一新知識人觀念的土壤。知識分子在追求可靠的、以善為目的的知識過程中得到培養的思考能力和價值判斷,如果不能導致他對生活世界中的虛假、醜惡、不公不義的反感,不能激發他的求變熱忱,並使他有所介入和參與,那是難以想像的。在梁啟超那裡,我們看到的是一種\"點\"很多,\"面\"也鋪得很開的知識,那未必是非常精深的知識,卻始終是致力於\"經世致用\"的知識。正如他在給女兒的信裡所說,他一輩子對知識充滿好奇,不斷由於實際的需要而轉換知識領域,無暇專精。專家們可以批評他的不專精,他們所不知的是,他本來就對他們那種瑣碎而無關緊要的\"專精\"學問不感興趣。
\"非學術\"的遷回啟蒙
梁啟超的言論和話語策略都有明顯的\"非專業\"特徵,非專業不等於不專業,而是有專業之外的知識實踐考量。知識人士應該對知識有專業之外的用途和運用方式。除非是瑣碎而無關緊要的知識,知識是受到實際環境限制的,公共知識分子一般會瞭解這種限制,因此,在他們所確實知道的與他們實際說出來的之間常常會有一定的差異。在審時度勢的考量下,以遷回包抄、借力打力、打擦邊球等方式發表言論,是公知常用的策略,在梁啟超那裡也是一樣。
例如,政治學者可以對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及其弊病做出專業的分析,但未必就能把這種知識傳播到社會中去。然而,這並不應該成為有公共關懷的政洽學者裹足不前的理由,也並不意味著他只能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改變現狀完全無所作為。他可以繞過直接有禁忌的話題,側面遷回而對一些有關聯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或建議,例如青少年教育、公民教育、公共說理等。這麼一來,他也就自然而然在做非專業的事情了,但卻並非是與他這個政治學者無關的事情。
梁啟超在編《時務報》時期已經領悟到中國必須大興民權方能自救,但他卻在那裡提倡變科舉興學校,看似溫和,卻有更深的政治目的。正如歷史學家張朋園在《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中所說:\"任公所提倡的兒童教育與婦女教育,是改造中國的根本問題。面對專制政權,為了使此一啟蒙運動順利推進,減少阻力,他又不得不爭取當時士大夫階級的同情。他知道從基本人權上去說理,不容易為他們所接受,更難於打破他們那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因此,他採用了遷回包抄的啟蒙策略在一連串的教育問題中,不難窺探任公的用心。兒童教育是啟蒙思想,婦女教育是重視人權。若其鼓吹能見諸實現,不數年之後,國人思想必然改變,新思想不斷移入,新的局面必然出現。\"
公共知識分子遷回包抄、借力打力和打擦邊球不僅是受制於政治權力的限制,也是受制於普通民眾的素質和接受習慣的局限性。公知必須以民眾能聽得懂的語言,以他們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對他們說話,這樣才能對他們產生影響。梁啟超是很擅長這一點的。儘管他在報刊文章中引入和構造了許多新的概念,但絕大多數都是套用傳統的中國說法,以適應當時讀者的需要。例如,他一再強調的\"群\"就是借用\"經世\"理想來表述的。其實\"群\"（現代意義上的\"國民\"和\"公眾\"）與傳統經世思想的內容有重大的偏離。梁啟超認識到這一事實,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說:\"經世\"對他來說已是一個古老的理想,暗示它不足以成為他政治思想的大綱（這個概念已不足以支撐他所需要的討論）。
但是,又如他進一步解釋的那樣,出於宣傳的原因,他必須運用傳統經世觀念,因為作為一個居主導地位的傳統理想,經世觀念仍備受大多數中國人的重視。像這樣的觀念在將來有一天會失去內在的思想魅力,甚至被廢而不用。事實上,新文化運動以後,中國新的政治觀念已經不再以此為一個主要理想,新的國民理想和新的公眾價值取代了經世理念。這種情況不只是發生在梁啟超的時代,由於中國現代公民文化的落後和需要改造,後來一直不斷有一些傳統的觀念被廢棄不用。即使那些還在被運用的（包括一些新造出來的）,有的也已經不足以表達現代民主和公民社會的內容。公共知識分子運用一些在專業學理上已經沒有多大價值的概念,不過是出於公共言說的策略而已。
梁啟超還常常用\"創造性的挪用\"方式來對待專門知識,這在專業知識者眼裡肯定是不專業的。在他的知識運用中,有一點始終是很明確的,那就是,知識不是它自身的目的,知識是為人所設置的目的服務的。例如,為了提供一種積極進取的信仰示範,他把佛教描述為一種現世進取精神的體現。這樣對待佛教顯然是一種誇大。正如張灝在《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中指出的:\"在大乘佛教中,菩薩的理想主要是苦難的解救者,而自力的理想則要緩和得多,它是小乘佛教的核心內容。但梁強調這兩個理想都是大乘佛教的核心內容。在他對佛教的描述中,梁看來更關心的是為他主張的那些新的民德找到文化的認可,而不是要對佛教的教義作一客觀的介紹。\"
梁啟超不僅這樣對待佛教,他也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中國文化遺產。張灝對此評價道:\"梁啟超所肯定的中學,似乎經常遠遠越出他真正理智評價認為正確的東西。這一點,從他明顯傾向於要在中國文化傳統裡找到許多近代西方制度化價值觀來看表現得最為典型。例如,在那篇有名的《西學書目表後序》中,他聲稱中國文化傳統早就提出了許多現代西方的制度和價值觀,有些東西甚至比西方還要發達。梁作這樣的斷言,有可能是為了便於文化的引進。當然,當嚴復對他這種評論提出責備時,他解釋說這是為了說教的便利。\"今天,一些提倡民主,要求民主改革的公知也還是在運用同樣的話語策略,他們從孟子關於\"民\"的學說中尋找民主在中國的本土依據,同樣是為了\"宣傳\"的便利,同樣是一種策略性的權宜之計,同樣是一種學術之外的學術。
運用於公共說理的學問
梁啟超的許多言論都有鮮明的公共論辯色彩,他以機智的辯論技巧,而不是對專業知識條分縷析的剖解來影響讀者。為了把學問用到對普通公眾的知識開導中,就必須知道是為了什麼目 的在進行他的知識開導,學問是進行這項工作的思想資源,而不是它自己的目的。這就需要知識分子不嫌棄公共寫作的技巧,不但不嫌棄,而且還要善於用。因此,公共知識分子經常運用大眾傳媒論辯而不是學術討論的寫作方式,它更接近於\"演說\"而不是\"論說這不是純學問的寫作,但也絕不是一種沒學問的寫作。
例如,梁啟超在《春秋中國夷狄辨序》中就是用非純學問的方式做有學問的寫作,以此對孔子作與他的啟蒙目的相一致的解讀。他說:\"孔子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國也；治萬世也,非治一時也因此,儒學的要義不是遵循某種不變的傳統,而是要不斷變革。變革是他閱讀、解釋和運用孔子學術的指導性目的,要變革就不能固守所謂的華夷之辨、夷夏之辨或夷夏之防。夷狄是落後、野蠻、不開化、不文明的意思,什麼群體或國家不變革,它就會成為落後、野蠻、不開化、不文明的夷狄。他 寫道:\"何謂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禁攻寢兵,勤政愛民,勸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學校昌,人倫明,道路修,遊民少,廢疾養,盜賊息。自乎此者,謂之中國；反乎此者,謂之夷狄。痛乎哉！《傳》之言也, 曰:『然則易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
梁啟超對\"夷狄\"的解釋具有明確的國民啟蒙目的,那就是幫助他們打破一直在禁銅著他們頭腦的華夏中心論和那種狂妄自大的文化民族主義。\"夷狄\"不是非華夏,而是不文明,跟不上現代世界發展的步伐就是夷狄。因此他主張,有夷狄之行者,雖為中國人,也仍以夷狄視之,而無夷狄之行者,雖為夷狄,也應號為君子。按這種文化標準的嚴格判斷,許多中國人就必須努力奮鬥才能免除\"夷狄\"這一輕蔑稱呼。既然如此,那麼中國人怎麼可以指責外國人是夷狄呢?梁啟超的\"夷狄\"見解放到今天的中西之辨、中西之防和中西對立中,仍然是不錯的論辯,這當然是公知的論辯,不是學術的論證。它要說明的是這樣一個道理:不接受世界文明,不能在價值觀上有所變革並與時俱進,\"中國\"其實不過是它自己看不起的\"夷狄\"！
梁啟超的論辯有一種激情,這也是以普通公眾為聽眾的公知所樂用的文風和語調。就像演說一樣,這種文體的特色是由特定的公共交流需要決定的,它與學術論證四平八穩、不動聲色、超然冷靜、面面俱到的規範是不同的。學術論證甚至會因為所謂的堅守論證規範而變得枯燥無味、文理不通、晦澀難懂、佶屈聱牙。梁啟超的文字有富於感情而\"刺激腦質\"的特點。他在編《新民叢報》的同時又編了《新小說報》,自己動筆寫小說。這同樣是為了公眾啟蒙的目的,不是為了提供什麼消遣娛樂的文字。他的小說故意模糊論事與說故事的區別,\"似說部,非說部；似 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這在純學術寫作中是難以想像的。
社會中公共知識分子擔負著與學院裡的學術人士不同的職能,不能用後者來排斥前者,也不能用前者來否定後者。這兩種職能是可以相互轉換的,梁啟超也不是一個天生的公知,是因為他做了公知的事情,辦學堂,辦報刊,寫政論和啟蒙文章,從事社會、政洽活動,他才是一個公知。這不等於他只能當公知,一 旦他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他照樣可以回過頭來,經營他的國學。拿學院裡的專業學術來貶低公知在社會中的知識活動是沒有道理的。學院並不是一個特別令人精神高尚、富於志向和抱負的地方,如美國批評家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hy）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所說,學院\"只是容許知識分子為了一個穩定的事業而放棄不安定的生活。他們以安穩的帶薪和有津貼的教學工作,取代了截稿期和自由寫作必不可少的壓力,還有暑假裡可以寫點東西,混混日子\"。對於有的知識分子來說,這種生活可以是令人窒息的,用梁啟超的話來說,是一種\"學術隘而思想窒\"的生活。
在談到狹隘的學術令人的思想窒息這一問題時,雅各比引述了一位學院工作者的訴苦,表達了與當年梁啟超類似的看法:\"除了教學,所有的一切給我帶來的煩惱就是花這麼多的時間,為掙錢而煞費苦心……人的精神分裂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許多非議公知的學院知識人士遭受的正是體制對他們造成的精神分裂。他們本來也許對社會事務是有所關心,希望參與的,但卻不得不為評級升等、謀求經費而疲於奔命,結果對一己私利之外的事情全都無暇顧及。更有一些躲在學院小天地裡的人們,他們自己游離在社會公共事務之外,卻鄙視周圍積極介人的公共知識分子,自稱是比他們更優秀的知識分子。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周保松在一條微博裡寫道:\"如果天總也不亮,那就摸黑過生活；如果發出聲音是危險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覺無力發光的,那就別去照亮別人。但是——但是:不要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不要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熱量的人們。可以卑微如塵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蟲。\"這是一幅對犬儒主義者的畫像,遺憾的是,許多被關進體制牢籠裡的專家和學者卻已經成了畫像裡的那種犬儒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