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和咒罵\"公知\"（公共知識分子）似乎正在成為一種犬儒主義的時尚。自己不願為社會的公正和公義站出來說話,就把所有這麼做的別人都猜度為吃裡爬外、別有用心、作秀自肥。自己因懦弱和膽怯而無所行動,便由嫉妒而憎恨敢於有所行動的他人,這是一種典型的犬儒主義和懦夫的處世方式。
否定和咒罵\"公知\",幾乎總是以所謂的公知\"臭毛病\"為理由。韓寒在他的博文《就要做個臭公知》裡,列說了不少這樣的毛病:\"有的遷腐,有的圓滑,有的好色,有的沒譜,有的投機,有的嘮叨,有的粗魯,有的裝X,有的故作高深,有的譁眾取寵,有的拉幫結派,有的故作姿態,有的人品不端,有的言行不一,有的危言聳聽,有的黨同伐異。\"公知又是知識分子裡特別惹人注意的,如果有這些毛病,更是\"會被一再放大……惹人厭煩\"。但是韓寒說,這樣的毛病在其他各行各業的人身上也都有,不能因此就把公知看成是全都臭掉的一群。
僅僅以\"臭毛病\"來否定公知的人們一般並不瞭解什麼是公知,甚至也不瞭解什麼是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或公知都不是以身上有沒有臭毛病來界定的。如果說一個人在某個專業領域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識\"是他成為知識分子的基本條件的話,那麼,僅僅這樣的條件還不足以使他成為一個公知。公知需要公眾,他要接觸公眾,與公眾有知識的傳遞和溝通,就必須通過大眾媒體。這必然是發生在他的專業圈子之外。
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後的知識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裡感歎知識分子正在美國消失,其實感歎的是公知的消失。在他那裡,知識分子本來就負有公共的使命,非公共的知識分子是難以想像的。在這本以\"知識分子\"為題的書裡,他說,\"我關心的是把普通的有教養的人當作聽眾的公共知識分子、作家和思想家。\"
那麼,在\"公共知識分子\"的反面是不是有私人知識分子呢?雅各比認為那是很荒唐的想法。他說,\"有人認為,當公共文化衰退時,那些不被公眾接受的知識分子——『私人知識分子』——就會茁壯成長。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神話。『私人的』和『公共的』腦力勞動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至少可以說:它們之間有一種共生的關係。那些偉大的人物,從伽利略到弗洛伊德,他們並不滿足於『私人的』的發現；他們尋找並發現了公眾。\"
公共知識分子的反面既然不是\"私人知識分子\",那麼他們又是與哪些知識分子比較區分出來的呢?我們現在所說的公知,他們的對立面又是哪些知識人呢?眼下,對公知最常見,也似乎最理直氣壯的指責就是他們\"不夠專業\",由此來看,公知的對立面是\"專業知識分子\",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那些存在於大學裡,並在大學的體制化劃分中獲得了正當專業認可的知識分子。這在中國,在美國,似乎都差不多。雅各比對此寫道,\"在過去的50年裡,知識分子的習性、行為方式和語彙都有所改變。年輕的知識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識分子那樣需要一個廣大的公眾了: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園就是他們的家,同事就是他們的聽眾,專題討論和專業性期刊就是他們的媒體。不像過去的知識分子面對公眾,現在,他們置身於某些學科領域中。他們的工作、晉級以及薪水都依賴於專家們的評估,這種依賴對他們談論的課題和使用的語言毫無疑問要產生相當的影響。\"
公知的作用不能只用某種專門的\"學問\"來衡量,而是必須放到他們的社會、政治環境之中來考慮。社會需要公知,是因為他們在自己生活世界中拒絕像許多其他人那樣僅僅滿足於當一個被動存在的客體,他要成為一個積極求變的主體。他對自己的生活世界應該有怎樣的變化有自己的看法（看法是否總是正確,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並且試圖影響別人,與他一起去實現這些變化的目標。
一個專業知識分子只需要有他的專業同伴就夠了,但一個公知卻必須有\"公眾\",具體而言就是雅各比所說的那種作為知識聽眾的\"普通的,有教養的\"人們。面對這樣的聽眾,公知討論的是普通人關心的或應該關心的問題,而不只是某個專業內少數人關心的問題。除了選擇討論的問題,公知還需要根據普通聽眾的需要來調整和形成討論具體問題的方式、角度、語言、程度等等。公知需要比較清楚地瞭解普通人對這些方面的要求,並且真心誠意地尊重這些要求。他既要有自己的知識標準,又要能放下身段；既要有自己的目標,又要能考慮到現實社會、政治條件的限制和大眾能接受的程度,並作出靈活的應對與調整。而這恰恰是當今許多學院式專業知識分子所不願意做,也做不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