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一個無趣的時代，人仍是可以做有趣的事情的。我始終相信，人不僅僅屬於時代。無論時代怎樣，沒有人必須為了利益而放棄自己的趣味。人生之大趣，第一源自生命，第二源自靈魂。因此，一個人只要熱愛生命，善於品味生命固有的樂趣，同時又關注靈魂，善於同人類歷史上偉大的靈魂交往，他就在任何時代都可以生活得有趣。
無趣的時代
有趣的是，你們會想像不出，這是一個多麼無趣的時代。我朝四周看，看見人人都在忙碌，臉上掛著疲憊、貪婪或無奈，眼中沒有興趣的光芒。我看見老人們一臉天真，聚集在公園裡做兒童操和跳集體舞，孩子們卻滿臉滄桑，從早到黑被關在校內外的教室裡做無窮的功課。我看見學者們繁忙地出席各種名目的論壇和會議，在會上互選為大師，使這個沒有大師的時代有了空前熱鬧的學術氣氛。我看見出版商和媒體親密聯盟，適時製造出一批又一批暢銷書，成功地把閱讀由個人的愛好轉變為大眾的狂歡。我看見開發商和官員緊密合作，果斷地將歷史悠久的古建築和老街區夷為平地，隨後建造起千篇一律的大廣場和高樓群。我看見許多有趣的事物正在毀滅，許多無趣的現象正在蔓延。我不得不說，我生活在一個多麼無趣的時代。
不過，我相信，對於一百年後的你們來說，凡此種種已變得不可想像。在你們的時代，孩子們會有快樂的童年，大人們會有健全的常識，興趣而非功利會成為生活的動力。當我在此刻對你們說話時，唯這樣的展望使我感到了些微的樂趣。
[附言]
電視欄目《楊瀾訪談錄》錄製六週年特別節目，楊瀾來信，替一百年後的人問一個問題：「一百年前的中國是什麼樣子？」希望把回答整理成一篇300-500字左右的文章，用「有趣的是」開頭。她表示，所有嘉賓的文章會封存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相約百年後開啟，成為2007中國的譯碼器。文章能否保存百年，百年後有沒有人開啟，實在渺茫得很，也無所謂得很。不過，借此機會說一說自己的想法，倒不失為有趣的事，我便交了上面這份卷子。
2007.7
再談無趣的時代
這些年來，即使在歷來最講究「趣」的領域，包括文化、教育、學術、藝術，金錢也成了主宰，興趣、情趣、趣味越來越沒有了容身之地。過去，看見全國各地的餐館裡供著財神爺，我曾經為國人的鄙俗無信仰悲哀，何嘗想到這是一個預兆，有一天財神爺會全面得勝，直至登上文化的殿堂，學校、研究所、報社、出版社、工作室裡都供起了看不見的財神爺。人們普遍地被捲入利益的征戰，受慾望的擺佈，生活在無休止的焦慮和空虛之中。此情此景，叫人看了怎麼不感到無趣呢。
然而，我並不因此而悲觀。我知道，轉型是艱難的孕育和分娩，不能要求一個產婦美淨若處女。我們的責任是好生護理她，一方面給她充足的營養，使她和她腹中的胎兒盡可能強壯，另一方面清潔她的環境，幫助她防治會危及胎兒的疾病。那麼，批評這個時代的種種無趣現象，也可以算我在做後一方面的努力吧。
再者，即使在一個無趣的時代，人仍是可以做有趣的事情的。我始終相信，人不僅僅屬於時代。無論時代怎樣，沒有人必須為了利益而放棄自己的趣味。人生之大趣，第一源自生命，第二源自靈魂。因此，一個人只要熱愛生命，善於品味生命固有的樂趣，同時又關注靈魂，善於同人類歷史上偉大的靈魂交往，他就在任何時代都可以生活得有趣。這絕不是自我安慰，在我這些年的生活中，親情和閱讀的確佔據了最重要的位置，我從前者享受生命的快樂，從後者享受靈魂的快樂。我多麼想告訴人們，這些快樂是人人有份的，就看你要不要。倘若人們肯把生命看得比金錢重要，把靈魂看得比物質重要，我們的時代就會變得有趣得多。
2008.11
心平氣和看於丹現象
在最近圖書市場上，於丹是最耀眼的明星，在有一些人眼裡，則是最刺眼的明星。一個昨天還默默無聞的大學教師，一夜之間成了中國最暢銷的作者，其作品迅速創下銷售數百萬冊的奇跡，這個現象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和廣泛爭議。批評的聲音相當尖銳，斥為學者的墮落，斥為國學的庸俗化，不一而足。我本人認為，不必這樣痛心疾首，不妨把心態放平一些。在我看來，所謂於丹現象有兩層含義：一是電視文化媒介向印刷文化領域的勝利進軍，二是大眾文化傳播向傳統文化資源的勝利進軍。對於其中的得失，需做具體的分析。
眾所周知，無論易中天的《品三國》，還是於丹的《心得》，其熱銷是靠了央視強勢媒體之力。倘若不是先有了電視節目「百家講壇」的高收視率和二位在節目中的走紅，就不會有後來的事情。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在走紅之前，易中天已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了四本書，但銷量都很有限。他原是一個作家型的學者，有才情，文字功夫也好，估計他自己也承認，以前好些文章的水準在《品三國》之上。可是，直到同一家出版社出了電視講本《品三國》，銷行數百萬冊，才帶動前四本書也暢銷了起來。一個文筆不錯的作者，必須先在電視上展示口才，娛樂觀眾，然後才能在出版上獲得成功，可見電視的威力多麼顯著地伸展到了書籍出版領域。我是基本不看電視的，因此，直到媒體報道中華書局即將出版《於丹〈論語〉心得》，首印幾十萬冊，我才第一次知道於丹這個名字。當時的感覺是，中華書局瘋了。甚至是，中華書局窮瘋了。事實證明我的商業眼光遠不如似乎一向古板的中華書局。於、易二位作品的熱銷是一次檢閱，證明了電視機前他們的熱心觀眾是一支多麼龐大的隊伍。
電視和網絡越來越成為今天最強勢的文化媒介，這個事實對於傳統的印刷文化媒介產生了雙重衝擊。一方面，看電視和上網佔據了人們的大量業餘時間，導致書籍閱讀率急劇下降。另一方面，印刷媒介紛紛向電視和網絡看齊，書籍出版走圖像化、快餐化的路子。一個便捷的方式是直接把熱門電視節目和人物搬上書本，這個過程早就在進行了，區別在於，以前出版的多是熱門影視的腳本或娛樂明星的自述，而「百家講壇」是一個學者、准學者講文化的節目。娛樂化是電視節目的基本屬性，講文化也不例外，只要有所節制，不對所講文化造成嚴重歪曲，就不必多加指摘。有些論者擔心，於、易的走紅會使學界人心浮動，都想上電視，走這一條快速名利雙收的捷徑，從此不好好做學問，導致學界的墮落。依我看，這種擔心未免可笑。當今學界確有嚴重的墮落現象，但不在於上電視，而在於腐敗，那些熱衷於在體制內攫取權錢的所謂學者何嘗是在好好做學問。同時，我相信，學界真正的核心力量，那些熱愛智性生活的真學者，他們的定力豈是這小小的誘惑動搖得了的。當然，一定會有人怦然心動，躍躍欲試，那就讓他們去試好了，只要他們有這方面的才能。在這個傳媒時代，知識界發生分流，一小部分干傳播比做學問更在行的人去幹傳播，這很正常。不過，請不要抱著中大彩的動機去幹。於、易的一夜暴富誠然是中了大彩，但是，須知公眾的熱度從來不會持久，媒體必定要不斷變換其發行彩票的花樣，如同「超女」躥紅一樣，電視講本的熱銷注定也是短暫的。
出於好奇，我看了於丹兩本《心得》的部分章節，覺得她大受普通觀眾歡迎並非偶然。她的專業是傳播學，她的確深諳傳播的訣竅，她的種種心得首先是建立在傳播學心得的基礎上的。人們不由自主會想起《讀者文摘》這樣的雜誌、《花香滿徑》這樣的勵志書、奧修這樣的心理導師，其間有一種為大眾喜聞樂見的共同模式，即簡單的小哲理配上感人的或有趣的小故事，而於丹運用起這種模式來真個得心應手。從內容看，她有極明確的定位。當今社會急功近利，人們在充滿壓力和誘惑的外部世界中拚搏，內心卻焦慮而空虛。針對這種現狀，於丹的勵志講座緊緊抓住一個中心論點，就是教人們淡薄外在功利，回歸內心世界，尋求心靈的快樂和安寧。無論講《論語》還是《莊子》，她都圍繞著這個中心論點，落腳於這個中心論點。她十分瞭解外部生存給人們造成的心理壓力，能夠有的放矢，箭箭不虛發，充分發揮了緩解壓力和疏導心理的效果。
對於丹的批評集中在她的解讀方式上，指責其過於通俗、牽強甚至頗多硬傷，因而會導致國學傳播的庸俗化。我的看法是，於丹的講座與傳播國學無關，她講的不是國學，而是心得，並且不是她對國學的心得，而是她對人生的心得，《論語》、《莊子》中的句子只是她講述心得時使用的資料。有人調侃說：於丹豈不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講《聖經》、佛經等的心得了嗎？當然可以，她所緊緊抓住的淡薄功利、回歸心靈這個中心論點，原本就是中外一切賢哲的基本價值觀，否則就不叫賢哲了。所以，把這個論點套在無論哪一位賢哲頭上，都不會太離譜。那麼，於丹的講述會不會使受眾對《論語》、《莊子》本身產生誤解呢？如果這些熱心受眾自己不讀原著（很可能如此），當然會的，他們會以為《論語》、《莊子》就是這個樣子。凡是只憑道聽途說去瞭解大師思想的人，誤解是必然的。不過，只要他們從於丹那裡接受的影響是積極的，產生這一點誤解沒有什麼關係，對他們無害，更害不到他們並無興趣的國學頭上。
最後要問：於丹對受眾們的影響是積極的嗎？我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在當今這個重功利、輕精神的社會，我們需要提醒心靈生活的有效聲音，而從反應的熱烈看，於丹的提醒似乎十分有效。我的一點保留是，她過於把心靈生活歸結為心靈的快樂了。「《論語》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訴大家怎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這個斷語下得太輕率，遺憾的是，它貫穿於對《論語》、《莊子》的全部講解，諄諄教導人們，對於任何會使心靈不快樂的事情都要看淡和順應。這就可能把受眾引向一心一意做順民的平庸之路，從而消解我所期待於她的積極影響，乃至發生消極影響。事實上，無論《論語》、《莊子》，還是柏拉圖、《聖經》、佛經，核心的東西都是世界觀，而每一種世界觀都有著特殊而深刻的內涵。快樂只是心靈狀態，不是世界觀，至多是世界觀所達致的某一種心靈狀態。凡深刻的世界觀，所達致的心靈狀態絕不僅是快樂，必定還有博大的悲憫，對於社會現實的關係也絕不僅是超脫，必定還有堅定的批判。捨棄掉世界觀，把心靈的快樂當作目的本身來追求，就真會把所解讀的任何一種偉大哲學稀釋為心靈雞湯了。
2007.4
糾錯媒體
在媒體對我的報道中，常有不實或不準確之處。為了不誤導讀者，我決定在我的博客上適時做必要的澄清。我希望，這將有助於促進媒體做更負責任的報道。哪一天我的糾錯不再必要，則謝天謝地矣。
一、我與「名媛學堂」毫無關係
最近有多家媒體報道，中山大學高等繼續教育學院推出「現代魅力女性高級研修班」，又稱「名媛學堂」。據介紹，課程為期10個月，每月上課2～3天，學費加上雜費共計36800元。有記者披露，該培訓班實際上是中大與北京一家名為「名人學堂」的培訓公司合辦的。在有關報道中，我的名字均被列入授課老師名單。我聲明：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人、任何機構與我聯繫過此事。因此，就把我的名字列入而言，屬於不實廣告。我本人同意人們就此事廣泛發表的意見：「名媛」不可速成。我還認為：現代女性（男性也一樣）若要真正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質，唯有靜下心來，養成自主閱讀和獨立思考的習慣，否則上多少個培訓班都無用。
二、我沒有反對人們讀於丹、易中天的書
近日在鄭州做講座和接受記者採訪，我談到我的閱讀主張，強調了直接閱讀經典。有一則報道說：記者試探性地問，那麼《百家講壇》那些名家的書呢？「不要讀，他們跟國學完全沒有關係！於丹的《論語》和《莊子》那是勵志，不是國學，易中天的《品三國》是評書、是講故事，也不是國學。」其中，「不要讀」一語容易引起誤解。當時的語境是，是否可以通過於丹、易中天來研習國學，我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我當然不反對人們讀於、易的書，只是想說明，電視觀眾的熱捧與研習國學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我基本上把這歸入大眾文化消費的範疇。在這裡，「大眾文化消費」是一個描述性概念，不含褒貶的評價。讀者是分層次的，有些人滿足於大眾媒體配製的文化快餐，有些人則必須自己去品嚐原汁原味的高級精神食糧，這再正常不過了。現在的問題是，這兩者的比例好像太懸殊了。我嘗自問：倘若我的一本我自知比較淺的書發行幾百萬冊，我會如何？答案是我會萬分惶恐。
2007.9
我就說葡萄是酸的
新浪博客首頁刊發了我的《我沒有反對人們讀於丹、易中天的書》，但把標題竄改成了《我為什麼說不要讀於丹、易中天的書》，意思正好相反。我剛在這裡糾錯，你們就在那裡把我的糾錯改造成了新錯。唉，媒體啊……
怪不得一小群對我一無所知的網民擁入了我的博客，向我開罵。當然，我不必理會。
也有善意的批評者，我願意向他們澄清我的觀點：
一、對于于、易通過「百家講壇」在圖書市場走紅的現象，我曾寫《心平氣和看於丹現象》一文，比較完整地表達了我的看法，可在我的博客中查到。
二、就國學是對中國古籍的研究而言，我完全不主張大家都從事國學，那當然只是相關領域學者的事情。正因為如此，我反對媒體把「百家講壇」節目熱播和於、易走紅扯成所謂「國學熱」。這的確是兩回事。國學不可能熱，不必要熱，事實上也沒有熱。
三、我強調的是經典，而不是國學。國學是少數學者的事，經典卻屬於每一個人。直接向大師學習，這是我的閱讀定位，我自己受益無窮，因此也樂意推薦給別人。中外經典名著是人類的偉大精神財富，最好的東西就在那裡，為什麼不去享用，卻把時間浪費在次好的、較差的東西上？當代無大師，廉價的「大師」帽子卻滿天飛，真讓人汗顏。我研究尼采，把主要精力用於翻譯，而不是寫專著，就是為了讓人們不是通過我的介紹瞭解尼采，而是能夠直接閱讀尼采的著作。我太知道在尼采面前自己的份量之輕。
四、閱讀是個人的精神生活，一個真正有閱讀愛好和習慣的人，必定是自己選擇適合於他的精神食糧，不會跟著媒體跑。這和是不是所謂「精英」毫無關係。你不是作為「精英」，但必須是作為「個人」，而不是作為「大眾」，才能走進真正屬於你的書籍世界。使我反感的正是現在這種由強勢媒體主宰多數人閱讀取向的局面，一段時間裡人們一窩蜂全去讀某一個作家或某一本書，這些僅僅跟著媒體跑的人是不折不扣的「大眾」，而不再是「個人」，我在此意義上稱之為「大眾文化消費」，定性非常準確，一點兒沒有冤枉他們。
五、我仍然要說，如果我一夜之間火爆，一本書發行幾百萬冊，我會萬分惶恐。我當然喜歡有許多稿費，但我的神經承受不了媒體製造的如此離譜的神話。我相信，作者對自己作品的質量會有一個基本估計，曾經花費更多心血、寫得更好的書長期受冷遇，一本自知比較淺的書靠了媒體炒作突然大紅大紫，這滋味未必全是甜蜜。權衡輕重，我寧願我的每一本書的銷量與其品質基本相稱，這會使我心安，並且覺得這個世界還比較正常。好吧，我就說葡萄是酸的，我總不能把自己沒有吃到的一切葡萄都說成是甜的吧。狐狸和狐狸還不同呢，人和人的區別就更大了，不是嗎？
2007.10
中國農民的家在哪裡
——一幅照片的感言
我看到一張照片：濃煙瀰漫之中，一個小男孩手拿水瓢朝燃燒的窩棚潑水，試圖搶救他曾經的家。深圳寶安這片外來人口搭建的窩棚區被認定為違章建築，其生活污水會危及鄰近水庫的水質安全，因此遭到240多名執法隊員強拆。
可憐的孩子，你小小的身軀怎能抵擋那240多個彪形大漢，你手中的水瓢又怎能澆滅這熊熊大火。你不知道這間簡陋的屋子是違章建築，只知道它是你的家，它被燒掉了，你就沒有家了。你的爸爸媽媽也許知道它是違章建築，但他們肯定不知道，在這座高樓林立的城市裡，一個可以讓你們苟且居住的不違章建築究竟在哪裡。
是啊，理由很充分，污水危及了水質安全。理由永遠會充分的，你們的陋屋在別處，也一定會危及別的什麼安全的。那危及你們安全的種種非人性的制度和規定，怎麼就無人過問，怎麼就不被拆除？
無論在鄉村，還是在城市，中國農民都找不到自己的家了，正在成為全球最龐大的悲慘的流浪群體。尊嚴，對於中國農民是一個多麼奢侈的詞眼。
2010.4
人類遠比禽獸殘酷
中央音樂學院作曲教授張麗達是我的老朋友，她震驚於遍佈中國的活熊取膽的酷行，創作護生歌曲《小熊》，又成立以護生公益演出為志業的親子合唱團「小熊團」，期望用音樂的感染力和人類的親子情喚醒國人的良知。現在，「小熊團」擴大招生，她希望我把招生通告刊發在我的博客上，以期讓更多願意報名的人知悉。這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肅然從命。
我還轉載了兩篇有關活熊取膽的報道，我自己讀了以後，真正感到觸目驚心，悲憤難言。請看這個場面——
一隻小熊被人用鐵鏈緊緊捆綁，準備動手術了，也就是要開膛在膽上挖一個取汁的洞了。小熊驚恐萬狀，跪下哀求，放聲慟哭。這時，一隻母熊硬是從鐵籠裡掙脫了出來，蹦到小熊跟前，先抱住它，親吻它，用舌頭舔去它的淚水，接著，突然用巨掌掐住它的脖子，直到它氣絕。然後，母熊拽下自己身上的鋼兜肚，鋼管帶著半個膽囊飛了出來，鮮血直流，它大叫一聲，瘋了似的朝牆壁撞去，要把自己撞死，牆壁轟然倒塌。
誰說動物沒有感情，沒有意志，沒有尊嚴？這隻母熊用殺子和自殺的悲壯之舉向人類宣告，為了抗議和擺脫人類的暴行，動物也會履行這個高貴的原則：不自由，毋寧死！
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其中包括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則近於禽獸」。我要說：人如果沒有同情心，就遠不如禽獸，比禽獸壞無數倍。猛獸的殘暴僅限於本能，絕不會超出生存所需要的程度。人殘酷起來卻沒有邊，完全和生存無關，為了齷齪的利益，為了畸形的慾望，為了變態的心理，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只有在人類之中，才會產生千奇百怪的酷刑，產生法西斯和恐怖主義。
善待動物，至少不虐待動物，這不僅是對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尊重，也是人類自身精神上道德上純潔化的需要。可以斷定，一個虐待動物的民族，一定也不會尊重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感一旦麻木，心腸一旦變冷酷，同類豈在話下。當今中國社會，惡性兇殺案件包括殺童案、殺親案接連不斷，偽劣食品、假藥、礦難、野蠻執法事件層出不窮，人們難道看不出來，這一切與活取熊膽、活食猴腦等殘害動物行為之間有著多麼緊密的內在聯繫？
據說活取熊膽最早由朝鮮發明，看來絕非偶然。我呼籲盡早立法保護動物，禁止活取熊膽之類殘害動物的行為，否則，我們遲早會遭報應。
2010.8
網絡時代的反思
如果根據傳播媒介定義今天的時代，「網絡時代」無疑是最確切的名稱。互聯網業已覆蓋人類生活的幾乎一切領域，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發生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互聯網的積極作用有目共睹，其中包括極大地提高了公眾的話語權，促進了政治的民主化。但是，它的弊端也暴露多多，應該引起重視和加以反思。美國記者安德魯·基恩2007年出版的《網民的狂歡》（中譯本2010年1月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就是這樣一本反思之作，反思的重點是互聯網對文化的不良影響。
在作者看來，網絡民主的最大弊端是業餘者取代專家主宰了今日文化。T.H.赫胥黎曾經戲言：倘若給猴子提供足夠多的打字機，總有一天猴子可以敲出《莎士比亞全集》。作者認為，這一戲言在今天已成現實，無數台聯網的電腦就是足夠多的打字機，而網民就是猴子。其實，網民們在電腦上隨機敲出《莎士比亞全集》的概率微乎其微，我覺得作者真正擔憂的是，在網民狂歡的時代，《莎士比亞全集》不再有人閱讀了。這基本上是事實。以維基百科為例，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個網上寫條目，所寫內容無人編輯和審核，卻已成為全球網民瞭解新聞和信息的第三大來源，超過了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BBC（英國廣播公司），其瀏覽量在全球網站中排第17位。相反，有100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和4000名專家助陣的大英百科全書網，其瀏覽量只排在第5128位。網絡的邏輯是點擊率至上，致使多數人的偏好戰勝了真理，帶給人們的是外行的一知半解和支離破碎的文化。用戶自由生成的內容成為主流，知識精英靠邊站，其結果必然會威脅人類的核心文化傳統。
網絡對文化的威脅不止於此。因為複製和粘貼的方便，導致剽竊氾濫。網絡上盜版猖獗，免費下載盛行，更使得獨立書店、傳統報紙和雜誌、音樂和影像製作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市場趨於萎縮。這一切都嚴重地侵犯了知識產權，破壞了保護個人創作的傳統。網絡的策略是利用盜版和免費下載聚集人氣，以此吸引廣告商向網絡轉移。以谷歌為例，這家全球最大的網絡公司不創造任何文化產品，只是把網絡信息彼此鏈接起來，便在市場上大獲成功，而其99%的收入都來自廣告。
《紐約客》曾經刊登一幅漫畫：兩隻狗並排坐在一台電腦前，其中一隻把爪子放在鍵盤上正準備敲擊，另一隻驚奇地看著它。這只被看的狗解釋說：「在網上沒人知道你是一隻狗。」是的，沒人知道你是誰，這種匿名上網又缺乏監管的狀況，給了網上撒謊、造謠、誹謗乃至詐騙以可趁之機。我們還可以加上網絡暴力，施暴者正是憑借匿名身份才敢於肆無忌憚地對獵物展開追殺。
博客使人人都成為寫手並擁有或多或少的讀者，作者對此也頗有非議，他把博客世界形容為雜貨鋪，批評其充斥著文字垃圾。人們紛紛在博客上公開自己的私生活和隱秘心思，作者指出這是混淆了公共領域和私人空間的界限。
在世界各地，最沉迷於網絡的是年輕人，網絡遊戲、網絡賭博、色情網站等對年輕一代造成極大的危害，網癮使其中許多人成為虛擬世界的奴隸，喪失了真實生活的能力。
作者在列數了互聯網的種種弊端之後，談到了解決方案。他寄希望於法律，包括反盜版維權、建立網絡實名制、健全未成年人保護法等。他提不出更好的辦法，對此我很能理解。網絡的潮流不可阻擋，也不應該阻擋，恐怕只能用法律來遏制其最突出的弊端，盡量把它納入健康發展的軌道。
如果把本書與美國文化傳播學家波茲曼的《娛樂至死》做比較，其理論深度顯然不足。波茲曼對電視文化的娛樂化、平庸化本質的分析可謂入木三分，網絡文化在娛樂化、平庸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而作者在這方面的分析卻基本上停留在現象的層面上。我認為，本書的主要價值在於指出了問題，敲響了警鐘，提醒我們對網絡文化做更深刻的反思。
2010.11
紀實類刊物切忌侵權和造假
中國作家協會向某雜誌社發出維權通告，指出該雜誌刊登的有關畢淑敏、周國平、史鐵生的三篇文章侵犯了這三位作家的合法權益，要求雜誌社公開致歉，承諾不再發生類似事件。這是中國作協首次以發公告的方式採取的維護作家權益的行動。
據我分析，通告指出的三篇涉嫌侵權的文章有以下共同點：一、發表之前，雜誌社向相關作家表示了採訪或組稿的願望，均未被接受或遭明確拒絕；二、文章的內容真假混雜，真的部分從相關作家的作品中摘取，進行改編和嫁接，嚴重侵犯了其著作權；三、假的部分則純屬虛構和臆造，為了取得所謂「感人」效果，情節和語言往往矯情肉麻，侵犯了相關作家及親屬的名譽權。
有關我和史鐵生的兩篇文章刊登在同一期雜誌上，發現這一情況後，我和史鐵生即在我的新浪博客上發表聲明，表明了我們的嚴正立場。很快，網友大量留言和評論，大多是對該雜誌的善意而尖銳的批評，並列數了其近期因名譽侵權被訴的諸多案例，受害者包括各界名流和普通人。我本人認為，公眾的批評和中國作協的通告是一個契機，該雜誌社應該由此進行認真的反省，是到端正辦刊品德和方針的時候了。
該雜誌在中國有巨大的發行量，正因為如此，就更要自重和自律。一本紀實類的期刊，真實是第一品德。紀實作品也可以講究文學性，但這是指好的文風，不是指可以像寫小說那樣虛構，而拙劣的虛構也絕不是文學性。真實有賴於正確的辦刊方針，倘若一味強調所謂「催人淚下」、「曲折感人」，索要所謂「震撼人心的涉情案例」、「濃烈的婚戀故事」，用高價收購此類稿子，排斥不符合此要求的稿子，甚至淘汰不肯這麼做的編輯，那麼，實際的結果就必然是誘導和助長胡編亂造。這種做法對於被報道的當事人是侵權，對於讀者是欺騙，對於社會的精神生態是敗壞。事實上，這類胡編亂造的煽情故事不但趣味低俗，而且內容貧乏，往往貌似雲譎波詭，實則千篇一律，毫無精神營養。
現在國內頗多刊物為了吸引眼球，爭奪市場，便瞄準情感題材，熱衷於編寫或轉載此類紀實文章。情感題材當然可以登，但起碼的要求是尊重相關的當事人，一是徵得其同意，二是內容須真實。紀實類刊物切忌侵權和造假，這本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但願從此成為行規和共識。
2009.7
中國今天最需要的是信仰和法治
——重新發表《中國人缺少什麼》的作者附言
這是一篇舊文。我於1999年12月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用這個題目做講演，根據講演內容整理成此文，最早發表在《粵海風》雜誌2000年第1-2期上，其後又收在散文集《安靜》（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和《周國平人文講演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中。最近不知誰把此文貼到了網上，遂被誤以為是我的新作。劉夢溪兄有意在《中國文化》上刊登，囑我略做修改。近十年前的舊文，我覺得不好改，就做一點兒補充吧。
清末民初，在西方哲學的引進中，王國維和嚴復是最重要的人物，分別為引進德國哲學和英國哲學的第一人。在我看來，西方哲學的精華有二：一是形而上學，即對終極真理和終極價值的關切，奠基於古希臘，近代以來集中體現於德國哲學；二是個人主義，即對個人價值和個人自由的尊重，奠基於古羅馬，近代以來集中體現於英國哲學。西方因為有形而上學，形成了認真對待知識和信仰的文化傳統，因為有個人主義，建立了以保護個人自由為最高原則的法治社會。檢討中國傳統文化，若以西方為參照，以普世價值為尺度，最缺的也正是這兩樣東西。由此可見，王、嚴二位都是極有眼光的。
在上文中，我以王、嚴二位接受西方哲學的不同取向和遭遇為例，分析了中國文化的實用品格。我的立場是同情王國維而批評嚴復的。現在我仍基本堅持這個立場，但對嚴復多了一些肯定。
關於王國維，從當時到今天，人們對他的學術轉向、遺老立場和自殺一直議論紛紛。一個最早領悟西方哲學之精神的中國人，卻在中年以後徹底放棄了西方哲學乃至任何哲學的研究，一頭扎進了經史考據之學。一個有著先進的學術頭腦和寬闊的文化眼光的大學者，卻在清亡十二年之後公開做了遺老，他的自殺好像也脫不掉殉清的嫌疑。這些情況發生在王國維身上，的確構成了奇怪的矛盾。可是，倘若我們對王國維之內心的矛盾以及他與時代之間的矛盾有了深入的瞭解，對於這暴露在表面上的矛盾就不會感到太奇怪了。
就學術轉向來說，依我的分析，他由哲學而文學而終於義無反顧地鑽進史學，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對哲學的絕望。具體地說，他有三重絕望。其一，對在中國的環境中從事哲學感到絕望。他通過研習德國哲學領悟了純粹的哲學，努力向國人介紹，以期改變中國文化的實用傳統，但收效極微，整個新學界幾乎無人理睬。新學界的現狀是，人們熱衷於政治，急功近利，沒有人對哲學真正感興趣。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勢孤力單，終於堅持不下去了。其二，對在現時代從事哲學感到絕望。他看到了西方哲學的危機，其表現是實證主義盛行，出不了大哲學家。「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統，自創一新哲學，非愚則狂也。」（《自序二》）哲學界僅由哲學史家組成，他知道自己也無望成為創造性的大哲學家，又不甘心只做哲學史家，於是放棄哲學。其三，對哲學本身感到絕望。他是因為對宇宙人生之根本問題的困惑，而要到哲學中去尋找解決的。然而，尋找的結果卻是發現，哲學並不能提供解決。「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自序二》）所謂「可愛者不可信」，首當其衝的就是「偉大之形而上學」，他已看到哲學內在的矛盾，依靠理性解決終極問題之不可能。這三重的絕望，其實更證明王國維的哲學悟性非同尋常，而他引進德國哲學的失敗就更是一個悲劇了。
對於嚴復引進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其功過是非，應該做具體分析。從他1885年發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當時他就已經明確地意識到，在自由主義理論中隱藏著西方政治的秘密。其中，有兩點見解最值得注意。其一，西方政治「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原強》），這是一個精當的概括，表明他已經認識到，自由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民主僅是這一核心思想的運用。其二，自由也是西方政治和中國政治的根本相異之點，中國政治傳統中最缺少的東西正是自由，由這個根本的差異而產生了中西社會的一系列差異（參看《論世變之亟》）。
自由主義可歸結為兩個原則：一是個人自由，二是法治。從嚴復當時的著譯看，他對這兩個原則基本上是理解的。個人自由原則的含義是：凡是不涉及他人的行為，個人享有自由，相反則要按照涉及他人的程度而受到社會相應程度的干涉。因此，私域和公域的劃界乃是政治自由的關鍵問題。嚴復翻譯約翰·穆勒的《論自由》，把書名改為《群己權界論》，正是為了強調這個關鍵問題。正如他在該書的《譯凡例》中所說：「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為界。」從譯文看，凡是涉及劃界的內容，大體上能夠傳達原文的意思。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我們也可發現對這個原則的清楚表述。例如，在《天演論》按語中，他談到斯賓塞的「太平公例」即同等自由法則：「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法意》的按語也說：「夫泰西之俗，凡事之不逾於小己者，可以自由，非他人所可過問。而一涉社會，則人人皆得而問之。」足見個人自由的劃界原則是深深印在了他的腦子裡。
嚴復對法治原則也有相當的理解。通過翻譯甄克思的《社會通詮》，他懂得了法治的關鍵在於限制政府對人民的治權。通過翻譯孟德斯鳩的《法意》，他懂得了法治的制度保證是把立法權、司法權從政府的權力中分離出來。在二書的按語中，他還從所領會的法治觀念出發，對中國的人治進行了相當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對法治的認識，在1905年發表的《政治講義》中又做了比較系統的闡述。總的來說，他已經比較清楚地認識到，要使中國政制由專制變為自由，就必須用法治取代人治。關於法治的含義，他較為明確的是法律的普遍性和至上性，對政府行政權的限制、司法權的獨立。有兩個重要問題較為模糊：一是立法的原則，二是立法權的歸屬。
如果說嚴復對自由的含義大致上是清楚的，那麼，論到自由的根據問題，即為何個人自由是可欲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西方政治哲學家對於自由為何可欲的論證雖有人道主義和功利主義兩條路徑，但程度不等地都承認個人及個人自由本身即具有目的價值。然而，嚴復完全不能理解自由主義的這個核心價值觀念，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儒家傳統的束縛。在嚴譯《群己權界論》中，最嚴重的曲解就集中在對個性價值這方面內容的翻譯上。一個總的傾向是，他常常用道德色彩強烈的語彙來翻譯這些內容，結果，「特操」、「修身成物」、「民德」之類取代個性價值成了自由的根據。也許他在使用這些現成的概念時賦予了某些新的含義，例如他所說的「民德」的內涵並不限於儒家道德規範。但是，把自由的價值歸結為國民道德的提高，不管所說道德的內涵是什麼，都是對自由主義的誤解。同時，系統地用儒家語彙取代西方人文主義語彙，至少表明他在接受自由主義時缺少相應的文化資源，因而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理解和表達的錯位。
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嚴復是帶著探尋中國貧弱的原因這個迫切目的去接受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的，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透過被如此接受的斯賓塞理論去理解自由主義的。他的思路大致是：中國之所以貧弱，是因為進化過程受阻；進化過程之所以受阻，是因為人民不自由。這個認識既成了他引進自由主義的有力動機，也成了他理解自由主義的嚴重困難。在斯賓塞理論的影響下，他把生存鬥爭看作社會進化的動力，而又把自由看作生存鬥爭得以充分展開、從而社會進化得以順利實現的必要條件。他在《〈群己權界論〉譯凡例》中說：「惟與以自繇，而天擇為用，斯郅治有必成之一日。」在《〈老子〉評語》中說：「今日之治，莫貴乎崇尚自由。自由，則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致。」在這兩句話中，自由都被當作了物競的同義詞。貫穿其中的邏輯是，自由即充分的物競，在物競的基礎上天擇，由天擇而實現進化，循此達於社會最佳狀態。當他認為自由的價值在於提高民德之時，他也是把提高民德看作實現種群進化的關鍵。因此，歸根到底，他把個人自由當作了手段，其作用是實現群體進化，從而在與其他群體的生存鬥爭中處於有利地位，總之是使國家富強起來。否認了個人自由的目的價值，對個人自由原則到底理解到什麼程度就成問題了。我們的確看到，在《法意》等譯著中，他常用所謂「國群自由」來貶低「小己自由」，事實上並未把個人自由視為最高原則。
在一個世紀前，王國維試圖引進形而上學，嚴複試圖引進自由主義，由於傳統的阻撓或束縛、時代和個人的限制，他們的努力基本上失敗了。在轉型時期的中國，我們最缺少、最需要的東西，一是信仰，二是法治，前者與形而上學相關，後者與自由主義相關。由於這兩樣東西的薄弱，我們已深感經濟轉型的艱難。沒有精神文化轉型和社會秩序轉型的配套，經濟轉型決不可能孤立地成功。王國維和嚴復是先驅者，我們今天仍然走在他們開闢的道路上，但願我們能夠完成他們的未竟之業。
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