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經典，就是在今天成為一個醒客，就是今天的醒客與歷史上那些偉大的醒客對話。這時候你會發現，其實你並不孤獨，存在著一個醒客的世界，這個世界超越於歷史的變遷和人間的喧嘩而長存，把一切時代的思想者聯結成一個整體。
讓經典成為通識
——「社科經典輕鬆讀」系列圖書總序
我一向認為，閱讀經典是提高素質的最佳途徑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這套面向廣大讀者的經典導讀系列圖書，幫助各界人士尤其青年人走近社科經典，其用心正合我的想法，我欣然為之作序。
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前進中也暴露了諸多問題，顯示了改革的艱難。分析所有這些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在轉型時期的中國，我們最缺少、最需要的東西，一是信仰，二是法治。事實已經證明，沒有精神文化轉型和社會秩序轉型的配套，經濟轉型絕不可能孤立地成功。然而，要真正解決信仰和法治的問題，實依賴於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一個有信仰的民族，必由精神素質優良的個體組成。一個法治健全的社會，必由具備公民覺悟的成員建立和維護。因此，歸根到底，中國的前途將取決於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
所謂提高素質，就是要使我們身上那些人之為人的屬性——這就是「素質」的含義——得到健康生長，成為人性意義上的優秀的人。人是憑借精神屬性成其為人的。按照通常的劃分，精神屬性可分為知、情、意三個方面，亦即理性思維、情感體驗、道德實踐這三種精神能力。人類的這些精神能力在極其漫長的自然進化過程中形成了其生物學的基礎，而後在相當漫長的文明演進過程中展現出來並得到發展。作為人類的一員，每一個個體的人通過種族的遺傳即已具備這些精神能力的生物學基礎，在此意義上，我們說它們是人性中固有的稟賦。然而，它們尚處於種子的狀態，唯有在人類文化的環境中，種子才會發芽，潛在的稟賦才能生長為現實的能力。
文化環境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環境，對它的理解不能局限於當下的一時一地。幾千年來，人類的精神探索形成了一個偉大的傳統，這個傳統既包容了又超越了一切時代和民族，對於人類每一個有心提高自己精神素質的成員來說，它都是最廣闊也最深刻的文化環境。那麼，我們到哪裡去尋找這個傳統呢？我的回答是：到經典著作中去，因為經典著作正是這個傳統的最重要載體。把人們引領到經典著作的寶庫裡，讓大家瞭解、熟悉、領悟存在於其中的傳統，受其浸染，加入到人類精神探索的偉大進程中去，在我看來，不可能有比這更有效的國民素質教育的途徑了。
具體地說，與精神屬性的三個方面相對應，國民素質教育也可分為智育、美育、德育三個方面，而在這三個方面，經典著作都是極好的教材。
智育的目標是培育自由、獨立的頭腦。在這方面，經典作家是最好的榜樣。他們首先是偉大的自由思想者，不受成見束縛，勇於開拓前人未至的新領域，敢於挑戰眾人皆信的舊學說。尤其在社科領域，權力、利益、習俗、輿論往往據有巨大的勢力，阻撓著對真理的追求和認識，而他們能夠不為所動，堅定地聽從理性的指引。從他們的著作中，我們學到的不只是一些社科知識，更是追求真理的勇氣、智性生活的習慣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美育的目標是培育美麗、豐富的心靈。在這方面，文學藝術作品誠然是基本的教育資源，但人文和社科經典著作也能給我們以美好的熏陶。我們會發現，凡大思想家絕不是單面人和書獃子，他們從事研究的領域不同，性格各異，但大多具有鮮明的個性和豐富的內心世界，對於人類情感每每有或博大精深或微妙細緻的體驗。這一點也體現在文風上，許多經典作家是表達的大師，讀他們的作品，只要真正讀進去了，你絕不會覺得枯燥，只會感到是一次愉快的精神旅行。
德育的目標是培育善良、高貴的靈魂。在這方面，經典作家尤能給我們良多啟示。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和社會，在這個領域中，起支配作用的不只是理性思考和實證觀察，更是價值定向和理想願景。每一位思想家都心懷提升人類向更好狀態發展的願望，一切思考最終都指向最基本的價值問題：怎樣的人生是好的人生？怎樣的社會是好的社會？雖然價值觀正是最充滿爭議的領域，但是，通過閱讀經典，自覺地思考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確立自己的人生坐標，做一個有道德、有信仰的人。
國民素質的提高，人人有責。精神財富的享用，人人有份。可是，即使用嚴格的標準挑選，社科經典的絕對數量也是非常大的，叫一個普通讀者如何下手？怎樣才能把經典中的理念變成社會多數成員的通識和基本教養？我認為，為了解決這個困難，本系列圖書是一個有益的嘗試，若能確保質量，乃是一項真正造福國人的事業。根據計劃，該叢書將選收古今中外社科人文類的經典名著分批推出，其中每一種圖書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原著精彩篇章的摘錄，二是專家的導讀。出版社為該叢書預定的特點是：絕對經典，輕鬆好讀。按照我的理解，「絕對經典」就是要求選目精當，不夠格的絕不選入，最夠格的絕不遺漏，同時應適合於普通讀者的接受能力。「輕鬆好讀」則是要求選人得當，專家也必須是夠格的，對於相關的著作確有研究，融會貫通，從而能夠把導讀做得既準確又深入淺出。這是很高的要求，願我們共同努力。
2009.3
幸福的醒客
「醒客悅讀文庫」從西方人文經典譯著中選擇比較輕鬆易讀的文本，按照作者分冊出版。這套叢書的宗旨是「經典文本，輕鬆閱讀」，頗合我讀書的旨趣，我曾為之作序。現在，第一批18種已出，第二批也即出，我很樂意做進一步的推薦。
叢書名「醒客悅讀」的英文是Thinker Readings，把Thinker（思想者）譯作「醒客」，是音義兩恰的妙譯。聽說最早把Thinker譯為「醒客」的是我的朋友蕭瀚，萬聖書屋還用作了咖啡座的名稱。我嘗戲言：我來給你們寫一篇《醒客宣言》，號召「全世界醒客聯合起來」。當然，這只是戲言。思想者是安靜的，何至於鬧這麼大的動靜。思想者也尋求同道，但不是靠吶喊。在莊嚴的圖書館裡，在夜讀者的燈光下，在超越時空的靈魂相遇中，醒客的聯合一直在進行著，未嘗有過間斷。
中國的屈原、希臘的赫拉克利特，都早已把思想者喻為醒著的人，而把不思想的人喻為昏睡或爛醉之徒。眾人皆醉，唯我獨醒，這誠然是痛苦的。但是，做一個醒客，自有其清醒中的幸福。英國哲學家約翰·穆勒有言：幸福與滿足是兩回事，不滿足的人比滿足的豬幸福，不滿足的蘇格拉底比滿足的傻瓜幸福。人和豬的區別就在於，人有靈魂，豬沒有靈魂。蘇格拉底和傻瓜的區別就在於，蘇格拉底的靈魂醒著，傻瓜的靈魂昏睡著。靈魂生活開始於不滿足。不滿足什麼？不滿足於像動物那樣活著。正是在這不滿足之中，人展開了對意義的尋求，創造了豐富的精神世界。那麼，何以見得不滿足的人比滿足的豬幸福呢？穆勒說，因為前者的快樂品質更高，內容更豐富，但唯有兼知兩者的人才能做出判斷。也就是說，如果你是一頭滿足的豬，跟你說了也白說。我不是罵任何人，因為我相信，每個人身上都藏著一個不滿足的蘇格拉底。
人為萬物之靈，靈就靈在人能思想。在上天賦予人的諸般能力中，最特別、最寶貴的就是思想的能力。赫拉克利特說：「思想是最大的優點。」這其實是絕大多數哲學家的共識。在巴門尼德筆下，太陽車載著思想者行進在光明大道上，而不思想者則始終停留在黑暗之中。亞里士多德視沉思活動為完美的幸福，因為它最為自足，不依賴於外部條件，就此而論最接近神的活動。帕斯卡爾把人比作一根會思想的蘆葦，人縱然是脆弱的生命，卻因思想而區別於其他一切生命。笛卡爾乾脆說：「我思故我在。」我們或許可以引申說，一個人唯有充分運用了上天賦予的思想能力，才是真正作為人而存在。愛因斯坦把獨立思考的能力稱作「大自然不可多得的恩賜」，人因此而獲得了內在的自由，能夠不受權力、社會偏見以及未經審視的常規和習慣的支配。質言之，思想是人之為人的高級屬性，思想的快樂是享受人的高級屬性的快樂。一個人一旦深嘗到這種快樂，再也改不掉思想的習慣，他就成了一個思想者，從此以後，他自己身上就有了一個永不枯竭的快樂源泉。
在醒客的快樂中，一項莫大的快樂是閱讀人文經典。人類精神始終在追求某些永恆的價值，這種追求已經形成為一個偉大的傳統，而人文經典則是這個傳統的主要載體。人文經典是一座聖殿，它就在我們身邊，一切時代的思想者正在那裡聚會，我們只要走進去，就能聆聽到他們的嘉言雋語。就最深層的精神生活而言，時代的區別並不重要，無論是兩千年前的先賢，還是近百年來的今賢，都同樣古老，也都同樣年輕。每一部經典作品都扎根在人類精神生活的至深土壤之中，正因為如此，所以能夠在不同時代的個人的心靈中抽出新芽。卡爾維諾列舉經典作品的特徵，有兩點最為精闢：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讀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書；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即使初讀也好像是在重溫的書。閱讀經典之妙趣，正在於發現和重溫的雙重喜悅。
思想離不開傳統。置身於傳統之外，沒有人能夠成為思想者。做一個思想者，意味著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到人類精神傳統中去，成為其中積極的一員。對於每一個個體來說，這個傳統一開始是外在於他的，他必須去把它「佔為己有」，而閱讀經典便是「佔為己有」的最基本的途徑。
這麼說來，閱讀經典是成為一個真正的醒客的必由之路了。不過，走在這條路上，未必總是艱難跋涉，也完全可以輕鬆漫步。林語堂曾經戲言：大師帶學生往往不是在課堂上，而是在沙龍裡，抽著大煙斗閒聊，煙霧繚繞中就把學生熏陶出來了。現在這套叢書正像是一個沙龍，讓你聽大師們聊天，並且逐漸加入他們的聊天，在快樂閱讀中成為一個幸福的醒客。
閱讀經典，就是在今天成為一個醒客，就是今天的醒客與歷史上那些偉大的醒客對話。這時候你會發現，其實你並不孤獨，存在著一個醒客的世界，這個世界超越於歷史的變遷和人間的喧嘩而長存，把一切時代的思想者聯結成一個整體。我祝願你走進這個世界，與偉大的醒客們為伍，盡興品嚐思想的快樂。
2007.11
我的好書觀
我心目中的好書有以下特點：
一、讀了以後，會使我產生強烈的衝動，自己也想寫點什麼，哪怕所寫的東西表面上與這本書似乎毫無關係。它給我的是一種氛圍、一種心境，使我彷彿置身於一種合宜的氣候裡，心中潛藏的種子因此發芽破土了。
二、一本好書會喚醒我的血緣本能，使我辨認出我的家族淵源。書籍世界裡是存在親族譜系的，同譜系中的佼佼者既讓我引以自豪，也刺激起了我的競爭慾望，使我也想為家族爭光。
三、遙遠譜系中的好書不會使我產生倣傚和競爭的慾望，但會使我感到欣賞的愉悅，就像欣賞一種陌生的異國風光。
四、有份量的好書往往使人的精神發生變化，在多數情況下是繼續生長，變得茁壯和豐盈，在少數情況下是摧毀然後重建。
五、卡爾維諾列舉經典作品的特徵，有兩點最為精闢：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讀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書；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即使初讀也好像是在重溫的書。可以用這兩個尺度來鑒定那些最好的書，即偉大的書。
2007.12
真文學是非職業的
——在2010年文學走進大學校園活動啟動儀式上的發言
今天，2010年文學走進大學校園活動在清華大學舉行啟動儀式，讓我作為作家代表發言。其實，和許多作家相比，我是最沒有資格做這個代表的。因為第一，我加入作協的時間非常短，承蒙鐵凝主席和我的朋友史鐵生介紹，我在幾個月前才成為作協會員。第二，我的專業不是文學創作，而是哲學研究，因此我只能算一個業餘作家。可是，正因為如此，我與文學的關係就和校園裡的文學愛好者們的情況非常接近，我們都是業餘的，比較容易溝通，這也許是讓我來發言的一個理由吧。
事實上，在大學校園裡，文學一直是存在著的。我不但是指許許多多的文學社團和文學愛好者，而且是指更多的不以為自己從事文學卻在不斷寫作的人，他們在日記裡、在給親友的信中、在個人博客上寫下自己的歡樂和苦惱、經歷和感受、觀察和思考。什麼是文學？在我看來，文學是心靈生活的一種方式。一個人認真地傾聽自己靈魂中的聲音，為它尋找語言的表達，這就已經是文學了。本真意義上的文學是非職業的，屬於每一個熱愛生命的人。青年天然地熱愛生命，年輕的心是文學的天然沃土。誰在青春期沒有寫過詩？誰在大學時代沒有自己的抽屜文學？文學是無數青年的秘密情人或公開情人，在一定意義上，秘密情人比公開情人更甜蜜也更忠貞。有一些青年後來和這個情人結婚了，成了專業作家。不過，眾所周知，婚姻中有太多的利益考慮和規定動作，往往不如愛情那樣純粹和率真，甚至有可能成為愛情的墳墓。
托爾斯泰說：「寫作的職業化是文學墮落的主要原因。」我經常用這句話警示自己，雖然我自認為是一個業餘作家，但是，寫作事實上已經成為我的收入的主要來源，因而不可避免地變得不那麼純粹了，我無法否認我的作品有退步的趨勢。法國作家列那爾在相同的意義上說：「我把那些還沒有以文學為職業的人稱作經典作家。」正因為這個意義上的經典作家一代又一代不斷湧現，文學才得以永葆青春。同學們，你們就是今天的經典作家，所以，我想，文學走進校園，首先是為了來感謝你們的。
謝謝你們！謝謝大家！我的話講完了。
2010.6
文學新人：「這一個」，而不是「下一個」
——在「THE NEXT-文學之新」全國新人選拔賽新聞發佈會上的發言
應邀做這個文學新人選拔賽的評審，感到光榮，更感到惶恐。我自己覺得，我是不夠資格的。為什麼？號稱「中國青春文學第一刊」的《最小說》，我以前沒有看過，只知道賣得特火，最近翻了翻，發現自己竟然看不大懂，也看不大下去，覺得裡面所寫的小男生小女生那種真真假假的情感糾葛離我很遠，離今天中學生的真實生活好像也很遠。當然，這說明我對今天青春文學的新潮流太陌生了。所以，我說我不夠資格。好在這次是海選，不用我投票，不會因為我的無知而耽誤哪個選手。我的理解是，評審就好比特邀觀眾，坐在頭排，幕間休息可以到後台轉轉，能夠清楚地觀看這場大戲的全過程。非常感謝給我這個機會，就當是補課，我會滿懷興趣地觀看。
順便說一說我的一點希望。鑒於大賽以《最小說》為平台，郭敬明本人擔任執行評委，這個大賽難免會帶有郭敬明色彩，但最好這種色彩不要太濃。我的意思是，通過大賽，我們得到的不只是「下一個郭敬明」，還應該有「下一個韓寒」，不只是下一個郭敬明和韓寒，下一個某某知名作家，更應該是不能用現有作家來定義、無法歸入現有模式的新秀，他們不是「下一個」，而是「這一個」、「第一個」。大賽的宗旨是選拔文學新人，新人的「新」，應該包含這一層意思。
謝謝大家。
2008.6
寫作上的從小見大
世界文學寶庫中，有許多名篇是通過描敘日常小事闡明大道理的。即使那些宏大敘事的巨著，比如曹雪芹的《紅樓夢》、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佔據大量篇幅的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細節。人在一生中也許會遭遇大事，但遭遇最多的還是日常小事，不論偉大平凡，概莫例外。因此，對於寫作者來說，從小見大是一項重要的功夫。
怎樣做到從小見大？我的回答是，第一在平時練就「見」的眼力，第二在寫作時如實寫出所「見」。
大道理往往寓於小事之中，小事中卻未必都蘊含大道理，因此首先就有一個選材的問題。硬從雞零狗碎中開發出高論大言，牽強附會，這樣的文章最討人嫌。那麼，怎樣才能捕捉住真正值得「小題大做」的小事，並且做得恰到好處呢？「功夫在詩外。」陸游此言說出了寫作的普遍真理。意義只向有心人敞開，你唯有平時就勤於思考宇宙、社會、人生的大道理，又敏於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細小事物，才會有一副從小見大的好眼力。泰戈爾從一朵野花看到了造物主創造的耐心，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如此寫道：「我的主，你的世紀，一個接著一個，來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同樣的一朵野花，一個對宇宙和生命的真理毫無思考的人看見了，是什麼感想也不會有的。
寫作不是寫作時才發生的事情，平時的積累最重要。心靈始終保持一種活潑的狀態，如同一條浪花四濺的溪流，所謂好文章不過是被抓到手的其中一朵浪花罷了。長期以來，我養成了一個習慣，在生活中每遇到觸動我的心靈的事，不論悲喜苦樂，隨時記錄下來，包括由之產生的思考。越是使我快樂或痛苦、感動或憤怒的事，我越不輕易放過，但也不沉溺其中，而是把它們當作認識人生和人性的寶貴材料。這樣做的結果是，久而久之，我感到小與大之間的道路是暢通的，從小見大就不是什麼難事了。
當然，具體寫作時，是要有技巧的，但技巧並不複雜，我認為主要是兩條。第一，對於所寫的這件小事，要抓住它真正使你被觸動的情境和細節，這實際上是小和大之間的關聯點，著重加以描述，盡可能寫得準確、細緻、具體、生動，讓讀者感到，你被觸動是多麼自然的事情，他們在此情境中同樣會被觸動。在這樣的描述中，已經隱含大道理了。因此，第二，對於從小事中體悟到的大道理，只需做畫龍點睛的表述，語言要簡潔，切忌長篇大論，要質樸，切忌豪言壯語，最好還要獨特，切忌老生常談。最佳的效果是，讀者從你所描述的小中已經隱約見出了大，而在讀到你的點睛之句時，彷彿剎那間被點破，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2008.8
做學問與做人
——《人間學術》序
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三十年集」系列叢書，專收改革開放初入學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個人著述選本，邀我加盟，我欣然從命。
所約定的體例是，三十年裡，基本上一年選一篇，最多兩篇。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約定，使我得以逐年重溫自己的作品，像自己做評委一樣把它們評審了一番。因為是一套學者的叢書，我就注意選比較有學術含量的作品，如果當年沒有，就退而求其次，算是准學術作品吧。選定以後看，二者差不多半分天下，足以證明我最多是半個學者，另一半就難逃不務正業之譏了。
我不是沒有自我解嘲的理由。我的理由是，從事人文研究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比如說，其一，學者的方式，嚴格地做學問，講究規範和方法，注重材料的發現、整理和解釋；其二，才子的方式，瀟灑地玩學問，講究趣味和風格，用文字展露機智和才情；其三，思想者的方式，通過學問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關切。我的感覺是，學者的方式可信，才子的方式可愛，思想者的方式可敬。這三種方式，我們在以往學者中都可以找到其代表人物，而我眼中最好的學者則兼具三者，我對他們是既信服，又喜愛，同時還尊敬的。
當然，我絕非這樣的最好的學者，但我願意學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精神是什麼？就是智、情、魂兼修，把真、美、善打通，努力做一個頭腦認真、情感豐富、靈魂高貴的人。人的天賦有高低，而這個目標都是可以追求的。說到底，做學問也是在做人，與做人脫節的學問為我所不取。我曾寫過一段有冷嘲之嫌的話：「當我們圍繞某一個主題讀書和寫作時，我們便稱之為學術。我們的主題越是固定不變，以至於不再讀與這個主題無關的書和不再寫與這個主題無關的文章，我們就越是純粹的學者。」我做不了這種純粹的學者，實在是天性使然。
我於1978年9月入讀研究生，從那之後，三十年來，研究的方向從蘇聯哲學、馬克思哲學轉到尼采哲學，然後寫起了所謂哲理散文，重在思考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人生困惑和精神生活問題，近些年又關注信仰和法治的建立，批評中國教育和學術的腐敗，所選文章大致反映了這樣一個脈絡。這些東西算學術嗎？我不知道，無以名之，就美其名曰「人間學術」吧。
2010.11
痛苦與文化
——邁克爾·坦納《尼采》中譯本序
尼采在現代西方哲學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毋庸贅言，但是，要對尼采哲學做一個簡明的解說卻是一件難事。別的哲學家，尤其別的德國哲學家，都有意識地構築體系，彷彿已經親自把展廳佈置好，導遊只需帶遊客循序參觀就可以了，能否看懂則另當別論。尼采相反，他拒絕體系，他的多數著作是格言的薈萃，其風格又是充滿反諷、跳躍、矛盾，這裡沒有現成的展廳，無論誰當導遊都必須自己動手布展，憑自己的眼光把紛繁的展品整理出一個秩序來。
和別的哲學家的另一大區別是，尼采的哲學與他的內在精神歷程有著最緊密的聯繫，倘若對這個歷程沒有切身的感應和同情的理解，任何解說都只能是隔靴搔癢。也就是說，要對尼采哲學做出中肯的解說，解說者必須調動和帶入自己的主觀精神體驗，不應該是所謂純學術的客觀研究。
因為上述原因，尼采哲學的確給不同的解釋留下了巨大空間。但是，這絕不意味著解釋者可以任意發揮，而是必須把握好文本和解釋者之間的「視界融合」的分寸。我對尼采哲學的一本好的入門書的基本要求是，能夠抓准尼采所思考的主要問題和解決方向，以此為基本線索闡明其哲學的演變和發展。英國學者邁克爾·坦納的《尼采：一個簡明導論》（中譯名《尼采》）就是這樣的一本入門書。
作者認為，尼采一生的根本關注是痛苦與文化的關係，其立足點不是迴避或消除痛苦，而是為了肯定人生而肯定人生必有的痛苦，據此對文化的價值進行評估和分級，並尋求一種真正能夠肯定痛苦的有內在力量的文化。我不是引用原話，而是做了某種歸納和補充，並且需要強調一點：尼采主要關注的是人生的根本性痛苦，即生命意義之缺失，這既是折磨他自己的最大個人問題，也是他後來定義為虛無主義的最大時代問題，而他尋求的則是一種能夠為生命創造意義的文化，或者退而求其次，一種勇於擔當生命之無意義的文化。
依據痛苦與文化的關係這個線索，作者對尼采生前發表的正式著作進行了梳理，試圖標示出尼采解決這個問題的走向。下面我簡要地描述一下這個走向，應該說明的是，在描述中仍然必然會加進我自己的認識。
處女作《悲劇的誕生》是一個清晰的起點，尼采在其中想要解決的正是怎樣肯定人生包括肯定人生必含的痛苦和毀滅的問題。他在希臘的酒神精神和悲劇文化中找到了答案，相信唯有藝術能夠拯救人生，並把希望寄托在悲劇文化通過德國音樂的復興上。但是，這個希望很快就落空了。
在從《曙光》到較晚期的《論道德的譜系》一系列著作中，尼采致力於分析歷來道德對抗痛苦的各種方式。其中，有兩種基本方式最值得注意：一是同情，即企圖通過剝奪個人在痛苦面前的尊嚴來消除痛苦；二是禁慾主義，即企圖通過扼殺生命的本能來消除痛苦。
尼采關心的是偉大而不是善，二者的區別在於，偉大包含著對痛苦的肯定和有效利用，善則一味企圖消除痛苦。在《快樂的科學》（作者視為「尼采最令人振奮的一本書」）中，他描繪了他心目中的偉大，便是「賦予個性一種風格」，藝術地規劃自己天性中的長處和弱點，甚至使弱點也悅人眼目。另一種表達是，「要成為生活的詩人——尤其是成為最瑣細、最日常的生活的詩人」。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一種新的道德，就是要做一個能夠自我支配的強者，包括支配人性的弱點和人生的痛苦，以此來使生活變得美好。也許仍然可以把這看作一種審美人生觀，但顯然已經脫盡了《悲劇的誕生》中那種生硬的形而上學邏輯。
但是，究竟如何面對人生最根本的痛苦即生命的無意義呢？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有三個概念是人們在提及尼采哲學時談論得最多的，也是理解得最有歧義的，便是超人、永恆輪迴和權力意志。其實，這三個概念正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按照永恆輪迴說，在宇宙的永恆流變中，每個人生命中的每個瞬間都將無止境地重複回歸。這與其說是一個假說，不如說是一個考驗性的提問，尼采彷彿如此問：即使生命毫無意義，你願意它無限次地重複嗎？作者正確地指出，尼采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永恆輪迴來定義超人的，超人就是那個通過歡欣地擁護這個信條而對今生今世的一切都說「是」的人。而一個人能否如此全盤肯定人生，則取決於內在生命力是否足夠強大，尼采大多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權力意志概念的。
我們終於來到了尼采的晚年。在神志清醒的最後一年，他突然又頻繁地談論酒神。在《偶像的黃昏》中，他如此宣告：「這樣一個解放了的精靈帶著快樂而信賴的宿命論置身於萬物之中，心懷一種信仰：唯有個體被拋棄，在整體之中萬物得到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然而一個這樣的信仰是一切可能的信仰中最高的：我用酒神的名字來命名它。」（譯文據尼采原著）在轉了一大圈之後，尼采似乎回到了青年時代的酒神信仰。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酒神是無限肯定之神，而肯定的語境已經迥然不同，因此所需的肯定的類型也和《悲劇的誕生》幾無相同之處。最大的區別也許在於，青年尼采孜孜於要為肯定尋找某種理由，晚年尼采只是肯定，他不屑於尋找理由，似乎也不再需要理由了。難以判斷的是，他這樣做是出於無比的自信，還是出於徹底的絕望，抑或二者都是，是從絕望中產生的自信。
在以上的粗略描述中，我不得不捨棄作者的許多有趣見解。事實上，作者在闡述過程中經常是議論風生的，包括對尼采提出質疑。例如，他對尼采最廣為傳頌的作品《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評價頗低，責備其戲仿《聖經》的預言式文體，背離了一向具有的嘲弄與試探的風格，並導致了後來者的可笑模仿和狂熱崇拜。他最推崇的尼采作品是《論道德的譜系》，讚賞其用對學術程式的嘲弄式模仿的筆法論述極為嚴肅的內容，辯證性逆轉運用之嫻熟已臻完美。作者顯然是一個有自己的獨特眼光和明確趣味的解說者，因此我相信，他一定希望讀者在聽他的解說時也堅持獨立思考。
最後我想指出，尼采在認識論領域有重大建樹，啟迪了現代哲學中反本質主義和語言哲學的潮流，而本書對這方面的內容甚少涉及。作為一本尼采哲學的入門書，這或許是一個不足吧。
2010.12
文津圖書獎感言
對於國家圖書館設立的文津圖書獎，我懷有深深的敬意，以當它的評委為榮。這個獎有兩個特點：一是純粹，二是乾淨。
文津圖書獎是純粹的。現在有各種圖書獎和圖書排行榜，多為兩種情形，或由官方舉辦，意識形態色彩濃，或由媒體舉辦，商業炒作色彩濃。文津圖書獎沒有這兩種色彩，真正以圖書為本位，看重的是圖書本身的品質。它心目中的對象是那些到圖書館來尋求精神食糧的普通讀者，要向他們推薦值得一讀的好書。這樣的價值取向，體現了國家圖書館應有的獨立的立場。
文津圖書獎是乾淨的。現在的許多評獎，一到評審時節，幕後活動熱鬧非凡，暗箱操作高深莫測。文津圖書獎沒有這些現象，基本上做到了公開、公平、公正。國家圖書館的態度非常明確，為了防止對評審過程和結果的干擾，這個獎絕不接受任何贊助。像走後門、拉選票這類勾當，即使有誰想搞，也幾乎無從下手。事實上，所有獲獎者都是在得到通知時才知道自己獲獎了，並且有一個共同感覺，就是覺得很突然、很意外。是啊，沒有申請，更沒有公關，怎麼就得了這麼一個由國家圖書館頒發的層次很高的獎？這種得獎的感覺多麼美妙！
2007.12
講壇文化的興起
——《廣州講壇演講錄》第三輯序
近兩三年來，國民生活中的一個新現象是講壇文化的興起。全國許多省市，講壇遍地開花，聽講座成了人們的一種日常生活。講壇有不同種類。一類是大學裡的講壇，由校方、院系或學生社團主辦，是校園文化的組成部分。另一類是企業、單位、部門內部的講壇，目的是培訓骨幹和員工。還有一類是向社會開放的公益講壇，大多由地方黨政部門主辦，它實際上已經成為當今講壇文化的主體，在我看來也是講壇文化中最有意味的現象。我本人曾應邀在不同種類的講壇上做演講，其中政府辦的越來越居多，這個經歷使我獲得了親身感受，並推動我思考其意義。現在，借為本書作序的機會，我談一談自己的體會。
眾所周知，在中國進入社會轉型時期以後，如何開展政治思想工作成了困擾黨政幹部的一個難題。以前那種單純意識形態灌輸的模式越來越行不通了，社會現實和人們的接受心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思想工作也必須與時俱進，在目標、內容、方法上皆有所轉變。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可以把黨政部門主辦公益講壇看作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種創新，是社會轉型時期政治思想工作本身的轉型，是在實踐中形成和普及的新形勢下開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方式之一。
我試以本書為例略做分析。廣州講壇是廣州市委宣傳部主辦的開放的公益講壇，迄今已開辦四年多，演講的結集也出到了第三輯，是同類講壇中比較成熟的範例。我們看到，一方面，講壇所邀請的主講人是各界有影響的專家、學者和學者型官員，演講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哲學、宗教、歷史、教育、法律、文化、衛生等廣泛領域；另一方面，講壇向廣大市民開放，自願參加，聽眾是對知識、思想以及相關講題感興趣的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作為主辦者的黨政部門在這裡主要起組織、宣傳和引導的作用，為精英與公眾之間的交流搭建有效的平台。與傳統的政治思想工作模式相比，這是重大的轉變。一個關鍵的轉變是，目標不再是培養馴服工具，而是切實地提高公民素質，在精神層面上建設好現代文明社會。黨政部門的水平不是表現在向人們提供不容置疑的真理，而是表現在提供最好的服務，為人們追求真理創造良好的條件。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黨政宣傳隊伍自身的素質也在發生可喜的變化。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經濟轉型開始得比較早、市場經濟發展得比較成熟的地方，例如廣東和浙江，這個類型的講壇文化也興起得比較早，發展得比較成熟。究其原因，大約是因為，在民眾這方面，物質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從而感覺到了對精神生活的迫切需要；在政府這方面，經濟轉型有力地促進了其觀念和職能的轉變，加強了服務意識，包括在滿足精神需要方面為民眾服務。廣州講壇便是如此，自創辦以來，圍繞「高、優、新、活」下功夫，努力向廣州市民提供高端優質的講座服務，已成為廣受歡迎和美譽的講座品牌。從邀請的主講人名單看，組織者對當今國內思想前沿的情況相當瞭解，對講題類別的安排比較全面，從講座前的預告、講座時的會場組織和網上直播、講座後的媒體報道和電視播放以及演講集的適時出版看，每一個環節都做得認真細緻，說明講壇團隊具備了較高的專業化水平。
一次講座的效果之好壞，取決於主講人、組織者和聽眾三方的水平。主講人的水平，不論是學識和思想水平，還是口頭表達水平，其實是基本確定了的，區別在即席發揮得好不好。憑我的親身經驗，我發現，發揮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時對會場氛圍的感受。而這個氛圍，主要是由組織者和聽眾造就的，即組織者是否讓真正想聽你的講座的人來了，對講座環節的設計是否合理和活潑，聽眾對你所講的內容是否真正感興趣並且有所思考。我是去年5月做客廣州講壇的，講座在藝博院禮堂舉行，三百多個座位滿座，聽眾聚精會神，我能感覺到台上台下的無聲交流，互動時提問十分踴躍，會場氣氛始終很好。這是一次愉快的經歷，為此我衷心感謝廣州講壇的組織者和聽眾。
最後，我要說，講壇文化的受益者不但是聽演講的公眾，也包括演講者自己。尤其像我這樣以前只在書齋裡生活的人，演講的需要促使我更加關注社會現實，思考公眾關心的重大問題，也促使我鍛煉口才，學習用公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思想。同時，聽眾的即時反饋也幫助我及早發現自己思想中的欠缺、謬誤和模糊之處，對相關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其實，在哲學的故鄉古希臘，哲學家大多是演講和言談的高手，雅典街頭到處是哲學家與民眾互動的講壇。就此而言，今天的講壇文化是向哲學原生態的一個相當初步的回歸。比哲學家更突出的是，當時的政治家一定是演講家，是靠演講影響公眾和貫徹政見的，而這個傳統已經成為西方社會民主生活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因此，我十分讚賞中國今天的政治家們登上公眾講壇，相信這對於政治家和公眾雙方都是一種良好的民主訓練和實踐。
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