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幸運，美劇《生活大爆炸》中就有一個場景在討論本書中的主題：科學和理性主義究竟能不能，或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對人生給予解答呢？主人公謝爾頓·庫珀（Sheldon Cooper）是個傲慢且冥頑不化的物理學家，他的女朋友艾米·菲拉·福勒（Amy Farrah Fowler）是個神經科學家，非常愛他。二人在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和朋友一起吃飯的時候，就物理學和神經病學的問題爭執了起來：
謝爾頓：大家好。
萊納德：嘿。
謝爾頓：我把艾米帶來了，讓她看看我的工作。
艾米：對於理論研究來說，你做得很不錯。
謝爾頓：我怎麼好像聽出了一點屈就的味道？
艾米：對不起，是不是我沒說清楚？我是說和神經生物學在現實世界中的應用相比，物理學該怎麼說呢？嗯，微不足道。
萊納德和霍華德：哇哦！
謝爾頓：你是說巴賓斯基（Babinski）這樣的神經生物學家，能和克拉克·麥克斯韋（Clerk Maxwell）或是狄拉克（Dirac）這樣的物理學家相提並論嗎？
艾米：我就直說了。巴賓斯基能把狄拉克當早飯吃了，然後拉出克拉克·麥克斯韋來。
謝爾頓：你把這句話收回去。
艾米：不要。我和同事正在繪製神經基質圖，它能促進全球的信息處理。研究既對認知處理有要求，又包含了科學探究，由此可證，我們的研究在認知序列上更高端。也就是說，這樣的研究比他的高級，由此可推斷，也比你們的更高級。
萊納德：對不起，我的腦子還停在拉出克拉克·麥克斯韋那裡……
謝爾頓：不好意思，但是大統一理論能解釋一切事物，由此可證，物理學也能解釋神經生物學。
艾米：是的，但如果我能成功，就能繪製並再現出你研究大統一理論的過程，所以你的成果也要納入到我的範式中。
謝爾頓：真是卑鄙的心理主義，早在19世紀90年代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就揭示了這一點，這根本是胡說八道。
艾米：看來我們陷入了僵局。
謝爾頓：我同意。我要立即終止我們的關係。
艾米：同意。
謝爾頓：有任何異議嗎……
所有人：沒有，沒有。
謝爾頓：那麼立即生效。祝好，艾米·菲拉·福勒。
艾米：祝好，謝爾頓·庫珀。
霍華德：女人啊，和她們過不到一塊兒去，也回答不上她們的各種假設。
謝爾頓：上帝保佑。
這個場景抓住了一個矛盾點。一方面物理學好像能解釋生物學，另一方面生物學好像又能解釋物理學。從知識的角度看，我們進退兩難。而作為編劇，我是從幽默的角度切入的。它和神秘主義有相似之處：不否認矛盾，而是將矛盾當作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和邏輯也有相似之處：沒有沉醉在矛盾之中，而是跳出來對矛盾的雙方進行批判。我們可以看到，謝爾頓和艾米的視角都被限制住了，他們都忽略了對方的立場。就像是男女朋友因為情感關係打架，他們既想保持各自的獨立性，又想維持這段關係。
希望這個幽默劇還能給你帶來另一樣東西，那就是歡樂。可能是因為我們從緊張的矛盾中鬆弛了下來，也可能是因為我們很享受這種思維蹦來蹦去的感受。無論如何，幽默能讓我們接受、整合矛盾的自己，並與之為伴。
在這集的結尾，謝爾頓和艾米平息爭執並復合了，這是典型的喜劇結局。過去的幽默劇經常以婚禮作為結尾。他們要融合成一個大整體，既包括二人之間的融合，也包括個體內部的融合。
幽默和歡笑在神經生物學上都與嬉戲系統（play system）相關，神經科學家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發現人腦中的一部分進化結構可向前追溯到鼠類。鼠類也喜歡相互撓癢，一起嬉戲，一起歡笑。那麼鼠類笑的是什麼呢？也許是在「我要去咬那隻老鼠」和「那隻老鼠要來咬我」之間掙扎。嬉戲是一種快樂的相處模式，但是佔上風的和佔下風的（或是佔上風的老鼠和佔下風的老鼠）要快速交替才行。科學家對此有過研究，兩隻老鼠打架，一方獲勝的概率不會超過70%。超過這個比例就不是嬉戲，而是碾壓了。
幽默也是一種嬉戲，是兩個人相互交替著佔上風，交替著輸贏。只不過我們嬉戲的內容是對立的觀點，是矛盾的兩方面。這種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的上下切換讓人發笑。這是在我們做得好的情況下，如果處理不好就會變成思維上的碾壓，就相當於我強迫你用自己的觀點毆打你自己，還問你為什麼不停下來。
幽默與神秘主義很相似，它們都能接受矛盾，能在不否認任何一方的情況下，將二者融合成一個更大、更易於接受的整體。幽默與邏輯也很相似，都具有反專制的特性。它們都能將矛盾指出來，並給我們批判的工具。但對於邏輯而言，幽默更鼓勵我們諒解並接受自己的局限性。因此，幽默可謂是解決神秘主義和邏輯之間分歧的一劑良藥。
生而為人，我們的一大任務就是讓情感與認知、心靈與思維相結合。之前討論的辯證法都是在智力層面上進行的，在情感層面上也有類似的討論。換句話說，一個關於個體融合的故事是由兩個小故事組成的：一般我們講的都是思維如何處理矛盾，然後與情感融合。但從情感的角度來看，這個故事就是關於我們如何化解創傷的，它同樣也與幽默相關。
心理學家瑪麗·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提出了一套研究依戀障礙的方法，稱為成人依戀研究。這套方法以一種準確而幽默的方式回顧過去經歷的創傷，進而展開心理安全感診斷。
臨床醫生會讓病患回顧自己的過去，對童年的創傷進行描述。他們把沒有安全感的人分為兩大類——冷淡型和專注型。冷淡型會否認過去發生過的事，他們會說：「很正常！」「挺好的！」「我的父母挺好的，你還想讓我說點什麼？」而專注型的人則會突然勾起關於創傷的回憶：「我媽媽說我肥，這又不是我的錯！我就是情緒緊張而已！但她一直說我肥！而且還不斷給我塞吃的！她到底想讓我怎樣？」在我看來，專注型的人和神秘主義有些相似，他們都不按理性思考。冷淡型的人則與邏輯有相似之處，就好像自己的生活在別處，把自己的過去看成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心理上離間得很遠。這兩類人一類太重邏輯，一類太過神秘主義，他們不會用客觀而幽默的方式描述出自己的問題，也找不到自我諒解的方法。他們不僅自己有依戀障礙，從統計學上看，他們撫養的孩子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精神學家丹尼爾·西格爾（Daniel Siegel）指出，依戀研究的目的是平衡右腦的自傳體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和左腦的言語功能。這是一個左右半腦融合的過程。專注型的人一下就被右腦中的情感控制住了，無法與言語功能很好地結合起來。而冷淡型的人完全是在用左腦回答問題，全然不顧及右腦的感受，無法調用自己的情感功能和自傳體記憶。
在智力的層面上，我們想去理解，為此陷入了理解和不理解、相信與不相信的漩渦。在情感的層面上，我們需要攻克的是安全與危險之間的矛盾。我們需要安全，但其實並不安全。我們希望能安全地探索世界，但也要考慮那些真真切切的危險。到底是安全還是危險呢？這並不是認知層面上虛無縹緲的問題，無論是禁慾主義者還是歇斯底里的病人，這是每個人生活中都要回答的問題。幽默給出的答案讓我們歡樂，讓我們成長，讓我們諒解自己和他人。
智力層面上的「矛盾」就是情感層面上的「創傷」。我們之所以感到掙扎，是因為期待與痛苦的現實之間存在落差。
我們可以將人類歷史視為一個人在極漫長的一生中的自傳。它並不神秘，而是實實在在的，文化就是一個通過學習超越個體的過程，它能將個體歷史轉化成群體記憶。
如果將人類文明看作是一個終生學習的過程，那麼這條路就是由邏輯和神秘主義這對矛盾體組成的。作為一種文化主體或是一個種族，我們會記得那些曾經遭遇過的苦難，這也就是心理學家所說的「依戀紊亂」。兒童會因遭受虐待而產生依戀紊亂。由於依戀的對象是那些會產生傷害的東西，所以我們既會趨近它，同時又會遠離它。雖然聽起來很瘋狂，但兩種行為是可以並存的。一旦有情況發生，我們就會被撕成兩半。這就是矛盾，我認為唯有幽默能夠治癒它。
在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西德尼·摩根貝沙曾說：「為什麼上帝要懲罰我？就是因為我不相信他嗎？」無論世界的盡頭是上帝，是別的什麼人，還是人類追逐善的能力，只要我們在成長，就必然會傷很多次心。幽默是我們自我諒解的手段，它能將我們的心重新拼湊起來，如果運氣夠好，未來還能變得更加堅強。
[1]鼠類和犬類的笑聲聽起來和人類不同，但仍能夠分辨出來，這是由生物系統決定的，聽到這類聲音時心情會很好。
[2]可以舉個關於反專制的例子：道教對黃巾起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