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偉大的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被譽為生命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1907年，柏格森發表了權威性著述《創造進化論》。他用詩一般的語言，用具有廣博視界和持續力度的哲學分析，向世人描述了一幅生命之流延綿不息地向前進化的生動畫卷。他首創「生命衝動」這一生命哲學概念。此後，柏格森的名字和「生命衝動」這一概念成為人們研究和思考生命關懷和人類未來命運不可逾越的一對孿生詞語。柏格森認為，生命衝動衝破物質阻礙，推動生命沿著兩大路線進化：一條是低於理智的路線，在其末端產生了具有本能的膜翅類昆蟲，如蜜蜂、螞蟻；另一條是高於理智的路線，在其末端產生了具有理智的人。
「為了表彰其豐富而生氣勃勃的思想和表述的卓越技巧」，1927年，瑞典皇家學院授予柏格森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中寫道：《創造進化論》是「一篇震撼人心的雄偉詩篇，一個蘊涵不竭之力與馳騁天際之靈感的宇宙論」，「他親身穿過理性主義的華蓋，開闢了一條通路。由此通路，柏格森打開了大門，解放了具有無比效力的創造推進力……向理想主義敞開了廣闊無邊的空間領域」。這是對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在批判傳統哲學的理性主義機械論和決定論，解放人類思想方面巨大貢獻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
晚年的柏格森又把自己的研究和關注領域由生命科學延伸至社會科學。1932年，73歲高齡的柏格森發表了生前最後一部力作《道德和宗教的兩個來源》。這部巨著是柏格森「創造的進化」精髓在社會科學領域裡的延續，是其生命哲學思想在道德與宗教問題上的折射和運用，也是其探尋生命衝動意義的最後歸宿。
如前文所述，生命衝動推動生命之流走向兩大進化路線，這兩大路線最終分道揚鑣。其中一條進化路線的末端催逼出具有理智的人類。從此，人類這條生命進化路線就在理智的環繞下向著理想的彼岸艱難前行。按照柏格森的觀點，在人類的進化和發展過程中，理智暴露出使人自私自利、使人恐懼死亡、使人對未來產生憂慮等缺陷。這些缺陷是生命進化和人類發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礙和嚴重威脅。面對這些障礙和威脅，人類應當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才能重新踏上生命進化之旅呢？在《道德和宗教的兩個來源》一書中，柏格森沿著「創造的進化」這一路徑，根據「生命衝動」理論提出了克服生命進化和人類發展障礙和威脅的對策，這就是道德的力量和宗教的作用。
根據柏格森的研究和考察，道德的第一個來源是社會義務。這裡，義務是指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一種強制性和必然性。社會義務源於社會對個體施加的無形壓力。社會之所以對個體施加壓力，是因為社會就像由細胞構成的有機體一樣，是一種有機組織。在社會這個有機組織中，個體之於群體，就像細胞之於機體，螞蟻之於蟻山，蜜蜂之於蜂房。為了維持社會有機體的存在，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必須按照相應的規則進行凝聚和連接。「我們從自我意識的深處所發現的義務，與蟻山中把蟻群的各個成員有序結合在一起的力量，以及有機體中把各個細胞有序結合起來的力量，具有同等性質的凝聚和連接作用」（本書第93頁）。也就是說，社會義務是生命進化和人類發展中維持群體團結和凝聚的重要手段。道德的第二個來源是個人抱負。與社會義務不同的是，個人抱負不是由來自外界社會環境的壓力造成的，而是由傑出人物或偉大的神秘主義者實現崇高的個人願望或遠大理想這一內在趨向促成的。個人抱負是生命衝動帶給人類的一種大愛。它通過忠誠、仁愛、克己等偉大道德行為使愛的溫暖和陽光惠及全人類。它「甚至還可以擴展到動物、植物以及整個自然界」（本書第37頁）。在柏格森看來，道德的兩個來源，不論是社會義務還是個人抱負，都是維持生命進化和人類發展的必要條件，都源自同一種力量的驅使，這就是生命衝力所釋放的巨大能量。
在柏格森看來，宗教的來源在本質上也具有生物學的意義。宗教是自然為人類設計的一種防範手段，幫助人類應對理智可能帶來的各種危險。柏格森把宗教也分為兩種。一種為靜態宗教，它產生於社會的本能需要，目的在於維護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另一種為動態宗教，它基於某種神秘之愛而生，是人性所追尋的崇高境界。柏格森認為靜態宗教是宗教發展的初級階段，動態宗教則是宗教發展的高級階段。處於初級階段的靜態宗教隨著生命衝動的發展一直綿延著，努力地衝破物質障礙向著動態宗教這一高級階段運動進化。由靜態宗教向動態宗教的這種持續進化和昇華，也體現出柏格森生命哲學的綿延進化思想。柏格森認為，最終能拯救處於困境中的人類的只能是動態宗教，只有動態宗教之舟才能承載著人類重新駛入生命進化之流。
柏格森關於道德和宗教來源的考察，處處閃耀著生命進化的火花，處處迸發出生命衝動的力量，處處體現出他對人類未來的關注。作為全書的結語，這位古稀老人向整個人類發出「生命衝動」的高聲吶喊：「人類正在痛苦地呻吟，人類正在絕望地等待，人類在等待他曾經創造的進步力量最終把自己徹底碾碎。人類還沒有充分認識到，自己的未來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人類的首要使命是決定生命是否繼續在地球上延續，決定生命是苟延殘喘，還是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充分釋放生命衝動的能量，在這個桀驁不馴的地球上，完成宇宙的基本天職：它是一台創造神靈的偉大機器。」（本書第366頁）。
偉大的哲學家亨利·柏格森用自己所構建的「生命衝動」理論，破解了人類理智的缺陷對生命進化造成的障礙和威脅等難題，從而「穿過理性主義的華蓋」，為生命創造力的解放「打開了大門」，「向理想主義敞開了廣闊無邊的空間領域」。
本書根據阿什利·奧德拉（R.Ashley Audra）和克勞利茲·布裡爾頓（Cloudesley Brereton）1935年的英譯本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譯出。此書乃亨利·柏格森歷經25年對生命的力量和人類的進化發展進行深刻反思和研究的結果。同時，作者把深邃的思想融入其高超的、永恆不衰的語言表述之中。更難能可貴的是，在英譯本的翻譯過程中，柏格森先生親自參與審定校對工作，對於發現的問題，及時幫助翻譯人員進行糾正。甚至有的段落在他的特別要求和指導下，經過了反覆構思和修改。所有經過重新寫作和構思的部分，他都要親自進行最後審定。這充分體現出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嚴謹的治學風格。正是他精益求精的學術精神，保證了英譯本最大限度地傳遞他本人的思想觀點和語言風格，也為本書的翻譯提供了最佳轉譯版本。
在本書翻譯過程中，譯者深感偉大的思想火花和卓越的表達技巧可以穿越文字符號，跨越語言障礙，為掌握不同語言的讀者帶來共同的精神享受。對於像亨利·柏格森這樣一位生命哲學巨匠巔峰作品的翻譯，本來應當是一次艱難的漫漫爬行之旅，但由於作品本身散發出強烈的穿透力和感染力，整個翻譯過程沒有給譯者帶來任何事先所料想的枯燥難挨，而是讓譯者感到這是一次難得的探幽攬勝之旅。彷彿70年前離世的這位偉大先師就站在自己面前，在循循善誘地講述生命衝動的奧秘。譯者為其深邃的洞見、犀利的語言、驚人的妙喻所折服。希望本書也能讓每一位讀者踏上這樣一次美妙的精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編輯齊玉女士為本書的翻譯和出版付出了辛勤勞動。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黃偉博士校閱了本書部分譯稿，張培高博士通讀了全部譯稿並提出重要指導和建議。在此，譯者對上述同仁們的付出深表謝意！
誠摯地希望各位讀者和關注柏格森作品譯介的同行們對本書翻譯中出現的紕漏和不當之處給予批評指正。
彭海濤
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2012年8月18日夜
神之旅。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