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我的倫理學的人都知道：對於我來說，道德歸根到底是以這一真理為基礎——印度的《吠陀》以這一既定的神秘信條把這一真理表述為「這就是你」。這一信條適用所有生物，不管是人類還是動物。它因此被稱為真言。
事實上，我們可以把與此信條相符的行為——例如，出自善良意願的行為——視為神秘主義的發端。出於純真目的的每一善良行為都宣告了做出這一行為的人是與這一現象世界互相牴觸的。在這一現象世界裡，他人與自己是完全分離的，但做出善行的人卻把他人和自己視為一體。因此，並不發自私心的每一善良行為都是神秘的，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要勉為其難地對此作出解釋，人們就只有找出種種的借口。康德在掃除了一神論的其他支柱以後，只留下最後惟一的一條：亦即一神論可以讓我們最好地理解和解釋諸如此類的神秘行為。所以，康德承認一神論是一種雖然在理論上無法證明，但為了實際的目的卻是有效、成立的假設。但康德說出的這些見解是否出自真心，我是懷疑的。這是因為以一神論來支撐道德就等於把道德歸因於自我主義；雖然英國人，還有我們德國低下階層的人士，絕對看不出道德除了一神論之外還會另有別的基礎。
我們在上面提到在他人——亦即客觀顯現自身的個體——身上認出了自己的真正本質。這種情形在這樣一些例子中尤其清晰、美麗地顯示出來：當某一個人在處於死亡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仍然緊張、熱切地關注著其他人的安危並給他們施以援手。這方面的例子就是我們熟悉的那位年輕女僕的故事。這位女僕某天夜裡在院子裡被一隻瘋狗咬了。她知道自己完了。但她奮力抓住這只瘋狗，把它拉進馬廄並把門鎖上，以防這只瘋狗再度傷人。另一個例子就是在那不勒斯發生的事件——蒂希拜恩(9)在一幅水彩畫裡把它永恆地記錄了下來。當時火山正在爆發，在岩漿和海水這兩股奪命的洪流之間只有一小塊狹窄地帶。一個小伙子背著自己年邁的父親逃命。父親懇求兒子放下自己逃命，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兩個人都會同歸於盡。兒子聽從了父親的吩咐。兒子離開時回頭向父親投來了永別的一眼。所有這些都被蒂希拜恩表現在畫作裡面。我們還有同類的歷史事實——瓦爾特·司各特在《密得羅西恩監獄》第二章裡，以大師的手法描繪了類似事情。兩個犯人被法官判了死刑，這其中一人由於自己不夠靈活而導致了同伴被捕。在死刑宣判以後，前者在教堂奮力制服了衛兵，成功地解救了自己的同伴；但在整個過程中，他絲毫不曾考慮過自己逃生。下面這一幕情形也經常在銅版畫裡表現出來，雖然提起這種事情會引起西方讀者的反感：一個士兵正跪在地上接受死刑，但他用手絹極力趕走那向他靠近的愛犬。在所有這一類例子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在完全確信知道自己正在邁向即將臨近的直接個體毀滅時，並沒有考慮到自己逃生，而是把全部精神和力量放在保護他人生命上面。還有什麼比這種人的行為更清楚地顯示出他們的這種意識：自己個體的毀滅只關乎一種現象，這一毀滅本身也只是現象而已，而正遭受毀滅的個體的真正本質卻不受這現象毀滅的影響，它仍然在其他個體身上延續；而現在，他們就在其他個體的身上認出了這一本質？他們這種意識正是通過其行為而表現出來。這是因為如果情況不是這樣的話，那當我們看到一個人正被死神卡住了咽喉的時候，為何這個人仍然以其最後全部力量表現出對他人的安危和繼續生存如此深切之同情和關注？
事實上，我們有著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式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一是在我們的經驗直觀中，在這種直觀裡，這一存在是一種外在的顯現，它在這一在時、空中無盡無垠的世界裡顯得無比渺小；它構成了在這地球上匆匆一現的數以億計人群中的一員，而這些人每過三十年就產生新的一批。二是沉浸於並意識到自身，感覺到萬事萬物那惟一真實的本質，而這一本質也在其他的、自己肉身之外的事物中，就像透過鏡子一樣地反映出來。第一種認知方式只是透過個體化原理把握了事物的現象；但第二種認知方式卻直接感覺到作為自在之物的自身。我的這一學說在涉及第一種認知方式方面得到了康德的支持，對這兩種認知方式的看法則得到了與《吠陀》相同的意見。當然，人們對第二種認知方式持有這樣的簡單反對意見：第二種認知方式假設了每一生存之物可以在同一時間、在不同的地點完整地存在。雖然從經驗的角度考慮，這一假設是最明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是荒謬的。但這種情形對於自在之物而言卻是完全真實的，因為那種不可能和荒謬純粹只是建立於構成了個體化原理的現象形式。自在之物、生存意欲完整和不可分地存在於每一生物之中，甚至是至為微小的生物；其完整性絲毫不亞於過去曾經存在、現在仍然存在、將來將要存在的生物總體。正因為這樣，每一生存之物，哪怕是最不顯眼的一種，都能夠對自己說出，「只要我一息尚存，這一世界就不會毀滅」。事實上，儘管所有其他的生存之物毀滅了，這世界的自在本質仍將絲毫無損地存在於這一僅剩的個體生存之物之中；這一個體生物就仍然可以笑對毀滅、沉淪這一幻象。當然，這一結局是不可能的，人們同樣有道理持與此相反的說法：如果哪怕是最微小的生物遭到完全毀滅，那在它身上、與之相隨的世界也一併遭到了毀滅。在這一意義上，神秘的安吉奴斯說：
我知道如果沒有我，上帝一刻都不會存在； 如果我歸於無，靈魂就會重頭再來。
但為了能讓我們甚至從經驗的角度在某種程度上看到這一真理，或者起碼認清這一真理的可能性，亦即我們的自身可以存在於別的生物身上——這些生物的意識與我們的意識可是不同的和截然分離的——那我們只需回想起被施展了催眠術的人。在他們從催眠中醒過來以後，他們那同樣的「我」對自己在此之前所說過的話、做過和經歷過的事情都一無所知。因此，個體意識完全是現象的一個點，甚至同一個的「我」也可以產生兩個現象的點，兩者彼此一無所知。
上述思想在我們猶太化了的西方始終顯現出某種相當異樣、奇特的成分。在人類的家園，情況可不是這樣。在那裡，人們信奉另一種信仰。所以，時至今日，例如，在死人安葬以後，神職人員就在大家面前和著樂器的伴奏，一齊唱起《吠陀》的頌詩——它是這樣開始的：
寄存肉身的精靈千頭、千眼和千足，它扎根於胸中，並同時滲透於整個大地。這一精靈是這一世界和一切過去、未來之物。它吸收養分，並賦予一切以不朽。這就是它的偉大。它因此是化為肉身的至高無上的精靈。這一世界的構成要素是它存在本質的一部分，另外的三部分則在天上永生不滅。這三部分從這世界飛昇，但最後一部分仍留凡塵；最後的一部分經由轉世輪迴享受或者承擔自己善行或者惡業的結果。等等。
——參閱科爾布洛克五卷本的《印度的宗教儀式》
現在，如果把這些頌詩與我們的頌詩相互對照一下，我們就不會驚訝於宣講「造物主」的英國國教傳教士何以在恆河流域對婆羅門教信眾收效甚微。誰要想看一看一個英國軍官在41年前如何勇敢、有力地駁斥那些先生們所宣講的荒謬、讓人臉紅的傲慢主張，並由此體驗其中淋漓的快意，那他就應該閱讀由這位駐守孟加拉的英國軍官所撰寫的《為印度人辯護；兼論印度人道德理論系統的種種優越之處》一書（倫敦1808）。這本書的作者以罕有的真誠和坦率討論了印度恆河流域的教義相比歐洲宗教學說的種種優勝之處。這篇德文文章雖然只有短短5個印張，共80頁左右，但時至今天仍然值得把它翻譯出來，因為它比任何我所知道的著作都更好、更公開地闡述了婆羅門教所產生的有益和實際的影響，在生活和大眾中所起到的作用。這篇報道有別於傳教士炮製出來的文章，後者正因為出自傳教士的手筆，所以，就不會有多大的可信性。這篇文章與我從一些在印度度過了半輩子的英國軍官嘴裡聽到的相當吻合。要瞭解總是為自己終身俸祿問題而激動的英國教會教士如何嫉妒和遷怒於婆羅門教，那我們應該看看，例如，在數年前那些主教們是如何在英國國會持續幾個月地狂吠、叫罵。由於東印度當局不依不饒——它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上都總是這樣——所以，主教們就一次又一次地狂吠不已，而這只是因為英國當局向印度古老和令人尊敬的宗教表示了某些外在的敬意——而這在印度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例如，當扛著神像的遊行隊列經過時，英國衛兵和軍官整齊地站出來擂鼓致敬。再有就是這些官兵拿出一塊紅布罩在載著神像的車上，等等。這些行為都被迫終止，對朝聖香客的課稅也提高了。這些措施當然是為了取悅那些主教大人們。與此同時，那些自命不凡、領取終身俸祿、戴著長而彎曲假髮的人繼續對我們人類原初的宗教口沫橫飛地橫加指責，其中世紀式的作派，在我們今天應該稱為粗鄙和惡俗。同樣，在1845年，愛倫伯勒勳爵以凱旋式的隊列把在1022年已遭可詛咒的馬默德毀壞的蘇瑪諾塔所殘存的大門帶回孟買，並移交給婆羅門。我認為所有這些都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那些主教們不會不清楚在印度居住多年的大部分歐洲人在心裡是眷戀婆羅門教的；這些歐洲人對於歐洲的宗教和社會偏見是不以為然的。「所有這些觀念」，一個屬於這一類的歐洲人曾經對我這樣說：「只要在印度住上兩年，就會像鱗片一樣地剝落。」一個在十年前陪伴過德瓦達希的法國人——那是一個文質彬彬的紳士——在我跟他談起印度的宗教時，馬上就充滿熱忱地慨歎：「先生，那可才是真正的宗教啊！」
究其實質，那些幻想的、間或甚至是奇怪的印度神話——它們時至今日仍然像幾千年前一樣構成了印度人民的宗教——也只是以象徵，亦即照顧人們的理解力以意象、擬人化和神話化的方式，表達了《奧義書》的學說。每個印度人都根據自己的思想能力和所接受的教育琢磨、感受或者清晰洞察這些神話背後的含意。而偏執、狹隘和粗野的英國牧師卻譏笑和褻瀆這種宗教神話為「偶像崇拜」，自以為是地要展開改造工程。釋迦牟尼佛則從事表裡分開、去蕪存菁的工作。他的目的就是把高深的道理從意象、神祇等混合物中分離出來，使一般人都可以接觸和明白那些純淨的真理。釋迦牟尼佛在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他所信奉的宗教因而是這一地球上最卓越超群的，代表這一宗教的信眾也最多。釋迦牟尼佛可以與索福克利斯一道說出：
一旦與神祇合力，甚至一無是處的人也從此獲得力量；但我敢於不靠神祇的幫助而獲得榮耀。
在此附帶一提的是，德國一些奴性十足的冒牌哲學家，還有不少研究東方文化的書獃子學者，站在理性猶太教的立場，掛著一絲自負的微笑冷冷地、高高在上地俯視著婆羅門教和佛教——此情此景讓人感到異常滑稽。我的確很想推薦這些小人物簽訂合約參加法蘭克福遊藝會的猿猴喜劇——如果印度神猴哈努曼的後代子孫不肯容忍他們，那就另當別論。
我認為如果中國的皇帝、暹羅國的國王或者其他亞洲國家的君主允許歐洲列強派遣傳教士到他們國家傳經布道的話，那他們完全有權利提出這一先決條件：他們也可以派出同等數量的佛教經師到這些歐洲國家，並享有同等的權利。當然，這些經師必須學過派駐國的語言。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場別開生面的競賽，然後看看到底誰能取得最大成效。
試圖把全世界都皈依其宗教的基督教狂熱是不負責任和不可饒恕的。詹姆斯·布魯克爵士殖民統治了一部分婆羅洲好一段時間——他在1858年9月參加了利物浦舉行的「基督教福音傳播會」舉行的會議，並對這傳教會的中心發表了演說。他說道：「對伊斯蘭教徒，你們沒有取得成績；對印度人你們則完全沒有收到效果。現在的情形跟你們初次踏上印度國土的第一天沒有兩樣。」（《泰晤士報》，1858年9月29日）但基督教傳教士在另一方面卻是做出了斐然的成績，並值得嘉許，因為他們當中一些人為我們帶來了對婆羅門教和佛教出色和全面的報道，並忠實、準確地翻譯了這些宗教的典籍——如果翻譯者不是對所翻譯的著作懷有摯愛，那他們是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就。我把下面這首打油詩獻給這些高貴出眾的人物：
你們出去之時是老師， 歸來的時候則成了學生； 被遮蔽了深意的真理， 從此不再陌生。
所以，我們希望有朝一日，甚至歐洲也能消除所有猶太教神話的影響。或許這一世紀已經到來了：根源出自亞洲、操雅弗語系(10)的人將重獲其祖國的神聖宗教，因為在步入迷途很長時間以後，這些歐洲人重新接受這些宗教的時機已經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