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佛教具有更加深刻的倫理和形而上的觀點，所以，佛教並沒有從首善出發，因為首善首先是作為首惡的反面或者否定而出現。根據施密特所寫的《東蒙古歷史》第6頁所言，佛教中的首惡就是貪、嗔、癡、色慾和懶惰。但傲慢似乎應該取代懶惰的位置，因為在《教育和奇妙書信集》（1819年版，卷6，第372頁）就是這樣說的；並且，嫉妒或憎恨是增加進去、位列最後的首惡。我更正了施密特——他作出了很多貢獻——所作的陳述，而這一更正了的說法，由於與受到婆羅門教和佛教影響的泛神論者的學說不謀而合，而獲得了支持。也就是說，這些泛神論者列出了同樣的首惡並相當正確地把這些罪惡配對起來。這樣，色慾與貪婪、傲慢與嗔怒也就聯袂出現(1)。甚至在《薄迦梵歌》（16章21），我們也發現色慾、嗔怒和貪婪被列為首惡——這一事實證明了這些教義產生於久遠的時代。同樣，在《巴拉波達·查德羅·達雅》——這是宣講吠陀哲學的一部相當重要的哲學寓言劇——這三樣首惡現形為與理智之王作戰的激情之王手下的三位大將。與這三樣首惡對立的首善則為純潔、佈施以及溫柔、謙恭。
現在，如果我們把東方倫理學這些深刻的基本觀點與柏拉圖提出的、被人們成千上萬次重複的著名首善，亦即正義、勇敢、節制和智慧作一比較，那我們就會發現柏拉圖選出的首善缺少一個清晰、根本的指導思想，因此，柏拉圖選出這些首善只是基於皮毛的認識，部分甚至明顯選擇有誤。美德只能是意欲的素質，而智慧則首先是與智力相關。希臘語的「節制」——西塞羅翻譯成拉丁文的「temperantia」，而德文則為「massigkeit」——是一個相當不確定和具多種含義的詞語，它因此當然包括許多不同的事物，例如，節儉、謹慎、明達或者鎮定。勇敢並不是美德，雖然有時候它可以為美德服務。但「勇敢」也可以隨時助紂為虐，替至為卑劣的目的效勞。「勇敢」只是一種氣質特性。格林克斯(2)（《倫理學》）擯棄柏拉圖的首善，提出了「勤勞」、「服從」、「正義」和「謙卑」——這顯而易見是一個糟糕的選擇。中國人認為「仁、義、禮、智、信」是五大美德。吉德在《中國》一書第197頁對這各項美德作了細緻的評述。基督教並沒有首善之說，而只有神學方面的美德，亦即信仰、慈愛和希望。
一個人道德上的善或惡首先是從這個人對待他人的根本態度和心情反映出來，也就是說，這種態度、心情要麼帶有嫉妒，要麼帶有同情的特質。每個人在其自身都帶有嫉妒和同情這兩種彼此對立相反的特質，因為這兩種特質產生於一個人對自己的狀況與他人狀況所不可避免作出的比較。這樣，根據這種比較對他的個體性所產生的結果，上述兩種特質之一就構成了他的根本態度，並成為他的行為的根源。嫉妒也就是在人、我之間築起一堵厚牆；但對於懷有同情心的人來說，這堵牆壁則是脆弱和透明的。事實上，這堵牆有時候會被同情心完全推倒；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我和非我之間的差別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