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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人們所普遍認為的那樣，意欲出自認知，並且是認知的結果或產物，那麼，如果意欲強旺，那悟性、見解、知識也就必然地豐富。但情況可完全不是這樣。相反，我們發現許多人具有強烈的，亦即果斷的、堅定的、激烈的和不屈不撓、頑固執拗的意欲，與此意欲相聯的卻是微弱、低級的悟性。誰要是跟這種人打上交道，都會陷入絕望之中，因為他們的意欲對任何道理和表象都無動於衷，根本就拿他們沒辦法。這種意欲就好比被藏在一個袋子裡面；它從裡面盲目地向外掙扎、欲求。動物的悟性就更低了，雖然它們的意欲經常是激烈的和執拗的。最後，植物則只有意欲，沒有任何的認識力。

如果意欲活動是發自認識力，那麼，我們每次的動怒就只能與動怒的誘因相對稱，至少能與我們對這些誘因的理解準確掛鉤，因為憤怒不過就是我們當時對事情的瞭解的結果而已。實際發生的情形卻極少是這個樣子。相反，我們憤怒的程度通常都大大超出了引起這一憤怒的理由。我們的「勃然大怒」（賀拉斯語），通常都是由微不足道的事情引起，並且也不是因為這些事情本身的過錯；它就像一隻惡魔發出的咆哮——它被囚禁了起來，正在苦候機會掙脫，而現在為終於得償所願而歡呼。如果我們本質的深處是認知者，而意欲的活動只是認知的結果，那情形就不可能是這個樣子，因為結果裡面怎麼可能會有在基本成分裡不存在的東西？結論不可能包含比前提更多的東西。因此，這裡所表現出來的意欲是完全有別於認知的一種本質，意欲只是利用認知以便與外界聯繫。意欲遵循自己本質的法則，它從認知那裡除了獲得動因以外，別無其他。

智力作為意欲的純粹工具與意欲的差別，就猶如鐵錘與鐵匠的差別一樣。在談話中，只要智力能夠單獨保持活躍，那這一談話就是冷靜的；談話的人幾乎好像不在現場一樣。而且，他也不會真的有損面子，至多就是出點洋相而已。只有當意欲參與其中時，這個人才算是實實在在地出場了：此時他變得熱烈了；事實上，談論的事情通常會變得火爆、灼人。我們總是把生命中的溫暖歸之於意欲；相比之下，我們會說冷靜的理解力，或者說，冷靜地調查一件事情，即在不受意欲的影響下進行思考。如果我試圖把這關係顛倒過來，把意欲視為智力的工具，那就等於把鐵匠視為鐵錘的工具一樣了。

沒有什麼比這種情形更加讓人惱火的了：我們以探討、分析原因的方式與一個人展開辯論，不厭其煩地向其論證，以為我們純粹在跟他的理解力打交道，但到最後才終於發現：這個人其實無意(14)理解我們的論辯；因此，我們面對的是他的意欲——它無視真相，故意誤解我們所說的話，運用詭辯和刁難的言詞，但卻以理解力作其擋箭牌負隅頑抗。這樣，別人當然就拿他毫無辦法了，因為向意欲運用探究和論證，就好比把凹面鏡裡影像發出的攻擊施於一個實體一樣。因此也就有了這一經常被人重複的說法：「我的意願就是我的理由。」（尤維納利斯語）日常生活為我所說的情形提供了足夠大量的證據，但不幸的是，在科學探索的路途上這類證據也俯拾皆是。如果一些最重要和最非凡的成就不獲承認，某些人就能獲得個人利益，那要他們承認這些真理和成就簡直就是與虎謀皮。這些人的利益牽涉在內是因為這些真理與他們每天教給別人的東西互相矛盾；或者他們不敢利用和在以後教導這些真理；又或者就算沒有出現這些情形，他們也不會承認這些真理，因為平庸之輩的口號始終是「如果有人要出類拔萃的話，那就請到別處出類拔萃好了」——這是愛爾維修(15)對西塞羅書中埃伏色的名言所作的美妙複述；或者就像波斯詩人阿拉裡所說的：「鑽石與石英在一起會被視為非法。」誰要是期望這始終是人多勢眾的庸俗群體能夠對自己的成就作出公正評價，那他的希望肯定會落空；或許在一段時間裡，他無法理解這些人的行為，直到他終於發現：在他訴諸這些人的認知時，他其實要和他們的意欲打交道。他就會發現自己處於上述處境。事實上，這就像一個人在法庭上慷慨陳詞，但他面對的評判員早已被別人收買。在個別的情況下，當那些人中的某一位打定了主意剽竊他的思想時，他就可以獲得確鑿的證據，證明與他作對的是那些人的意欲，而不是認識：因為他會吃驚地看到那些人其實相當識貨，能夠準確看出別人的過人之處和知道什麼才是最好的，就像那些從不會錯過任何熟透的櫻桃的麻雀。

與在此討論的意欲成功對抗認識力相反的情形，就是當我們擺事實、講道理的時候，我們對話一方的意欲是在我們這一邊：到了這個時候，所有人對我們的話語都一致信服，所有的辯論都充分有力，整個道理馬上就說得清清楚楚。那些鼓動大眾的演說家就深諳此道。在以上兩個例子裡面，意欲都顯示為原初的自然力量，智力對此是無能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