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哲學的根本觀念，依我看來，只是上篇所說的三個觀念：
第一，一切變遷都是由微變顯，由簡易變繁賾。所以說：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知道一切變遷都起於極微極細極簡易的，故我們研究變遷，應該從這裡下手。所以說：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韓註：「極未形之理曰深，適動微之會曰幾。」)。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深」是隱藏未現的。「幾」字《易·系辭》說得最好：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舊無凶字，義不可通。今按孔穎達《正義》云：「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無也。」是唐時尚有有凶字之本。今據增)
孔子哲學的根本觀念，只是要「知幾」，要「見幾」，要「防微杜漸」。大凡人生哲學(即倫理學)，論人生行為的善惡，約分兩大派：一派注重「居心」，注重「動機」；一派注重行為的效果影響。孔子的人生哲學，屬於「動機」一派。
第二，人類的一切器物制度禮法，都起於種種「像」。換言之，「像」便是一切制度文物的「幾」。這個觀念，極為重要。因為「像」的應用，在心理和人生哲學一方面就是「意」，就是「居心」(孟子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之存心)。就是俗話說的「念頭」。在實際一方面，就是「名」，就是一切「名字」(鄭玄說，古曰名，今曰字)。「像」的學說，於孔子的哲學上，有三層效果：一、因為象事物的「動機」，故孔子的人生哲學，極注重行為的「居心」和「動機」。二、因為「像」在實際上，即是名號名字，故孔子的政治哲學主張一種「正名」主義。三、因為像有倣傚模範的意思，故孔子的教育哲學和政治哲學，又注重標準的榜樣行為，注重正已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
第三，積名成「辭」，可以表示意象動作的趨向，可以指出動作行為的吉凶利害，因此可以作為人生動作的嚮導。故說：
理則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正辭」與「正名」只是一事。孔子主張「正名」「正辭」，只是一方面要鼓天下之動，一方面要禁民為非。
以上所說，是孔子哲學的重要大旨。如今且先說「正名主義」。
正名主義，乃是孔子學說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的重要，見於《論語·子路》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注，正百事之名)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請看名不正的害處，竟可致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百姓無所措手足。這是何等重大的問題！如今且把這一段仔細研究一番：
怎麼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呢？「言」是「名」組合成的。名字的意義若沒有正當的標準，便連話都說不通了。孔子說：
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是有角之形。(《漢書·律歷志》：「成六觚。」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又《郊祀志》：「八觚宣通，像八方。」師古曰：「觚，角也。」班固《西都賦》：「上觚稜而樓金爵。」注云：「觚，八觚，有隅者也。」可證)。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後來把觚字用泛了，凡酒器可盛三升的，都叫做「觚」，不問他有角無角。所以孔子說：「現在觚沒有角了。這也是觚嗎？這也是觚嗎？」不是觚的都叫做「觚」，這就是言不順。且再舉一例。孔子說：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政字從正，本有正意。現今那些昏君貪官的政府，也居然叫做「政」，這也是「言不順」了。
這種現象，是一種學識思想界昏亂「無政府」的怪現象。語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號。語言文字沒有正確的意義，還有什麼來做是非真假的標準呢？沒有角的東西可叫做「觚」，一班暴君污吏可叫做「政」，怪不得少正卯、鄧析一般人，要「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用《呂氏春秋》語)了。
孔子當日眼見那些「邪說暴行」(說見本篇第二章)，以為天下的病根在於思想界沒有公認的是非真偽的標準。所以他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他的中心問題，只是要建設一種公認的是非真偽的標準。建設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這是儒家公有的中心問題。試引荀卿的話為證：
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互紐；貴賤不明，同類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荀子·正名》篇。說解見第十一篇第三章)。
不正名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這兩句可作孔子「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兩句的正確註腳。
怎麼說「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呢？這是說是非真偽善惡，若沒有公認的標準，則一切別的種種標準如禮樂刑罰之類，都不能成立。正如荀卿說的：「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
「正名」的宗旨，只要建設是非善惡的標準，已如上文所說。這是孔門政治哲學的根本理想。《論語》說：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只是正名主義。正名的宗旨，不但要使觚的是「觚」，方的是「方」，還須要使君真是君，臣真是臣，父真是父，子真是子。不君的君，不臣的臣，不子的子和不觚的觚，有角的圓是同樣的錯謬。
如今且看孔子的正名主義如何實行。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說：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實行正名的方法。《春秋》這部書，一定是有深意「大義」的，所以孟子如此說法。孟子又說：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莊子《天下》篇也說：「《春秋》以道名分。」這都是論《春秋》最早的話，該可相信。若《春秋》沒有什麼「微言大義」，單是一部史書，那真不如「斷爛朝報」了。孔子不是一個全無意識的人，似乎不至於做出這樣極不可讀的史書。
論《春秋》的真意，應該研究《公羊傳》和《谷梁傳》，晚出的《左傳》最沒有用。我不主張「今文」，也不主張「古文」，單就《春秋》而論，似乎應該如此主張。
《春秋》正名的方法，可分三層說：
第一，正名字 《春秋》的第一方法，是要訂正一切名字的意義。這是言語學、文法學的事業。今舉一例，《春秋》說：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於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公羊傳》)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真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谷梁傳》)「隕石於宋，五。」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五石六鷁之辭是也。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這是正名的第一義。古書辨文法上詞性之區別，莫如《公羊》《谷梁》兩傳。《公羊傳》講詞性更精。不但名詞(如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之類)，動詞(如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等)，分別得詳細，並且把狀詞(如既者何，盡也)、介詞(如及者何，累也)、連詞(如遂者何，生事也，乃者何，難之也，之類)之類，都仔細研究方法上的作用。所以我說《春秋》的第一義，是文法學、言語學的事業。
第二，定名分 上一條是「別同異」，這一條是「辨上下」。那時的周天子久已不算什麼東西。楚吳都已稱王，此外各國也多拓地滅國，各自稱雄。孔子眼見那紛爭無主的現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時代，井井有條的階級社會，真有去古日遠的感慨。所以《論語》說：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讀這兩句，可見他老人家氣得鬍子發抖的神氣！《論語》又說：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孔子雖明知一時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卻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所以《春秋》於吳楚之君，只稱「子」，齊晉只稱「侯」，宋雖弱小，卻稱「公」。踐土之會，明是晉文公把周天子叫來，《春秋》卻說是「天王狩於河陽」。周天子的號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舊大書「春王正月」。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論語》說：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這便是《春秋》大書「春王正月」一類的用意。
第三，寓褒貶 《春秋》的方法，最重要的，在於把褒貶的判斷寄托在記事之中。司馬遷《史記·自序》引董仲舒的話道：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王道之大者也。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便是褒貶之意。上章說「辭」字本有判斷之意。故「正辭」可以「禁民為非」。《春秋》的「書法」，只是要人看見了生畏懼之心，因此趨善去惡。即如《春秋》書弒君三十六次，中間很有個分別，都寓有「記者」褒貶的判斷。如下舉的例：
(例一)(隱四年三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例二)(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
(例三)(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例四)(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谷皆作髡)。
(例五)(六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
(例六)(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
(例七)(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例八)(成十八年春天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即舉此八例，可以代表《春秋》書弒君的義例。(例一)與(例三、四、七)同是書明弒者之名，卻有個分別。(例一)是指州吁有罪。(例三)帶著褒獎與君同死的大夫。(例四)寫「世子商臣」以見不但是弒君，又是弒父，又是世子弒父。(例七)雖與(例一)同式，但弒君的人，並不是趙盾，乃是趙穿。因為趙盾不討賊，故把弒君之罪責他。這四條是稱臣弒君之例。(例二、五、六、八)都是稱君不稱弒者之例，卻也有個分別。(例二)稱「衛人」，又不稱州吁為君，是討賊的意思，故不稱弒，只稱殺。又明說「於濮」。濮是陳地，不是衛地，這是說衛人力不能討賊，卻要借助於外國人。(例五)也稱「宋人」，是責備被弒的君有該死之罪，但他究竟是正式的君主，故稱「其君」。(例六)與(例八)都稱是「國」弒君之例，稱「人」還只說「有些人」，稱「國」便含有「全國」的意思。故稱國弒君，那被弒之君，一定是罪大惡極的了。(例六)是太子僕弒君，又是弒父(據《左傳》)。因為死者罪該死，故不著太子僕弒君弒父之罪。(例八)是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去弒君的。因為君罪惡太甚，故不罪弒君的人，卻說這是國民的公意。
這種褒貶的評判，如果真能始終一致，本也很有價值。為什麼呢？因為這種書法，不單是要使「亂臣賊子」知所畏懼，並且教人知道君罪該死，弒君不為罪；父罪該死，弒父不為罪(如上所舉的例六是)。這是何等精神！只可惜《春秋》一書，有許多自相矛盾的書法。如魯國幾次弒君，卻不敢直書。於是後人便生出許多「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等等文過的話，便把《春秋》的書法弄得沒有價值了。這種矛盾之處，或者不是孔子的原文，後來被「權門」干涉，方才改了的。我想當日孔子那樣稱讚晉國的董狐(宣二年《左傳》)，豈有破壞自己的書法？但我這話，也沒有旁的證據，只可算一種假設的猜想罷了。
總論 《春秋》的三種方法——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貶——都是孔子實行「正名」「正辭」的方法。這種學說，初看去覺得是很幼稚的。但是我們要知道這種學說，在中國學術思想上，有絕大的影響。我且把這些效果，略說一二，作為孔子正名主義的評判。
(１)語言文字上的影響 孔子的「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一句話，實是一切訓詁書的根本觀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氣味。董仲舒的書更多聲音通假的詁訓(如名訓「鳴以出命」號![](\"/uploads/allimg/171101/2122312491-0.jpg"/)
、訓效、民訓瞑、性訓生之類)。也有從字形上著想的訓詁(如說王字為三畫而連其中。《說文解字》引之)。大概孔子的正名說，無形之中，含有提倡訓詁書的影響。
(２)名學上的影響 自從孔子提出「正名」的問題之後，古代哲學家都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以後如荀子的「正名論」(看第十一篇第三章)，法家的「正名論」(看第十二篇)，不用說了。即如墨子的名學(看第六篇第三、四章)，便是正名論的反響。楊朱的「名無實，實無名」(看第七篇)，也是這種學說的反動。我們簡直可以說孔子的正名主義，實是中國名學的始祖。正如希臘蘇格拉底的「概念說」，是希臘名學的始祖(參觀上篇老子論名一節)。
(３)歷史上的影響 中國的歷史學幾千年來，很受了《春秋》的影響。試讀司馬遷《史記·自序》及司馬光《資治通鑒》論「初命三晉為諸侯」一段，及朱熹《通鑒綱目》的正統書法各段，便可知《春秋》的勢力了。《春秋》那部書，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家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麼呢？因為歷史的宗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只在寫個人心中對於實事的評判。明的趙穿弒君，卻說是趙盾弒君。明是晉文公召周天子，卻說是「天王狩於河陽」。這都是個人的私見，不是歷史的實事。後來的史家崇拜《春秋》太過了，所以他們作史，不去討論史料的真偽，只顧講那「書法」和「正統」，種種謬說。《春秋》的餘毒就使中國只有主觀的歷史，沒有物觀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