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局勢的最近發展，已大致形成下列幾個趨向：
第一個趨向是由美國所發動的對於中日戰爭的調停，已經失敗，因而美國式的和平至少在暫時不能形成，由美國所發動的對於中日戰爭的調停，它的公開化始於美國國務院對於9月27日王寵惠外長談話的反響，它發展的最高點是10月下旬美國駐日大使格魯氏在東京的演說。這個調停的發動，在美國方面雖未有正式的建議而只表示了姿態，但現在已經得到日本的答覆。11月1日，日本興亞院會議議決，收拾中國時局應尊重中國之獨立自由，故「新中央政府」，以「自立」為原則。日本政府對於中國「新中央政府」之建立，不惜在各方面加以援助云云。興亞院會議的決議，已經11月4日日本內閣正式通過，於是「新中央政府」在本年內即將成立。這一事實，已很明顯的表示出：日本對於美國調停的答覆是，日本只要「新政權」式的「和平」，不要美國所調停的和平。
第二個趨向是日本已借建立中的「新政權」為工具，開始進行美日英日談判，藉以造成美日英日的妥協。11月4日，日本外相野村與格魯大使進行了第一次談話，兩方意見雖然不一致，但發表的公報則是「會議包括全般關係，在互助空氣中進行」。美國與日本在目前情況下開始談判，以及第一次談判在互助空氣下進行，證明了美日妥協不是不可能的。我們向來的估計，認為美國遠東政策以九國公約為原則，與日本的東亞新秩序不能相容因而在遠東的美日妥協不能成就，反而會造成美日矛盾之日益尖銳。但是自從美國修改了中立法以後，在事實上美國已經參加了歐洲英法集團的對德戰爭，因此他在遠東的動作，不得不受歐洲局勢的牽掣。換句話說，美國的遠東政策會日益英國化，會日益軟弱，因此日美矛盾雖不會解消，但美國對日本的態度，不會像我們以前預想的強硬。日本看透了這一點，所以在「新政權」這個傀儡上面加上「自主權」的裝飾品，以之作為工具，同時向美英進行談判，甚至不惜以開放長江與珠江來換取英美的對日妥協。這就是說，我們中國人一向看作主持正義的美國，現在可能走向與日本妥協的道路。我們一向看做神聖原則的九國公約，現在可能由美國方面自動來加以改變，改變到接近日本的東亞新秩序原則。
但是美日矛盾縱有歐洲局勢的影響，以及日本準備更多讓步的新條件，要希望在最近的談判中得到徹底的解決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在太平洋上英美日帝國主義的爭霸戰中英美日三方誰也不願徹底的讓步，因而矛盾無法解消，甚至一時的緩和也還很困難。
第三個趨向是蘇日關係經過一度緩和而沒有緩和下來，以後的局勢還將使蘇日關係處在不確定的狀態之中。諾蒙亨停戰協定簽訂以後，蘇日交換俘虜的談判停頓了，蘇「滿」邊界又起衝突了，但莫洛托夫的演說又提到了日蘇關係的緩和問題。莫洛托夫的演說發表以後，日本方面的反響是，歡迎莫洛托夫的和緩蘇日關係的演說，但希望蘇聯完全停止對華援助。一句話說，在蘇日關係中的關鍵是：日本畏懼蘇聯，願意與蘇聯調整關係，蘇聯為了國際外交形勢，不願蘇日關係過度緊張，以致驅使日本與英美在遠東造成全面的妥協。但蘇日關係的全面接近，無異於蘇聯承認日本對華的侵略。因此，蘇日關係表面上緩和，實際上因為蘇聯的對華援助正在日益增加而且還會日益增加。因此蘇日關係在內面是很緊張的。蘇聯決不希望與日本造成全面的妥協，日本則利用暫時的妥協以減輕蘇聯所加於她正面的壓力，並借此為與英美談判的資本。因此蘇日關係暫時在不確定之中，以後也將繼續不確定下去。
遠東局勢的以上的變化，不能不影響到中國抗戰的前途。
第一個影響是，由於英美之可能與日本在中日問題上妥協下來，必不可免使中國的妥協派抬頭。這回的妥協派可說是新妥協派。老妥協派奉日本為主人，新妥協派奉英美特別是美國為主人，我們認為，假如美國能夠堅守九國公約原則，堅持在日本完全退出華南華中華北與東北以後再談判和平，那麼與美國外交的步調一致起來主張這種完全勝利的和平，全國人民沒有反對的理由。但如接受美國修正了的，走了樣的門戶開放原則，在英美分贓以後跟了美國去求得和平，它還是中途妥協，還是自取滅亡之道的中途妥協，這種新妥協派，也將受全國人民的反對。自然，依據目前的形勢來說，日本已經抬出了「新政權」，經過日本內閣議決以後，「新政權」雖未建立，也已可視為存在。「新政權」的建立，對於新妥協派是一個打擊。因為在建立新政權以後，英美的對日協調要困難些，英美調停中日戰爭的主張失去了憑借，而「新政權」之僭竊名位，也使妥協更少希望，但是這樣的警戒是不得不有的。
反對新妥協派，堅持抗戰，自然同時是反對英美在分贓目標下對於戰事的調停。但是，只要中國抗戰堅持下去，英美與日分贓不能成功，英美對日矛盾必繼續存在。我們對於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必須善於利用，所以我們在反對英美調停戰爭中間仍要繼續爭取英美對華的同情援助。目前的遠東局勢是如此變化多端，我們要在堅持抗戰的原則之下，善用一切利於抗戰的因素與力量。
第二個影響是，日本所建立的「新政權」已被賦予「自主」權，這表示日本對華的政治進攻又進入一個新階段。據目前日本報紙雜誌的反映，日本準備給予「新政府」以兵財二權，準備以其他更良好的條件給「新政權」，以此為武器來分化瓦解中國的抗戰力量，實現其以華制華的毒計。這個政治分化的毒計能夠收到多少效果，要看「自主」權的大小而定。如果自主權很大，分化的作用自也增大。可是，日本所以必須利用新政權以統治淪陷區域是由於她力量的薄弱，就是她薄弱的力量，又使她不敢賦予「新政權」以過多的自主權。《大販每日新聞》記者田知花信量，一個著名的侵華急先鋒新聞記者，代替日本軍部聲說了以下的主張：
「彼等（新政權人物）常抱和平應為平等的和平之觀念。按和平本可為平等的和平，但決不能忘戰爭之結果，中國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已失去其生存力量之半。故若以為中國民族可以自力更生，實為中國自身無自省之錯覺……中國及中國民眾應切記，惟有日本保持其領導權，新中國方得更生……」（10月25日《大阪每日新聞》，田知花信量：《事變處理與中國中央政權》）
田知花氏這個坦直的聲說，我以為是確實反映了日本統治者群的意見的，所有其他一切慷慨的賦於自主權的諾言，不過是「新政權」這個坤角上台時，別有用心的看客們的捧場喝彩而已。「新政權」名義上保有自主權，而實質上沒有自主權，將使日本分化中國抗戰力量的政治陰謀無法收到很大的效果。但是這到底是一個政治進攻的新階段，而且到底會產生某些用處的。因此，在新局勢下的堅持抗戰國策，又必須與堅持進步這個政策聯繫起來。惟有堅持進步，才能完全消滅日本政治分化中國的陰謀，才能保持全國民眾的團結統一，才能抗戰到底。反之，若中國政治上並不進步而後退，那麼要堅持抗戰到底的國策也就沒有保證了。
總之，在新環境下的中國抗戰，必須以反對任何妥協，與堅持進步為它的基本政策。必堅持抗戰與堅持進步，才能達到抗戰勝利的目的。
在新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堅持抗戰堅持進步以後，抗戰的前途如何呢？這裡的關鍵有兩個：第一是日本的國力能夠支持侵華戰爭到多久，第二是國際環境的演變情形。日本的國力正在耗損中，現在還沒到崩潰的程度，最近的將來也還不會崩潰。但是在日本經濟情形上，最近已有幾個重要的標誌，即由於她物資不足，與勞力不足，生產力的擴充程序已被阻滯，生產總指數行將趨向減低。另一方面，日本的財政支出在種種因素之下，還在日益增加，1940—1941年度日本的預算總算至少在140萬萬日元以上，目前則公債消化已開始停滯，通貨膨脹已在走向嚴重的階段。因之，日本將在何時崩潰，現在固不可預測，她之已走向崩潰的道路則是確定的，中國抗戰的勝利，基本上將建築於日本崩潰之上。可是，日本的崩潰與中國的增強，會決定中國的勝利，但不會決定中國勝利的性質。決定中國勝利的性質是遠東國際關係的演變。我在《阿部內閣與遠東局勢》（本刊第一卷第二十期）一文內說：
「最近三四年來，有兩種新的力量已在逐漸發展起來，足以根本變更過去的遠東局勢。中國民族在戰爭以前與戰爭開始後，正在逐漸增強她的力量，種種力量已使日本軍閥兩年來征服中國的事業逐漸幻滅；而蘇聯在遠東的實力的擴大，因德蘇不侵犯協定的訂立，與第二第三兩次五年計劃加強遠東的建設而日益顯得重要。十餘年前九國公約簽訂的時候，這兩個因素沒有被考慮進去，今天英國所提議的『公正之和平』與美國所提議的恢復遠東門戶開放的原則也沒有把這兩種因素充分考慮進去。然而正是這兩種因素之日益成為解決遠東問題的關鍵，將使中日戰爭不得不依照以下兩種方式來解決：或者是獨立解放的中華民國，或者是日本的東亞新秩序。中日戰爭將永不會依照英國式的，東京英日談判所議定的『東京方式』而結束，也不會純粹以美國式的門戶開放的遠東均勢的恢復而結束。我想，中國抗戰勝利的性質，大概就如上方所指出那種勝利：中國將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也不將再是英美兩國的勢力範圍，而將獲得到達完全獨立解放的中華民族的那種勝利。因為今天遠東國際形勢的演變是日本在崩潰下去，英美兩國在對歐戰爭中將日趨衰弱，而中國在增強中，蘇聯也在增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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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作者抗戰時期寫的時評，發表在上海職業界《職業生活》報上，具體日期待考。抄件由顧准解放前地下黨戰友謝胥甫同志生前提供，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