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通常所稱的職員，是指在經濟、文化、政治等機關中從事非筋肉勞動的服務人員。它常常包含了很多的階層，工廠裡面，上至經理、工程師，下至辦公室的練習生，都是職員，大小商店裡的經理、店員學徒、政府機關的公務員、報館的編輯人等等也都可以稱做職員。一般講來，在這筋肉勞動與精神勞動並不統一的社會中，職員的勞動多少偏向於精神勞動的一面，因此職員這一層，多少帶有知識分子的意味，雖然事實上店員、練習生、學徒等等的勞動，常常帶有很多的筋肉勞動。
職員雖然分佈於一切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機關中，但其中最大多數集中於經濟機關。公務員、編輯人等等，數目比較少，而且本質上與經濟機關中的職員也有不相同之點。特別在上海，職員這一階層的絕大多數是在工廠、商行、交通機關、金融機關之中。在這些經濟機關中，職員與工人的地位，實在是差不多的，因為他們同樣是僱傭勞動者、同樣為資本的利潤而服役，他們勞動的方式，雖然有相當的差異，他們的利益，實在是相互一致的。
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由於工人與職員之間，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的差異相對的減少，由於工人階級文化水平相對的提高，工人階級與職員的關係很密切，這即從那些國家內職工運動中，工人與職員常常共同參加一個職工會，為了爭取職工的福利而舉行罷工運動時，工人與職員常常採取一致的行動等等都可表現出來。法國總工會的會員中，包括了公務員聯合會、保險業職員聯合會等職員的組織，法國在1935年、1937年幾項大罷工中，各業職員與工人更共同參加大罷工，都是一個極好的例子。至於社會主義的蘇聯，工人與職員更是密切無間的共同工作、共同娛樂，更無絲毫階級之分了。
中國的工人階級與職員，在一切方面的差異與距離，顯得特別大些。一般工人，不是仇視職員，便是對職員客氣，他們所以仇視職員，是因為工廠裡的管理員與辦事員，處處幫助經理、廠長來剝削他們，欺凌他們。他們所以對職員客氣，是因為他們看到，職員是社會上比他們好似高一等的人物。至於職員呢，除了少數人以外，確實有人把工人看得比他們低下一些，儘管他們自己的經濟狀況有時還不及工人。這就使得工人與職員，在一切運動中聯合起來的可能就會減少，就使中國的「職工」劃分為「職員」與「工人」了。
為什麼中國會產生這種情形呢？這是因為中國近代產業的興起，還只有二三十年的歷史，在農村分化的過程中，工人階級多數來自貧農，職員多數來自地主富農。前者所受教育較少，後者所受教育較高，加以我國需要複雜技術知識的熟練勞動者的產業較少，這就形成工人與職員間文化水平的偏差度相當的大。中國傳統的社會習慣，重視長衫階級，輕視勞動階級，於是無形中劃分為職員與工人兩個不同的階層。自然，在產業落後的我國，職員與資本家及經理之間，所保持的封建關係比較更濃厚些，以至經濟上的統治者，容易故意把工人與職員劃分開來，以便駕馭職員去統治工人，也足以加深工人與職員兩者之間的距離。
從社會地位與職工福利的觀點上講，工人與職員是絕不能劃分出來的，他們結果會屬干同一階級，也應該屬於同一階級，雖然工人是直接的價值生產者，而職員除最少數高級職員如經理、工程師參加分配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外，普通一般職員，或者為附屬生產過程中價值的生產者，或者為商業資本家保障分取剩餘價值。因此，職員的勞動，也是我們這社會的經濟構造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是被剝削者。在目前一般講來，職員擁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與技術知識，這些文化與技術知識，幫助了資本家獲得利潤，但也幫助了社會的生產。明天，這同樣的文化與技術知識，將會發揮更多的社會生產的福利，也會幫助職員工人在文化技術上消滅現有的偏差度。至於就職工運動的利益上講，職員與工人兩方面，合作則互利、分離則大家不利，這已經從1925—1927年的職工運動得到證實，也已從1927年來十幾年中的運動得到證實，更無須詳細說明了。
這就是我們在研究上海職員以前，所應該首先做出的結論：「職員與工人階級是不可分離的，職員是工人階級的兄弟。」
上海職員的數量，居全國各地的第一位，粗略的估計一下，人數約在二三十萬左右，這些職員分佈在哪些機關裡面呢？
如果從上海經濟發展的過程來說，應該說上海職員最初是分佈在舊式商店與外商企業裡面的，因為在帝國主義勢力還未侵入中國以前，中國只有範圍很小的商業資本經濟，100年前，英法在鴉片戰爭以後開始在華經商，上海出現了外商的進出口洋行，棉紡織及煙草工廠，以及他們的金融機關、銀行、保險公司等。這時所謂職員，自只有舊式商店與外商企業中的華人職員兩部分，而這兩者之間，一般講來，接觸很少，根本似乎屬於兩個社會中間的人物。三四十年前，開始出現了民族資本經濟，於是從舊式商店職員和新式學校學生中吸收了一部分人去，形成了許多民族資本的產業、銀行和大商店的職員層；另一方面，隨著上海經濟的發展、商業的集中，外商企業與舊式商店也跟著增多起來。到現在為止，「上海二三十萬的職員，除了一小部分分佈於市政機關、警察機關中外，其他就是分佈於洋行、資本主義化的民族資本經濟組織和舊式商店中的。」
在上述三個部分中間，大概舊式商店的職員，所佔數目最大。因為上海的經濟構造，雖然已經資本主義化了，但集中的程度一般說來還相當低，若干種原料與商品的販賣，以至一小部分的手工業製造，還都在舊式商店中。至於日常供給消費品的許多小商店，更到處都是，所有這些舊式商店的職員，估計起來，人數至少有十五六萬，其次，外商企業包括外商的進出口洋行、工廠、交通事業、銀行、保險公司等等的職員，所佔數額也當在五六萬左右。人數最廣泛，還是資本主義化的民族經濟機關，連同工廠、商店銀行等等，全數在內，職員數額，大概不過四五萬人。至於其他各種機關的職員，不會超過一二萬人。
以上各部分的職員，各有不同的出身與來源，從而他們的生活習慣，意識形態也各各不同。可是經過二三十年來，中國經濟、政治、文化上的種種變革，使不同部門的職員，比較的已有了在某種程度內的團結一致與聯繫。
上海的舊式商店，一般可以分成以下各種行業。
（一）屬於衣料販賣的：
棉花業、棉紗棉布業、綢緞絲繭業、針織棉織業、衣料零售業、西服軍服業
（二）屬於食料販賣的：
糧食業、茶葉業、地貸業、南貸業、醬園業、藥材及參燕業、飲食業（酒館飯館茶食等）煙絲業
（三）屬於建築及裝置用品販賣的：
木材業、五金業、電料業、木器業
（四）其他：
柴炭煤業、日用品（牙刷化妝品等）業、鐘錶眼鏡業、印刷業、文具書籍業、旅館業、照相業及照相材料業、其他各業
在以上各業行業中，無形中還可以分做高下的等第，職員的勞動條件與待遇也就跟著不同。一般說來，做批發生意的商店比較零售生意的商店範圍更大些，職員的待遇也要好些，如棉布批發莊比衣料零售業高出一等，糧食批發莊，比米店高出一等都是。當然大的零售商店常常兼做批發生意，而大的批發店家也時時自設門市部，但其間的區別，一般講是存在著的，因之，舊式商店職員生活最苦的是一些零售店的店員。
零售店的店員們，每天的工作時間平均在12小時以上。早上8時開門做生意，晚上至少8點才能停止營業休息。在營業時間以內，不管有沒有生意，總是不能離開店門一步，至多只能看看報紙，不准看書，也不准寫信。營業十分繁忙的季節（大概在春秋二季，衣料零售業等秋季大忙），12小時的工作時間之內幾乎是一刻沒有休息的，至於薪工多則每月十餘元，少則每月二三元，遇到生意好加上年底分紅，中等職員平均每月所得不會超過二三十元，小職員則有一二十元已經很好了。至於生意壞的時候，除了微小得可憐的薪水以外，其他則什麼都沒有。職員的膳宿，多數由店內供給，膳食多半很刻薄，睡覺大多是攤地鋪。
批發商店職員的勞動條件比較好些，營業時間也短些。營業範圍很大的批發店家（如棉紗布業，糧食業等）賺錢多的時候，職員有時可以分到相當多的分紅，但這類店家在舊式商店中只佔了極少數的一部分。
舊式商店的職員，大都要經過學徒這一階段，學徒的年齡大半在十四五歲到十八九歲左右，年輕的甚至十二三歲就去學生意。進店做學徒的人，多數只受了一些私塾教育或初小教育，受過高小教育的人就很少，照一般的辦法，學徒要三年才滿師，但時間延長至四年五年的也有，他們在學生意期間，沒有薪水，只有「月規錢」，還是預備剪髮洗澡的，每月約一二元，多不過三元，少則四五角錢，初年的學徒，要給經理與職員裝飯，預備洗臉水，上排門，下排門，倒痰盂，甚至給老闆娘抱孩子。總之要起身特別早，睡覺特別遲，但所做的事，與他所要學的東西是無關的，一直等到三年滿師了，才派些不重要的事情做，算是升做職員，但是薪金比一般職員還特別低，在我國舊有文獻上，描述學徒苦痛的很多，這些苦痛直到現在還存在著並沒有消除掉。
學徒制度決定了舊式商店職員的幾個特質。第一個特質是舊式店員們所受到的學校教育特別少，據不很正確的統計。在衣料零售業職員中，高小未畢業者占80％—90％，初中畢業的占1％—2％，未受新學校教育的占10％左右。要注意，店員們的來源是學校教育最發達的上海和江浙，而且職員這一階層，相對的講，應該屬於知識分子的一層的。第二個特質是，舊式店員與經理老闆之間存在著一種封建的關係；他們之間有著「師生」的名分；不僅僅是僱傭者與被僱傭者。這種情形，在封建時代的歐洲行會組織中也是有的，商業資本當它還未變成產業資本的附庸時，便是封建時代的產物，店員與老闆之間，存在著經濟以外的關係，自然也是事理所必然。
二
因為舊式商店組織只有以上的特點，所以店員與老闆之間，有著一種家屬的關係。在那裡有著一種奇特的慣例，未結婚的店員，或雖已結婚而家眷不在一起的店員，縱在營業時間以外，也不准跑出去。假使有人時常跑出去，那叫做「腳須散」，等於「不守規矩」。老闆之所以限制店員出去，是因為店員如果一直留在店內，可以照料店事，同時如果店員們時常跑出去玩，說不定會養成他們揮霍的習慣，弄得舞弊捲逃，這種慣例，在很多行業內施行得很嚴格，有些行業比較好些，但初級店員與學徒不准出去，則幾乎是一律的。
於是店員們的視域與思想，不得不因生活範圍而狹小起來，他們終日所見、所做，不外是這一種貨物與那一種貨物，這一個行市與那一個行市，除此以外，讀些「秋水軒尺牘書算大全」等等已算是勤奮之至了。空閒時做文藝鑒賞，則不外乎《三國誌》《西遊記》《七俠五義》等等之類的東西。他們很缺少世界眼光，其中落後的一部分，則只要自己生活過得去，民族與國家的命運，他們也不加關心。當然，舊式店員們這一種特別狹小的生活與思想的小圈子，部分的被決定於商業資本本身的封建性質；自從經過了「一·二八」戰爭與「八一三」戰爭慘痛的教訓，大部分店員已異常關切國家的命運，特別是這兩年來的抗戰，所予他們思想上的影響尤為大。
由於舊式商店的零細與分散，店員們不如大產業職員之能在生產中受到合理化的技術訓練，他們的群集生活的習慣，也隨而沒有很好養成的機會。他們一般的文化娛樂生活並不充足，舊歷新年假期，看戲，賭錢是普通的娛樂，平常有機會跑出店門時所有的娛樂也不外這些。其中如跑街之類，開旅館，玩女人的也不少，至於集團的正當的文化娛樂生活，極端缺乏，體育生活則幾乎沒有。這就影響他們缺乏團結起來，為改良他們自己的生活而努力。1927年3月以後，大部分行業的店員曾有工會的組織，也曾經得到生活改善的部分的勝利。幾個月以後，這些工會名存實亡，再到後來，索性連僅存的名義都取消了。自此以後，長長的十幾個年頭中，舊式的店員沒有任何的職工組織。1937年抗戰爆發以後，上海抗敵後援會曾有組織各業員工戰時服務團的計劃，規定各業同業工會為一總單位，以主席為服務團的首長，各店舖為一基本單位，以經理為首長，把全體店員都組織在戰時服務團之中。但計劃還未實現，國軍即已西撒，兩年以來，舊式店員參加到各種業餘團體中的為數很多，也已有個別行業，組織起自己的文化娛樂團體來。抗戰的火焰，民族革命的鍛煉，生活上的煎逼，已經使舊式店員們從商品與算盤，轉移眼光於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已經使他們從自己狹小的生活圈子，走向團結與組織的道路了。
不能否認，舊式商店職員們是零細與分碎，保守與落後，但在上海職員中他們所佔的比例是如此的大，就使他們不得不成為職員救亡運動的中堅力量，因為如果舊式店員站在職員救亡運動之外，職員運動就不得不成為殘缺不全，充其量只有一半作用的東西了。
因為外商企業大部分稱做洋行，所以外商企業職員，習慣上稱做「洋行員」。
上海的外商企業，以他們所屬國籍來分，可以分做英、美、德、法、日等幾個國家，其中英商企業勢力最大，美日兩國次之，法商企業限於法租界一隅。德商企業限於進出口貿易，工業投資極少。總說起來，外商企業通行文字為英語，法語、日語次之，德國的企業一般的也通行英語，所以德語範圍很狹隘，至於少數其他國籍的商行，勢力很微，一般講，並不佔重要地位。
外商企業以他們的營業性質來分，可以分做進出口商行，一般工業品製造（煙草、棉紡織等），交通事業（輪船公司），市政公用事業（如電車，公共汽車，電力，自來水，瓦斯等），金融機關（銀行、保險公司、地產公司）等等，範圍很多很廣。其中範圍大的外商企業，兼帶做多種營業的很多，如英商信和洋行，有各種進出口貿易、輪船業、紗廠、毛紡織廠等即是。而因為外商企業的資本非常雄厚，營業範圍很多，每一企業僱傭的職員數量也很多。如上述。冶和洋行全部職工，當在萬人以上，除去工人、職員的數目，至少也有一二千人，至於僱傭三四十個職員的進出口洋行，一般已是小洋行了。
外商企業採用西方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與他們特別用於殖民地經營的巧妙辦法，因之，中國職員的薪金一般的比較舊式商店要高些，但除固定薪金以外，沒有什麼分紅之類的額外報酬。同時企業內管理十個初級職員的高級職員大都用洋人而不用中國職員，洋人的薪水都用外幣（金鎊美金等）計算，折合國幣後，比較中國職員的薪水要高出四五倍，多至十幾倍。外國職員地位既高、薪水又大，日常享用，中國職員是望塵莫及。而公事上對於中國職員的頤指氣使，實足顯出洋大人的威風。這樣一種管理方法，使中國職員一方感到洋行員的生活比華商機關要好些，因而死心塌地的給他們做事情；另一方面，高的職員既多用外國人，這使中國職員永久處於被指揮的地位，技術的掌握都在外國人手裡，來防止他們這些企業的「大阿到持」。自然，這種情形，不僅在上海、在香港、印度、東北都是完全一樣的。
為了外商企業通用英語、法語、日語，中國職員應該學習一些外國語言才能成為一個有用的職員，所以外國人在上海設有特別的教育洋行員的教育機關，公共租界工部局辦的格致公學，聶中函公學，華童公學與若干私立的學校，如聖芳濟學校，一些什麼英語，專修學校等等，都是訓練洋行員的機關，某些教會學校也盡了這些使命。法租界有許多法商的企業與工部局巡捕房等機關，需要通法語的洋行員，於是有了一所中法學校與震旦大學。所有這些學校，除了教會學生以英語法語與一些不能算做專門技術的專門技術，如打字會話等以外，其他關於中文的教材料便盡量採用四書五經等東西。凡關於近代我國民族運動的材料都盡量避免，上海的洋行員，多數就是經過這些學校特別訓練出來的。
上面那些經過特別訓練的洋行員，他們的出身，與所以會去受那些特別訓練的機緣，也表示出中國社會的某些特徵。一般的說，洋行員中年輕的一代，他們的親屬中，總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洋行員，或者是外國人的僕人、馬伕、阿媽之類的長輩。他們上一代的親屬曾經給外國人做過事情，於是，或者是外國人「眷念」他們的功績，給他們的子弟以上進的機會，把他們送進洋行或者送進訓練洋行員的機關。有時是他們上一代的親屬為子弟謀出路，於是特別把他們訓練成為一個洋行員。所有外商企業，並且採用了與舊式商店同樣的選拔職員的方法，他們大批吸收會講幾句英語的、家庭非常清寒的年輕人，做類似僕人的練習生適當的洋行員訓練，但做了幾年以後，就提拔他們做職員。這樣初級職員的薪金都極其低，做了七八年事的職員，薪金才不過三四十元。大規模的洋行，分工很精密，初級職員的職務，不過是些機械的工作。高級職員即多數是外國人，中國職員自是無須很好的技術訓練，升僕人為職員，在外國人看來既不會降低辦事的效率，又可以節省經費，還可以使職員十分感謝外國人提拔的恩典，不應說這是一種非常「高明」的方法嗎？
經過上述各種訓練之後的上海洋行員，便形成了若干共同的特點：第一，他們都懂得外國語，他們在大產業中做職員，但他們不能掌握職業上的技術。他們是西方資本主義特別創造出來的辦公室中的勞工，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又阻止他們學習資本主義中一切優良的科學方法；第二，因而他們的文化水平一般的都不高，他們雖然懂得外國語，但是他們絕不會利用這工具去學習，甚至外人特別辦的他們自己的機關報與雜誌，如字林西報與商業與金融（Finance and Corn eice）也不會讀。他們一般的對於國際貿易、金融、產業等等，都沒有什麼瞭解；第三，他們自己對於外國人有些憤怒，但生活上對於外國人的依賴性很強，民族革命的意識不很高；第四，因為幾十年來外商企業在華始終取得了統治地位，並且因為國際資本強力的支持，企業的倒閉破產，很少聽到，形成他們自己職業地位相對的穩固，因此幻想他們的職業，可以10年20年的做下去，於是進取心比較少。要是說有進取心吧，只有在他們剛進洋行的時候，拚命再念些英文，上海人對於洋行員有一個很帶侮辱性的稱呼「洋行小鬼」，實在是指以上各種特點而言的。
三
洋行員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呢？一般的，他們都在自己職業與家庭生活中打圈子，因而帶了另一種對於國家與民族命運的不大關心。但因他們與外國人生活享受不均的強烈對比，他們大部分收入很低，家庭負擔很重，於是這個月的收入，上個月已經花完。每到發薪這一天，買東西所賒的賬，零星的借款一還，薪水已經完了，下個月開始，重新再借債過日子，至於收入比較高的人們，開房間、打麻雀、跳舞，也是今天不管明天，於是據說借印度人「印子錢」（極厲害的高利貸）的洋行員為數並不很少。
洋行員的業餘生活中，群集生活也占相當的地位，若干大洋行中，職員人數較多的，常常有些體育的組織，打球隊之類，但規模較大的文化娛樂組織的一般較少，應說洋行員的群集生活，比較舊式商店職員要多些，組織起來的可能性也大些。這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時間比較固定，也比較短的緣故。
洋行員生活上的以上特點，在經過了二次上海戰爭以後，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八一三」抗戰一起，虹口、楊樹浦、閘北、南市各地居室被毀，財產損失的很多，而三年來國際局勢的變化，與各國在華貿易與投資的大量損失，所給他們失業的威脅也是百年來歷史所無，深刻的民族覺醒與嚴重的生活威脅，已使洋行員不得不捲入抗戰救亡的漩渦中去，這是洋行員階層中新的現象。
嚴格的講，職員運動在洋行員方面的發展，也已經有了相當時期的歷史，1928—1927年，幾次大罷工的時候，上海個別洋行的職員曾參加了這一罷工運動，1932年「一·二八」左右，上海洋行員曾有洋行員抗日會的組織，「八一三」組織以後，上海各外商企業的職員參加募捐救濟，救護的為數很多，到了現在，十餘年來民族革命運動的傳說，相當深入於洋行員這一階層，自覺的起來進行救亡的職員運動已經成為普遍，並且已經開始了他們自己的組織了。
由於我國半殖民地的特徵，外商企業及其僱傭的職員為數極少。特別上海是英美各國殖民地經營的中心，今天日本帝國主義又在武裝佔領了江浙各地以後，對於上海及其附近的「開發」會特別加強起來，這就使職員運動中洋行員所負的責任特別重大，應該說洋行員本身具備著大產業中鍛煉出來的具體觀念，他們不是零細分散的一群，他們特別有可以組織起來的一切前提與條件的。
在外商企業機關中，特別值得提一下的，是日商機關職員。一般說來，日本在滬的經濟勢力，不如英美商那樣的根深蒂固。戰前日本在滬經濟機關，勢力特別大的是紗廠，其次是進出口貿易，其他還有航運業與銀行，其他如英美商特別佔優勢的市政工業，地產投資，煙草工業等，日本人沒有很大的勢力，26年11月國軍西撤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縱然用盡方法進行他的「中支經濟振興」設立了華中振興會社，但由於它脆弱的經濟勢力與我國工商界的拒不合作，成就還極有限，其中只有沒有了的蘇浙內河航行，上海國際無線電台等比較還算有些「成就」。日本帝國主義在滬經濟勢力的脆弱，尤其因為在滬的投資少，因而上海日商企業職員人數，也比較佔少數了。
上海日商企業職員人數的稀少，還因為日本在滬經濟機關，使用日本的人比例較之英美商人使用英美人的比例大，日本帝國主義又一般說是帝國體系中落後的薄弱的一環，他們對華的經濟特別窮極無聊，所以它在上海經濟力量雖然較弱，而日本在滬僑民，即在戰前，也居外人在滬僑民人數的第一位，於此可見日商機關的中下級職員，也多使用日本人而少用中國人，估計起來上海日商機關職員，總數不會超過一萬人。
這不到1萬的日商機關職員，又可以分做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抗戰以前已經設立的日商企業職員；另一部分是戰事發生後日本所奪取的我國民族工業的職員。前一部分在戰事發生以後，許多英勇的犧牲職員，拒絕為日本人工作；其中也有很少的一部分落後的人們，在國軍西撤以後，到戰區內跟了日本人去發橫財。日本在滬的華人間諜，就有許多由這類人充當。至於我國在滬的民族企業，被日本人用武力接收的，接收時都曾有過英勇的全部撤退的事情，如交通部上海國際電台、上海電報局、上海市銀行等，前兩個機關日本人在接收時，職員全部退出，以致後來到無法經營的地步，後者因為職員撤退緣故，日本人無法接收。這些被接收的機關，與戰後日本人機關新錄用的職員，與舊有繼續經事的職員，大多數是為了無法維持生活，才不得不勉強為日本人工作。他們受了抗戰的血的洗煉，必不免的將成為總反攻時期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上海的有力一個力量。
中國的民族資本經濟，一般說是從外商企業與商業資本二者中孕育出來的東西，她的歷史最多不過四十年，比較大規模的發展，還是從1914年歐戰以後才開始的。就在這短短25年之間，民族資本還遭受了不少的挫折，所以縱然在這民族資本集中地的上海，民族資本經濟機關的職員，總數還遠低於外商企業或舊式商店。
民族經濟機關職員，所受的學校教育比較的多。這所謂學校教育是指一般的公立或私立學校，如省立或私立中學等等。大概他們的教育程度，以初中畢業為普通、初中以上畢業的也還不少。自然，其中另一部分從舊式商店轉過來的人們，他們的出身與舊式店員無異，不過為數頗少。而需要職員很多的企業，大批招收年輕人當練習生的，練習生的教育程度，有高小畢業也已經很夠了。
這一部分職員，比較舊式店員與洋行員，民族觀念要深刻些。因為第一，中國的民族資本雖然對於帝國主義有深刻的依賴性，但在許多地方不得不與帝國主義，特別於日本帝國主義有深刻的矛盾，這足以影響與刺激職員們民族革命的情緒；第二，他們中間年輕的一代，曾經親自在學校內經歷或參加近十多年來的反帝群眾運動，這些運動當時確曾震撼了他們，所以他們具有比較深刻的民族革命傳統。但以上只是比較的說法，應該承認，民族經濟機關中的職員，不過在民族觀念上比較洋行員與舊店員進步些，他們一般的意識形態，還是完全小資產階級性的。
關於民族資本經濟機關職員們的生活情形，還可以分做下列幾個部分來說：
一、民族工廠的職員：民族產業資本的職員估計起來不過二三萬人，人數分佈於紡織、煙草、橡膠、火柴以及各種小規模工廠製造廠中。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在工廠內工作，與工人很接近。另一部分在管理處工作，做的是普通的事務。大的工廠中，發展得比較早的，新職員的錄用，都用招考的制度，招考的資格，練習生須為初中畢業，因而職員的教育程度與出身比較的一律。同時那些工廠內部的管理方法，極端資本主義化的也很多。一部分工廠，錄用職員依靠情面的也不少，甚至老闆是哪省人，職員就充斥了哪省人，這些地方的管理方法，大率不甚嚴格。
職員的勞動條件，在管理處的大概每天工作8小時，6小時的也有，在工廠裡面做事的，因為工人工作時間很長，所以每天也要做10小時或12小時的工作，薪水制度各機關不同，有的採取洋行的方法，除固定薪金之外，不另發給分紅，有的採取舊式商店分紅制度，其中以採用分紅制度的為多。
職員的所得連年底所可得的分紅在內，有30元一月薪水的，已經算做中級職員，小職員不過一二十元的薪水。自然薪額高低各廠不同。一般說來廠愈大的薪水愈高，廠愈小的薪水愈低。平均數目，大概：練習生10元以下，初級職員20元左右，中級職員30元左右。
上海各華商工廠所處地域距離很遙遠，同一行業的廠家又很稀少，因此很少組織行業制的業餘團體的，就職工運動的利益講，同一工廠的職工，應該廢除職員與工人的界限，共同組織各廠自己的職工會，才能發揮強大的力量。
二、大商店商行職員：大商店商行職員，是指新式大規模的商品運輸公司與大規模的百貨公司而言。我國規模極大的商品運輸公司，不過華南米業公司等幾家，他們在營業上有足以左右市場的能力，但他們所雇職員為數極少。職員人數最多的，應該首推那幾家百貨公司了。
上海著名的百貨公司如永安、先施等公司，每家職員都在600人以上。而且因為百貨公司最基本的售貨員，無須複雜的勞動技術與文化水平，所以他們的薪水都很低。據說有一家百貨公司，全體六七百職員中間，1/4是月薪三四元的練習生，1/2是月薪8元至18元的普通職員，就是說這公司中450個職員，每月薪水不到4500元，3/4的職員，平均薪水每人每月不過10元，可見百貨公司職員薪水之低了。
這樣低額的薪水，即加上公司所供給的膳宿（部分職員不供宿），每月也不過十一二元至20元。工廠裡面，即使是不熟練工人的工資，有時也許比他們高些。舊商店的薪水雖然很低很低，但那裡還存在一種封建關係，還存在著一種可以分紅的希望，還存在著一種「將來也去開一家小店」的希望，可是在這裡是什麼希望也沒有的，有嗎？就是做了一年，加一元半元的薪水而已。
勞動條件，每天工作11至12小時，練習生與初級職員，大都住宿在公司所供給的寄宿舍內。膳食由公司供給，但營養一般不很足夠。每天工作完畢後，進補習學校唸書的很多，其餘時間，因為沒錢做正當娛樂，所以閒蕩馬路的很多。
三、金融機關：金融機關的職員，如銀行保險公司等，特別是銀行，被大家看做很高貴的職業。拿幾個大銀行來講，待遇確也很不壞。如中國銀行的初年練習生，每月就有三四十元的薪水，可以與小機關的高級職員相比較。行員的住宿，銀行又可以低廉的價格供給，甚至每天辦公時間前後，有載客大汽車在銀行與宿舍間往來接送，行員連車錢都無須耗費。造成的結果，便是行員們一天到晚的勤勞行務，一部分人則過著糜爛的業餘生活，多數打牌，少數玩女人。但是如此優越的待遇，究竟是少數。許多大銀行的行址很華麗，設備很舒適，練習生每月僅有七八元的薪水，一般中級行員每月不過五六十元的薪水，到底還佔多數。比較起來，銀行員較之工廠職員自然更舒適些，這舒適的程度還是有限的。因為銀行的當局，比較的注意關於一般金融問題的研究與教育，也還有部分銀行員相當注意職業技術的研究。此外，銀行職員的一般文化水準，比較他業職員也似乎高。這因為他們大都是中等學校的畢業生，教育程度比較高的緣故。保險業職員與銀行職員大致差不多，但各個人的文化氣息低些，商業氣息高些。就職工組織來說，1927年上海曾有銀行業職工會的組織，很快就取消了。最近數年，銀行保險兩業職員的業餘團體有很大的發展，到現在止，人數均已達到一千以上了。
四
回溯上海職員運動的歷史，應該說在1925—1927年時，已經有了先聲，那時舊上海的各行業，都組織了職工會，商務印書館的職員並且與工人攜手，英勇的參加了閘北的巷戰。許多外商企業的職員，在五卅運動中與工人階級合作進行罷工運動。但這一時期，上海的職員，一般說來是在浩大的工人階級鬥爭中間，被號召了參加這一民族革命的，上海職員本身革命的自覺，實在還嫌很薄弱的。
1927年以後，上海職員在飽受了革命運動的鍛煉，與不斷的參加了自學校進入職員生活的革命知識分子，於是縱然政治上有了一個很長的沉靜時期，上海職員中仍逐漸形成了進步的革命的勢力，其間予上海職員以最大的政治刺激的則是1930年與1931年的「九一八」，「—·二八」事變，與以後無數日帝國主義侵略與進攻的歷史。
「九一八」與「一·二八」兩次事變，所予全國民眾的刺激是如此的大，以致曾掀起了1927年以後所未有的許多城市中的反日運動。在中國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的運動，曾不能不使運動連結於國際主義，所以就是這1931年至1932年的政治生活，使在小資產階級中擁有多數讀者的《生活週刊》，及其後身《新生》《大眾生活》《永生》等雜誌，把反日鬥爭聯繫到國際主義上來，連同後此創刊的《世界知識》與《讀書生活》等雜誌，把職員的文化政治教育提到較重要的階段。1933年與1934年全國民眾，遭受了政治上最苦悶的時間，就在這時候，申報圖書館，與申報補習學校（後來的量才圖書館，量才補習學校）創辦了，它對於職員文化政治教育的提高更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1935年12月，華北學生的兩次示威行動，捲起了全國救亡運動空前的高潮，加上過去三四年內文化政治上的基礎，使大批的職員，參加了救亡運動。1936年1月，上海職業界救國會成立，上海職員第一次有了他自己的大規模綜合的政治團體。直到1937年「八一三」抗戰爆發為止，職業界救國會一直是上海各救亡團體的中心力量。這時候職業界救國會一般說來有兩個特點：第一它與當時一般救亡團體相同，只包含了許多先進的職員，因此範圍比較狹窄。第二，它在成分上並不全部是職員，還有許多工人在內，因此可以說這時期的職業界救國會，是工人與職員的綜合救亡團體。之所以這時候沒有工人階級的救亡團體，除了當時許多政治上與技術上原因之外，工人階級與工商界的矛盾比較尖銳，也曾相當阻礙它的成立。
「八一三」抗戰以後，上海各獨立的職員救亡團體，曾聯合組織了「職業界救亡協會」，當時曾發行《救亡週刊》一種。國軍西撤以後，公開的救亡工作不得不停頓起來，但職員們自己努力於展開自己的陣地，與工商界合作以進行種種直接間接的抗戰工作，自然沒有停頓過一天的。
我們假如研究一下過去十幾年職員運動的歷史，應該指出，1927年時代的職員運動，實在是當時整個職工運動的一部分。自1937年起，職員運動是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興起的。它曾經對於抗戰盡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也鍛煉了職員自己。可是在整個這一時期，職員運動並未把改善職員生活當做自己主要任務之一，這就使職員運動本身不能動員廣大的職員群眾參加抗戰工作，運動本身因而非常狹隘，最近兩年，職員運動比較的已特別注意於改善職員的業餘生活，因而得到了較大的成就，這一經驗，是應該善於運用與善於發揮的。
更應該指出，帶有民族革命傳統的職員運動，它仍舊不得不是職工運動的一部分。這不僅因為目前整個職工運動都服從於「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也因為職員中間很大的一部分（華商與洋商的工廠職員）只有在與工人們共同行動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更因為整個職員層與工人階級同樣是僱傭勞動者，他們與工人階級在利益上、在組織上是不能分離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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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載《職業生活》1939年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四期。